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原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袁恩桢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22日12时5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7岁。 定于2025年1月26日(周日)上午11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袁恩桢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5年1月22日 联系人：谈 倩 13701760797 王 威 13482492320 邮 箱：jjs@sass.org.cn |
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原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袁恩桢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22日12时5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7岁。为表达哀思，袁恩桢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25年1月26日(周日)上午11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亲历者和建设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袁恩桢研究员简介
袁恩桢，男，1938年3月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6年进入上海财经学院（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1960年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留院分配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从此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等，1986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袁恩桢著述颇丰，论著有：《计划与市场》《社会必要产品论》《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改革十轮》《中国私营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概论》《国有资产管理、运行与监督》《经济发展与经济学》《袁恩桢文集》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有关论著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86年）、上海市学术贡献奖（2010年）等重量级荣誉奖励。其中，《袁恩桢文集》是袁恩桢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的集中体现。袁恩桢是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在5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袁恩桢孜孜以求、不懈探索，作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一、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特殊商品范畴的探索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发展的整个过程，袁恩桢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艰难探索——6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一文中，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一条主线串连其间，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聚焦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的观点。袁恩桢认为，正是由于在公有制与商品市场关系存在基础的两大认识上的突破，使我们破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之谜。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层面上的有机结合。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与推进，为理直气壮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增添了充足的勇气与力量。
袁恩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早中期研究，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双重运行机制论》，在改革初期被视为当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至高点；《社会必要产品论》，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
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过程中，袁恩桢一方面大力主张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维护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主持了温州经济调研，是第一本温州模式专著的主持者。袁恩桢认为从经济运行机制变革到所有制结构变革或者说基本经济制度变革，是改革的一大进步与提升。
2002年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断想》一文，从确立私营经济地位的曲折历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如何处理公私两类经济的共存共融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首先，袁恩桢认为，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一个重大特点。在改革初期，有关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有关公有制经济能不能成为经济主体的问题，却已不断出现争议。面对国有工商企业不景气的现实，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些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观点。有关“国有经济是低效益的经济”等观点就应运而生。袁恩桢研究认为，国有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发展，是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一目标在发展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股份经济以及各种类型的合作和混合经济都有长足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却并不理想”。“改革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如果不能在改革中摆脱困境，重新焕发其青春活力，那社会主义改革能不能最终完成都将是一个问题”。
三、长期跟踪与探索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在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方面，在《摆脱两个滞后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一文中袁恩桢系统阐发了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观点。该文认为，国有企业的当前困境源于改革的严重不到位。即使是已经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甚至是一批上市公司，由于政企分离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企业仍难以成为充分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也正是由于改革的严重滞后，引发了企业发展的滞后，即大批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几乎是丧失殆尽。文章认为，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主体，必须在政企分离的改革上下大决心，在企业发展上下大功夫。
袁恩桢有关国企改革研究的观点和成果，曾受到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黄菊等同志的高度重视，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多次邀请其参与企业改革的各项决策咨询。“国企改革的两个滞后”一文在《上海经济研究》上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这一观点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深化。
四、对温州模式等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开创性探索
袁恩桢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关注温州模式。1986年即主编出版了《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温州模式的专著。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当时温州市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特别为解除当时温州的社会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总结温州模式的时候，袁恩桢敏锐地观察到，温州模式的成功是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以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要形式、以发展个人商品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温州模式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袁恩桢在1980年底和1989年初两次深入考察深圳等特区经济，关注特区的经济现象、经济效率提升、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探究特区究竟“特”在那里。他认为深圳特区十年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给深圳发展提供了活力、速度和效益，也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于工作与生活所在的上海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袁先生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90年提出浦东开发中的八大关系具有理论指导意义；2001年提出浦东开发的八大经济效应，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原则、微观经济效益等方面，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进行了深入观察与总结。这些议题，不少仍然是当下的理论热点问题，显示出厚重的学术洞察力和理论指导实践价值。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