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这声音，打来投诉的人至少60往上，应当是退休了没事干，整天刷
当然说是建议，其实是威胁。因为老头说得很清楚，先说要把录音发到网上，小伙子不怕。老头接着威胁，说要是你的游戏机被人砸了，与我无关。
小伙子回答得义正辞严，谁砸谁赔偿。还反怼道，“你莫名其妙，你让人不要吃鹅啊，你有意见报警去”。
这通对话就这样结束。
开始我听的是录音，没有画面，还有点纳闷，以为是什么鹅，真的伤了他的心不成。然后看到视频才晓得，原来踏马是这种鹅：
那么这位老头的身份，以及他的动机，也就呼之欲出了。
根据声音与谈吐不难判断，此人年纪不小，也不会太老，应当在60-70岁之间，那么他的出生年月当在1953-1963年左右。众所周知1966-1976发生了十年浩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出现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现如今年龄最大的红卫兵今年应该74岁，年龄最小的红卫兵今年应该是59岁。
这个年龄是对得上的。
为什么我会推测他是当年的红卫兵呢，不是故意要给他扣帽子，而是有迹可循。
听他几句话就知道了：
“要是你的机器被人砸了，与我没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时候搞这个玩具，让老百姓觉得你在干什么？”
“不适合中国人看”；
“让老百姓觉得”；
“伤了中国人的心”
这些话都说明，此人有较强的阶级斗争意识，习惯于上纲上线，且很可能参与过“破四旧”。另外，他还非常善于找茬和转移问题，人家饭店里吃鹅视而不见，却揪着小伙子抓鹅的游戏机不放。
这些都与成长年代与环境有关，当年的红卫兵就是这样的。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陈再道回忆录》中写到：
“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再看当年文革破四旧，1966年6月，学校停课，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9日，中学红卫兵（还有少数大学生）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据梁漱溟回忆：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中学红卫兵退休了，这些文革幽灵还在。现在流行说“不是现在的老人变坏了，而是当初的坏人变老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那一代人中也有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良知的人，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全部归结为“坏人”。但换个说法，由于文革的影响，那一代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习惯于立场大于是非，思想偏左的人占比较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活在斗争中，意识形态就是战斗，真正的过日子反而觉得无趣。
即使中央早就明确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他们也并不认为当年的行为有多大错误。有些甚至还引以为荣，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所谓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不是反思自身。
文革幽灵仍在，这根朽木算是其中一个代表。
几十年前，他们还年轻，斗志昂扬不可一世；几十年后，他们老了，他们的青春早已被否定，心底却存着不甘，仍深深沉醉于当日的意气风发，于是便想通过似是而非的瞎扯淡来找回一点存在感。
我其实有点可怜他们，我把这理解为一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引发心理变化，或者说是心理变态。
但这不是原谅他们的理由。
因为真正理智的人懂得承认错误，适时放下。许多人在错误中反思获得了进步，他们却没有，这些人就是文革的沉渣。
这些沉渣习惯了盲目、暴力地释放个人情感，拿爱国当他卑劣行径的挡箭牌，借以实现他某种不合理性的目的。殊不知，当所谓爱国之情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缺乏理性思辨，就可能转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恶棍披着爱国外衣讲政治时，本身已经亵渎了美好。
这些人是有病的，具体表现在：
社会性的闭塞；
对世间种种正常现象都表现出敌对或者怀疑的态度；
不断地感受到受威胁，时而有“危机濒临”的感觉。
由此导致的空虚感和无力感，通过互相攻伐得以宣泄。往往因为一件事的看法不一致，就陷入互相抬杠，辱骂，对峙的撕裂境地。他们燃点很低，容易愤怒，动不动就会扯到什么“境外势力”，“敌对势力”，简直魔幻而可笑。
改开这么多年以来，文革遗毒依然存在于不少人内心深处。这种阴谋说用心之险恶，手法之拙劣，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让人想起文革期间的批斗之风。任何人只要拉虎皮，扯大旗就会占据政治正确高位，攻击抹黑打击别人，用政治语言代替法治语言，动不动上纲上线。把正面现象负面化，使批判流于表象化、情绪化和极端化。
当一个普通的游戏机，都能用泛政治化思维解读的时候，你不觉得可笑又荒唐吗？
不要以为这是偶然，在夹头之流洗脑下，这些年这种思维绝非罕见。他们重新走上前台，忽然把人吓了一大跳，比如那个叫李毅的教授还不断叫嚣说什么死多少多少人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反人类的观点。
这些恶棍习惯于“贴标签”、“符号化”，进行政治化批判，以情绪代替思考。司马南、李毅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这些老朽木，以及新朽木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洗脑出来的人，导致所谓的爱国情节、斗争思维四处泛滥，导致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想如何陷害别人。现实越悲惨，心理越脆弱，等有一天敲到自己头上了又喊苍天无眼，没天理，盼望包青天。
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对待这些文革思维的朽木呢？我本来是有点担心的，但是看了这件事，我又有了信心，录音里小伙子怼得义正辞严，给了老朽木当头一棒。
我可以想象听筒对面老头的无奈与不甘，也可以想象，砸人家游戏机这种事，他是不敢干的。不说涉嫌犯罪，光是照价赔偿，就够让他哭死。
现在，抓大鹅游戏机没有撤掉，也没有被砸。再看评论，清一色的批评，心又放下不少。
这说明，文革遗毒已经没有市场，别看这些渣滓们叫得凶，不过是沉浸在斗争的幻想中不能自拔，想着回到他们那个黄金年代而已。
我们还是要警惕，警惕文革幽灵的若隐若现，警惕那场灾难的残渣余孽及其追随者。他们见不得改革开放后的成功富裕者，整天想的是不劳而获均等富；他们也没有公理和正义的概念，思维定式还停留在那个年代，与阿Q忌讳“光了”、“亮了”，有得一拼。
但是那个时代不会回来了。
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从那时起，几代领导人都坚定维持了《决议》的结论，党的所有正式文献也都未出现过任何异议。
彻底否定“文革”，不仅是全党上下的认识，而且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整体上相当稳定的共识。不是几个沉渣泛起能改变的，也不是几个夹头和他们的粉丝能改变的。
若是按老朽木的思维，鹅卵石也该改名，毕竟又是鹅又是卵的，岂不是伤害全国人民感情。
但是几个人会真的去鸟这种坏老头子呢，当他是个屁，都是侮辱了屁。他们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中装在套子里的人，快被历史埋没的一群人。
可惜啊，沉渣终究是沉渣，他不可能成为沉香木，只会无声无息地烂掉成为肥料，咕嘟冒下泡又归于死寂。因为那个曾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他的家人也不会在他墓碑上刻上他曾引以为傲的那个身份，也不会书写他那段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毕竟丢不起那个脸。
遗憾的是这根朽木还不算太老，有些人，世界上真的是少一个好一个。
最后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抓大鹅的游戏机，在我这倒没见到过。我建议经营抓娃娃机的，赶紧多上几台“抓大鹅"，这波流量要运用好，“抓大鹅"正当时！
我对这款抓大白鹅游戏还有如下改进建议：
1、机器中应当增加为三种大类：大鹅、白鹅、黄鹅。
2、大鹅中的头鹅应与众不同，它的名字叫大地鹅。
3、白鹅中的头鹅应与众不同，它的名字叫上校鹅。
4、黄鹅中应当设置很多小头目鹅，比如：送忠鹅、肥天鹅、雪蝇鹅、叼盘鹅等等。大大小小的起码有108黄鹅头目，其中最著名的不是宋江鹅，而是夹头鹅。
其实挺好设计的，头扁扁的就是夹头鹅，胖胖的就是肥天鹅，脖子上挂个钟的就是送钟鹅，头上有只白苍蝇的就是雪蝇鹅。
这样就到位了，一不小心这款抓鹅游戏机，就可能成为爆款，火出中国，火遍全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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