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对于探究宇宙和生命的无穷秘密来说，时间对达·芬奇永远是不够的。可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在统治者们正热衷于争权和掠夺的时代里，竟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达·芬奇一生都怀着“报国无门”的心情，从佛罗伦萨漫游到米兰，再回到佛罗伦萨，又漂泊到罗马，最后才受到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尊重而被邀赴法，不久即客死异邦。
文艺复兴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思想。像拉斐尔的老师培鲁金诺（Perugino，1446-1523）那样的无神论者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也是在与世长辞时才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临终前，人们劝培鲁金诺请神父来做忏悔，老画家拒绝道：“我就是想看看，不忏悔的人到了天上究竟会碰到什么事。”
大多数人只是觉得封建教权过分横暴，摧残情感和背离理性有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有的人痛恨宗教内部的虚伪腐朽，所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于1517年到罗马时吃惊于教皇统治下宗教界的腐朽堕落，贴出了揭发批判性的九十五条论纲的大字报。
在欧洲（首先是德国），还开始了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宗教改革运动”。
新教并不否认宗教信仰，只是反对旧教（天主教）运用“组织手段”强迫人们信仰，反对只有罗马教皇和宗教会议独有的“解释教义”的特权。新教徒主张自愿信仰、有自己解释教义的权利，这当然也是一种进步，是对封建专制在宗教方面的一种冲击。
达·芬奇生活在天主教势力范围下的意大利，对宗教是不可能进行对抗的。但从他的笔记和留下的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坚信科学的精神。
他常常表现出对宗教的怀疑和厌恶，甚至还有无神论思想。他说“理论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说天主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假仁假义者就是圣父”。甚至说真理只有一个，它不是在宗教中，而是在科学中。
从这些方面看来，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物，达·芬奇可能是一个更为彻底更为纯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的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也正是来源于此。
他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绘画的诠释：“你们如果遇见任何一个善良有德的人，尊敬他，因为这些人就是你们在地上的“神’。这些人配得上我们为之塑像和画像。”
把感性认识作为认识的第一来源的达·芬奇，虽然也是一位雕塑能手，但他特别重视绘画艺术。他认为绘画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最好手段：“绘画是自然的女儿。”
早在青年时期，达·芬奇即显示了绘画的卓越才能。
传说他曾帮助老师维罗琪奥在《约翰为基督洗礼》中画了一个天使，由于超过了老师画的其他一切人物，竟使这位著名的维罗琪奥决心抛弃画笔而从事雕塑。
可惜的是，直到六十七岁逝世之前还在探索不止的达·芬奇，真正完成的创作没有几件，因为当他觉得需要探索的问题已经解决，就转向其他探索，因而人们公认属于他的完整的创作只有《岩间圣母》《圣安娜与圣母子》《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等几件作品。
虽然由于达·芬奇经常变换他作为试验品的颜料，使《最后的晚餐》尚未完工时已经开始变色和剥落，但这幅作品仍然代表了文艺复兴的高峰。
耶稣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宣称十二人中有人出卖了他，翌日即被捕处死。这餐饭即称为“最后的晚餐”。
自中世纪以来,《圣经》上的这段故事，已有人画过无数次。达·芬奇的前辈卡斯塔诺（Castagno，1390-1437）画的《最后的晚餐》，在佛罗伦萨已早获盛名。而达·芬奇的作品不仅超过了前人，甚至后世许多名手以同一题材所作的绘画和雕刻，也很难再超过他。
达·芬奇认为，中世纪传下来的相面术和相手术“毫无科学根据”，但他说：“容貌却真能显示出人的性情，表露他的罪恶。”
他精研解剖，却强调绘画的任务在于表现人的灵魂。他第一个精辟地提出：“眼睛是心灵的窗子。”这位具有哲人头脑和诗人情感的艺术巨匠，比其他人文主义画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由于社会实践以及生理上的差异所形成的各种人性，既有美好的也有丑恶的；艺术既应颂扬人性之美（如他在《圣安娜与圣母子》中表达的那种家族间的亲爱感情），也应揭露人性的丑（如在他未完成的《安加利之战》中所表现的狂暴兽性）。
他说：“美和丑因互相对照而显著。”在《最后的晚餐》一画中，他表现的正是集中在基督身上的美和善，与集中在叛徒犹大身上的丑与恶的冲突和对比；同时展示出其他不同年龄、身份、性格的人物，在这场冲突面前的各种情感和思想变化。
在达·芬奇之前，许多人画的《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大多是围桌而坐，或是使徒们坐在一面，基督坐在对面（如卡斯塔诺的画）。
达·芬奇的构图则让人物全都面向观众。坐在正中的基督，头部正好受到中间窗户亮光的衬托，十分突出。这幅作品画在米兰圣马利亚教堂餐厅的正面墙壁上，从一定的距离看，画里屋顶和墙壁的透视线与餐厅建筑实际的透视相衔接。
可以想象，在这个餐厅用饭的僧侣和信徒们，恍惚之间会感到餐厅的深处，画中的人物在和他们一起进餐。
而此刻，基督正平静地说出那句惊人的话：“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水中一样，激起他两旁使徒们的层层波动。
可惜原作已剥落损坏，只有从后人临摹的作品上，才可较清楚地看出每个人物的形象。十二个门徒分成了每组三人的四个小组；各组之间，又自然地由人身的倾向和手臂的穿插互相连结；在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
从右端开始，秃顶的西门展开双手，好像在对倾耳谛听的犹德讲：“这是从何说起？”
马太随着犹德也倾向西门，可是却将双臂回伸指向基督，似乎在问：“真的有人敢出卖老师？”
年轻的菲里普双手按胸，向老师保证：“我绝不会干这种事！”
大雅各惊呼着撑开双臂，无意中把杯子带翻。
他身后的多马竖起一个手指问老师：“真有这样一个人？”
基督耶稣只是摊开双手，平静的面容上略显悲悯。
再过去，温柔的约翰靠向后边听彼得的问话。
虬髯的彼得左手按在他的肩上，弯曲的右手还紧握着一把餐刀，使人想起后来他挥舞刀剑不许人们逮捕基督的暴烈性格。
在彼得胸前，犹大紧靠在桌边，恐惧中仰向后方，右手不自觉地握住他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
在十三个人物中只有犹大的脸隐在暗中，益增其形象的阴险和卑劣。
左端最后一组人，年老的安得烈因震惊而举起双手，小雅各像是在抚慰他，同时将左手从背后伸向彼得，制止他的急中生乱。
最后，年轻而雄健的巴多罗买却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俯身凝视事态的发展。
《最后的晚餐》是应米兰大公斯福查的委托而制。在创作上极端严格的达·芬奇，常常双手抱臂，终日凝视着画幅，偶尔才动几笔。
据说，教堂里的一位副院长曾向大公暗中汇报，说达·芬奇整天游荡，很少画画。
当大公问及达·芬奇，达·芬奇和蔼地回答：“画家必须想好了才可以动笔，特别是有两个人的头至今我画不好。一个是基督的那种仁慈的美。一个是犹大的头，我想不出一个人得到了那么多好处，竟会背叛其恩人。不过，为了快一点画好，我发现这位副院长的头是可以放在犹大身上的。”
以秘密汇报、罗织罪状来构陷他人，是封建统治发生危机时常有的现象，也是当时天主教的黑暗之一。达·芬奇对此深恶痛绝，他不过借这件事表露了他的愤慨。
事实上，他的每个人物都是观察了大量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之后概括而成的。
为了寻找犹大的典型，他常去闹市或罪犯聚集之处进行观察；对基督的形象，也是多方面地进行了选择和体察。
他的笔记上就记有：“基督——和莫塔罗红衣主教在一起的那位年轻的伯爵。”这只是他观察的记录之一。而无论是基督、犹大或其他圣徒，又都是他经过理想化概括而成的。他曾为此画过多种素描习作，可见他探索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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