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从考古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文化 2025-02-05 10:30 湖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几大原生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纵观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曾盛极一时，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最终都未能摆脱衰落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薪火相传，直至今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当中独自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完整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阶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农业的持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环境多样，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统考察了距今10000年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手工业发展状况。在距今10000年前，我国北方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奠定了基础。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先民又从西亚经中亚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引进了黄牛、绵羊，并驯化了野生大豆。至距今43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粟、黍、稻、麦、豆五谷齐备的多品种种植体系和猪、狗、牛、羊的多种类家畜饲养体系，从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后，中原集团把上述有利条件与正确的治水方法相结合，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中原集团的力量和影响也由此得以持续增强。

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考古发现的都城、宫殿、大墓、礼器与礼制、战争和暴力是王权国家产生的重要实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区域相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兹称之为古国。从这一时期以后，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

距今5800年左右，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数个距今5800年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一时期中小型聚落。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地方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就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新津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阶段进入以中原地区夏、商、周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

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炎帝作为人文共祖，自称“炎黄子孙”。黄帝、炎帝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地区，随着以中原王朝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尊崇祭拜五帝的深厚文化传统。不仅作为黄帝、炎帝集团活动主要地区的黄河中游是如此，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流域、华南和东北地区，都把黄帝和炎帝视作始祖。在黄河上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区，都流传着黄帝、炎帝、尧、舜在该地区活动的传说。至于传说中大禹的活动轨迹，更是西起甘青、东至江浙、南达湘鄂、北抵晋冀，遍及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区，反映出夏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中国古代各王朝都把祭祀五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作为族属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形成了不断“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对五帝的尊崇祭拜与中华一统的观念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显著标识。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正统自居，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北京历代帝王庙就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的很好例证。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确定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16位帝王。到了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王朝，历代帝王庙几经扩建，在其中供奉祭祀的帝王增加到188位，其中既有华夏—汉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北方其他民族的帝王，清代皇帝常去祭祀，乾隆皇帝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很好表述。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虽然发展过程历经坎坷，古代王朝更迭频繁，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他民族都被华夏文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所吸引、所影响，并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绵延至今。

从考古实证看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龙的信仰和崇拜绵延不断。龙是中国史前先民们创造的具有神性的动物，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具有标识性的存在，中华民族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对龙的信仰和崇拜具有久远的历史。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在地面上摆成龙的形状，长度达10余米。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在墓主人尸骨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堆塑成龙和虎的形状，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在方位上是一致的，暗示出四神的观念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同为距今5500年到5300年前的辽宁喀左牛河梁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的高等级墓葬中，都出土了体呈C形的玉龙。这两处墓地同时出土了玉鸟、玉龟、玉人，暗示出当时存在远距离的交流。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几座大墓中各随葬一件绘有龙纹彩绘大陶盆。在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院子内发现了高等级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墓主人躯干上发现一件长64.5厘米，用2000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头呈方形，身体修长，躯干装饰菱形纹饰，这一造型风格被商周所继承。到了汉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思想流行，龙的图案在瓦当等宫殿建筑构件上、在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常可见到。此后，龙逐渐被当成皇家的象征，北京城内的九龙壁就是龙被作为皇权象征的证据。到了近代，龙则成为主管云雨的神灵。

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从商代的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从楷书、草书到行书，汉字一直延绵至今，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发展、连绵不断的功臣。100多年来，中国考古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等，它们与流传至今的《尚书》、《诗经》、《春秋》等诸多文献一起，佐证了中华文明连续的历史。

“中”的思想影响深远。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可以从国家“择中建都”、都城之中“择中立宫”、宫城之中“择中建殿”上体现出来。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环绕、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内壕以内北半部为高等级建筑，这些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这种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在距今约5000年的甘肃南佐遗址的一号大型宫殿基址、距今约4300年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高等级建筑群、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和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都呈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格局和围合式的四合院式建筑格局。这说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人们在中心性遗址的营建上已有考量。到夏商时期，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的理念已初见端倪。周王朝建立后，周成王命周公到洛阳“相宅”，设计洛邑的城市布局规划，将这一理念发展完善为宫室制度。此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承袭了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理念的宫室制度，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理念和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元大都和明清的北京，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玉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玉器是实证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中国人对玉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玉不同的含义。距今9000年到7000年前的东北地区饶河小南山遗址、赤峰兴隆洼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都出土了玉玦、玉坠等玉质装饰品。这一时期，是“以玉为美”的阶段。距今5500年左右，随着各地区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化的加剧，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权贵阶层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形制十分接近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距今5000年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祭神的玉琮、玉璧和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说明当时玉器已经具有了通神和祭祀的功能，且被权贵阶层所掌控，进入了“以玉为贵、以玉通神”的阶段。进入夏王朝之后，一些本来是工具或武器的玉器被作为彰显尊贵地位和祭神的器具。到了商周时期，进入“以玉为礼”的阶段，使用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根据等级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和礼仪规范。春秋和战国时期，玉被作为珍贵的物品，著名的“和氏璧”就是典型例证。进入汉代以后，玉器被赋予祥瑞的意义，在诸侯和王的墓葬中，出现了玉衣、玉璧等具有特殊通神护佑功能的玉器，进入了“以玉为瑞”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瓷器和金银器的流行，玉器又被主要作为装饰品，回归了“以玉为美”。直至今日，玉作为装饰品仍被中国人所喜爱。

此外，在民间流传的很多习俗也都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如除夕全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等；正月十五闹花灯、二月二“龙抬头”、清明节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端午节吃粽子和划龙舟、中秋节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九月九重阳节登高为老人祈福等，都有着久远的历史。

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使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发展，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连续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论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辩证关系，强调“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考古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文明善于在积极借鉴吸收外来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华先民从西亚学来用石范制作简单的铜制工具和武器的技术后，与此前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在夏代后期，发明了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容器的技术，经过商代和西周的发展，产生了在世界文明中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大约距今3000年前，冶铁术由中亚地区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冶铁术是用块炼法，这种冶铁技术传到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之后，中华先民吸收借鉴了铜器铸造的方法，发明了范铸法铸造铁器技术，此后又发明了铸铁脱碳的技术，生产出硬度和韧性兼备的脱碳钢。汉代以后，中华先民又先后发明了炒钢、灌钢等工艺技术，极大促进了铁器的普及，为汉代及以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从距今5000多年前各区域“满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模式到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地区势力集团持续崛起，影响日益增强。再到夏、商和西周王朝时期逐步完善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等，再加上冶金术等先进的手工业工艺技术，使中原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如同恒星吸引着行星，使周围广大地区的族群和集团仰慕华夏文化、学习华夏文化，愿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产生明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像滚雪球一样，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向内的凝聚力是中华文明保持统一性、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使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壮大。这突出表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其他区域先进的文明因素，不断丰富自己。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可以看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的存在。作为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重要器类玉璋，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后被中原集团所吸收，并赋予祭祀器具的功能，在夏代后期和商代向四周广泛传播。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出土了很多夏商王朝系统的玉礼器和青铜器。各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华文明还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比如在汉代，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域外文明传入中国，佛教就是突出代表。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唐代乐舞中有天竺乐、高丽乐等，正是由于开放包容，才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的唐文明。

和平性有利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深知只有和平才能让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发展。中华民族具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和为贵的理念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各国交往中，中华民族一直主张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和平交流的桥梁。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播下了和平、合作和友谊的种子，留下千古佳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面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来源：《求是》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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