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外文楼小礼堂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艾竹出席会议，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薛海霞主持。艾竹代表学校党委宣布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任命决定，任命高永伟为院长，郑咏滟、范烨、陈靓、陈杰为副院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是复旦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自复旦公学1905年建立伊始，即开设了英语班和法语班，1949年，同济大学德语系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开设了英语语言文学和德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随后又增设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同时开设英、法、德、俄、日五个语种的公共外语课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随着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及浙江大学等近十所院校的英文专业全部或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开始成为长江以南地区师资力量最强的一个英语教育基地。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获得A-，位于全国前列水平；2020年公布的QS学科排名中，英语语言文学位于106位，现代语言位于全球26位。2022年，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入选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高永伟，1973年生，浙江萧山人，先后毕业于杭州大学和复旦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亚洲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副主编和Lexicography编委。参与了20多部双语词典的编纂、修订、翻译、审订等工作，如《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当代英语习语词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21世纪英语新词语词典》等。已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词海茫茫》《晚清期间英汉汉英词典史论》《当代英语构词法研究》。本书聚焦清朝后期由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等编纂的数十部英汉、汉英词典，从普通词典、专科词典和方言词典三个维度对它们进行分类评述，既探讨这些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又分析它们存在的不足，同时还论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我国早期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简史被清楚地勾勒出来，来华人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我国近代汉外字典的编纂始于16世纪末期。1588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编写完成了手稿本《葡汉字典》（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这部收词6 000余条的双语词典采用字母排序法，葡萄牙文词目后标注了罗马读音，并提供了汉语对应词。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Lee Norman）曾指出：“晚明来华的外国人发现非常有必要学习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这就出现了编写文法书和双语词典的需求。［······］早期的汉外词典与传统汉语辞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使用拉丁字母标注读音（除此之外的区别当然是词典的双语性）。”（Norman, 1988: 172）之后出现的手稿词典包括利玛窦和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合编的《汉葡字典》、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的《华语官话词典》（Vocabulario de Lengoa Mandarina, 1670）、意大利方济各会神父叶尊孝（Basilio Brollo）的《汉字西译》（1694/1699）等。第一部非手稿汉外词典是1813年由法国人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在巴黎出版的《汉字西译》（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这部汉拉法三语词典实则以叶尊孝词典为蓝本，作了适当的修订和增减。在英语单语词典编纂史上，虽说罗伯特·考德雷（Robert Cawdrey）在1604年完成了《字母表》（A Table Alphabeticall）的编写工作，但被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称作“英语词典编纂的源泉”的注解词表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这样先有对照表再有词典的发展过程在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史上同样存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公认为是英汉双语词典最早的编纂者，他在1815年至1823年出版的六卷本《华英字典》是我国的第一部汉英字典。而比它早出版的《英吉利国译语》（1748）并非一部真正的字典，而是结构简单的英汉分类对照词表。这部由清朝官方编纂的手抄本为740个英语词语提供了汉语对应词及单词读音的汉字谐音，如“branch枝 巴懒者”“head帽 歇” “spring春 以士必领”“water水 挖达”“the world世界 个多低墨”等。最早的一批汉英字典均是以《康熙字典》（1716）为基础编译的。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即《字典》）、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华英字典》都是以此字典为蓝本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在《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的序言中也曾表达出编译《康熙字典》的想法：“这本书若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再加上要是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将翻译记录汉语中每个汉字的《康熙字典》［······］这样会有助于任何想要学习汉语的人。”（Marshman, 1814: xvi）作为英汉汉英词典的嚆矢，《华英字典》对后来的传教士词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所开创的双语词典传统通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麦都思、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等编纂的词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最初的这几位传教士都同时编纂了汉英词典和英汉词典。卫三畏的第一部词典是1844年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而30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汉英韵府》；麦都思在1842年和1843年编写了上下卷的《华英字典》，之后在1847年和1848年推出了两卷本的《英华词典》；罗存德则是在1866年至1869年期间编写完成了四卷本的《华英字典》，之后在1871年又出版了单册的《汉英字典》。最初的英汉汉英词典编纂者大多为来华的外籍人士，他们主要包括传教士、外交官员、海关人员等。据不完全统计，清朝后期出版的各类英汉汉英词典共有20多种，除上述提及的词典之外，还包括司得登（George Carter Stent）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 kinese Dialect, 1871）、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江德（I. M. Condit）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82）、富善（Chauncey Goodrich）的《汉英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and Pe kingese Syllabary, 1891］、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00）、富世德夫人（Mrs. Arnold Foster）的《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1893）、布列地（P. Poletti）的《华英万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96）、苏慧廉（W. E. Soothill）的《四千字学生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字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 1899）、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华英成语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1907）等。相比之下，由国人自己编写的双语词典只有十来种，但它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期逐渐得以扩大，其中包括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68/1875/1887）、谭达轩的《英华字典汇集》（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English Meaning or Expression for Every English Word, 1875）、梁述之的《英华字汇》（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1878）、黄少琼的《字典汇选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95）、莫文畅的《达辞字典》（The “Tah Ts’z” Anglo-Chinese Dictionary, 1898）以及商务印书馆建馆初期出版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袖珍华英字典》（1904）、《英华新字典》（1907）和《英华大辞典》（1908）。清朝后期出现的另一类双语词典是英汉和汉英专科词典，它们总共有20多部，多为英汉词典，且均由来华人士编纂。专科词典虽然在普及程度和影响力方面不能与普通语词词典相提并论，但它们中的科技术语词典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朝后期社会的发展。这些词典包括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858）、师维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的《华英专名词典》（A Vocabulary of Proper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1870）、沙修道（William Scarborough）的《谚语业话》（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1875）、翟理斯的《远东事务参照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1878）、江南制造局印制的多部由傅兰雅（John Fryer）翻译的名目表（即《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和《中西汽机名目表》）、夏德（F. Hirth）的《文件小字典》（A Vocabulary of the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1888）、谭臣的《英华病名字汇》（A Vocabulary of Diseas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890）、派嘉（J. H. P. Parker）的《英华造船航海术语字汇》（Anglo-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Shipbuilding, Marine, Engineering, Rigging, etc., 1894）、中华博医会牵头编写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剂术语词典》（Terms in Anatomy, Histology, Physiology, Pharmacology, Pharmacy, 1901）和《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和妇科学术语词典》（Terms in Pathology, Medicine, Surgery, Obstetrics, Gynecology, 1904）、由狄考文（C. W. Mateer）负责编写的《英华化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Chemical Ter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902）和《英华科技术语词典》（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费克森（J. W. H. Ferguson）的《邮政成语辑要》（A Glossary of the Principal Chinese Expressions Occurring in Postal Documents, 1906）、文林士（C. A. S. Williams）a的《海关商务华英新名词》（Anglo-Chinese Glossary of Modern Terms for Customs and Commercial Use, 1908）以及高似兰（Philip B. Cousland）的《高氏医学辞汇》（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1908）等。早期的双语词典与方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词典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均受传教士所操的方言影响，如方言中特有词汇的收录、方言用语的使用、用方言标注读音的做法等。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像“妹仔”（slave girl）、“公仔”（show）、“事仔”（servant）、“老鼠仔”（mouse）、“鸡仔”（chicken）、“烂仔”（blackguard）等词条都反映出粤语对这部词典的影响。马礼逊同时也是最早编写双语方言词典的传教士。他于1828年出版《广东省土话字汇》一书，如同其《华英字典》，该书集汉英和英汉词典于一身，用西文标注汉字在粤语中的发音，从而掀起了双语方言词典编纂的序幕。这种以记载读音和方言用法为主导的双语方言词典在清朝后期共有20多部，它们均出自外籍人士之手。从方言区域来看，这些词典可分为如下三大类。第一，广东地区方言。由于许多来华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通常是南方地区，他们学会的第一种汉语方言通常是粤语，所以粤语方言词典的数量特别多，包括高德（Josiah Goddard）的《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1847）、邦尼（S. W. Bonney）的《广东口语短语汇集》（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54）、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6）、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英粤字典》（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 1859）、卓威廉（William Duffus）的《英华汕头方言词典》（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1883）、斐姑娘（A. M. Fielde）的《汕头话音韵释义字典》（A Pronouncing and Def 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1883）、波乃耶（James Dyer Ball）的《粤语速成字汇》（The Cantonese Made Easy Vocabulary, 1886）等。第二，福建地区方言。福建也是传教士等来华人士较早进入的省份，因此用福建各地方言编著的词典也有近十部，具体包括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32）、台约尔（Samuel Dyer）的《漳州方言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Hok-K.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ang-Tshew, 1838）、罗啻（Elihu Doty）的《翻译英华厦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1853）、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与摩怜（C. C. Baldwin）合编的《榕腔注音词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1870）、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厦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1873）、麦高温（John Macgowan）的《厦门方言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1883）、亚当（T. B. Adam）的《英汉福州方言词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1891）等。第三，其他地区的方言。吴方言地区也是当时传教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用该地区方言编纂的词典包括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上海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869）、睦礼逊（W. T. Morrison）的宁波话词典——《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1876）、基督教上海话协会组织编写的《英汉上海话字汇》（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901）以及台物史（D. H. Davis）与薛思培（J. A. Silsby）合著的《上海话汉英字典》（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1911）；此外，钟秀芝（Adam Grainger）和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分别在1900年和1910年编写出版了《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和《北京口语袖珍英华词典》（An English-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本书以清朝后期来华人士所编纂的数十部词典为研究对象，从普通词典、方言词典、专科词典三个类别出发，对这些词典作出较为详细的评述，不仅探讨它们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还分析词典中存在的不足，并论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清朝后期的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简史被清楚地勾勒出来，来华人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也得以充分体现。词典编纂史的研究跨越多个学科，如语言、历史、翻译、词典编纂、出版等。对早期英汉双语词典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一开始接触时的具体使用情况以及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会使我们了解来华人士的语言活动以及晚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作者希望通过对清朝后期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详细论述，为国内的词典编纂者，国内外词典史研究者、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者、晚清史学者、出版史研究者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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