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零19天，三大战役完全胜利，战略大决战完美收官。这原本是在人们眼中显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而且变成了事实。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哪怕是半年前的这个时候，几乎很难有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真的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
想当初，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共产党人的妥协忍让，不顾美国人的调停，不愿意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在1946年11月15日断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大”，关闭和谈的大门，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
现在呢?
现在不同了。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这个时候，他终于放下身段，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甚至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国民党这个被陈独秀讽刺为“一盘散沙”，被蒋介石依靠“拜把子”搞“江湖”哥们义气撑起来的政党，现在再次出现内讧，打成了一锅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密谋倒戈，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1948年11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12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
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给了世界一个响亮的回答。他义正词严地指出：
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瞧！多么霸气！多么威武！毛泽东不愧是语言的大师，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再加上一个“不动摇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公开！透明！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不急，我们接着往下看。毛泽东还用了一则寓言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真是酣畅淋漓！痛快！读到此处，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得到西柏坡那个农家小院的油灯下，毛泽东左手夹着香烟，右手握着毛笔，在烟雾缭绕中奋笔疾书挥斥方遒的模样。
在这篇充满战斗精神的檄文中，毛泽东登高一呼：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和平”阴谋，说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他庄严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战略大决战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已迫在眉睫。
1948年，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结束时说：“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1949年年初，大局已定。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建立新中国所要解决的各种基本问题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九月会议以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做出总结，并提出全党在新的一年里的主要任务。
1月6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了，史称“一月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五大书记之外，没有参加九月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
此外，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董必武、林伯渠、饶漱石、薄一波、王明、陆定一、廖承志、邓颖超、陈伯达。列席会议的部门负责人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李涛、傅钟、冯文彬、杨立三、安子文、胡乔木。
在会上做了发言的人主要有：陈毅、林伯渠、高岗、罗荣桓、刘伯承、饶漱石、薄一波、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及时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
其次，毛泽东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
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找出路。
现在，站到我们这方面来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是右的，来不轻易，风色看好才来的。我们已有了胜利的把握，国民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极大混乱与崩溃状态中。
他再次强调：“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种时候，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
最后，毛主席提出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不去讲它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应该认识到，我们力量越大，美国干涉的可能越小，帮助国民党打的可能也越小。
半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不那么高了。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
美帝的政策有两面，一面是帮助国民党打我，另一面是唆使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将来，美帝甚至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派人搞破坏工作，必须提高警惕。
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1949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
1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做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些任务共计有17项，包括：渡江南进，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正规化；提高工农业生产，继续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等。
毫无疑问，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
中共“一月会议”结束后，国民党的内讧依然在火热进行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人马打算在蒋介石下野后，与中共谈判，达成所谓“局部和平”，以争取时间和美援，摆脱困境，实现划江而治。
当时，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主要是：“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来而无往非礼也。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冠冕堂皇的“和谈”，毛泽东也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伪善嘴脸。
1949年1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了中共的严正立场。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针尖对麦芒。
对于蒋介石的假“和谈”，毛泽东没有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为避免党内干部和民主人士发生误解，毛泽东专门起草并发出一份党内指示，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1月21日，蒋介石在看到毛泽东发表的声明后，宣布“引退”。他坐着“美龄”号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周，这是他最后一次俯瞰南京了，随后去了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再也没有回来。
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其实，不光是蒋介石自己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人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就在老蒋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服大量安眠药告别了“党国”。此前，他的幕僚长、总统府顾问陈布雷已经先行一步。
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最大的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布雷自杀后曾痛苦地说：“我的心已死了。”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是自绝于他多年追随的“道”。国民党的“道”已经不再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
与此同时，毛泽东给已经升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胡乔木再次出题。1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撰写的《假和平与真和平》。这篇社论一播出立即在国民党高层激起轩然大波。
在社论中，胡乔木不仅点名称蒋介石为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李宗仁排名第二，而且还列举了陈立夫、谷正纲这两个首要战犯。毛泽东在审阅时，提笔又在战犯名单上加上了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劢、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中共通缉的首批战犯增至21人。
到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可以说进入了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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