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两社 奉献在出版
江晓天
20世纪50年代初，江晓天从山东青岛团市委调到团中央，开始在出版委员会工作，兼任青年科科长，并协助主任李庚筹建青年出版社。
那时编辑很少，出版的图书大多都是从《中国青年》杂志上选编来的应时短文，或是翻译苏联共青团的经验之类，全是一些小薄本，时效性很强，没有几本值得保留。
经过李庚、江晓天等人的四处张罗，从北京和外地物色来一批编辑骨干和翻译人才，才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读物，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和《牛虻》等，青年出版社的名气才开始大了起来。
1952年，根据中宣部领导的建议，并得到出版总署和团中央的积极响应，私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进行了合并。
当时我是开明书店的一名员工，开始和李庚、王业康、江晓天等同志打交道。这三位领导都是老革命，在老开明人眼里，这些老革命都是党的化身，对他们十分崇敬，也都愿意和他们接近。
开明书店是家私营书店，成立于1926年，编辑作风严谨、认真，经营得法，曾出版了大量优秀读物，在旧社会读者中颇有盛名。
青年出版社此时成立不久，社内编辑人员多为团的干部，编辑出版经验自然不如开明员工，但政治热情很高，马列主义水平和组织能力都比开明员工高，所以两者结合，取长补短，大家都为青年读者服务，结成了美满姻缘。
1953年4月，两社便正式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文学编辑室部分编辑合影
前排左起：唐家淑、施竹筠、凌芝、黄伊、韦钟秀
中排左起：周振甫、胡叔循、张沛霖、严绍端、陈斯庸、陈碧芳、周仲德
后排左起：唐微风、李震羽、陶国鉴、庄似旭、江晓天、张羽
江晓天不但在50年代协助李庚筹建中青社，还在1982年担任文联书记处书记期间，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委托，筹建作家出版社，并一度兼任该社总编辑。
如上所述，江晓天在他一生的出版生涯中，曾参与了两个名社的筹建工作，这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许是很少有的。
出门组稿 广结作者缘
1953年4月，中青社成立后，江晓天被任命为文学编辑室主任。
此前，翻译读物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室内还有重头译作正在加工整理，准备出版。
此时，李庚和江晓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作为团中央的出版社，总不能只靠出版翻译外国的书来生存，必须改变战略，把出书重点放在创作方面。
此时，胡耀邦同志已到团中央来担任第一书记，他对出版社出书十分重视，要求出版社多抓重头产品。他的谈话对出版社各部门启发很大。
中青社第一任总编辑 李庚
江晓天就更加坚定了信心，要组织力量走出大门，到各地组织稿源。方针既定，李庚、江晓天等兵分几路，分赴各地约稿。
那时，我是总编室管作者档案和版权工作的，便为他们提供了空白约稿合同和作者通信资料。
几个月后，编辑们陆续返回，带回来一大批和作者签订的合同，交给我分别进行登记，并关照我按所订合同付给作者预付稿费，备作者写稿时用。
合同数量之多，我至今印象很深，说明当时文艺界创作潜力很大。一些老作家如巴金，杨朔、王西彦、茹志鹃等人，经过学习实践，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创作激情倍增，很想发表一些新的作品。
一些新作者特别是工农兵青年作者(如费礼文、胡万春、王安等人)，创作热情更高，争相与中青社签订合同，发表他们的创作。他们对中青社这一创举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按时交稿，完成任务。
一时中青社在外地组稿获得丰收的信息不胫而走，出版总署召开大会邀请李庚、江晓天介绍经验。实践证明，中青社这一举措使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幅攀升，特别是和一些新老作家结下了永久的友谊。
1953年，江晓天还把稿组到部队中去，和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签下合同，获得了“解放军文艺丛书”的出版权。
于是，一部部由部队知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在中青社出版，其中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张孟良的《儿女风尘记》、沈默君的《渡江侦察记》、王愿坚的《东山岛》、白桦的《猎人的姑娘》和高玉宝的《高玉宝》等等。
与部队结缘以后，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作家吴强竟慕名把《红日》交给了中青社出版，成为著名的“三红一创"之一。
《红 日》
吴 强/著
西望长安 约定《创业史》
柳青在解放初期就是一位知名作家，擅长写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民的斗争生活，曾以《铜墙铁壁》和《种谷记》而闻名于世。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作品脍炙人口，江晓天十分佩服。
1954年，江晓天得知柳青忽然离开团中央，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去陕西长安的皇甫村落户。
政治上的敏感，使他想到柳青一定是去农村体验生活，将来必有一部惊人作品出现，于是他便立刻布置青年编辑黄伊，紧跟柳青去向，和他签订合同，把未来这部作品拿到手。
他交代黄伊：“别的事干不完不要紧，只要拿到柳青的合同便是胜利。“黄伊心领神会，当即找我要了两份空白约稿合同，出版社先盖了约稿公章，然后急急忙忙奔赴车站，买票去了西安。
柳青落户的地点是在长安县的皇甫村，是个偏僻的农村，距西安还有相当的一段路程，交通不很方便。黄伊好不容易找到柳青住处，原来柳青已在长安县挂职，当了县委的副书记。
柳青一见这位青年编辑路远迢迢来约自己写稿，不禁哈哈大笑说：“这个江晓天，怎么派你到这里来啊，他也不想想我刚到此不久，好比种子刚埋到地里，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啊！不行，这个合同不能签！”
黄伊一听急了，但他不能空手返回，便使出浑身解数，用他擅长的公关能力，想招说服柳青。
他说：“你说的有道理，需要深人体验一段生活，但你过去长期生活在农村，写出的几部作品我都拜读过。这次下来，老江猜到你必有一部重大题材的作品问世，要我代表团中央的出版社，向你这位老团干约稿，交稿时间不限，只要答应交给中青社就行。"
柳青一听，黄伊说得在理，中青社对自己抱有希望，不远万里前来约稿，只好同意签订合同。黄伊见任务完成，便回社交差。
《创业史》
柳 青/著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柳青果然陆续把《创业史》第一部的部分稿件寄来，江晓天放下手头其他稿件，亲自审读初稿，还带了黄伊再次去到皇甫村，仔细听取柳青对《创业史》全书的构想，相互交换意见，进行探讨，达成共识。
第一部初稿完成后，江晓天先读了一遍，提出意见，让陈碧芳担任该书责编。就这样，《创业史》第一部便于1960年6月问世了。
惺惺相惜 重用萧也牧
萧也牧本名昊承淦，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萧也牧是他的笔名。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团中央，后来他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我们夫妇之间》。就是这篇小说，使萧也牧受到批判，这样，他无法再在团中央工作了。
中青社的社长朱语今和总编辑李庚商量，主动向团中央组织部提出把萧也牧调进文学编辑室。
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更是一位惜才的领导，他不但不因萧也牧犯过“错误“而歧视他，反而一开始就交给他一部70万字的重点书稿，叫他审读加工。
萧也牧在编辑室待了一段以后，发现全编辑室的同志都很尊重他，一些年轻编辑，还都把他当老师看待，使他感到很温暖，便重新振作精神，决心要把编辑工作做好。
一天，萧也牧得到信息，说有一位文学讲习所的支部书记，叫梁斌的，已经写就一部长篇小说《红旗谱》，曾向一家出版社投过稿，因作者知名度不够高，未被重视。
《红旗谱》
梁 斌/著
萧也牧便约了另一位编辑张羽，一起去文学讲习所看望梁斌。梁斌热情地招待他们，并把稿子交给萧张二位过目。
萧也牧随手翻了几章，因为它曾经在河北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发现此稿题材重大，文字有基础，完全可以把它改得更好，将来一定是一部精品。
江晓天(左)与萧也牧(中)、陈碧芳(右)
张羽看后也有同感，认为应当带回去请示江晓天，不要丢了这样一部好稿子。
于是，二人兴高采烈地回到社里，把稿子交给江晓天。江晓天连忙粗翻了一遍，同意萧张二人看法，决定把它作为重点书出版，让萧也牧当责编，还派了青年编辑庄似旭帮他工作，最后由他复审，送总编辑终审出书。
慧眼识珠 中青出《红日》
《红日》是中青社四大名著“三红一创”的第一部，作者吴强，原是第三野战军文化部长，转业到上海后，写下了这部长篇小说，起初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了很久，未获回音；又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也杳无音信。
后来吴强又找到同是部队作家的沈默君，请他帮忙联系中青社。沈默君曾在中青社出过两部小说，一部是《渡江侦察记》，一部是《海魂》。
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使沈默君对中青人有了极好的印象。特别是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看重的是作品的质量，并不在乎作家的名分，处处表现出对作家的尊重和真诚，使沈默君对江晓天更加敬佩。
所以，他一听说吴强的稿子还无出版社愿意接受，便自告奋勇地代吴强把稿子送到江晓天家里。
江晓天立刻放下其他工作，花了两天时间，把《红日》看了一遍，认为小说所描写的是当年莱芜孟良崮战役，而这次战役对扭转全国战局有重要意义。整部小说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宏伟的战争场面，或是对众多人物的刻画，都颇具艺术魅力。
特别是对反面人物张灵甫，既描写了他顽强的一面，也刻画了他狡诈、凶狠与复杂的内心世界；对正面人物的描写，也一改以往程式化的手法，令人耳目一新。
江晓天读后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题材重大、内容精彩、水平高超的优秀作品，便决定将此书列为重点，让副主任陶国鉴担任责编。
在讨论作品过程中，有人主张删去作品中多处突破禁区的描写，以免日后带来麻烦，但江晓天却认为这些正是作品的精华和有突破之处，不必删去。
就这样，这部优秀创作1957年终于在中青社出版。
发表高见 《红岩》更增辉
《红岩》是从罗广斌等人的一部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发展演变而来。
1958年，江晓天代表中青社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成立的“国庆10周年献礼小组"，在一份简报中发现了署名罗广斌等人的长篇作品的信息。
当即请萧也牧写信去问清楚是革命回忆录的充实扩展，还是小说创作?如果是小说创作，赶快联系约稿，订人出书计划。
在这以前，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出差去重庆，得知《烈火中永生)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向他们约了稿，并鼓励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定要把稿子写好。
在《红岩》成稿过程中，江晓天提出过很重要的修改意见，即必须在创作思想上进行灵魂式改造，作品的基调、气势都要作较大调整。
他说《禁锢的世界》书名不好，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馆只写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禁锢世界。另外，在艺术上要有所升华，要摆脱回忆录的痕迹和真人真事的局限，对人物再创造，要注意细节描写，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活动等。
罗广斌很重视也很乐意听取他的意见。在江晓天受批判靠边站时，有一天，为避人耳目，他竞摸黑来到江家，两人畅谈到深夜。
《红岩》由责编张羽初审，编辑室主任阚道隆复审，在他主持下，组织室内多位编辑讨论修改，经总编辑边春光终审，于1961年12月出版。
敢担风险 智助姚雪垠
《李自成》一书作者姚雪垠，因为在1957年发表了几篇文章，招来横祸，被错划为右派。但他创作之志不改，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写下了30万字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半部。
后来，他又利用农场劳改业余时间，偷偷写了后半部。
1960年，姚雪垠虽已摘去右派帽子，第一卷初稿也已完成，但世俗成见难消，有谁愿意冒险去出右派的作品！
此时，江晓天正因“严重右倾”受着处分，但听到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已经杀青，想找出版社出版，便写信建议姚老把初稿寄给他，争取在中青社出版，自己愿意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
姚老十分感动，就按江晓天的意见把稿寄来。
江晓天审读后认为这确实是一部值得出版的佳作，便去书店和资料室找来一批明史资料，准备对《李自成》进行反复推敲和研究。在审读过程中，他还登门求教过明史专家吴晗同志，得到了热心指点。
中青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右)与姚雪垠
吴晗看了《李自成》初稿之后，对这部稿子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说这将是一部可与四部古典名著媲美的精品。
江晓天感谢吴晗的指教，对《李自成》的出版更加充满信心。
1963年7月，经过江晓天和姚雪垠一起亲密合作，完成了最后修订，这部皇皇巨著的第一卷终于得以问世。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出版社无法通过媒介进行宣传推介，只能依仗书籍本身的魅力自我扩张，在读者中广泛流传。
在我印象中，第一卷开始出的是小32开本，装帧设计一般，但很大方。
新华书店对我社控制发行量很不理解，经常打电话给我，要求重印和放宽印数。我便将书店意见反映给社长边春光同志，边社长沉思片刻，决定放宽印数，但一再交代我对外切勿声张。
谁知口子一开，难以收拾，几乎每隔三个月就重印一批，印数也逐渐放松。
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作者，写了这样一部巨著，还只能偷偷加印，这或许是发生在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而江晓天此时已削职为民，当了一名普通编辑，原来要提升他为中青社的副总编，此刻突然降了三级，又受到党内留察两年的处分，倘使他有半点私心，怎敢冒此政治风险！
即使《李自成》一卷出书后三年，受到毛泽东赞赏，但谁也不是神仙，怎能料到三年后的事情呢?所以，大家对江晓天在那种条件下敢当《李自成)一书的责编，感到敬佩，喻他是当代伯乐，也并不过分。
后来，姚雪垠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学习追求五十年》一文中，用大量篇幅回顾了这段历史，并且深情地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李自成》的伯乐，我只能回答是江晓天，他是我在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
江晓天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李自成》一卷的稿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来说，都是难得的上乘佳作，应该选用出版，否则太可惜了！但是作出这样的决断，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精神感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是作者和我这个编辑，当时政治上都处在困难境况之中。“
江晓天(左)与姚雪垠
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正在筹备复业，但尚未得到中央批准。
其时，江晓天从“五七干校”回来已决定离开出版社。正巧他的好友丁磐石给他传来佳音，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已完成初稿，叫他赶快去抓。
但当时在“四人帮”“高压控制下，二卷的出版根本无望。为打破当时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促成《李自成》二卷这部精品杰作尽快与读者见面，江晓天经过慎重思考，冒着极大风险为姚雪垠出谋划策，建议他设法绕过“四人帮”，通过可靠渠道，上书毛泽东，请他老人家支持出版。书信发出两星期，毛泽东果然亲笔作了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得到毛泽东批准《李自成》可以出版的消息后，江晓天受出版社委托，次日即乘飞机到武汉去找姚雪垠，二人商定第二卷就交中青社出版。
但姚老仍担心中青社尚未复业，不能早日出书。江晓天便立即返回北京，把姚老同意中青社出书的消息向领导汇报，并马不停蹄地去找团中央负责人汇报。
团中央立刻打报告给中央，并很快得到中央批准中青社复业的文件。
在江晓天离开武汉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社长也乘飞机到了武汉，结果晚到了一天，得知作者已和中青社签了合同，只好空手返回。
这场两个大社争夺《李自成》书稿的小插曲，成了出版界戏剧性的一幕。
事成之后，姚雪垠坚持要出版社领导留下江晓天帮他完成二卷的修改工作。江晓天建议把姚雪垠接来北京，以便就近商讨修改事宜。
姚雪垠到京后，住进了工人体育场北路中青社的职工宿舍大楼，和江晓天的宿舍只一墙之隔，稿件传递，小事磋商就在两家的阳台上进行，十分方便。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磋商修改，第二卷终于在1976年12月出版。
因此，中青社同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李自成》二卷的出版，促成了中青社的提前复业，江晓天又为中青社立了一功！
辉煌业绩 堪称名编辑
江晓天从1950年参加编辑工作开始，直到2008年离世，一直在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忘我奉献。
“三红一创”与《李自成》书影
在中青社的20多年中，经他策划、组织、审读、编辑的书稿，将近1000部，其中包括“三红一创”，《李自成》一、二卷，《烈火金钢》《草原烽火》《风雷》《白洋淀纪事》《我们播种爱情》《革命烈士诗抄》《在烈火中永生》等等，这一大批文学精品，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
20世纪80年代初，他离开中青社之后，又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委托，筹建作家出版社，并兼任该社总编辑。
在那里，他参与编辑了《中国新文艺大系·中篇小说卷》《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小说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著文库》(中篇小说卷)等。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文学评论，结集出版了《文林察辨》和《江晓天近作选》。
写到这里，我作为江晓天的老同事，对他长期辛勤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无私为祖国出版事业奉献以及在受到不公正待遇后依然忍辱负重，继续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服务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感到无比崇敬，也为有这样一位老同事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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