导读: 此文出自《明镜》旗下历史刊物（Geschichte）。
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中间）
《明镜》历史刊物
“百分之九十的创始人和证券交易所成员都是犹太人。”这种未经证实、伪装成声明的说法出自柏林记者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之笔。
他于1876年1月在其关于 “证券交易所和基金诈骗 ”一书的前言中写下了这句话。他所暗示的联系显而易见：格拉高将所谓的“骗局”归咎于居住在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创始人、股票经纪人、犹太人——这三者的结合开创了仇视犹太人的新时代。
格拉高是最早在德意志帝国煽动反犹太情绪的记者之一。他的言论很快得到共鸣。
对犹太人的怨恨在19世纪末最后25年普遍存在：工业化引起的社会动荡、自1830年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多数人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不安全感和恐惧。“犹太人”被指责为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他们被视为来自“资本”的化身威胁。
这些偏见与事实无关。
然而，1873年“建国崩盘”（Gründerkrach，指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经历了首次股市危机）后，仇恨爆发了。这次股市崩盘对这个年轻的帝国来说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它不仅陷入了持久的经济危机，而且陷入了身份危机。
1871年，这个帝国由好战的普鲁士人建立。然而，为了确保资产阶级圈子对帝国的认可，由奥托·冯·俾斯麦所领导的普鲁士政府让自由主义势力参与其中。自由主义不仅确保了个人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且日益增长的自由贸易也使经济在帝国建立前就开始上升，并在帝国建立后继续保持。
在“建国岁月”中，人们渴望投机，尤其是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心柏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无数的房地产项目被创建并在位于布尔格大街（ Burgstrasse）的柏林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他们许诺能赚快钱。如果当时交易的所有建筑项目都能实现，柏林将能容纳900多万人，而1873年的柏林人口仅有约100万。
作投资的不仅仅是股票经纪人。许多下层中产阶级也发现了投机的乐趣——包括记者奥托·格拉高。他将自己的积蓄投入“Lindenbauverein”的股票。其背后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在柏林市中心规划商店、公寓、酒店和剧院。当股市价格在1873年秋季急剧下跌时，投机泡沫破裂，格拉高也因此赔的血本无归。
格拉高在自由主义的柏林《国家报》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但他于1871年辞职，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因为“犹太人对报纸的影响 ”太大了。
格拉高此前曾对犹太人发表过贬义言论；他反对自由党派的解放性政策，该政策想让犹太人成为平等公民。
事实上，这是在帝国建立时就决定的：大约50万犹太德国人（当时德国总人口约4100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排斥和歧视，但从现在起在法律上平等待遇。
尽管格拉高持反犹态度，但他还是在林登建筑协会投资，该协会的创始人主要是犹太裔德国人。当协会亏损时，格拉高收集了报纸上有关“建国崩盘”的文章和文件，并获准从1874年12月起每月在《Die Gartenlaub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该杂志是德意志帝国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发行量达40万份。
这个由十二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文章最初并没有因为对犹太人的直接攻击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它的用词意味深长。该书导言的第一句话是：“投机和欺诈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势力，在它们的统治下，文明人类叹息呻吟，苟延残喘，消磨殆尽。”
格拉高写到了个别关于房地产项目、其企业家和投机者的报道，顺带提到了其中一些人是犹太人。然而，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又声称犹太人具有所谓的 “讨价还价精神”，“许多商业部门......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他指责犹太人控制了银行系统，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
1876年初，他以书的形式出版了该系列丛书，书名是《证券交易所和建厂骗局》。他在序言和附录中直言不讳地说：犹太人控制了新闻界，他们在帝国拥有“真正的优越性和压迫性统治”，并开始“对群众进行操纵，赢得对他们有利的舆论”。对于格拉高来说，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犹太人。
在此过程中，他为许多人难以理解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简单的解释。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积蓄因“建国崩盘”而损失殆尽。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受到当时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最大：对衰落的恐惧和社会嫉妒在他们中间蔓延。
像格拉高这样的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为替罪羊，从而为缺乏安全感的人指明了方向。格拉高故意让犹太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相互对立。他将“犹太人问题”视为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工人的贫困、住房短缺和手工艺危机。
1878年，在他的论战《国家自由主义的破产和‘反动’》中，他提出了后来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指后来的纳粹）使用的公式：“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犹太人问题，其他一切都是骗局！”
一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除掉犹太人，帝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种致命的短路在概念上很简单，但这正是它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现代反犹太主义”的东西就这样诞生了。它将传统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扩大到经济方面，很快也包括种族主义成分，并发展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世界观。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一词本身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是另一位柏林记者威廉·马尔 (Wilhelm Marr) 于1879年创造的一个政治斗争术语。“闪米特人”（Semiten）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神学历史文献中。来自东北非和近东的闪米特语系成员被称为闪米特人——它最初并不专门指犹太人。然而，这个词作为犹太人的半科学同义词而盛行。
尽管这种“现代反犹太主义”是在“建国崩盘”之后形成的，但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事后。贪婪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尤其是在德国通俗文学中，例如威廉·布施 (Wilhelm Busch) 的作品。
最有影响力的反犹太主义作家之一是古斯塔夫·弗雷塔格 (Gustav Freytag)，他于 1855 年出版了小说《借记与贷记》（《Soll und Haben》），成为19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本书主要讲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故事。弗雷塔格将他们描绘成主要对利润最大化感兴趣，根本不关心社区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投机和贷款积累了资本。与此相反，弗雷塔格描绘的是德国资产阶级。他们通过真实的产品和诚实的劳动谋生。
在1870年代的反犹太主义期间，格拉高等煽动者再次再次使用了这些对犹太人的刻板形象，并将它们与交易大厅的动乱联系起来。对他们而言，货币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他们认为“犹太人”对此负有责任。
这场骚动在柏林发展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柏林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斯托克 (Adolf Stoecker) 于1878 年成立了基督教社会工党。该党在其选举纲领中要求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正在毁灭“德国人民”。1893年，新成立的反犹政党赢得了帝国议会的16个席位。斯托克也是“反犹太请愿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该请愿书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和社会平等”，在 1880/81 年有超过25万公民签署。
与此同时，由柏林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雷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和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展开的“柏林反犹太主义之争”正在上演。特雷奇克质疑犹太人的民族可靠性，并将他们污蔑为民族团结的反对者。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辩论将反犹太的刻板印象带入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尽管蒙森将反犹太主义称为 “民族情绪的怪胎”。
格拉高已经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来发表他的立场。从1880年起，《文化斗士》每年出版两期，记者在其中更加激进和明确地扩大了对犹太人的仇恨。格拉高认为，德国人民正处于一场“自然文化战争”之中，这场战争表面上表现为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神论、唯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同一个敌人：犹太教。
格拉高的信息也是针对国家的：它应该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这场“文化战争”。
人们思想中的毒药开始发挥作用——在随后的岁月里，每当发生动乱，无论是1918年的革命还是1923年的恶性通胀，都会让人们感到极度不安，犹太人都会受到指责，而每次都会让反犹主义更加激进。当希特勒承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时，他找到了心甘情愿的帮手。❖
信息出处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antisemitismus-nach-dem-boersencrash-1873-a-e6fea48b-106a-4607-8fe5-24fc575ce48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