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科研写作研究所 的第 3379 篇原创文章
学过我们课程的作者都知道,如果准备在论文正文的某一部分,就特定问题从某几个方面分点阐述,则需要事先提供框架依据,用来解释为什么要按这几点而不按其他几点展开。对很多人来说,“提供分点/分条的框架依据”是一个写作难点。在核心论文中,正文分点阐释的框架依据主要有8种。接下来,为大家一一介绍。
一、照搬现成的对口理论及其维度
这一种框架依据说的是,假如存在与自己的研究问题直接对口的已有理论,那么,便可以直接把上述理论所涉及的具体维度搬过来,作为自己正文分点阐述的框架依据。
比如,《“一带一路”沿线73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6第4期)正文第一部分,研究的是“一带一路”沿线73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现状。要研究“现状”,就得对上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做出划分。要想划分得科学,就需要先确定有效的划分标准,之后才能对沿线国家进行分类,进而明确“现状”到底分哪几点去写。
该文将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作为自己的框架依据。这是因为,上述理论恰好是研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与这篇论文直接相关,并认为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据此,该文的正文第一部分按精英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阶段、普及化教育阶段,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划分为3类,进而按照围绕这3类去阐述“现状”。
二、迁移适用的相关理论及其维度
这种框架依据与第一种比较像。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理论”虽然可用到自己的研究问题上,但这一理论提出之初,并不是针对论文作者的问题而提出的。所以,需要先交代理论的适用性,之后再把上述理论所涵盖的各个维度,迁移运用到自己的研究问题上。
比如,多源流理论是大家较为熟悉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众多问题中,之所以仅有某些问题引起决策者注意并进入政策议程,是因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3大源流在里面共同发挥作用。多源流理论最早被应用于住房问题、土地问题、污染防治、群体事件、收容遣送等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中。而教育领域的论文——《创新创业教育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议程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5期),其正文第二部分也把上述理论作为自己分析问题的框架依据。
在正式展开第二部分的分析之前,该文在正文第一部分专门解释了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研究与其他政策研究的相通之处,以及多源流理论对包括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在内的政策议程问题的解释力。有了这样的铺垫,到了正文第二部分,论文作者便把多源流理论作为框架依据,迁移到自己论文问题的分析中。也即,围绕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3个方面,分析创新创业教育何以成为国家行动。
三、借助公认经验及其所涉方面
有现成的或可迁移的成型理论作为框架依据,当然很好。但更多时候,我们找不到那种成型的理论。这时,可以借助现实经验、生活常识去思考所需要的框架依据。也就是,从现实经验、生活常识来看,某个问题可能涉及哪些方面,那就把这些方面作为自己分点阐述的具体维度,充当自己的框架依据。当然,这么说可能仍然有些含糊。下面,我们结合具体的论文来看一下
《“以谣辟谣”:政府回应中的特殊现象及其解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这篇论文,正文第一部分写的是政府“以谣辟谣”现象的呈现与类别。既然是“现象的呈现与类别”,那么就涉及“类别”是哪几类、怎么分类。“分类”要有说服力,就得提供框架依据,也就是解释为什么“以谣辟谣”现象是这几类而不是其他几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现成的“分类”理论。这时,便就可以借助公认的已有经验去思考框架依据。具体来说,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看,政府“以谣辟谣”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散落于各个公共事件中,而是集中多发于公共政策事件、官员违法违纪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等3个领域。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事实。据此,就可以围绕上述三个领域,将“以谣辟谣”现象划分为政策议程型、官员庇护型、危机事件型等3种类型。
四、拆分特定概念,并在概念比较中得出具体维度
这一种框架依据的操作关键,就是在比较中得出特定的维度,进而围绕这些维度作为正文特定部分分点阐述的依据。《国际学术人才市场中我国学术职业竞争力及其提升路径》(《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11期)正文第一部分第(一)小节,就使用了这种框架依据。
具体来说,该小节写的是“理学术职业的本质属性”。不管我们实际认为学术职业有哪些本质属性,只要阐述“学术职业的本质属性”,就得设法在文中交代其本质属性为什么是这几个而不是其他几个,这几个本质属性是怎么得出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论文作者先把“学术职业”拆分成“学术”和“职业”。
相比较而言,“职业”是“学术职业”的底层概念。由于“职业”一词在英文中对应着多个单词,所以该文把“学术职业”的“职业(Profession)”与occupation、vocation展开比较,从而揭示出学术职业的3层含义,即学术人才需要依靠学术职业获取生活必需的物质基础;高深知识赋予学术人才特定的专业权利;学术人才以学术为业,以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作为职业追求。而上述3层含义,分别对应着3个维度即物质、精神、学术,于是得到了分点阐述的框架依据。据此,这一小节便围绕这3个维度去论述学术职业的3个本质属性。
五、提炼核心概念,并在界定概念中得出具体维度
这一种说的是,先从研究内容中提炼核心概念,之后对该概念做出界定,并在界定概念的过程中得出多个具体维度,进而把这些具体维度作为自己的框架依据。这方面的论文实例,有《教学切片分析:一种新的课堂诊断范式》(《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24期)。
该文正文第二部分研究的是“教学切片”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为了确保下文分点阐述的“几个要素及特征”具有说服力,该文的做法是,首先从这部分所研究的内容中提取出“教学切片”这一核心概念,之后对其做出界定。当然,这里的界定或解释不需要很严谨。比如,我们可以说“教育切片是一种新型的课堂诊断范式”。既然它是一种“范式”,那么就要思考“什么是范式”。
什么是范式?学界已有明确定义。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采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法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这个定义指出了“范式”的三个要素,即共同体、问题域和思考方法。既然“教学切片”属于“范式”,那么,它也包含共同体、问题域和思考方法等3大要素。于是,得到下文分点阐述的“教学切片”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框架依据。
六、提炼相关框架的核心要义,并迁移到自己的问题情境
这一种,其实是前面第二、四、五种的综合。一方面它跟第二种一样,需要围绕自己的研究内容寻找相关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像第四、五种那样,拆分或提炼研究内容里面的核心信息,并顺着前面找到的已有理论依据,提取出里面的核心要义而非直接原样照搬。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核心要义代入到自己的问题情境中,得到可用的框架依据。《“就近入学”政策的舆论分析》(《教育学报》2016年第6期)正文第二部分,就使用了这种框架依据。
该文正文第二部分,分析“就近入学的舆论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研究内容里的核心信息是“舆论冲突”及其“发生”。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已经给出一定的解释框架。比如,清华大学的刘建明将“舆论冲突”的发生机制解释为:人们为了达到不同目标,不仅需要意见相融,而且在利益无法协调时,就以无休止的争吵、激烈的辩论参与舆论,从而形成冲突。
上述解释,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要义:一是,“舆论冲突”是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反映出双方认知存在冲突。二是,“舆论冲突”以无休止的争吵、激烈的辩论参与舆论,说明参与程序混乱,没有统一的程序。据此,提炼得到“认知冲突”和“程序冲突”两个维度。对“就近入学”的舆论冲突而言,其发生机制也是如此。因此,便可围绕“认知冲突”和“程序冲突”两个维度,去分析“就近入学”舆论冲突的发生机制。
七、综述已有观点共性,并根据自身问题整合/迁移具体维度
这一种框架依据,就是先针对特定问题综述已有观点,并归纳已有观点的共性。在肯定上述共性观点的基础上,接下来根据自身需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围绕自己论文问题的特殊情境,提出新的维度,并把文献里的共性观点与自己提出的新维度综合在一起,得出最终的框架依据。二是,将上述共性观点迁移到自己的问题情境中,推导出对应的框架依据。
《“过日子”逻辑与农民的教育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正文第二部分,使用了第一种处理方式。该文第二部分第1小节,研究“过日子”的内涵。“过日子”这个词虽然经常提,但“什么是好日子”,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出点什么,但又只是一家一言。要想让人信服,就得提供框架依据。该文先综述关于“好日子”的已有观点,并归纳出人们共同认可的具体维度,即“后代得到延续;家庭关系和睦;经济生活富裕”。这些观点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要辩证看待。比如,上述观点只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对“好日子”的期待。而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民自己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但希望孩子能在城市立足,因此,好日子还应包含“子女成才”。于是,该文得到“好日子”的四个标准——子女成才、后代得到延续、家庭和睦、经济宽裕。
《教师权威:对正被放逐的一种教育理性慎思》(《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正文第一部分,使用了第二种处理方式。这部分研究的是教师权威面临哪些危机。该文先综述学界有关“教师权威”内涵的界定,并发现“教师权威”包括4个层面——传统权威、法定权威、感召权威、专业权威。之后,论文作者将上述4个方面迁移到自己的问题情境中。既然教师权威包括上述四个层面,那么,其所面临的危机自然也要从这四方面展开,由此得到“教师传统权威面临认同危机;对教师制度权威的消解;对教师知识权威的解构;对教师感召权威的冲击”。
八、将核心概念拆分为多个念,利用“整体-部分”推导概念维度
这一种说的是,将研究内容中的核心概念A拆分成多个概念,如a1和a2。其中,a1对应的一些维度(如a11、a12),a2也对应着一些其他维度。由于a2是A的一部分,且a1体现着A的部分属性,所以a2不能脱离a1而存在,它是跟a1相关的a2。据此,在实际操作时,一般先确定a1的对应维度(如a11、a12),之后再围绕a11、a12等维度迁移推导a2的对应维度。最终得到A的框架依据,即(a11→a21)+(a12→a22)。
这方面的论文实例,有《孩子为何更加难教——人性教育学立场的重思与确立》(《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该文正文第二部分研究的是“人性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交代“人性思维方式”往哪几方面转变,以及为什么是向这几方面而不是向其他几方面转变。论文作者的做法是,把“人性思维方式”拆分为“人性”和“思维方式”两大块,之后先确定“人性”的维度,再借助“人性”的维度推导“思维方式”的维度,最终得到“人性思维方式”的框架依据。
先看“人性”,也就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已有公认的答案,即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3种属性。得到“人性”的3个维度后,该文又分析“思维方式”的分类维度。这里所说的“思维方式”,是“人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体的思维方式。前文已经提到,人性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3种属性。而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分别对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此,“思维方式”就可以分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人文科学思维方式。相应地,要分析“人性思维方式的转变”,便可围绕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人文科学思维方式3方面展开。
九、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