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波：论元颢、陈庆之北伐与南朝在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地位

文化 2025-02-05 10:30 湖南

萧梁大通二年（528）十月至中大通元年（529）六月，梁武帝趁北魏大乱，派大将陈庆之率军七千，奉南降的北魏宗王元颢为魏王北伐中原。数月间北伐军以少胜多，大小四十七战，屡克魏军，取三十二城，一度攻占北魏都城洛阳，黄河两岸为之震动。此次北伐虽最终在十余倍的北魏军队围攻下全军覆没，但他是继东晋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占领洛阳后，南朝北伐攻入北方最远、过程最富戏剧性、影响最大的一次。历代史家也因此多有关注。如宋人胡寅将此次北伐目的及性质归为“姑以扰魏，报刘昶、萧赞、宝寅之见侵尔，是儿童之见，戏剧之事。”[1]叶适认为北伐失败在于梁武帝“无经远之略，不使尽其用”。[2]清人王夫之指出梁武帝、陈庆之是“君忘其为中国之君，臣忘其为中国之臣，割弃山河，恬奉非类”，[3]根本就没有北伐中原、一统中国的真正意愿。吕思勉先生则彻底否定梁武帝此次北伐的必要性，“魏至明帝之朝，政事絮乱，干戈四起，势已不能与梁竞。为梁人计者，实宜厚集其力，为一举廓清之计，而不宜轻用其峰。”[4]众史家评价多是就元颢、陈庆之北伐自身而论，虽具一定学术价值，但对该次北伐所处的大时代变迁却鲜有触及。笔者拟深入挖掘元颢、陈庆之北伐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探讨南朝在南北朝后期中国统一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一、元颢、陈庆之北伐前萧梁的军事经济实力

北魏迁都洛阳后，虽将边界推进到淮河流域，但向淮河沿线北魏驻军输送补给，则已达到北魏后勤能承担的极限，北魏被迫逐渐转攻为守。北魏在淮河、汉水的众多城戍军事据点，直接威胁着南朝的江南、荆襄等核心区。这使梁武帝只能在战略上采取攻势，夺回淮河流域的控制权，进而北进扩展自身的战略纵深。与魏军相比，梁军守城有余，攻坚野战则不足。[5]天监四年（505），梁武帝派萧宏率数万梁军主力北伐，“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6]在洛口（今安徽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畏魏军不前，不战自溃，“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7]即使在普通五年（524），北魏爆发六镇之乱，北魏主力军纷纷北上平叛，南北交界地区北魏将帅、土豪不断发起叛乱降梁的有利形势下，梁军发动的全面进攻也损失惨重。普通六年（525）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萧综率梁军主力占领彭城，谋划北伐，不料萧综临阵降魏，使梁军大乱，“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复取诸城……将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8]同时，西线梁军数万北上围攻魏军占领的要地小剑戍（今四川剑阁县城北小剑山），反被北魏俘斩二万，萧世隆等将领十二人被擒。[9]

南朝经济在梁武帝治理下虽有很大发展，“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10]但萧梁国家财政仍无法承担北伐所需的巨大开支。如梁武帝为筹措天监四年（505）北伐经费，就曾号召王公贵族捐献，“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11]不仅如此，北伐直接冲击了萧梁社会经济，引发物价飞涨。《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就底层小农来说，连年北伐压在其身上的重担，就不似昭明太子“菲衣减膳”那样轻松，北伐所需的钱粮、力役、税赋、杂调无不要由其承担，“时武帝频年兴师，是岁又大举北伐，诸军颇捷，而士卒罢敝，百姓怨望。”[12]

出于减轻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的负担，避免攻坚以减少伤亡的考虑，以水代军成为萧梁在淮河沿线攻城拔寨的常用手段。萧梁出于军事目的先后修筑过肥水堰、浮山堰、宿预堰、曹公堰、淮堰、荆堰等大型水利工程。这种战法虽使梁军攻下合肥等城，但基本是以摧毁当地经济和丧失民心为代价，梁军其实所获无多，且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极为沉重。其中，以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为夺取淮河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所修筑的浮山堰（今安徽明光市浮山村）最为典型。梁武帝命徐扬两州二十户取五丁，共征发役丁和军士二十万人，适值寒冬，加之工程劳累“士卒死者十七八”。[13]为合拢堰堤，先后将建康官办东、西冶铁作坊所铸的数千万斤铁器，缘淮百里之内冈陵木石无论巨细全部沉于淮河。姑且不算数千万斤铁器、百里之内冈陵木石价值几何，单就从建康向钟离运输数千万斤铁器，搬运巨石、树木而言，对承担运输的沿途民丁来说，就是难以生还的暴政，“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14]天监十五年（515），浮山堰筑成后，今皖东、苏北、豫东等大片地区均被筑堰积水所淹没。[15]天监十六年（516）九月，浮山堰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16]因此，浮山堰的修建与溃决,对淮河流域的经济打击几乎是灾难性的。萧梁很难再从淮河流域就近征发兵源和物资，[17]这无疑严重消弱了梁军在淮河流域的战争动员能力。梁军要发动大规模攻势，就须从建康、荆襄乃至巴蜀一带调配，而这则会对建康等核心经济区构成巨大压力。由上所论，梁武帝二十余年的战略攻势，虽攻下南北交界的寿春等一些城戍据点，但萧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显然无法支持梁武帝跨过淮河、汉水流域，北向河济，统一中原。因此，梁武帝只能将要实现北伐中原之梦，寄托在风险极大的军事政治投机之上。

二、元颢、陈庆之北伐的背景、性质及与萧梁经济危机的关系

北魏后期皇帝、外戚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最高统治权的争斗不断，咸阳王元禧子元翼、元昌、元晔、元树、东平王元略、元法僧及子元景隆、元景仲、元叉子元稚、元善等失势宗室为寻求政治庇护，先后投奔萧梁。萧梁大通二年（528），盘踞在晋阳的契胡酋长尔朱荣，以翦除灵太后宠信的恩幸郑俨、徐纥为由，率军进入洛阳。为控制北魏朝廷，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纵兵大杀北魏宗室诸王及公卿已下二千余人。[18]河阴之变使尔朱荣与其拥立的孝庄帝的关系迅速紧绷。《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帝忧愤无计，乃令人喻旨于荣曰：‘……将军杖义而起，前无横陈，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河阴之变后，尔朱荣为平息众怒，显示自己并非篡权的反贼，不得不放弃迁都洛阳、称帝的想法，转而自己回到根据地晋阳，通过遥控在洛阳的亲信元天穆、费穆、尔朱世隆、尔朱世承等人监视孝庄帝、控制朝政。河阴之变使尔朱荣失去了执政专权的正当性。北魏各政治势力几乎都不认可尔朱荣掌权，纷纷叛乱乃至称帝建号。不甘心尔朱荣掌权的北魏宗室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郢州刺史元愿达、北青州刺史元世儁等人纷纷投奔萧梁。[19]渤海大族高乾兄弟以尔朱荣杀害“人士”为由，率乡里流民起兵于齐州，频破州军。[20]泰山太守、兖州大族羊侃在从洛阳逃出的徐纥游说下，率数万乡里武装起兵围攻兖州。[21]河间大族邢杲因为自身政治利益没得到满足，纠合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反于青州，自称汉王，改元天统。[22]被北魏迁至河北的十余万六镇镇民，在葛荣等人率领下再次叛乱，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年号广安，直指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邺城。[23]万俟丑奴整合关陇城民武装屡败魏军后，自称天子，置百官，改元神兽。[24]对手中握有多位北魏宗王的梁武帝而言，梁武帝没有理由不借北魏混乱政局的难得机遇，参照尔朱荣的夺权模式，派少量军队护送某位宗室北返,攻占洛阳，控制北魏朝廷，然后传檄四方,建立受其控制或亲梁的政权,从而减轻与北魏军事拉锯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实现军事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元颢在世系上与孝庄帝相当，均为献文帝子孙，也有资格被拥立为帝。[25]六镇暴动后，元顥是北魏朝廷用来镇压河北、关陇叛乱的主将，孝庄帝长期任职朝廷无寸尺之功，却靠尔朱荣之力被拥立为帝。从个人政治利益和重振北魏皇权出发，元颢都必须推翻尔朱荣。这是在众多南奔的北魏宗室中，元颢反对尔朱荣专权最为强烈、见到梁武帝“泣涕自陈，言辞壮烈”的原因所在。[26]由于元顥南奔目的是“泣请梁朝，誓在复耻，正欲问罪于尔朱”，[27]因此，元颢也有借梁武帝之力北返消灭尔朱荣、争夺帝位的强烈愿望，自然也就成为梁武帝派大将陈庆之率军护送北返、建立傀儡政权的最佳人选。陈庆之是梁武帝起兵建梁的亲信随从之一，但在门阀等级森严的南朝社会中，出身寒微的陈庆之在萧梁朝廷中只能担任主书、奉朝请等品低无权的散官。这使陈庆之转而“散财聚士，常思效用”，将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军功之上。在萧梁对北魏战争中，陈庆之屡建奇功，“高祖嘉焉，赐庆之手诏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28]面对北魏混乱的军事形势，数量庞大的北魏军队和大族武装，梁武帝只能用善出奇兵、以少敌众的陈庆之担任北伐主帅。然而，元颢并没有多少甘当萧梁傀儡的意愿，陈庆之也深知护送元颢北返、建立亲梁政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此次北伐仅是建功于绝境，迅速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一次良机而已。由此可见，无论是梁武帝、还是北伐的主将元颢、陈庆之，三人虽都有借机北伐的意愿，但各自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则有巨大差别。这是元颢、陈庆之北伐能够成行战果辉煌，但注定矛盾不断、直至失败的原因之一。

刘宋以来南朝社会通货紧缩问题一直相当严重，通货紧缩引发的钱贵物贱，使大量财富被拥有优质货币的权贵富商所攫取，在交换经济末端的大批小农完全处于劣势，生活越发贫困，破产流亡，[29]造成国家赋役剧减。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梁武帝在普通四年（523）改铸铁钱。由于铁钱铸造成本低，私铸之风盛行，市面很快由通货紧缩变为通货膨胀，萧梁社会经商逐利之风大盛。《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这只会加速小农破产流亡，产生更多的游食者。[30]绝大多数流亡小农和游食者最终出路，不是成为私家大族的依附民，就是被将帅招募为兵。何之元在《梁典总论》中提到：“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31]由此，贪财暴虐成为靠征募游食者和流亡小农组成的萧梁军队的突出特征。《南史》卷七〇《循吏•郭祖深传》：“朝廷擢用勋旧……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

元颢、陈庆之北伐军，就是由江淮、蜀地游食者、流亡小农及陈庆之散财招募来的义兴乡里，基于经济利益而临时组成的军队。[32]这使该军在北伐途中极其贪婪残忍。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军屠考城，[33]获租车七千八百辆。[34]《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记载，陈庆之在荥阳与魏军激战时，为激励部下士气，就曾说“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昱传》载，陈庆之军在攻打荥阳时，被魏将杨昱所率守军杀伤五百余人。作为报复，陈庆之斩杀杨昱以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缴获北魏在荥阳储备的牛马谷帛不可胜计。[35]在攻占洛阳后，元颢“所统南兵凌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36]可知，元颢、陈庆之北伐，对北魏洛阳及周边的经济繁华地区无疑是一场浩劫。由此，元颢、陈庆之北伐，对征募的游食者和流亡小农而言，是一次大发横财的绝佳机会。元颢、陈庆之北伐军不同以往梁军，屡次以少胜多，攻城掠地，展现出极强战斗力的原因也在于此。

从普通元年（520）开始，梁武帝与群臣的精力大多集中在译经事业、建造寺塔、召开法会、实行舍身等行事之上。[37]《梁书》卷三《武帝本纪》载，梁武帝先后于大通元年（527）三月、中大通元年（529）九月两次舍身同泰寺，随即群臣用钱奉赎，中大通元年（529）金额达到一亿万铁钱，每次舍身后，都改元赦天下。所谓舍身，是指自贬身份为奴服劳役，以其佣役所得来供养贫病孤苦的人，舍身常伴随行布施。实际上，舍身是给寺院储集财货的一种方式。寺院靠由此收集来的财货发挥布施功能。[38]因此，梁武帝舍身实质是将巨额货币通过寺院行布施的方式，借赈济贫弱孤苦间接投入市场当中，以此缓解社会底层小农的生计之苦。改元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大赦是指皇帝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待重建皇帝与万民的联系。[39]改元大赦是梁武帝向天下宣誓其始终心系万民，给以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小农精神安慰的方式。梁武帝一共四次舍身，其他两次是大同十二年（546）、中大同二年（547）侯景之乱与南朝社会危机即将爆发之际。由此可知，梁武帝舍身固然有出于佛教虔诚信仰的因素，但更深层的考虑，则主要是要借助佛教来解决现实的经济危机。梁武帝选择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两次舍身，说明梁武帝及萧梁统治集团面对改铸铁钱，所引发的社会性通货膨胀已束手无策。梁武帝已转而热衷于用佛教的慈悲精神，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40]梁武帝专注佛教虽在精神层面缓解其自身和普通民众的现实困难，却严重消耗了萧梁国力，导致国家所控制的赋役人口大量流失。《南史》卷七〇《循吏•郭祖深传》：“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由上所论，元颢、陈庆之北伐前后，梁武帝及萧梁统治集团面临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民众对其统治的普遍不满，而非耗费巨大的北伐中原。元颢、陈庆之北伐，实际上是梁武帝在萧梁通货膨胀严重，举国上下沉浸在佛教的精神慰藉下，悄然策划的一次军事政治投机。这是该次北伐虽由梁武帝一手发动，但梁武帝并没像立国之初那样派宗室亲王担任主帅，自己在建康遥控指挥，仅派自己亲信将领陈庆之为帅，很少干预北伐军军事活动，也没投入太多力量支持北伐的原因所在。[41]

三、元颢、陈庆之北伐的过程与南北各方政治势力的反应

大通二年（528）十月梁武帝立元颢为魏王、派陈庆之率军北伐时，葛荣六镇叛军刚被尔朱荣击溃，青州邢杲、兖州羊侃则势头正盛屡败魏军。此时由元颢、陈庆之率领停留在皖北的北伐军，对邢杲、羊侃来说无疑是可吸引魏军分兵西返、减轻压力的战略“盟友”。《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记载，邢杲曾主动在战略上做出呼应元颢、陈庆之的举动。然而，元颢、陈庆之在十月突袭北魏铚城（今安徽宿县）作为北伐基地后，一直停留不进。直到中大通元年（529）四月中旬，趁元天穆率魏军主力与邢杲决战之机，元颢、陈庆之才全力北上，克荥城（今河南商丘市宁陵县），在梁国（今宁陵县北）附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击溃、收降魏军七万。元颢乘胜在睢阳（今商丘市睢阳区）即帝位，改元孝基。随后，陈庆之攻下济阴王元晖业率两万禁卫军据守的考城（今商丘市民权县东北）。五月初，元颢趁魏军主力消灭邢杲尚未挥师西返时，克梁国。随即陈庆之率军西向直指洛阳，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与魏军决战，陈庆之先攻下荥阳、生擒统率七万魏军的守将杨昱，后背城力战将刚刚赶到荥阳、由元天穆所率的魏军主力击溃，乘势拿下洛阳东边门户虎牢（河南荥阳市汜水镇，距离洛阳约为95公里），迫使孝庄帝率少数亲信于同月二十三日由洛阳连夜渡河逃至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县）。[42]元颢与孝庄帝均为北魏帝室近亲，无论谁当皇帝，对北魏宗室诸王来说均是元氏执政，皇统未移。[43]因此，在孝庄帝出逃，元颢、陈庆之攻占洛阳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掌握北魏朝廷中枢大权的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朝廷百官，封府库，备法驾迎接元颢，承认其帝位。二十五日元颢、陈庆之进入洛阳。[44]由此，元颢、陈庆之北伐实际作战不到两月，元颢、陈庆之北伐军采取骑兵正面突击，轻兵急进的战术，先后击溃北魏禁卫军、地方州军等各类军队十多万人。[45]元颢、陈庆之完全有能力在魏军主力组织与邢杲决战之时，快速东进在魏军背后发动突袭，缓解邢杲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但这样一来元颢、陈庆之就会失去迅速占领洛阳的战机，卷入到邢杲与北魏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无法脱身。因此，在邢杲为元颢、陈庆之北伐做出战略配合时，元颢、陈庆之并没有予以响应，反而在铚城停军五月，坐视魏军主力全力围攻邢杲。元颢、陈庆之这一投机行径，必然会失去反对尔朱荣专权的河北大族的武力支持。

元颢进入洛阳后除重用“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巩固自身权位外，[46]还较为重视争取世家大族对自身政权的支持。《魏书》卷五八《杨椿传》：“元颢入洛，椿子征东将军昱出镇荥阳，为颢所擒。又椿弟顺为冀州刺史，顺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并从驾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元颢为迎合胡汉士族反对尔朱荣暴政的心理，先后将擒获的河阴之变的元凶费穆及尔朱荣从弟尔朱世承等当众诛杀。[47]然而，元颢借萧梁之兵北伐，在一些大族和北魏宗室心中仍是“受制于梁，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国”的贼臣乱子。[48]除鲜卑勋贵穆绍、华阴杨俭、顿丘李奖、李谐、河间邢逊、渤海刁整、河东裴粲等一些胡汉士族子弟，或屈从于保护在洛阳的家族人口安危，或与元颢原先的部属关系，不得不听其任命为之效力外，博陵崔氏、清河崔氏、房氏、张氏等北方有影响力的大族均据州郡不从其政令，冀州刺史元孚、齐州刺史元欣、广州刺史郑先护、襄州刺史贾思同、南兖州刺史元暹、等人也纷纷因此据州起兵。[49]这使元颢、陈庆之的实际控制区只有洛阳、河内及周边几个重要据点。

《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记载，弘农士族杨元慎与陈庆之曾在一次宴会中就南北文化优劣展开激烈争论。陈庆之认为，“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杨元慎则加以驳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常（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淩百王而独高。岂（宜）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从中可见，南北朝后期南北社会在文化上，已不再有十六国南北朝前期鲜明的夷狄、胡汉之分，所争论不下的是南北政权谁能代表华夏文化正统的问题。从文化和心理上，北方世家大族显然无法接受一个靠南方“鱼鳖之徒”扶植起来的北魏皇帝。因此，元颢、陈庆之虽能占领洛阳，但萧梁的军事支持却成为导致元颢帝位正当性严重不足、政权存续的致命缺陷。这使元颢在军事、政治、文化、心理上都无法得到大多数北魏胡汉士族的支持，元颢、陈庆之实际已成为“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系”的孤军。[50]元颢如果要获得北魏宗室和北方世家大族的真正支持，就须在世人面前标明自己的反梁立场。

面对被通货膨胀和奉佛活动几乎拖垮的经济，梁武帝无法在再为元颢、陈庆之征募数万援军。为稳定跟随元颢、陈庆之北伐近万将士的军心，梁武帝仅是象征性的委任刚刚投奔萧梁的羊侃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领其乡里武装北上增援。[51]由于战略重镇徐州仍在北魏控制之下，如果羊侃此时北上，其侧翼就处于徐州魏军的打击之下。出于自保，羊侃所率的援军在元颢、陈庆之从洛阳溃败之时，才行进到淮河以北不远的界首，即观望不进。因此，在元颢、陈庆之攻占洛阳后，梁武帝在军事上已没有能力控制元颢。这是元颢进入洛阳后，就与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密谋叛梁的重要原因。为打压陈庆之所率的精锐梁军，元颢迅速将招募的夏州义从、羌胡及俘虏受降的魏军拼凑成十万大军。元颢反梁、扩军的异常举动，使其与陈庆之及梁军将士矛盾迅速激化。《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自古以来，废昏立明，扶危定难，鲜有得终。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虽出于共同抵御尔朱荣进攻的考虑，元颢、陈庆之没有火并，但元颢与陈庆之等梁军将士之间的关系已是“外同内异”。[52]这是日后面对尔朱荣军主力围攻洛阳时，元颢、陈庆之几乎没有有效配合，从洛阳撤退时没有相互掩护而分头突围，最终各自被歼的重要原因。

河阴之变后，孝庄帝先后通过派臣巡行各地、亲理冤狱、征求人才、招募兵士、廷议朝政等，[53]以显示自己并非受尔朱荣所控制的傀儡。即使在元颢、陈庆之逼近洛阳时，孝庄帝及多位亲信宁愿要到关中避难，也不愿投奔尔朱荣，以免授人以口实。此项计划在被亲信高道穆以“关中残荒”为由阻止后，孝庄帝又与高道穆商议，由孝庄帝亲率宿卫，高募重赏，以河内郡城为依托与元颢决战。如果成败难测，就北渡黄河，循河东下，与元天穆合于荥阳，进攻虎牢，再征尔朱荣军，在河内以为掎角之势，夺回洛阳。[54]然而，由于河内太守元袭站在元颢一边，元天穆因畏惧元颢无心再战北渡黄河，[55]致使该计划无法实施，不得不投奔尔朱荣。元颢进入洛阳后曾致书孝庄帝，明为争取孝庄帝与其共同讨伐尔朱荣，实为借此封书信向世人揭露孝庄帝是“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56]有识之士都为之羞愧的傀儡皇帝，彻底否定其帝位正当性。河阴之变后，北魏“人情骇怨，今有际会，易生感动”[57]，有不少受尔朱荣暴政摧残的各方人士，对元颢抱有很大期望，[58]济州等黄河以南的一些州郡还听从元颢政令。[59]元颢占据洛阳号令天下的时间越长，孝庄帝被尔朱荣收留的时间越长，孝庄帝帝位正当性就越弱。

拥有十余万六镇兵的尔朱荣军事集团，其政治动向直接关系到北魏政局走势，备受北魏各方势力关注。尔朱荣每推脱、迟延出兵一天，就意味着孝庄帝承担的政治压力就越大，尔朱荣在北魏朝廷和各地州郡长官、世家大族中的威望就越高。因此，元颢、陈庆之北伐主要打击对象虽是尔朱荣，但此次北伐却给了河阴之变后政治上极为被动的尔朱荣，重新树立自身匡扶魏室的威望，进一步控制孝庄帝及北魏朝廷的绝佳时机。在元颢、陈庆之北伐与孝庄帝朝廷所辖军队激战正酣之时，尔朱荣军主力虽正在青齐与邢杲决战，但尔朱荣完全可率留在并肆的兵力支援孝庄帝乃至击溃元颢、陈庆之所率的近万梁军，但尔朱荣却有意坐等洛阳陷落，迫使孝庄帝来投奔自己。在经过二十余天准备后，至六月下旬尔朱荣才奉孝庄帝南下进攻洛阳。在南下过程中，尔朱荣先以“时暑炎赫，将士疲劳”为由要挟孝庄帝撤回晋阳，到秋凉之后再出兵，[60]在攻下河内后又以渡河无船为借口，要撤回并肆“更图后举”。[61]在元天穆及孝庄帝亲信杨侃、高道穆等人苦谏下，[62]才率军夺回洛阳，一举消灭元颢、陈庆之北伐军，元颢在临颍（今河南漯河市临颍县）被杀，陈庆之只身逃回建康。[63]由此，尔朱荣从河阴之变后“假弄天威，殆危神器”的独夫民贼，[64]变成“下洽民和，上匡王室”有“鸿勋巨绩”的功臣，被孝庄帝授为天柱大将军“式遵典故，用锡殊礼”，[65]政治地位空前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尔朱荣在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小大必知”[66]，形成了尔朱兆留守根据地晋阳，尔朱天光占据陇右，尔朱仲远镇捍东南，尔朱世隆专秉朝政从中央到各战略要地的权力布局。[67]

尔朱荣的大肆扩权无疑会更加削弱孝庄帝帝位的正当性，使孝庄帝更似元颢所说的助纣为虐的傀儡皇帝，尔朱荣军事集团与孝庄帝及北魏宗室、世家大族群体之间的权力矛盾更加无法调和。最终北魏永安三年（530）孝庄帝趁尔朱荣入洛阳朝见之机，在宫中发动突袭将尔朱荣、元天穆等人除掉。尔朱兆、尔朱世隆、尔朱仲远等尔朱荣子侄随即率六镇兵攻入洛阳，废掉孝庄帝，先后拥立长广王元晔、广陵王元恭为帝。尔朱氏屡次废君立主，尔朱兆等人“所争唯权势，所好惟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的残暴统治，招致“天下失望，人怀怨愤”，[68]尔朱荣集团在政治上彻底破产。为避免与尔朱荣集团一起覆灭，怀朔镇豪帅高欢率领六镇兵脱离尔朱氏，转而与高乾、封隆之等河北大族联合起兵讨伐尔朱氏，将其消灭，掌握了北魏政权。因此，元颢、陈庆之北伐占领洛阳虽仅月余，却是导致尔朱荣军事集团盛极而衰、六镇豪帅崛起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元颢、陈庆之北伐说明南朝无法担负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元颢、陈庆之北伐虽是梁武帝趁北魏内乱策划的一次小规模军事政治投机，但却将梁武帝治下的南朝盛世所存在的诸多危机暴露无遗。他说明萧梁的军事实力不仅无法跨过淮河流域，即使趁北魏大乱扶植傀儡政权的能力也不具备，南朝根本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军事实力。梁武帝及南朝统治集团一直无法解决，由货币经济发展导致的通货膨胀及所引发农民破产流亡等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只能借助大力推行佛教来缓和社会矛盾，使佛教在南朝大盛，国家财政收入赋役来源锐减，至南陈仍然如此。南朝脆弱的经济、尖锐的社会矛盾、浓厚的奉佛氛围，使南朝统治集团无力、无心、无法进行耗费巨大的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战争，但从维系自身政权存在出发，南朝必须尽可能利用北朝的动荡混乱，扩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和政治影响力。毕竟一旦北朝恢复稳定和强盛之后，南朝政权就面临着大规模军事进攻乃至被消灭的危险。这是梁武帝及南朝统治集团在南北问题上一直持有投机心态，招降纳叛，被吕思勉先生评论为“然梁武本非能用兵之人，亦未尝实有恢复之志。疆场无事，偷安岁久，兵力之不振，实更有甚于其有国之初。若言大举，则始终思藉降人之力”的根本原因。[69]梁武帝不吸取元颢、陈庆之北伐失败教训，仍然不断派兵护送北魏宗王北返争夺帝位，最终不顾群臣反对执意招纳侯景的原因也在于此。虽然侯景之乱对南朝打击几乎是灾难性的，远超过元颢、陈庆之北伐，但梁武帝策划元颢、陈庆之北伐的动机与其接纳侯景时的目的完全相同。如果说侯景之乱是南朝社会矛盾的总爆发，[70]那么，元颢、陈庆之北伐，则预示着南朝统治集团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任其恶化的开始。

元颢、陈庆之北伐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得到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世家大族不支持元颢称帝的根源在于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他们在心理上已认同北魏为正统。陈庆之经过深入北方文化最为发达的河洛地区，一路所见所感，使其对北方汉仪礼法的恢复和发展称赞不已。在陈庆之逃回南朝后，南朝士大夫在其影响下中掀起了一股仿效北方习俗风尚的潮流。《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庆之还奔萧衍……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可见，经过孝文帝汉化改革，在南朝士族心目中北朝汉文化也已优于南朝。虽然继北魏之后东魏北齐在文化和风俗上存在一定程度、范围上的胡化，但仅属于北朝持续汉化潮流中的一股反动而已。从北方世家大族对元颢陈庆之北伐的反应看，南北基本上已不存在文化上尖锐的胡汉对立，南北朝在文化上已显示出不可逆的统一趋势。从这一层面看，元颢、陈庆之北伐又如周一良先生所论，属于“南北对立之封建政权的矛盾斗争。”[71]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72]几乎被魏晋南北朝纷乱史事堙没的元颢、陈庆之北伐规模虽小，但从微观和侧面看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即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表明，南朝难以担当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南北统一只能由日后将北方胡汉势力整合完成的关陇集团来承担。

注释

[1]（宋）胡寅：《读史管见》卷一三《梁纪•武帝下》，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66页。

[2]（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三《梁书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7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武帝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页。

[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588页。

[5]《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武帝天监五年条（50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566页。

[6]《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萧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40页。

[7]《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武帝天监五年条（506），第4565-4566页。

[8]《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武帝普通六年条（525），第4703页。

[9]《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7页。

[10]《梁书》卷三《武帝本纪•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页。

[11]《梁书》卷二《武帝本纪》，第42页。

[12]《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25页。

[13]《梁书》卷一八《康绚传》，第291-292页。

[14]《梁书》卷一八《康绚传》，第291页。

[15]参看张卫东：《浮山堰》，《中国水利》，1985年，第11期，第37页。

[16]《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列传》，第2176页。

[17]参看张敏：《梁魏浮山堰事件始末及影响》，《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第69页、第72页。

[18]《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6页。

[19]《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7页。

[20]《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90页。

[21]《魏书》卷九三《恩幸•徐纥传》，第2008页。

[22]《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8页、第259页。

[23]《魏书》卷九《孝明帝本纪》，第245页。

[24]《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纪八》武帝大通二年条（528），第4750页。

[25]参看黄河：《试论元颢、陈庆之北上及其失败的原因》，《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7页。

[26]《魏书》卷二一上《元颢传》，第564页。

[27]《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二年条（529），第4761页。

[28]《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0-461页。

[29]参看【日】川胜义雄著、徐谷梵、李济沧译：《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1页。

[30]《南史》卷七〇《循吏•郭祖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0页。

[3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29页。

[32]《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宁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59页、461页。

[33]《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第73页。

[34]《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1页。

[35]《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2页。

[36]《魏书》卷二一上《元颢传》，第565页。

[37]参看【日】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48页。

[38]参看【日】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第268-269页。

[39]参看【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40]参看【日】谷川道雄、耿立群译：《世界帝国的形成：后汉-隋•唐》，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143-144页。

[41]《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2页、第463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条（529），第4758-4760页。

[43]《魏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第1482页。

[44]《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条（529），第4760页。

[45]《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1页。

[46]《魏书》卷二一上《元颢传》，第565页。

[47]《魏书》卷四四《费穆传》，第1005页。《魏书》卷七五《尔朱世承传》，第 1671页。

[48]《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条（529），第4761页。

[49]《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条（529），第4761页、第4762页。

[50]《梁书》卷四一《王规传》，第582页。

[51]《梁书》卷三九《羊侃传》，第558页。

[52]《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第462页。

[53]《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7-258页。

[54]《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第1715页。

[55]《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529）条，第4760页、第4763页。

[5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宁寺》，第8页。

[57]《北史》卷二五《薛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

[58]《魏书》卷二一上《元颢传》，第565页。

[59]《魏书》卷四五《辛绍先传》，第1028页。《魏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第1482页。

[60]《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宁寺》，第9页。

[61]《魏书》卷五八《杨侃传》，第1283页。

[6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52页。

[63]《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529）条，第4765页、第4766页。

[64]《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65页。

[65]《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52-1653页。

[66]《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54页。

[67]《魏书》卷七五《史臣曰》，第1677页。

[68]《魏书》卷七五《史臣曰》，第1677页。

[69]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588页。

[70]参看【日】川胜义雄著、徐谷梵、李济沧译：《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71]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7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页。

原刊于《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

作者介绍，薛海波（1979—），男，201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导师为张鹤泉教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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