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鑄造的一件青銅器，器形完整，銘文重要，相當珍貴。此鼎於同治年間由左宗棠贈予吴縣潘祖蔭。1951年，潘家的後人將它捐獻給國家，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左宗棠提出以大盂鼎相贈之時，潘祖蔭因爲對它的真僞存在疑慮，起初並未接受，後來才相信它是真品。這一點學者早已指出[1]。這是大盂鼎弆藏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那麼，潘祖蔭爲什麼會有前後兩種態度？似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這不但涉及潘祖蔭，而且還與張之洞、吴大澂、陳介祺等人密切相關。今勾稽史料，略説如次。關於大盂鼎的發現與流轉，清末的金石學著作多有記載。然諸家所述頗有訛誤，惟吴縣吴大澂所記較爲切實。他在《愙齋集古録》一書中説[2]： 是鼎於道光初年出郿縣禮村溝岸中，爲岐山令周雨樵所得，旋歸岐山宋氏。同治間項城袁筱塢侍郎以七百金購得，今歸吾鄉潘文勤公。癸酉冬，大澂視學關中，袁公出示是鼎。
「袁筱塢」即袁保恆，字小午，或作筱塢，河南項城人，乃袁世凱之叔父。同治八年初，左宗棠請敕袁保恆督辦西徵糧台，奉旨允准[3]。「癸酉」即同治十二年（1873）。此年八月初一，吴大澂奉旨充陝甘學政[4]。入冬後，他在袁保恆處見到了大盂鼎。可知，吴大澂的記載得自親見親聞，自較可信。袁保恆購得大盂鼎的時間，當然要早於同治十二年冬。早到何時？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六日，陳介祺在一封寫給鮑康的信中説：「盂鼎下半，字清拓本借看，即可定釋，不必求得。云已爲李山農所得，前言小午者僞耶？」[5]所謂「小午」即袁保恆。陳介祺聽到消息説，大盂鼎被「李山農」即李宗岱所得，而非袁保恆。蓋李宗岱也曾派人挾重資往購大盂鼎，因袁保恆已談價在先而未果[6]，遂有此傳聞。可以推知，大盂鼎在同治十一年已歸袁保恆。大概袁保恆將大盂鼎獻給了左宗棠，總之，此鼎遂爲左宗棠所有。咸豐年間，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因樊燮事被湖廣總督官文彈劾，幸得潘祖蔭出手相救[7]，不但免於禍端，且獲大用，從此青雲直上。潘祖蔭篤好金石碑版，人所共知。爲報當年相救之恩，左宗棠擬將大盂鼎轉贈潘祖蔭。對於左宗棠的慷慨，潘祖蔭却頗爲持重。同治十二年五六月間，左宗棠寫信給袁保恆説[8]： 盂鼎拓本細玩定非贋作。伯寅侍郎疑爲不類，亦因其後互有出入，而神鋒微露雋異，與古畫别耳。……盂鼎既不爲伯寅所賞，未宜強之，盍留之關中書院，以俟後人鑒别。其價則弟任之可也。
大盂鼎在道光年間出土後，銘文即有拓本傳世，稱爲「關中拓本」。潘祖蔭看到的，就是「關中拓本」。不過，他在看了拓本後，對大盂鼎的真實性存有疑慮，似乎没有打算接受這份厚禮。潘祖蔭喜好金石，門下亦濟濟多士。據《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的潘序，同治末年，張之洞、吴大澂、王懿榮等一班名士[9]，環聚其左右，鑒别金石，商榷文字，編刻圖書。潘祖蔭將大盂鼎銘文的拓本送給張之洞參看，並附上一短札。札中説，銘文「字體方板」，即缺乏神韻。這與前引左宗棠信中所説「神鋒微露雋異」可互爲補充。札中還説，以盂的地位，出土時不應只有一鼎。張之洞完全贊成潘祖蔭的看法，並從字體、文字、語詞、格式等方面補充談到銘文中存在的問題。他先是説字體「渙散徑直」，再則説「玟」、「珷」等字的寫法無理，又説「受天有大命」、「嗣又作邦」、「汝妹辰」等詞語之不通，復以銘文開頭只記「惟九月」而不系日辰，更系作僞者有意爲之[10]。總之，在張之洞看來，此鼎必僞無疑。潘祖蔭很信任張之洞的學術能力。他曾對吴大澂説：「兄所藏款識，其有香濤考釋者，正定可傳」[11]，對張之洞很是推崇。他編的《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中，收入張之洞的考釋文字最多。當時人也説，此書中「多載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之説，文勤自釋轉無幾」[12]。並世的另一金石學家陳介祺，在讀了《攀古樓彝器款識》後，對張之洞的釋文大加贊賞：「《攀古樓款識》文，自以張説爲長，以其博雅而聰穎，於理爲近也。……文人才人，香濤足以當之。」[13]因此，張之洞對大盂鼎銘文的看法，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潘祖蔭的判斷。此外，吴大澂也見到了大盂鼎銘文的拓本，潘祖蔭曾問他「有盂鼎釋文否」 [14]，可知潘還讓吴作過釋文。吴大澂同樣對此鼎的真實性懷有疑慮。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吴大澂出棚按試之時，陳介祺來信説：「盂鼎想已見，前疑當可頓釋。」 [15]所謂「前疑」即指在京時對大盂鼎銘文的懷疑。陳介祺以爲，吴大澂至陝西後，應該已經見過盂鼎實物，則此前對該鼎的疑慮，當可祛除。吴大澂對大盂鼎銘文的態度，恐怕也會影響潘祖蔭的判斷。正是在潘祖蔭、張之洞、吴大澂這幾股合力的作用下，才會出現左宗棠信中所説「盂鼎既不爲伯寅所賞」的結果。那麼，爲何潘祖蔭後來又改變主意了呢？陳介祺應該起了一定的作用。道光二十五年（1845），潘祖蔭之父潘曾綬與陳介祺、吴雲訂交[16]。潘曾綬去世後，因同有金石之好，潘祖蔭與陳介祺常有書信往還。陳介祺是父執，故潘祖蔭在書信中以「侄」自稱。陳介祺早就看到大盂鼎銘文的拓本。道光二十五年二月，海鹽陳粟園致書陳介祺説：「盂鼎近聞攜至三原，尚不難購一精拓。舊藏一紙，下半尚不大漫漶，茲亦檢出奉上。」[17]至同治十年七月，陳介祺乃作《周盂鼎銘釋文》[18]。他堅信大盂鼎乃是真器。同治十二年八月廿九日，陳介祺寫信給潘祖蔭説：「盂鼎如可得，即以字少二十器易之亦不爲過，不可失也。」[19]極力勸説潘祖蔭收入大盂鼎。就在同一天，陳介祺在寫給鮑康的信中也説：「盂鼎如可得，雖以伯寅藏器二十種易之，亦不爲過」[20]，再次肯定大盂鼎的價值。到了十月十一日，陳介祺又寫信給潘祖蔭説：「盂鼎自無可疑，君子一言以爲不智，清卿親見其器，自當可去成見，而篤愛更甚吾輩矣。」[21]認爲大盂鼎無可懷疑。有人認爲，正是陳介祺的堅持，終於使潘祖蔭打消疑慮，收下大盂鼎[22]。陳介祺是晚清極負盛名的金石學家，收藏極富，考訂亦精。著名的毛公鼎，兮甲盤，井人佞鐘等，均爲其藏品。吴雲曾説：「簠齋收藏之富，敻絕今古，賞鑒亦高出一時」[23]。然而，潘祖蔭對陳介祺的信任，却是有限度的。他曾對吴大澂説：「仲虘尊與韓仲多壺，皆真也。而壽卿定爲僞，不亦異乎？並城虢敦亦以爲僞也，得無偏乎？」[24]並不認同陳介祺的鑒定意見。他還對吴大澂説：「兄細審簠齋之僕兒鐘、商鐘、釐伯鐘……，皆的是僞物」[25]，認爲陳介祺所藏的三件鐘均是贋品。可見他對陳介祺的鑒定眼光，並不完全信服。當張之洞撰文認爲毛公鼎乃贋品時，潘祖蔭即表示「痛快之至，竟無以易之也」[26]，顯示出其内心對陳介祺的鑒定眼光的真實態度。同治十一年，潘祖蔭將所藏數十件銅器編成《攀古樓彝器款識》。陳介祺所藏銅器的數量，遠過於此數。雖然如此，潘祖蔭仍有與陳介祺爭勝之意，他曾對吴大澂説「此時固無由得十鐘以與陳氏匹」[27]，即可見一斑。所以，在我看來，陳介祺的反復規勸，並不一定會使潘祖蔭確定大盂鼎的真實性，而是會讓潘祖蔭産生緊迫感，擔心如果不將大盂鼎收入，説不定會被陳介祺或者其他人得到。潘祖蔭答應左宗棠收下大盂鼎後，曾對吴大澂説：「陳壽卿心醉於此，爲之魂飛魄散矣」[28]。對陳介祺的防備之心，於此可見。 前引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陳介祺給吴大澂的信中説：「盂鼎想已見，前疑當可頓釋。」在陳介祺看來，假如吴大澂見到盂鼎實物，必然會去除成見。如《愙齋集古録》所説，吴大澂在同治十二年冬見到了大盂鼎。這年冬季，因叔父及從兄相繼病故，祖母無人奉養，袁保恆請假回籍省視，十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賞假三個月[29]，遂於十二月初十日啓程[30]。此年十月十五日，吴大澂到陝接印視事，十月二十七日，吴大澂出棚按試鳳翔、乾州、邠州三府[31]。十二月十三日，吴大澂返回三原學署。歸署途中，他曾在西安袁保恆處略作勾留，得見大盂鼎真容[32]。據此，吴大澂在袁保恆處看到大盂鼎的時間，可能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
大盂鼎（局部）這一番親測的結果，他自然會向潘祖蔭彙報。同治十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回到三原學署的第二天，吴大澂給潘祖蔭寫信説：「筱塢前輩出示古器，惟一齊婦鬲尚佳。盂鼎鑄款甚深，而缺筆半字處並非土鏽，或系鑄範不足，殊不可解，聞左相欲移關中書院也」[33]，信中説袁保恆藏器，只有齊婦鬲爲佳品，對大盂鼎所持的態度仍在疑似之間。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五日，吴大澂寫信給陳介祺，對大盂鼎的情況説得更具體一些[34]： 盂鼎自是瑰寶，口徑三尺許，高約四尺許，銅色純黑，間有淺緑，字口亦深，惟缺筆數處，竟非繡澀，銅質顯然可睹，或當時鎔範不足，亦未可知。如此巨器精銅，大字深口，似又不應有此缺畫，殊不可解。
既稱大盂鼎爲「瑰寶」，又説缺筆難以理解，可知吴大澂的態度並没有像陳介祺説的那樣「當可頓釋」。本來，潘祖蔭就没有認定大盂鼎必是僞品，只説「此物究在兩可」[35]，懷有疑慮。現在，吴大澂肯定了此鼎「鑄款甚深」，這不是輕易可以僞造的；恰好，此時的張之洞已在四川學政任上[36]，身邊最大的「阻力」頓消；再加上生怕此鼎被陳介祺或其他人所得的不安，遂使潘祖蔭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決定收下左宗棠的這份厚禮。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三日，陳介祺寫信給鮑康説：「盂鼎之歸伯寅，自勝留置書院。既得此重器，其尋常小品，亦可不必過亟，凡物多皆是累也。」[37]此時，陳介祺得到消息，大盂鼎已歸潘祖蔭矣。一個月後，三月二十三日，陳介祺寫信給王懿榮説：「盂鼎至否？車載須厚護，伯寅不自往致，自必遲矣。」[38]可知左宗棠派人送鼎至京一事已有成議，故而陳介祺有此一問。潘祖蔭這邊，因大盂鼎遲遲未來，不免心急。四月中，他寫信給吴雲説：「盂鼎杳然，左相不通音問者四閱月，或中變耶？」[39]内心之不安，躍然紙上。不久，他就收到左宗棠的來信，信中説秋涼即遣人將大盂鼎攜來，於是欣然向陳介祺表示「當不至有中變矣」[40]。不過，潘祖蔭起初不肯接受大盂鼎，故而左宗棠行文將它留在關中書院。此刻要運鼎至京，在文書程序上還需稍事處理[41]。而且，左宗棠此時在前線督戰，且大盂鼎一直在袁保恆的府中[42]，所以送鼎至京之事，仍須仰仗袁保恆。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回籍省視的袁保恆方才返程至陝[43]。同治十三年五、六月間，左宗棠來信，請他設法將盂鼎運送至京：「伯寅侍郎書來，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代爲照料，輦至都中，計已籌措及之。」[44]潘祖蔭因急於得到盂鼎，不免來函催促。而且，還催了不止一次。九月十八日，左宗棠覆信給潘祖蔭説：「盂鼎筱塢閣學擬以小車運致，適秋霖大作，野潦縱橫，慮或損壞，故爾遲遲。旬内稍霽，當可啓運。」 [45]向潘祖蔭解釋遲遲未能將鼎運送至京的緣故。同治十三年冬，潘祖蔭終於盼來了念茲在茲的大盂鼎。二十四日，他寫信給陳介祺説：「聞盂鼎已到常新店，即日可以入城。丈念之最切，敢以奉聞，當先以精拓寄呈耳。」[46]可能就是同一天，他又給鮑康寫信説：「盂鼎聞今日來，至今尚未至」[47]，二十四日未到，次日當可抵達。此兩信寫於十一月。大盂鼎體積碩大，且極爲貴重，沿途押運須倍加謹慎，行進速度必不會快。如九月底起運，十一月抵京，時間就頗爲寬綽了。可爲佐證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翁同龢的日記中記道：「出城赴伯寅招（新得岐山宋氏盂鼎，重二百餘斤），坐皆南齋諸友、蔭軒及余也。」[48]潘祖蔭收到此鼎後，即行宴請寮友同賞。如此看來，他得到大盂鼎的時間，應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大盂鼎入藏潘宅後，潘祖蔭經過認真的考察，贊嘆説：「偉茲宗周物，鄭重等球籙」[49]。此時，他終於確信大盂鼎爲真品。 註釋：
[1] 李朝遠：《大盂鼎證補二三例》，《上海文博論叢》2004年第1期，第28頁。
[2] 吴大澂：《愙齋集古録》第四册，涵芬樓影印本。
[3]《請敕袁保恆督辦西徵糧台專折奏事片》正月三十日，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書社，2014年，第40-41頁。
[4] 顧廷龍：《吴愙齋年譜》，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第87頁。
[5]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693頁。
[6] 潘祖年：《潘祖蔭年譜》，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3頁。
[7] 《與孝威》同治元年，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家書詩文》，岳麓書社，2014年，第57頁。
[8] 《答袁筱塢宮詹》同治十二年，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岳麓書社，2014年，第354-355頁。
[9]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序，同治十一年滂喜齋刻本。
[10]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74-10375頁。
[11]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上）》，《歷史文獻》第二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75頁。
[12]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卷六，中華書局，1998年，第597頁。
[13]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899-900頁。
[14]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上）》，《歷史文獻》第二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87頁。
[15]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進學書局，1969年，第4頁。
[16] 吴雲著，白雲嬌輯釋：《吴雲函札釋證》，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200頁。
[17] 天津立達拍賣有限公司2011年5月26日春季古籍拍賣專場，編號30。
[18] 陸明君：《陳介祺年譜》，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194-195頁。
[19] 國家圖書館藏陳介祺：《致潘伯寅手札》稿本。
[20]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755頁。
[21] 國家圖書館藏陳介祺《致潘伯寅手札》稿本。
[22] 唐友波：《上海博物館藏盂鼎舊拓五種及討論》，《考古學報》2015年第2期，第274頁。
[23] 吴雲著，白雲嬌輯釋：《吴雲函札釋證》，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69頁。
[24]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下）》，《歷史文獻》第二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45頁。
[25]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上）》，《歷史文獻》第二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73頁。
[26]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上）》，《歷史文獻》第二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68頁。
[27]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下）》，《歷史文獻》第二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9頁。
[28]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下）》，《歷史文獻》第二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4頁。
[29] 《袁保恆請賞假三月片》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岳麓書社，2014年，第474-475頁。
[30]《恭報起程日期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袁保恆：《文誠公集》奏議卷四，《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0頁。
[31] 吴大澂：《奏報歲試陝西之情形由》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軍機處檔折件，編號：114826。
[32] 吴大澂：《致潘祖蔭》，《篤齋藏吴大澂手跡四種》，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
[33] 吴大澂：《致潘祖蔭》，《篤齋藏吴大澂手跡四種》，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
[34] 吴大澂著，陸德富、張曉川整理：《吴大澂書信四種》，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5頁。
[35] 潘祖蔭撰，李軍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齋手札（下）》，《歷史文獻》第二十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9頁。
[36] 吴劍傑編著：《張之洞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2-44頁。
[37] 吴大澂著，陸德富、張曉川整理：《吴大澂書信四種》，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5頁。
[38]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93頁。
[39] 吴雲著，白雲嬌輯釋：《吴雲函札釋證》，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225頁。
[40] 潘祖蔭遺著：《鄭庵書札》第十四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書社，1982年，第8頁。
[41] 陸明君：《陳介祺年譜》，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298頁。
[42] 吴大澂：《致潘祖蔭》，《篤齋藏吴大澂手跡四種》，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
[43] 《恭報由籍還台日期折》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袁保恆：《文誠公集》奏議卷四，《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4頁。
[44]《答袁筱塢閣學》同治十三年，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岳麓書社，2014年，第402頁。
[45]《與潘伯寅》同治十三年，左宗棠著，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岳麓書社，2014年，第451頁。
[46] 潘祖蔭遺著：《鄭庵書札》第十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書社，1982年，第8頁。
[47] 上海圖書館藏潘祖蔭《致鮑子年札》稿本。
[48] 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3卷，中西書局，2012年，第1120頁。
[49] 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彙》卷一百五十四《盂鼎歌》，退耕堂刻本。
撰文｜陸德富
該文原載於2022-02-15《藝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