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琦
《蹒跚前行》一书内容十分丰富，几乎覆盖了世界经济在“加长版20世纪”中的全部重大事件：第一次全球化、一战、苏联成立、大萧条、二战、福利国家的兴起、第二次全球化、东亚崛起……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以下选取若干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进行简要评介。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的新作《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英文版出版于2022年，当年就被《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图书。
如书名副标题所示，本书的内容是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史，并且是“加长版20世纪”即1870—2010年长达140年的全球经济史。书名的主标题“Slouching towards Utopia”，若直译就是“朝向乌托邦无精打采地蹒跚前行”。乌托邦一词，源自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后用于指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人间天堂”。说某种想象或状态是“乌托邦”，通常带有贬义，意指其“不切实际、无法实现”。作者用“乌托邦”作书名，有两层含义。其一，若古人穿越到20世纪，见到人们生活之富裕丰饶、产品之精奇繁多，或许认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其二，对于经历了20世纪的当代人来说，我们深知当下距离真正的乌托邦还很遥远。在走向乌托邦的进程中，20世纪固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也曾走过巨大的弯路，如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因而作者说“我们仍在朝着乌托邦蹒跚前行”。
读完本书，我的总体感受是，这是一部叙事高超、持论公允、篇幅适度的经济史佳作。在历史类著作中，经济史不易写得出彩；政治史、战争史可以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但经济史就很难做到，“可读性”往往差很多。所以常见的经济史著作，要么像“经济政策史”一样罗列铺陈，枯燥乏味如同流水账；要么充斥着大量数据和图表，冲淡了文本内容，仿佛统计资料汇编。
而本书在叙事风格、材料选取、结构安排上都处理得很好，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经济史著作。作者尤其擅长用“讲故事”来刻画事件发展、描绘制度变迁。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纷纷登场，马尔萨斯、约翰·穆勒、马克思、爱迪生、特斯拉、列宁、罗斯福、凯恩斯、哈耶克、波兰尼、弗里德曼等等。作者在经济史和制度史中，穿插了大量的经济思想交锋，甚至让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隔空对话”，不仅展现了思想和实践的复杂互动，也让历史叙事变得更加鲜活。
撰写20世纪经济史，很难绕开“制度比较”，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且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甚至沦为“选边站队”的表态。毕竟，作为一种现实制度的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是在20世纪首次出现的。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以外，资本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对立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突出表现为主张政府干预及“福利主义”的左派，和主张“小政府”乃至“自由放任”的右派之间的“左右之争”，且同样可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本书是如何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若以经济发展为主题，20世纪的各种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不论怎样对立甚至对抗，其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更加繁荣、更加公正的美好社会，即“乌托邦”。理论是否高明，制度是否先进，最终都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那么，能否以经济为主要线索来看待20世纪？作者指出，与之前的历史相比，“加长版20世纪”最主要的线索就是经济，经济乃是这一时期的“宏大叙事”。因为只有到19世纪末，人类才开始告别“马尔萨斯陷阱”，走向真正的经济繁荣。1870年，全球有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每天2美元）以下，2010年这一比重已降到不足9%。作者以经济为主线索，从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角度，来评判20世纪各种思想和制度的得失，超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之争，得出的判断是公允恰当的。
《蹒跚前行》一书内容十分丰富，几乎覆盖了世界经济在“加长版20世纪”中的全部重大事件：第一次全球化、一战、苏联成立、大萧条、二战、福利国家的兴起、第二次全球化、东亚崛起……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以下选取若干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进行简要评介。
首先是“加长版20世纪”的特征。本书英文副标题为“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即“20世纪经济史”，那么作者为何要将起点上溯到1870年左右？原因在于作者对20世纪的理解：20世纪首先是一个经济的世纪，历史变成由经济主导；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几乎终结了普遍存在的贫困。作者用“知识存量价值指数”这一指标来说明，1770—1870年，该指数年均增长0.45%，但仍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的速度，故“1870年的世界仍是个极度贫困的世界”。但自1870年起，“知识存量价值指数”开始加速，1870—2010年平均年增速达到2.1%，彻底超越了人口增速，人类终于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知识存量”从1870年左右开始加速？作者将其归因于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项事物——全球化、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组织，它们全部诞生于1870年左右。
工业实验室和现代企业的出现，可以让爱迪生、特斯拉这类人成为职业发明家，而不必像过去那样身兼数职。而远洋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的下降，与其他各种制度安排——其中之一是大英帝国扮演的“霸主”角色——一道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兴起。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发明的发明”即工业实验室和现代公司组织的强调，并指出这是1870年之后的“科技革命”与此前的重大区别。通常我们惯于从技术层面去理解“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而对创新或技术进步背后的制度、组织等因素鲜少重视。但作者指出，“发明的发明”，不仅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技进步”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新产品”的发明和创造来说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电灯、电话、照相机、收音机、汽车、飞机等众多“新产品”的出现，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突出的特征。对于当前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国来说，作者的这一见解尤为值得重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想要创新，就不能只盯着狭义的“技术进步”；只有营造良好的组织和制度环境，创新才会不断涌现。
其次是作者的“宏大叙事路线”。既然20世纪首先是经济的世纪，作者选取的“宏大叙事路线”也围绕着两大经济思想展开：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派”和以卡尔·波兰尼为代表的“嵌入派”。众所周知，哈耶克以对市场的推崇而闻名，无论是他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还是对“自发秩序”的论证，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否定，都体现了他坚定的“市场派”立场。哈耶克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其实应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在政治学领域也被归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tarianism）阵营。卡尔·波兰尼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大转型》（又译《巨变》）当中。简言之，波兰尼认为，经济并不是“自主的”（autonomous），。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而是“嵌入”在社会当中的。然而19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土地、货币等成为“虚拟商品”，经济开始从社会中“脱嵌”。但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的反向作用，这种“脱嵌”并不能完全实现，只会造成社会撕裂甚至是激烈的冲突。正如作者在书中概括的：“市场认为人们只拥有财产权利，但组成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还拥有其他权利”。
在政治经济光谱中，哈耶克当然是“右派”，波兰尼可大略归为“左派”。但简单地用“左右”来评判波兰尼的思想，其实并不恰当。宽泛地看，所有反对“自由放任”的主张都可归入波兰尼的“嵌入派”，如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计划等。其实，如作者在书中所述，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辉煌三十年”。这一时期，经济增速较高，失业率较低，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福利国家”兴起。而这一切的取得，用作者的话说，归功于“在凯恩斯的撮合下，哈耶克与波兰尼实现了‘联姻’”。
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话题，是东亚崛起。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陆续开启了“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进程，并获得了成功。通常将东亚崛起的秘诀，归因于其采取的“出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出口替代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通过压低汇率促进出口，并对优秀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如出口退税），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抬高国外奢侈消费品的价格，保护本国产业，提高国内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这一战略能奏效吗？毕竟，“保护幼稚产业”有大量失败的例子，保护主义未必能够推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这就涉及出口替代的另一面，即进口。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再用外汇进口国外的先进机器设备，以此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述日本的经验时，还提到它“采取压低进口设备价格的政策”，这相当于“让劳动者承担隐性税收”。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否认“东亚奇迹”，认为无非是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非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获得增长。这种批评的警醒意义在于：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的经济体，最终能否实现国内产业升级，转为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谈及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的“追赶”，人们往往把拉美与东亚相对照。东亚崛起代表了成功，而拉美则转型失败。与东亚经济体选择“出口替代”相反，拉美经济体选择了“进口替代”。进口替代战略的一大弊病是，本国因制造业无法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来倒逼产业升级，进而长期被锁定在“依靠农牧业产品出口、工业品进口替代”的经济结构中，典型案例是阿根廷。
但是，东亚模式可复制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所有“南方国家”都选择出口替代战略，那就会形成“合成谬误”，因为“北方国家”无法吸纳如此巨量的出口。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东亚发展模式还有赖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能够吸收这些出口并承担贸易赤字，因为后者采用的是不同的开放经济模式。”所以，“东亚模式永远只能同时对少数国家适用”。
本文最后想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部分主张，开始在欧美尤其是英、美获得支持，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前面说过，neo-liberalism其实应该翻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与真正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相区别。后者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其政策主张恰恰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减贫、再分配等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牛津大学的一批学者如霍布森、霍布豪斯、理查德·托尼，包括在牛津接受教育的贝弗里奇，以及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不过，既然neo-liberalism已经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且已将错就错，那本文也只好继续沿用这一译名。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开始在英、美实施，主要内容有削减政府支出、放松管制和金融监管、私有化、降低税率等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放松管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提高，同时降低税率、削减福利也会带来不平等的上升。这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牺牲公平（不平等上升），换来效率（经济增速提高）。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实施几十年来，牺牲了公平，却并未换来经济增速的提高。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上升，已有大量数据可以证明。无论是收入或财产的基尼系数，还是顶端1%、10%人群的收入或财产份额，都可以证实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并不比之前更出色，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增长仍在持续，速度却远远低于1938—1973年的水平”。
在我看来，关于新自由主义，有两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一是它当初为什么会兴起？二是它既然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为什么还能继续？
关于它兴起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宣告了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昙花一现的供给学派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宠。但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学界和庙堂之上，普通民众为何也积极拥抱新自由主义？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种解释：恰恰是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辉煌三十年中经济繁荣发展的超常速度，提高了……获得民众普遍支持所需超越的标杆”。也就是说，正是之前的高增长抬高了基数，也推高了民众的预期，人们希望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同时降低通胀。而新自由主义恰恰许诺了这一点。
既然新自由主义不仅未能带来预期中的高增长，而且还导致了不平等恶化、贫富差距扩大，那么它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富人支持新自由主义很容易理解，但穷人为什么也支持它？比如，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为高收入者减税这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却得到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强烈支持，这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作者在书中也给出了一种解释：因为它把冷战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功劳。确实，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但由此将“胜利”一方的功劳归于新自由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错误归因？如果这是新自由主义得以持续的原因，那么假如世界再次面临“新冷战”，新自由主义是否仍然会持续下去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了几个我本人感兴趣的话题加以简要评述。书中的内容要比这丰富得多，相信每位读者都能从中受益。读罢这本20世纪全球经济史的著作，恐怕每个人都会思考一个同样的问题：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又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