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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起,万物藏。今日立冬,冬季伊始,让我们一起探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成果。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获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这与他的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紧密相关。本书不仅提供了分析增长和相关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且提供了将这些工具应用于研究增长和国家之间发展差异等重大问题所需的广阔视角。既是一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鸿篇巨制,也是宏观经济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典藏教材。
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浩庆,作为本书的译者,为我们分享其独到的洞察。他将带领我们了解阿西莫格鲁及其核心研究成果,深入剖析本书在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上的两大显著特色。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解读书中关键章节的精彩内容,包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征事实、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模型,以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认可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贡献。此外,进一步探讨了本书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本书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他的两位长期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探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制度如何影响长期经济绩效方面的重大贡献。达龙·阿西莫格鲁1992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是一位非常高产的经济学家,迄今发表了180多篇经济学顶级学术论文,其中在五大顶刊发表了80多篇。这么说吧,美国名校里,博士毕业后发四五篇顶刊就能评上终身教授。我在社科院大学讲高级宏观和增长理论课程的时候常调侃,“很多同学读论文的速度还没有Acemoglu大神写论文的速度快”。阿西莫格鲁早期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如何通过包容性和掠夺性制度解释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他的工作强调,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往往导致经济停滞。200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论文《殖民地起源与比较发展:一项实证研究》堪称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标杆之作。论文创造性地运用17世纪至19世纪将“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IV)来估计制度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在那些欧洲人死亡率较高的殖民地,因为不利于生存,他们在当地建立起了掠夺性制度;反之,在死亡率较低的殖民地,他们会建立相对包容性的制度,以便长治久安。因为传承性制度一直延续下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这类似于奥尔森讲的“游寇”与“坐寇”,也可以理解为博弈论里的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的差别。二、本书特点
本书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010年之前经济增长领域内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本书内容全面,文字生动,数据丰富,数学推导严谨。可以说,你想看的增长理论,这里都有。因此,本书可以被称为“增长理论圣经”。
首先,这是一本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经济增长过程以及不同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来源不仅是经济学领域,也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有趣、最重要的问题。正如1995年诺奖得主Lucas说的,“一旦你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关注经济学的其他问题了”。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引导研究生理解这些问题并掌握研究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因此,本书一方面严谨讲授数学工具——确定情形和不确定情形的动态经济学方法,另一方面讨论世界经济的经验模式和历史过程,既培养数学的严谨逻辑,又培养经济直觉。
其次,本书也是一本研究生层次的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教科书。本书的基准模型包括索洛增长模型、拉姆齐增长模型、世代交叠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这几大模型的提出者Solow、Koopmans、Lucas和Romer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有几本优秀的研究生层次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但它们没有详细介绍增长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联系,一般均衡理论是微观经济学最璀璨的明珠,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在分散均衡中,存在一个能让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事实上,一般均衡理论不仅仅和宏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也和金融学理论中的资产定价等密切联系。本书弥补了这一缺陷,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下讨论增长,做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
三、本书有趣的内容简介
第一章和第四章介绍了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事实,以及经济绩效跨国差异的来源。这为我们了解经济增长研究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充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详细比较了运气、文化、地理和制度的影响差异。这里作者认为运气、文化和地理仅仅是增长差异的表面或近似原因(proximate causes),而制度差异才是根本原因(fundamental
cause),关于制度与经济绩效差异的分析恰恰就是他们获得诺奖的主要贡献。本书第五章到第十五章的内容与其他高级宏观教材和经济增长理论教材的内容差异不大。但是本书后面的第六篇至第八篇涵盖了传统经济增长教科书遗漏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既重要也有趣,更因为与中国四十年高速增长中涉及的理论问题息息相关,很难不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下面我详细介绍一下。第六篇讨论了技术应用模型、技术扩散模型、国际贸易和技术互动模型。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见证了中国奇迹,开放不仅仅是产品和劳务的互通有无,开放也带来了外资和技术,可能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念和创意(ideas),同时培育的大市场也培养了人力资本。二十大报告以及三中全会报告中强调“扩大高水平开放”也说明了党中央对开放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第七篇讨论了结构变迁模型、人口转变模型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型。大多数的传统增长模型考虑的是孤立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体,而且通常是已经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BGP)的经济体。结构变迁模型有助于我们将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例如结构变迁、贫困陷阱或者人口转变等和经济增长理论联系起来。当前中国热烈讨论的新型城市化、一揽子增量计划和房地产相关政策均与结构变迁模型高度相关。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近两年出生率大幅下降,这个趋势很可能会对长期增长潜力带来严峻挑战,如老龄化、住房需求、消费下滑以及人力资本存量下滑。第七篇对这些问题也有初步的讨论。最后一篇是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是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教科书忽略的最重要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是所有中国学生耳熟能详的经济学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窃以为,作者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嵌入经济增长框架是本书最精彩、最深刻,也是最彰显功力的地方。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构建模型来搞清楚为何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绩效,而这恰恰是Acemoglu等三人获得诺奖的原因。四、本书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告诉我们,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需要高度重视制度的包容性,积极推动各类创新。通过建立健全的产权保护、加强教育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推动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确保创新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社会。新质生产力(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科技制造等)需要一个开放且包容的制度环境。通过加强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自主创新的空间,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和新兴行业。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确保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到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中,避免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手中。研究揭示,技术变革与不平等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普及的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风险。因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是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向智能制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转型,可能会对低技能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通过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帮助工人适应新兴技术岗位的需求,确保技术进步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必须在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尤其重要。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绿色经济转型方面。我国在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支持(如购车补贴、碳排放交易机制)鼓励新能源车的普及,并通过绿色信贷政策鼓励企业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上投入。这些制度性创新为新能源车产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持。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通过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和参与全球技术合作,提升了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这一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技术出口壁垒和竞争压力,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强化制度建设以应对国际竞争。最后,必须指出,本书是一本经济增长理论教材,主要讨论的是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既有理论突破,也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我们应该学习作者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综合运用历史数据、数学方法来严谨地讨论问题,而不是随便运用几个概念去肤浅地理解不同的经济体差异。定价:198.00
书号:ISBN 978-7-5217-0343-6
作者:【美】达龙·阿西莫格鲁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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