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論文
陳弱水／唐末五代政治史料中所見之民間社會情狀與軍中風習
（陳弱水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唐末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特殊的時代之一，長時間和廣泛的動亂，使得政治統治者出現大規模的變化，許多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從小民變成權位的享有者，好像一塊地經過猛烈翻攪，表層的許多土都是從深層挖上來的。唐末五代統治者的行為也有特異的樣貌，就可能和許多新統治者出身民間有關。由於宋代以前文獻中有關常民的訊息非常稀少，本文企圖透過唐末五代的政治史料，對中古晚期民間文化的若干面向有所擬測。這種探討方式有個方法論上的疑難。發掘軍政現象中的民間文化成分，需要有民間情態的直接訊息作為對照，才能夠證實或進行比較有力的推論，但就是因為直接訊息稀少，我們才需要替代品，這造成一個困境，替代品的可靠度不容易判定。本文也可以視為一個企求突破困境的嘗試。 本文探討唐末五代軍政領袖圈中的三個突出現象：養子風氣、婦女參政、伶人活躍――特別是俳優，主要說明這些現象與民間社會文化的關聯，藉此窺探唐宋之際的民間景況，並對相關問題提出看法。此外，本文探討的現象有些和軍隊有密切關聯，本研究因此也涉及了軍中風習。晚唐五代藩鎮勢力龐大，軍隊與軍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重要性，認識軍人社群，也有助於我 們了解這個時代。
李 誠／Jeremy Bentham’s Law Reform Networking around The Jurist, c. 1827–1833
（李誠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827 年3 月，青年律師亨利．比科斯特斯（Henry Bickersteth, 1783–1851）、約瑟夫．帕克斯（Joseph Parkes, 1796–1865）和薩頓．夏普（Sutton Sharpe, 1797–1843）在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不知情的情況下，創辦了法學期刊《法學家報》（The Jurist），該期刊稱邊沁是法律改革者的領袖。《法學家報》吸引了以律師為主的諸多投稿 人，並在1827–1833 年間發表了97 篇文章。本文確認了19 位參與這項出版工程的人士，還原邊沁周圍人員的社交網絡、生活背景以及與邊沁的互動。本文認為，到1820 年代末，邊沁已經成為許多年輕改革派律師的思想導師。在他們的作品裏，邊沁的功利主義法律思想與其他派別的政治語言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啟蒙時代理性法理想的流行。《法學家報》也刺激知名報紙和法律作者回應如何有效改進普通法。考察這份期刊成員和公共影響力，顯示邊沁對法律改革者的影響大於目前史學界的評估。
曾寶滿／大西祝的《教育勅語》批判與其個人主義思
（曾寶滿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導戰前日本教育主旋律的《教育勅語》，頒布之際便引發了國家主義者和部分宗教家的詮釋熱潮，隨後產生基督信仰是否抵觸敕語內容的論爭。在圍繞著《教育勅語》詮釋問題的言論中，哲學家大西祝（1864–1900）融合儒學、康德倫理學和武士道精神等多重知識脈絡，批判當時逐漸僵化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並提出獨具慧眼的東亞社會觀察。 關於個體與民主、倫理觀與國家體制的討論，是過往相關研究中尚待探究的課題，也是本文論述的重點。本文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考察1890 年代「教育與宗教之論爭」中的個人主義問題，特別關注國家主義者對個人和國家之間關係的論述。第二部分從大西祝對康德倫理學和武士道精神的掌握著手，並探討其政治思想與倫理觀，重新梳理他的國民道德論批判之論則。第三部分聚焦甲午戰爭後大西祝對東亞外交、殖民地統合理論，乃至社會主義所發表的時事評論。本文強調，大西祝身兼洋學家、漢學家、基督教徒以及甲州流兵學後人等多重角色，將西方的理性傳統和日本的武士道相互對照、批判，發展出具日本歷史文化脈絡的「人格」論述。在個體與民主的議題上，他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立場，使他在近代社會的倫理與國家的發想上，兼具穩健與進步性。他不為國家發展設定一致的近代化路徑。他的武士道論相較於時人，較少國族主義的包袱。他基於重視個人心性的需求，藉由哲學對近代國家社會提供新的價值提案，可說是個體形成類型中「自立化」的典範。
姜子浩／蘇北日占區戰時體制的建構及其敵人：以徐海道時期（1938–1941）為中心
（姜子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
本文考察日軍為鞏固蘇北占領區（以下簡稱日占區）而建立的戰時體制，探討其政策綱領、制度安排及實踐情況。文中利用徐州陸軍特務機關的機密文件，闡明日軍建立、經營占領國家（occupation state）的藍圖與手法。 占領國家的戰時體制，以維持治安、強化控制為第一要義，故日方優先推動行政及警政，通過協力政權、保甲自衛隊、愛護村、縣警備隊等制度，吸納民間力量，協助日軍建政、剿匪。日軍實施間接統治有助於減少軍事占領的運作成本。不過，以低成本間接實施高壓統治，兩者間存有內在矛盾。日占區的權力生態在「占領者指導監督、協力者執行輔助」的基礎上運作，而本論指出，即使日人建置了協力政權的框架，但日籍指導者監督「不力」，與在地協力者內部成分過於混雜，令占領國家難以在抗日陣營的挑戰下於農 村扎根。此外，還有大量「兩面派」充斥於基層行政組織，在日人眼線不及之處與敵對方暗通款曲。日本占領當局與抗日陣營間政治人才素質及鬥爭意志的落差，導致蘇北日占區的政治控制網絡規模雖有擴大，控制能力卻未等比增長。
※ 研究討論
師義帆、沈 騂／「正常化」：英語學界的蘇聯東歐國家日常生活史研究
（師義帆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講師，沈騂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生）
本文梳理了近年來英語學界在「正常化」視角下關於蘇聯東歐國家20世紀50–80 年代日常生活史的既有研究，本文認為，相關研究體現出對傳統極權主義模式（totalitarian model）的兩點反思：一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二是研究中的道德預設，而修正後的極權主義模式仍有解釋力不強等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梳理「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發現這一時期民眾在與國家的互動中適應了政權，因而能與官方規則和諧共存、正常生活。大部分民眾（尤其是各種亞文化活動參與者）並沒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抵抗政權，而是表現出既不支持、也不抵抗的態度。「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呈現出豐富的歷史細節，但仍需進一步提煉問題意識，警惕碎片化風險。
※ 書 評
張君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硕士生）
重建政治秩序的暴力──評 Andrew G. Walder, Civil War in Guangx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