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政区变动与区域社会：以明清陕西地区为中心》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大海老师撰写的一部历史地理学研究专著，利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田野调查等手段，探讨了明清民国初年陕西的政区变动与地方区域社会构建的关系问题。全书分为6章，第一章从地理格局入手分析了陕西的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二章以动乱和水灾为切入点，分析了历史上陕西地区城池和堤坝的修筑；第三章以潼关为例分析了政区变动中地方构建的情况及其特点；第四章以陕北沿边地区为中心分析了地方社会变迁中的政区调整；第五章又以黄龙山地区为例分析了地方开发与政区变动之间的关系；第六章以平民县为例分析了环境变迁与政区运作之间的关系及互动。全书理论与实际结合，广泛征引各类文献，结合田野调查、口述碑刻等材料，对陕西地区近世以来的政区变动和区域社会作出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作者简介
李大海，1981年生，山东青岛人，理学学士、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获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2011）、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2）。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出版专著《文本、概念与政治过程：金元明清时期政治地理新探》（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学术回顾
第二节 研究思路
第三节 篇章结构
第一章 明清陕西政区地理格局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变与不变：行政区与自然区关系分析
一 越岭而辖与府州分治：以西安府为中心
二 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制：不同层级政区尺度的选择
第三节 府州领县与府级核心区
一 属州领县调整及其原因
二 府级核心区形成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政区治所、边界与地方社会：以动乱和水灾为中心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地方动乱与治所防护：以西乡县为例
一 动乱与修城
（一）明代修城概况
（二）筑城修庙：正德动乱之影响
（三）清代地方动乱与城池修筑
二 插曲：虎患
（一）康熙末年修城缘起
（二）虎夜入城与家庭副业
第三节 疏渠筑堤与治所防护
一 城北五渠功能初揭
二 清中期以后的疏渠筑堤工程
（一）兴利防患：北五渠功能再考察
（二）道光年间城厢水灾应对
（三）城厢与北山之间：山神庙的修筑
（四）木马河堤：城厢水灾防范的另一面
第四节 政区边界与地方水灾：以华州、华阴为中心
一 问题缘起
二 南北与东西：明代方山河水利工程之争
三 筑堤与毁堤：跨界之灾
四 政区边界与区域社会
（一）边界构建
（二）跨界纠纷与州县关系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政区变动中的地方构建：以潼关为例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政区变动中的地方社会
一 明清潼关行政建置变迁
（一）明代的潼关卫
（二）清代潼关政区演变
二 特殊政区与地方纠纷
（一）差徭
（二）食盐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民国潼华二县划界始末
一 省内整理与对外疆域：吊桥镇归属之争
二 以抗建的名义：从请愿到镇压
三 尾声：潼、华政区纠葛的无解而解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地方社会变迁中的政区调整：以陕北沿边地区为中心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明代陕北沿边地区行政地理变迁
一 天顺以前沿边管理形式的转变
二 从番戍到镇戍：延绥镇设立
（一）制度、结构与过程
（二）民化趋势
第三节 实至名归：沿边府县的设立与调整
一 独立与归并：历史如何选择
（一）动乱与边政管理
（二）归宿：独立还是归并
二 设府立县：地方如何权衡
（一）沿边府县的设立
（二）雁行人、伙盘地与跨塞县：社会变迁的政区表达
第四节 一体二面：陕绥划界中的地方与政区
一 陕绥划界争端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绥远划界
（二）保县与争存：沿边官民之应对
二 区以地生和地以区存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地方开发与政区变动：以黄龙山为例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盗贼渊薮与地方开发
一 八县之属：多政区交界格局
二 万山之中：盗贼渊薮由来
三 筑堡派兵：地方政府应对
四 地方社会与山地垦殖
第三节 垦荒开发与黄龙设治局
一 半途而废：柳沟垦荒的曲折命运
（一）柳沟垦荒处的成立
（二）柳川设治局的“难产”
二 清匪养兵：黄龙山屯垦之背景
三 增产助战：黄龙设治局的成立
第四节垦区与邻县划界纠纷
一 症结所在
（一）薪炭和木材
（二）熟荒之地和土客之间
二 东、西石曲村之争：划界缩影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环境变迁与政区运作：以平民县为例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两省设县之争
一 针锋相对
二 设县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 夹缝中的地方与政区
一 困境中的行政运作
二 河道变动与治所迁徙
第四节 撤县博弈
第五节 小结
结语
第一节 政区与社会：制造历史政治地理
第二节 从区域到地方：区位、景观、环境的维恩图
一 特性与规律：历史政治地理的地方视野
二 知识地球仪：人本主义与历史地理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民国档案
附录二 碑刻资料
序
萧正洪
这是一本值得重视的著作。不仅对于研究历史者如此，即使对那些不以历史研究为专业但在一般意义上关注社会制度与组织架构整合性关系的人，本书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本书的具体内容，相信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而得以了解。简言之，作者主要以明清（包括民国初年）陕西地区为例，对以府县为代表的行政区划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期望从政区沿革与社会变迁两个层面理解区域社会变迁的过程与内在机制。依照作者的解释，本书所讨论的“社会变迁”，并不局限于区域层面。作者试图通过对“地方”意义的讨论，分析政区变动与地方重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解释特定时代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谓“地方”，或曰“地方性”“地方感”，是近几十年来深刻改变世界的重要的地理思想。大约在八十年前，有一些传统地理学家认为地球表面的景观及其组织的基本特征是结构分异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方性”似乎处于弱化的过程之中。然而，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待“地方”，我们能够认识到，“地方性”或“地方感”在空间普遍联系增强的同时，仍然表现出其强大的力量，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了。换言之，如果要理解并解释一个区域社会，基于“地方”并超越“地方”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从方法论上说，这也是推进研究工作在路径上的明智选择。
研究当下如此，考察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时代“语境”有所不同而已。在本书作者看来，所谓的社会变迁，主要由个案涉及的区域和“地方”所共同承载，它包括当地人群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阶层人群的利益诉求以及不同环境人群的不同“地方感”。所以，通过反映国家意志的政区变动过程，可以探讨这类社会问题的变迁历史，而政区乃是分析并解释区域社会与地方重构的切入点。被人群赋予意义的地方，虽因受到不同阶层、利益本位和环境立地的影响而具有多元性、多样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但必然会融入政区，并外化为特定的存在形式。此外，为了解释其内在的机制，还应加入对人文社会与政区变动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也正是基于此，本书在复原地方政区设置及其变动的基础上，将政区因素视作组成和影响社会变迁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并将其置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探索二者在互动中的彼此表达和相互影响。
这是作者的立意与主旨。而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对以下特点有深刻的印象。
一是以人为中心的思维。人类历史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不同地方的人群在寻找与环境相处的方式并努力实现和解。研究者往往将其中的复杂关系解释为以竞争为主题的过程。从生存的意义上说，不能说此种理解没有理由和依据。然而，和解之道总是或隐或显地蕴含于过程之中，只是它具有温和与激进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同在的特性，而政区变革与调整即为此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显然，政区的改变并不只是典型官僚政治中上层指令性意志的体现，也是社会组织架构中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人的观念、思想和行为的综合反映，或者说，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多要素互动的过程。
二是对于历史语境主义的理解与把握。依照经典解释，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理解。要做到这一点，须分析特定时代条件中的“概念”而不是依据一般性的“观念”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和观念所隐含的“言外之意”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语境主义本属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用于理解与解释政治行为地理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本质上说，政区的历史也是思想史。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关键在于如何以政区变化为线索，将相关联的政治利益权衡、社会组织架构的稳定运行、空间视域尺度的调整等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理解与解释，而不是脱离那个时代与地域环境，作缺少历史依据的说明。
三是整体化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本书作者非常强调对研究对象予以整体理解与解释。在我看来，作者清晰地注意到了“地方性”实际上是整体结构的一种表达。事实上，这正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精要所在。明清以及民国初年的陕西，无论就其空间区位还是经济、政治地位论，皆不属于全国一个重要的地区，然而，它既为更大空间的一部分且为东西部相联结的地域，必能以其政区变动过程体现出更具一般性的政治与文化隐喻、观念与思想，尤其是能够显示其何以具有某种特定行为与社会组织方式的原因与规则，它必定具有某种内隐的、普遍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这样一来，书中所说的“陕西”，意义就必然超越地理概念上的“陕西”，从而具有了更大空间中的解释力。
四是过程论的思维。从明至民国初年，政区设置与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陕西地区，无论从自然地理条件还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看，地域分异性皆较为显著。没有哪种制度安排必然是合理的，而不断试错并加以适时调整，才是其固有的特征。作者选择了若干典型的案例，试图通过分析其变化始末，以说明内在的驱动力与机制。换言之，改变既是政区设置的主题，也是研究工作的重点，而不只是停留于对静止状态的合理性评价。当然，在这一问题上，不宜过高估计统治者的智慧，因为书中的事例表明，上层的应对往往是被动的，且效率也并不高。
以上特点，令我们能够看到研究工作的价值与启发性意义。
我同本书作者相交多年，原来拜读过作为本书基础的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初在评审与答辩中，专家对作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对史料的分析能力和思维的敏锐性，皆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我现在读本书，颇有不同的感觉。作者原来在陕西求学、工作，对于陕西的了解，似乎能算作“共同体”内之人。然而作者后至岭南工作，得以“外部人”的视角反观陕西，当然视野就更为开阔了。我从本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由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进步的节奏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为此我甚感欣慰。谨遵作者之属，作此数语，以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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