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李世愉 等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全十九册）

一

這部《中國土司制度史料集成》是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填目“中國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與研究”的最終成果之一，也是目前收集整理有關土司制度史料最全面、最系統，且分量最大的一部專題史料集。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時期我國在西南及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首領爲世襲地方官，並通過他們對各族人民的管理，達到加强對邊疆民族地區統治的目的。這可以看作是在行省内實行的雙軌制，即在同一行省之内，一部分是流官管理的府州縣，一部分則是由土司管理的地區。因此，土司制度也是一種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體現了國家對疆地區的治理，它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運作和政治文化中的創舉，對中國古代邊疆治理、開發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它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由“化外”到内屬的重要過渡階段，也是自元代以來，邊疆與内地逐漸一體化的具體體現。

土司制度存在了六百多年，成爲聯繫中央王朝與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纽帶與橋梁，影響深遠，特别是對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習俗的影響，至今猶存。而土司制度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至今仍有巨大的價值。因此，無論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還是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土司制度都是值得關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题。因而全面收集和整理有關土司制度的史料，顯然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對深化土司制度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土司研究從不受重視的冷門，至20世紀80年代以後，熱度不斷升温，進入21世紀後，大有成爲顯學之势。不僅專業研究隊伍不斷擴大，而且許多地方政府和相關團體也投入了極大的熱情。正是在這樣的氛圈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高瞻遠矚，將整理土司制度史料作爲重大課題，向社會招標，體現了國家層面對這一問题的關注與重視。毫無疑問，這一課题既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又對促進邊疆民族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增進民族團结，鑄牢中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〇一二年十月，中國社合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爲古代史研究所）通過競標承擔了這一填目，由研究員李世愉爲首席專家，商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已故）、方鐵（雲南大學教授）、李國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具）、鄒建達（南師範大學教授）、超嘉朱（中國社科學院館研究馆具）、陳季君（遵義師範學院教授）、成臻銘（吉首大學教授）等人爲骨幹力量，亚組織相關單位的專家、學者数十人参與這项有關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作自二〇一三年啓動，至二〇一八年完成，共收史料一千二百萬字。

二

在本書编纂之前，已有多地编纂整理一些有土司制度的史料。其成果有正式出版的，也有以内部資料形式印行的。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爲雨種類型，一是综合性的史料，其中包括土司制度方面的史料，如《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西南卷》《雲南史料叢刊》《〈明實録〉有關雲南歷史資料摘鈔》《〈清實録〉有關雲南史料彙编》《〈清實録〉貴州資料輯要》《〈明實録〉貴州資料輯録》《〈明實録〉廣西史料摘録》《二十四史貴州史料輯録》《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輯録》等。這類資料多以某一行政區域爲限，收集和整理元明清時期相關的史料。另一種是土司制度的專門史料，最早的一部當屬謝華編著的《湘西土司輯略》。其後各地區编辑出版的多屬地方性土司資料，如《景谷土司世系》《勐勐土司世系》《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檔案史料校編》《德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德宏土司專輯》《壯族土官族譜集成》《石砫文史資料（第十五輯）：石砫土司史料輯録》《容美土司史料彙編》等。

以上所列充分體現了土司研究者對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視，特别是對地方文献的重視，各地區的土司史料都有人關注亚努力收集，一些罕见的地方文獻得以發現亚被研究者使用。如《景谷土司世系》是雲南景谷縣城大寨大佛寺收藏的傣文手抄本，後經雲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辦公室發現，組織翻澤並正式出版，這是研究明清以來雲南威遠刀氏土司不可缺少的史料。《壯族土官族譜集成》一書是日本束洋大學教授谷口房男與廣西民族研究所的白耀天先生合作完成的，共收録了十七份壯族土司族譜或世系，包括莫氏、岑氏、黄氏、儂氏、韋氏、李氏、羅氏、許氏等九姓土司，代表了唐宋以来壯族中的首领人物，很有學術價值。另外，一些史料輯録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從明清雨朝宣録中輯録的雲南、貴州土司史料，一直爲研究者所重視。謝華的《湘西土司辩略》完成於20世紀50年代，收集地方志、文集、家譜中的土司資料，是研究湘西土司不可或缺的参考書，作爲第一部輯録土司史料的專善，其阴之功不可抹毅。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以往對土司史料的收集工作存在明顯不足。隨着土司問题研究不斷升温，特别是“土司學”的提出，把對土司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以往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已不能適應當下的需要，其局限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各地區對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不平衡。雲南因有老一代學者江應樑、方國瑜等人的前期工作及影警，該地區的史料收集工作就比较突出，成果也是最多的。其次是湖北、湖南，雖然兩省所土司只在鄂西和湘西，但兩省的史料收集工作也比較突出。而其他省份相對而言要略差一些。這顯然不能滿足全方位研究土司制度的需要。

二是以往收集的史料多以地方文獻爲主，只有雲、貴兩省關注明清實録中的史料及個别地方檔案資料，而對於清代國家檔案、元明清的政書、奏議中的土司史料基本没有收集整理，即使明清兩朝實録中的土司史料收集得也很不完整。因此，僅靠這些史料很難反映土司制度的整體面貌及其發展歷程。

三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往對土司史料的收集整理缺乏統一規劃，各地的收集整理工作多是根握各自的需要及條件自行計，既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協作，又難以體現全國視野和全局觀。因此，收集整理出版的史料爲數不少，但整體而言，缺乏完整性與系統性。從發展的眼光看，這種情况已不能適應學科發展的迫切需求。

正因爲如此，有計劃地調動多方力量，共同编纂一部相對完整的、系統的、可靠的土司制度史料集成著作，對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時代賦予土司研究者的使命。

三

我們在總結了以往土司史料编纂工作的利弊得失後，同時也鑒於國家項目的嚴肃性，确定了工作方向和收録史料的原则：以原始的國家檔案（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代檔案）爲重點收録對象；對於基本史料，如正史、實録、政書，要儘量收録完整；對相關史料，如方志、奏議、文集、筆記、碑刻、契約文書等則擇要選録，避免重複，也要避免與已出版的史料重複；此外，地方檔案基本不收，土司族譜因國家社科基金另設專項，亦不收録。

根據這一原则，幾年工作下来，我們收録的史料大大超過了原计的五百萬字。其中最大亮點是清代檔案的收集與整理，這次收集了檔案四千餘件，删去重複等，實際收録了近三千件，近四百萬字。我們知道，清代檔案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臺北故宫博物院，這些檔案中有大量關於土司制度的史料，内容十分豐富。首先，這些史料涉及土司制度各個方面的内容，如土司的職銜與品級、土司的承襲制度與分襲制度、土司的貢賦與土兵征調、土司朝觐制度、土司的獎懲與撫恤、流土並治與分别流土考成、對革除土司的處理舆安插，以及對土司的種種限制，如劃定疆界、禁土司擅自越境、嚴禁土司私自延幕、嚴禁土司置買田産，和對土司應試、報捐之限制，等等。同時，也涉及土司制度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题，如土司職街的升降、土司之間的仇殺、土司家族内的争襲、土司與土民的矛盾、對不法土司的懲戒、各地土司的改土流、土司制度的調整修訂，等等。此外，這些史料對土司地區的社會生活，如各地物産、收成、自然災害、赈災措施、土地買賣、民間訴讼等都有詳細記载。在晚清外務部檔案中，涉及英國租借土司地方，以及土司邊界調查等内容。

總之，清代的檔案中包括了大量的土司制度史料，它爲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價值是其他史料無法取代的。如實録、政書記載，雍正朝開始推行土司分襲制度，但這一制度的推行情况到底是怎樣的，人們不得而知，而檔案爲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又如，改土歸流後，清廷推行對被革除土司的異 地安插制度，通過檔案可以看到，安插土司的地方有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河南、陝西、廣東，最遠到盛京、黑龍江。此外，對土司承襲制度的推行，户科題本及硃批奏摺中有大量的事例，使我們對土司承襲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清晰的瞭解。同時，充分利用清代檔案，必定會對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並能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觀點和認識。例如，關於土司地區司法案件的檔案（主要是內閣刑科題本），對論證土司地區由“因俗而治”向“依法而治”的轉變是最有説服力的史料；有關土司朝貢，以及教育、科舉方面的檔案，有助於我們認識土司地區的國家認同是如何一步步加强的；有關雨水、收成、蠲免、赈災的檔案，對重新認識土司地區的經濟狀况及清政府的經濟政策非常重要。

除檔案外，其他史料也各具特色。實録、政書中的史料，有許多我們未曾關注過的細節問题，如對土司朝觀、上賀表、謁見上司的禮儀規定，對土司承襲流程、時限的规定，以及爲土司颁發養廉銀的記载等。地方志、地方文獻、文集、筆記注明了引之目。檔案部分是本書最重要、最珍貴的史料，其中大部分未公開出版。

奏議文集筆記部分主要收録《元文類》《明經世文编》《清經世文编》中的重要文章，以及近五十種元明清人的文集、筆記中的土司資料。這部分資料按元明清朝代排列，各朝代中，總集在前，個人文集、筆記在後。

以上六類，總計一千二百萬字。

四

本書上述编排是编者經過認真考虑的。一般的史料集往往按專题或内容编排，但土司制度有其特殊性，按專题编排，有一定的難度。本課题原計劃是將史料先按元明清三朝分類编排，斷代之中再按專題编排。這種方式有利於斷代史的研究及斷代之中相關問题的研究。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感到這樣編排有不利之處，對全面研究土司制度的發展、變化、沿革不方便，而且在具體操作上也有問题。如果是按專题编排，勢必會将同類資料分散於不同的朝代及不同的專题之下，這就割裂了資料的完整性和系統性。還有相當一些史料，包括土司制度的幾個方面内容，如果按原計劃的承襲制度、朝貢制度、土兵制度、獎懲制度等分類，一段史料或許要分成兩部分，甚至三部分，势必被割裂得不成文，如果分别放在幾處，又會重複。况且在朝代之下，不管是按土司制度的内容分類，還是按土司制度推行的地區、民族分類，都難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因此，我們最终决定是按史料類别编排，這樣编排可保留史料的原貌及各自的完整性、系統性。如實録、會典有各自的编纂體例及系統，如果將其打散重新编排，則難以體現其特色及價值，更爲重要的是，按史料類别编排的方式可操作性更强。

另外，對檔案的處理，原議影印出版。從保持檔案原貌而言，這種做法有可取之處，而且以往很多檔案也是影印出版的。但是考虚到本書的使用對象，除少数業工作者外，還要面向廣大的地方文化工作者，以及热衷於土司文化傅播的廣大群衆，單純影印出版，不利於讀者使用。經過討論，我們認爲，作爲土司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我們不能满足於将這批檔案從檔案館搬進圖書館，更要對檔案進行標點整理，儘量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曾將一些標點整理的檔案提供給研究者使用，他們非常滿意，也發表了一批利用檔案研究土司制度的好文章，從而更堅定了我們整理的信心。我們知道，古籍的標點整理，很難不出錯，更何况檔案的標點整理，還包括文字識别的工作，但我們會慎之又慎，儘量把差錯率降到最低。至於最終的效果如何，有待廣大讀者的評判。

《中國土司制度史料集成》的编纂與出版，是土司制度研究不斷深入的産物。同時，它的出版爲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支撑，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正在進行的國家社科基金另一重大項目“中國土司制度通史”利用了這部史料，土司學界正在醞釀编纂的《中國土司大辭典》《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地圖集》同樣離不開這部史料。我們更希望，《中國土司制度史料集成》能夠成爲每個土司研究者案頭必備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