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菲雯 | 文化、市场与政治:民国“中医用西药”问题探析

一、“中医用西药”实践的产生

中医用西药现象在晚清已有所见,至民国初年开始增多。1917年即有人指出:“近年西医盛行,中医鉴于中药之不洁,炼制之不精,亦有用西药以疗疾者。”1923年,沪上文人徐珂亦指出:“沪之西医,时或就正于中医之内科;中医诊疾,有携体温表以测病人之热度者,有参用西人药水药饼者。吾旅沪久,屡见之。”上海有西医称某位善治腹部膨胀的中医,表面以施针为主,实则依靠西医的泻药蓖麻子油。也有中医公开以中西两种医疗资源招徕顾客,如承淡安在为苏州的“中西医诊所”登报宣传时,即称该诊所按病人的具体情况选取中药或西药治疗。可知民国初年使用西药治病已成为部分中医的选择。

西药知识及其产品在华扩散的事实,为中医接触、认识和使用西药提供了基础。19世纪传教士主持编译的《西药略释》《西药大成》《万国药方》等书籍,在20世纪初即拥有许多中医读者。丁福保等人自清末即开始转译日本的西医知识,出版《药物学纲要》《西药实验谈》《汉译临床医典》等读物。民国初年,简明通俗的西药书籍继续涌现,向中医和普通人传播新知。

西药制品的持续输入,则为中医用西药提供了物质基础。据海关贸易记录,药物制剂及一些化学原料药的进口净额,从1923年的7,684,433海关两增长为1929年的11,421,388海关两。这些药品主要由香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澳门、荷兰等地输入。时人也指出:近来西药输入日广,“我们只要看看各处的医院、医学校、药房以及画报上、城乡间的广告,也就可以想见西药在中国的势力。甚至于中医开的药方有时也可以作为西药侵入的凭证,因为有一部份中医现已采用西药治病了。”

有些中医还将用西药治病的经验心得汇聚成文献,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张锡纯。张锡纯生于河北沧州,早年习举子业而兼通医术,后弃儒从医,擅长融会中西医知识,至民国初年医名渐著,撰有七期《医学衷中参西录》(以下简称《衷中参西录》),被誉为近代汇通中西医的名家。最能体现张锡纯使用西药心得的书籍,是1924年初版于河北沧州的《衷中参西录第四期·药物讲义》。该书初版共4卷210页,收录中药66种,西药45种。每药均有阐释药性药效,并有医案解说。张锡纯强调中药部分为自己的心得,而西药部分“无多发明”,仅录入数十味重要西药,“间附以论说,思为中医欲兼学西医者之嚆矢”。

实际上,西药部分并非如张锡纯谦言的“无多发明”,而是充满创造性的理解。以名列西药目录第一种的镇痛药“阿斯必林”(Aspirin,今称阿司匹林)为例,张锡纯在介绍药物外观、化学成分、药性及疗效时,即吸收了部分西医知识,并进行了发挥。首先,他将中西疾病名称进行了转译和对接。如西医所言“阿斯必林”可治疗“急性、慢性、淋毒性关节炎,能减退炎症、肿胀、疼痛而奏特效”。这些病名被张锡纯对译为中医概念下“风热”之邪留于关节所致的疼痛。其次,张锡纯立足中医知识和实践,做出了不同于西医的阐释。他将“阿斯必林”的药性置于“寒热温凉”的四气框架中,按中医组方的思路与其他中药搭配,并用中医概念进行描述。而他强调阿斯必林可治“虚劳”发热(由气血或阴阳亏损而导致的持续发热),以及此药通过催发“痧疹”的方式治愈温病,均是西医没有的知识。最后,张锡纯没有提到西医所言阿斯必林可用于镇痛、吸收体液及眼科诸病,或许他并不认可这些功效,抑或未在诊疗中采用过。在药物剂量上,他谨慎地按西药的单位“瓦”(今称g)来控制药量,以避免危险。《衷中参西录》里的所有西药名词及药量单位“瓦”,均与《药物学纲要》书内的日本译名一致,并直接引用丁福保的《西药实验谈》部分内容。可见张锡纯学习新知的主要来源,是清末以来国人转译自日本的书籍。

或是担心引起同业反感,张锡纯在书中并未强调参用西药的优势。但此书面世后,他开始不断彰显行医参用西药的特色。他拜托江苏的中医刊物为之推广,称其书“专讲中西药物,多发前人所未发”。随后又在上海《中医杂志》上撰文,称其“生平用药,多喜取西药之长,以济吾中药之短……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接着介绍将麦角、臭剥、抱水格鲁拉尔、白布圣、阿斯必林等西药与中药搭配的经验。这些案例都是先用西药快速缓解或停止病人的症状,如用药收缩血管、麻醉神经、快速发汗等,再配合中药来纠正中医理念下疾病的根本成因——阴阳、气血或六气的失调。1931年此书在天津再版,增入中药11种、西药18种,名为《衷中参西录增广第四期·药物讲义》。新增中药均是张锡纯选录,而新增西药是他嘱咐助手杨秀章录入的。杨秀章原是西医,后随张锡纯学习中医知识。杨秀章称这些西药均是自己用之有效的,读者不必犹疑。该书新增西药基本是20世纪20年代各国新出、成分明确且单独使用的制剂,如德国的抗感染药雷佛奴耳(Rivanol)、止痛药凡拉蒙(Veramon)、日本的治疟疾药巴苦诺恩(Bagnon)等。它们均由药厂生产,直接用于特定疾患,反映当时西医用药有从复方药转向单一药的趋向。与张锡纯全面参用西药相比,另一位名医张山雷仅吸收西医的外用药。张山雷生于江苏嘉定县,师从疡科名医朱阆仙,精通中医外科之学。1914年朱阆仙创立黄墙中医专门学校,命张山雷襄理此校并编辑讲义。1920年张山雷任浙江兰溪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后,开始整理黄墙医校的旧讲义,至1927年刊行成书《疡科纲要》,为其外科治疗经验总汇。张山雷强调疡科本是中医分支,却被高明之士轻视,以中医外科为业者又不明学理,不知病因在内。他认为西医割治疮疡虽敏捷,却缺乏消肿解毒、促进伤口愈合及根治疮疡产生之内因的药物,不如中医外科疗法“各有灵丹,各有步骤”。该书所列药方基本来自中医体系,以外用冲洗、敷贴处理患处,同时用内服汤药来调节阴阳、气血及六气之状况。

张山雷意在发扬毕生所学的中医外科疗法,欲与西医竞争。但《疡科纲要》的“外治药方”部分仍收录几种西药。如介绍“碘汞膏”时,张山雷称“此西法药,治瘰疬,不问已溃未溃,皆效”。其他几种西药均在“洗涤诸方”内,体现出西医杀菌消毒的理念。他认为外疡溃破后以保持洁净为最要,“庶几毒菌不留,方能生新收口”。而西医治疗疮疡“最重防毒消毒”,冲洗伤口之药比中国旧法更便利有效。张山雷推崇的冲洗伤口之西药,主要是石炭酸和硼酸。石炭酸广泛用于消毒创面、溃疡面和外科医生的手指。《疡科纲要》介绍了石炭酸溶液冲洗伤口的三种用法,配制了不同浓度的石炭酸溶液,并遵循西医的用量要求,将浓度控制在1%—3%间;而比石炭酸更温和的消毒药硼酸,则适用于较轻的溃疡或敏感部位的癣疮。但该书介绍的硼酸使用浓度,远高于西医的药量。

以张锡纯、张山雷为代表的中医,将参用西药的经验汇编成书。这些书籍不仅通过市场传播给中医或普通人,也以讲义形式传播给中医学校学生。不少中医报刊也介绍西药用法和经验,如在《绍兴医药学报》上,有作者分享西药验方,或与读者就某一西药译名展开交流。还有期刊连载相关知识,如中医丁济万主编的《卫生报》连载《西药浅释》和《西药类编》,介绍硼酸、石炭酸、阿斯匹林、盐酸规尼涅等药的性质和功用。这些文字较为约简浅近,西药名称亦多采用日本译名。

在这些媒介的共同影响下,“参用西药”不仅成为部分中医的实践,还开始成为一种话语,成为希冀借“科学”改良中国医学的途径。1927年,沪上名医谢利恒在《医界春秋》刊物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改良的四大途径是发展学校教育、改革药品、发扬针科与熟药、采取西法。采取西法包括参用西医的特效药和急救药,如驱蛔虫剂山道年、治疟疾药金鸡纳、麻醉药哥罗方、通便剂蓖麻油、白喉血清、梅毒药六零六、止痛剂吗啡等。1928年,天津中医叶古红在《大公报》刊文,认为中医须采用通用而有特效的西药以辅助中药,“例如,安知必林为白色无臭结晶体,其性最善发汗,略似中药麻黄,又能低降体温,取效在三小时以内。凡降外感之热,可与石膏、知母同用……义取西药治标、中药治本,功效覆杯可待。他如白布圣助消化、几阿苏治肺痿、荜澄茄止淋带、金鸡纳疗疟疾,皆能补助中药,迅捷奏功。初由药品通用,渐至诊断互参,融会中西,此为权舆矣。”叶古红提到的这些西药及其用法,均见于前述张锡纯之书。有人读到此文后认为,参用西药和采用生理解剖学知识“实在是一小部分时髦的中医共同的趋向”。

这些医书、讲义、报刊新知与时评,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医用西药”开始成为一股潮流。当时外国药商也发行各种中文出版物,有精美的药品宣传册提供用药指南,亦有宣传期刊以医生试用报告来吸引读者。这些书刊的受众也包括中医。1933年有人指出,沪上的外国药厂大登广告、遍派推销员,还“出了许多医药夹杂的刊物,什么<梅毒疗法><xx< font="">医报><xx< font="">药报>等书专供一知半解的医者以及旧医采用新药的人们借镜,借以遂他倾销药品的目的……于是一般杂医,拿他当教科书读,读后就以药找病,并不因病求药”。所谓“旧医”是当时西医对中医的贬低称谓,而“新药”则是代指“西药”的新词。这类评论也反映出在“中医用西药”现象增多之时,外界的质疑与指责也接续而来。

目前所见较早的批评,来自1923年奉天《盛京时报》的一位中医作者。他认为“现在中医用西药的,本无西医根柢,竞拿西药冤人,简直成为半中不西的医生了”,举例称“六零六”注射剂虽是梅毒特效药,但许多患者却深受其害乃至殒命。“其实是些不谙西医,妄用西药者流,把病给治坏啦。”1926年,西医程瀚章在上海《时事新报》批评道:

彼旧医自知《汤头歌诀》《本草纲目》之不足恃,遂弃而拾人牙慧,妄试西药。尝见某旧医为人治疟,用西药规那而愈。为人治便秘,用西药硫酸镁而愈,忝然诩于众曰:此吾之功也……今旧医之妄用西药也,概于该药之用量如何,极量如何,与病人体质是否合宜、有无禁忌,均未深悉,而贸然使用。用而效则徼天之幸,用而不效或竟贻病人以祸害,则诿罪于西药。此种举动,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尚不足以喻其险。

程瀚章批评中医不具备正规西医的学识,使用西药既贻害病者,又毁损西药声誉。但其所言中医不顾西药药量而任意使用,应指那些浅薄的投机医者。如前所述,张锡纯等人对西药的药量比较谨慎,中医期刊上的西药知识一般也包括译名、原料、适应症和用量。上述批评应是程瀚章基于西医的立场与所见不良案例,将中医用西药实践不分层次地攻击。

中医用西药现象以上海最为常见,也最早受到上海市政府的注意和干涉。1927年10月,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即将对开业医生进行文凭审查或考试,下令只有通过者才可领取行医执照,否则将勒令停业。那些没有正规医学校文凭的中西医生,需各自通过中、西医试验委员会的审查或考试。随后卫生局发布通告,令此后领照的开业医生,“中医不得用西法及西药,西医亦不得用中药”,否则将罚款乃至吊销执照。由于当时中医教育被排除在官方学制之外,大部分中医的培养方式仍是自学、承家学或拜师。几所中医学校也是自发创立,毕业文凭不受政府认可。按此规定,上海的开业中医须通过专门委员会考试,此后营业时不得使用西法和西药。

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很快引起中医人士的批评。一位安徽芜湖的中医即感叹现下是中西医学相互学习进步的良机,政府不应划分中西畛域,该法令在上海或许可行,却不适于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设有病夫,医药须变。中医知有西法,而苦于不能用;或西医知有中法,而限不能行。隐忍暌隔,束手误人,不亦甚矣!”沪上中医秦伯未则将重点放在中西医的共性、二者相互学习的权利和必要性上,批评卫生局担心中医不能深谙西法西药、西医不能深谙中法中药,一律禁止,将“长使中西医无贯通之日”。

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思路,亦引起部分西医的反感。沪上西医庞京周即认为上海市卫生局的这项政令“硬将医、药并为一谈,而拿学理丢在脑后……倒反引起新医界的非难,而旧医中欲标新者的恶感”。据其记载,上海市卫生局登记中西医的政策开展得“七零八落,登记毫不普遍”,不久后由国民政府卫生部取消各地登记效力,改由卫生部登记,其政策亦执行得不严格。可知上海市卫生局的禁令并未明显影响中医营业的开展,而是较早地从价值观念上引起中西医界的关注和争论。

围绕此事,中医多强调“中医用西药”对沟通中西医学的意义,而西医则认为“中医用西药”与“西医用中药”不可相提并论。有西医宣称:西药与中药即便药材相同,而性质与制法均不同,强调西医制药是“提取某生药之主要成分,经生物学之试验,而后定其用法与用量也”,西医采用中药亦是“将生药行化学方法分析定量后,然后应用,已与生药之本来面目不同”,而采用西药的中医不明西药的性质用量,诊断亦与西医不同,难免有重大错误。有人将此概括、发挥为:西医采用中药,是经过科学、精密的研究,可证实、补充和纠正旧说,是“同化式的生长”;而中医采用西药只能沿袭西医已得之秘,机械地取长补短而已。上述观点将中医用西药视为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想,是对西医的简单模仿;而西医用中药则被视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产物,比中医用中药更可靠。这番看法被一些中医视为营业竞争,乃至接受西医知识较多的中医陆渊雷曾模仿西医口吻讽刺道:“你们旧医虽被勒停营业,还该将各种旧药的用法经验和盘托出……好让科学家于化验分析时心中有个大概的方针。化验清楚了,交给我们新医使用。”而针对中医用西药,“西医又这样说:旧医用新药,因为不能透彻该药的用法、原理,万分危险,非严厉禁止不可”。陆渊雷愤然道:“新医不会用旧药,旧医须教给他们;旧医若用新药,新医非但不教,还要严厉禁止。总而言之,不问新药、旧药,只该新医使用。这种主张虽说是辩论学理,在旁人看来似乎总有点竞争饭碗的嫌疑吧。”

在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一些西医支持者认为“中医用西药”貌似顺应趋新之势,实是拾取科学皮相而作稻粱谋。1933年庞京周在回顾近十年来上海医药界状况时,讽刺许多“旧医”为吸引病者,“满口用着新名词,什么‘脑膜炎’‘膀胱炎’字样……诊所中备着Nat.Cacodylate替人打打补血针。逢到急病,必请病家再请西医打强心针。或则利用血清的功效,而保持祖传喉科的信誉。”也有西医称:“在内地常可看到一般新式的旧医。这种旧医并非信仰科学,而是投机的分子。他也知道,麻醉有利于开刀,所以也会用Cocain、Aethylchlorid。知道梅毒非‘九一四’不可,也会行静脉注射。Rivanol⁃Trypanflam明明是西药,他要改做中式的药缐,而不说西药……不过欺骗一班无智识愚民罢了。”

“中医用西药”还成为一种修辞,被西医拥护者用来讽刺部分中医的“假维新”。有人讽刺道:“有若干国医也喜用西药……但口上的说话,还保持他是国医的本色,五行生克,君臣佐使,谈得头头是道的。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34年傅斯年发表时评《所谓“国医”》,认为中医必须废除,中西医问题是无谓之争,引起多名中医对其的口诛笔伐。为此,傅斯年以《再论“所谓国医”(下)》一文,向主张改良的中医开炮。他强调中医与西医学根本不相容,西方医学理论是一个完整体系,而西药是该体系最末端的物质产品。“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林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他认为若中医热衷用西药,就应抛开中医理论,全盘接受西方医学。

而对政府来说,限制中医用西药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中医,亦是为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创立的行医资格准入制度,打击医学教育程度不足的“江湖医生”。1929年9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发布训令,规定“嗣后凡不备具正式医师之资格者,一概不得用听诊器及注射器为人诊病及注射。至中医之用中西医名称者,亦应查明禁止”,饬令各省民政厅、特别市卫生局执行。所谓“正式医师资格”指拥有正规西医学校教育文凭。随后,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宁波中医学会请卫生部解释该规则。卫生部称用听诊器、注射器须洞悉解剖、生理、病理等学问,轻蔑宣称“我国中医不具科学知识,自应禁止使用,以免流弊”。该法令本是禁止中医使用注射药,但次年卫生部与教育部却将该法令泛称为“禁止中医使用西药西械之法令”。可见在中央卫生行政管理者看来,禁止中医用注射药最为紧急,但禁止中医用其他西药亦有必要。1930年3月,禁止中医用注射器的规定被合并入卫生部第二四八号训令中。

不过,相关法令落实极为有限。1930年有西医称上一年卫生当局“曾令旧医不得参用西械西药……孰料旧医界闻此讯后,群起反抗,轻视中央命令,仍操之如故,白喉血清也,新六〇六也,不计利害,不问是否对症,一律为之注射”。同年,秉持废止中医态度的余云岫激烈讽刺道:“(中医)昔讥西药剽悍,今则自恨不得用西药,矛盾一也;昔以西药推销员讥新医,今则自恨不得作西药推销员,矛盾二也。”前引张锡纯《衷中参西录增广第四期·药物讲义》一书就增入许多西药注射剂,可见禁令出台后中医使用西药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此后,杭州、无锡、苏州、广州等地政府均不断重申禁令,并取缔其认定的违法行为。1934年,杭州市长向浙江民政厅长呈请严加取缔“中医滥用西药打针”等行为。浙江民政厅回复称此前曾通饬全省查禁非正规医生用西药注射剂,此事仍遵前令切实查禁。该禁令又在1935年被杭州市卫生科拓展为“严格取缔中医滥用西药”,引起中医团体——杭州国医公会的反对。也有中医认为未经西医学校训练的中医用西药治病,确应制止。但中医在了解一定西医知识后,应可选用市上著名而有特效的现成西药。如恶性贫血用肝膏、肺痨用三钙剂等。“不然,西方成药,病家尚可自由购用,难道医生反不能介绍吗?”较早意识到禁用的“西药”须有明确范围方合理可行。

地方政府限制中医使用西药并引起反对的情况,在此后越来越多。1934年,无锡县行政会议通过禁止中医兼用西药的议案。有人认为当地一些兼用西药的中医收费低,疗效好,该议案将使病者只能求助于昂贵的西医。1936年苏州县政府亦重申省民政厅转奉卫生署的命令,训令当地中医公会不得滥用西药,否则从严惩处。随后,苏州公安局查封了一些中医的西药西械。有中医向当地中医公会呈文称,内政部虽曾有禁止之说,但江苏省政府的《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并无禁止中医使用西药的规定。与此类似,各地中、西医公会常介入并援用相关法规,向政府发声。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修正取缔中医章程》规定:中医不得为人注射、不得兼用西药。1936年,广东台山县中医公会的某会员参用西药,被当地西医公会呈县取缔,台山公安分局令这位中医具结保证不再参用西械西药。对此台山县中医公会发表公电称:这是西医对中医的政治压迫,严重影响中医前途,还强调禁止中医用西药的规定,与当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医条例》抵触。该条例不仅没有禁止中医用西药,且规定中医诊断传染病人或检查传染病尸体时须用消毒方法,所谓消毒方法显系用西药杀菌剂。因此禁止中医用西药的法律应失效。台山县中医公会继而向广东省政府抗议,并向行政院与司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台山县政府,但诉讼最终被驳回。

禁止中医用西药注射剂、禁止中医“滥用西药”或“参用西药”,这些法令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禁止的范围则各有不同。总体而言,政府对中医用西药种类的限制确有扩大之势,而西医团体在此间扮演推动和举报的角色。1936年,西医团体上海医师公会呈文上海市卫生局,称中医乱用内服西药和注射剂,且为女病人隔衣注射而不消毒。为此,卫生局重申中医不得滥用西药西械及“中西医”名称的禁令,饬主管者监察并令中医遵照。此事立即引起上海市国医公会的抗议,其会员大会就曾讨论“力争国医用药自由、反对当局不准国医兼用西药案”“呈请政府制止西医干涉国医自由用药言论案”和“取缔国医滥用西药案”等议案。但上海市卫生局由西医主导,向来维护西医、压制中医,中医团体的抗争并未收效。

更令矛盾激化的是租界外人亦沿用卫生局禁令,将禁用的西药范围拓展到家庭可用的药品。1936年上海法租界的某中医,因家中藏有“来沙而”消毒药水和药棉等物,被法租界卫生处人员查处,“指为滥用西药,严行处罚”。该中医求助于中华国医学会,该会请市国医团体联合办事处设法交涉。有中医为此感叹:“西药之盛行于中国,为日久矣。其普通之药品,如阿斯必林、金鸡纳霜等等,几于无一人不知,无一家不备。……岂平人可以用此物,中医不能用此物耶?抑西医用此物便合卫生,中医用便不合卫生耶?”论者希望各地中医团体联合向政府争取使用西药的权利,令外人不再为难中医。在抗争的同时,中医内部亦有不必使用西药的声音。有中医强调西药既不合华人体质,又令大量金钱流入海外,因此高明的中医不屑使用西药。另一篇评论则将政府之意解读为“卫生当局,以国医自有其深奥医术,及相当之历史与信誉,向为国人所重视,固不必采用西法”。文章立足于中医自有精妙所在,故无需采用西法。而提倡学习西医知识的中医对此不以为然。如张赞臣即认为此项禁令剥夺了中医的用药权,中医群体必须反抗。“近者中医之脑筋陈旧者,常有自动禁用西药之提议。夫药是治病之物,吾果无此物,必将取人之长补吾之短……今彼西医辈以西药为科学之产物,认中医不科学,吾中医不向此用药权争法令之平等待遇,皆自摒于科学之途也。”此种态度,实际是以“科学之途”为中医发展的必然方向,亦延续了西医以西药为“科学之产物”的言说。

总之,中医抗议主要集中于中医学习“科学疗法”的必要性,以及从法律上争取与西医平等的用药权这两点。而政府一般仅听取西医团体的意见,而未接受中医的诉求。

从上述考察可发现,尽管中央卫生机关和一些地方当局不断出台、重申对“中医用西药”的禁令,处罚或查封一些违法者,但法令的执行断断续续,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从出版市场可见,向中医介绍西药知识的书刊仍在出版。1935年,丁福保出版了介绍西医学理和治疗知识的《国医补习科讲义》一书,介绍了17类药物及注射、X光、血清、消毒等疗法。中医期刊仍在向读者介绍西药用法,也有中医诊所继续刊登“兼用中西药疗治”的广告。不仅如此,一些中医学校将西药乃至西医各科知识纳入教学体系。如193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不仅有中医课程,也有西药概论、生理学、解剖学、西法诊断等西医课程,还有化学和日文。同时期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亦设有西医药物学和诊断学课程。总之,中医群体对西医知识的需求在增长,而政府不仅对行医者监管力度有限,且在出版、教育法规上并未配合“中医用西药”禁令。这为中医继续使用西药提供了动力与空间。

“禁而不止”的原因,也与法令本身的缺陷有关。首先,医药法规对何为“西药”与“中药”并无明确界定。时人在批评该禁令时,已提到此种概念问题;其次,当时国内亦未有“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法律概念。中医自备或给病人开处方的西药,是可从商业药房自由购买的药物。所谓家用药和医用药亦无清晰界限。正如一位中医批评的那样:“沪市药房,栉比而居。药物发卖,报纸宣传,尽人皆可购用,惟熟谙医术之中医,则不许用”,显然不合情理。最后,也有法理相互抵触的情况。如反对禁令者经常援用的国民政府《中医条例》(1936),规定中医在传染病情形下应当消毒,即是要求中医用杀菌西药来处理。

“中医用西药”现象的持续存在,亦与全国医疗资源分布的现实有关。截止到1932年底,从政府承认的医校或医院毕业、领有执照的“正规西医”(医师)仅有2919人;到1937年这个数字接近1万人,但仍与人口基数不相匹配。尤其是内地,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西医从业者比比皆是。1934年有人指出:四川的西医学校极少,许多“西医”只是在医院或军队担任过看护(即护工或护士)之职。甚至有为西医作仆从者,通过药房推销员介绍知道一些西药,便给人打针,被论者讥为“假新医”。更有甚者“只由几种药厂医刊,或由亲友之闲谈,得一知半解之常识,妄设三月或半年卒业之医校。各教育当局,既不予取缔,而一般无知青年,亦即盲从肄业”。这些记载反映出西式医药资源的传播具有层次多样、内容多元的途径,其辐射范围远比西医学校、医院更广。“中医用西药”现象是这些医疗市场生态的一部分,只是因中西医竞争关系而更加凸显,更易受到西医群体的批评和卫生行政体制的干涉。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医疗资源更为紧张、军事医疗和卫生防疫等事项的重要性凸显,国民政府对个体行医的管理相对放松。不过,或是为弥补《中医条例》有关中医用西药的内容空缺,1940年内政部公布的《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加入了“中医不得擅行科学医之器械药品或注射法”的规定。政令将西医称为“科学医”,延续了对西医的彰扬和对中医的歧视之意,引起国医馆重庆分馆方面的不满。而在沦陷区上海,有华人西药商如信谊药厂,对中医群体发行期刊《国医导报》来介绍各种西药制剂。有中医在该刊介绍试用该厂药品的经历,赞美药到病除的奇效。这种通过软文来推销药品的做法,常见于西医和西药商的互动。而在国民政府和社会精英撤退、西医减少的特定时空中,上海的西药商不仅将中医视作客户群,更将其作为产品宣传者,可谓营销策略的调整。

总体而言,中医用西药现象在抗战中继续存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时人指出“领中医证以西法看病的中西医师,各省市均有”。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通过了行医者的资格甄别、考试、管理等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严禁中医使用西药》一案,再次引发中医抗议。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医认为,许多中医用西药都有心得与把握,政府不应断定中医没有使用西药的能力。他强调“新的民族医药的建设”须在中西医界通力合作、吸收彼此长处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若是一方仗着权势打击另一方,将令医药事业陷入“殖民地医药的悲惨命运”。希望新的民族医药事业建设完成后,所谓“中医”“中药”“西医”“西药”等名称能彻底消失。此番议论,代表了部分国人希望汇通中西医学、消弭中西之分,建立本民族之新医学的期望。但如此理想愿景,在当时西医精英群体与中医对立的环境下,有些遥不可及。

此后,政府愈发重视行医资质问题,继续三令五申“严禁中医用西药”政策。1947年,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加强医药管理,严格发放营业执照,且应“绝对禁止中医使用西药及注射药针”。但即便是首都南京,也仍有中医在使用注射剂。而中医禁用西药之范围究竟为何,亦引起地方政府的疑问。对此,卫生部在1948年冬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一是注射药,二是必须经医生处方才准药商出售的药物。所谓第二类药物,可见1929年卫生部《管理药商规则》第七条:“麻醉及毒剧各药,非有医师署名盖章纸处方笺,不得售出。”此类药物细目,见于1930年《管理成药规则》附录的麻醉药、毒药、剧药品目表。如麻醉药有鸦片制剂等,毒药如乌头素、士的年、氧化汞等,剧药如疫苗、血清、氯仿等。这一范畴较为清晰,亦避开了许多中医乃至普通人常用的奎宁、阿司匹林、消毒药水等药品。卫生部对“禁用西药”范围的解释被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传达,为行医者提供更确切的参照标准。只是,如何在法律上清晰界定“中药”和“西药”的概念?中医通过自学或中医学校学习成体系的西医理论后,是否拥有使用西药的权利?这些问题在民国时期终未解决。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浪潮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医从业者开始学习和运用西医的药物疗法。通过西学译著、中医医书、医药期刊、药商宣传册和报刊广告等媒介,中医可学习到不同层次的西药知识。西药产品的扩散,也为中医获取西药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医自清末受到西医的文化冲击,到民国时期更在教育和政治上受到压制和歧视。在此背景下,学西药、用西药成为部分中医学习新知、改造自身并与西医竞争的一种尝试,体现出中西医学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

“中医用西药”引起的风波,反映出近代中、西医群体围绕药物的权力竞争关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医用西药”现象的增长,西医及其支持者常指责中医滥用西药,贻害病者。当时西医已开始取得卫生行政主导权,致使政府以西医的思路来约束和改造此前多元的医疗市场。为配合行医资格管理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禁止或限制中医使用西药。西医团体常充当举报的角色,中医团体则展开多次抗争。正如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卫生行政体制的引入具有营造健康文明社会的良好出发点,但也经常体现西方医疗观念和制度在文化、政治上的霸权。对“中医用西药”的禁令,即是西医与政府合力,试图将特定的医疗资源限制在特定的专业群体手中,以营造更规范的医疗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医和病人自由选择医疗资源的权利。而在国民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不足、“西药”又无清晰法律概念定义的情况下,该禁令难以落实,也为中医继续使用西药提供了空间。

“中医用西药”的流行和禁而不止,亦与商业对医疗活动的引导相关。对多数开业中医而言,使用效果更好的产品是吸引患者、维系诊务开展的现实选择。西药商的营销活动,也促进中医了解和获取西药。当时医疗市场存在大量未接受过学校训练的西医从业者,他们同样是西药知识的学习者与产品的使用者。可见西式医药资源的传播途径,远比学校教育和医院等“正规方式”更多样,辐射范围更广。“中医用西药”是这些医疗市场生态的一部分,体现了近代中西医群体在文化、市场与政治上的竞争,亦反映出多元化的医疗商业活动,在西医话语和卫生行政的约束与改造下,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