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以来，新兴的媒体与数位科技对知识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变。电子书与传统书籍竞争，网路书城冲击实体书店，电脑与平板上的阅读逐渐成为常态。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大量的资料库使得搜寻与使用材料更加便利，各大机构典藏的数位化，也令人开始担忧那些未经数位化的资料，未来可能更难以使用。这一连串技术变革对人类知识所造成的影响，身处其中的我们，尚难以客观评估。
人类历史上有几个知识技术的重大变革期。在西方，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经历书籍形式的转变：从卷本（roll）向开本（codex）发展；【1】15世纪中叶，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c. 1398-1468）采用活字印刷，更对西欧社会造成广泛而长远的影响。【2】在东方，三国两晋时期，纸张取代竹木简成为书写的媒材；唐、宋时期，见证了印刷术出现与普及。7、8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经过二、三百年发展，至宋代广泛地用来印制佛经、道书、医书、诗文集与儒家经典，成为书籍复制的主要方式之一，书籍的形式因此从「书卷」演变为「书册」。【3】北宋中叶，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这项技术后来在西方造成「革命」，但在中国影响不大，直至清末，雕版印刷一直是主流。
宋代作为中国印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宋版书向来为版本、目录学者所珍重，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雕版印刷渐趋普及的时代，唐代以来渐次形成的印刷中心──成都、杭州、建阳──继续发展，北宋后期建阳甚且成为专门生产考试用书的中心。印本书的普及对于士人读者造成广泛影响，由此也开展出丰富多元的研究课题，面向包括：士人家族的藏书与刻书、【4】印本对文本流传的影响、【5】在科举考试的应用，【6】以及印刷出版与文学、道学发展的关系等。【7】此时商业印刷已经兴起，但印本是否就此取代传统的手抄本，仍有不同意见。【8】
以上多元而丰富的研究，大致可放在罗伯．丹顿（Robert Darnton）的「沟通回圈（Communications Circuit）」当中。丹顿在1982年提出这个回圈架构，涵盖书籍从产出到消费，包括作者、出版者、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中的参与者，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试图将有如「热带雨林」般大量而庞杂的研究理出头绪。【9】
相对于丹顿对外在社会因素的重视，英国书目学者蓝诺．麦肯锡（Ronald F. McKenzie）在一篇讨论书籍学（bibliography）的文章中，强调书籍形式（form），包括尺寸、字体、标注符号等排版特点（typography）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形式特点具有象征意义，影响到书籍的使用与读者的认知。藉由单一文本不同版本的形式分析，可探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读者，对该文本的不同解读（或误读），他将这样的研究取向称为文本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texts）。【10】无独有偶，特别重视书籍使用的法国学者侯瑞．夏提叶（Roger Chartier）也强调，书籍不单只有文本内容，也是具有实体存在的物件（object），它的形式特征引导读者如何使用该书。虽然如此，他仍强调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作者或出版者均无法限定读者如何阅读一本书，唯有透过个案研究，在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中研究一个作品，才能理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关系。【11】
丹顿与麦肯锡的方法代表书籍文化研究的两种取向：作为书籍的外部研究，丹顿的「沟通回圈」透过档案、书信、文献，讨论书籍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生命史。相对地，麦肯锡针对特定版本进行内部研究，分析排版特点，探讨读者端的讯息接收（reception）。这两种取径大体涵盖书籍史研究的不同方法。
整体来看，宋代书籍研究偏重外部的社会文化，对于书籍本身的形式，从装帧样式到版面设计，及其可能具有的意义，了解尚不多。从麦肯锡与夏提叶所著重的视觉性（visuality）与物质性（materiality）出发，可为中国书籍文化的研究带来何种新的视野？本文以北宋聂崇义纂集的《三礼图》作为个案，比较南宋、元二个版本的页面特点，结合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物，分析在此一百多年间《三礼图》的性质与使用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12】
之所以选择《三礼图》原因有三：第一、《三礼图》虽为经学家图解《周礼》、《仪礼》、《礼记》之作，在唐、宋时期还具有实用性，是礼家制作礼仪器用之参考图样，带有手册的性质，是讨论书籍「使用」的佳例。第二、聂氏《三礼图》目前存世有两本：一为南宋镇江府学本《新定三礼图》，一为元代郑氏家塾本《重校三礼图》。二者内容相同，但版面安排截然不同，而且此差异可完全排除成本方面的考虑。时代较早的《新定三礼图》全书仅135页，改版后的《重校三礼图》达222页，版木、纸张、印墨、人工都增加不少。既然排除出版端的成本考虑，那么可从读者端进行考察，分析该书的「使用」是否发生变化。第三、考古出土一些宋、元时期的礼器与祭器，其样式特点可供我们具体评估《三礼图》之使用，进一步观察《三礼图》与其他新兴礼书、礼器图的竞争与消长。
过去《三礼图》属于经学研究的范畴，【13】也有学者专论当中簠簋知识与经典解释、金石学的关系。【14】近来，《三礼图》也受到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将其与出土文物对应，以认识古制礼器的类别与使用情况。【15】本文比较宋、元二本《三礼图》的版面差异，并结合考古出土文物，从书籍使用的角度──特别是士人对古制礼器的认识与实践──对版面改变的原因提出解释。《三礼图》的版面变迁提供一扇窗口，让我们一窥宋、元之间礼器与礼学的发展。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三礼图》或许错误百出，不值一哂。但《三礼图》曾是唐代宫廷制作礼器时的参考作，宋初聂崇义纂集考订之本更成为权威，从中央到地方学校，都图绘着《三礼图》。从权威到失落，宋、元之间发生了什么转折？本文用意不在考证《三礼图》器物的「正确」与否，也不在辩证其内容的经学价值。作为《三礼图》的文化史分析，本文希望了解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中，人们如何看待此书，以给予该书一个适当的历史定位。在进入宋、元时期之前，有必要对《三礼图》一书的传统渊源稍作梳理。
一、从汉至唐：实用的礼器图样
《三礼图》为图解先秦礼仪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之书，它的来源可能很早，东汉便出现题名为《三礼图》之书，传为郑玄、阮谌所作，今尚存残本。【16】东汉之后续有修纂，聂崇义编纂《三礼图》时便曾参考，四库馆臣考证此六本作者为：汉代的郑玄（避康熙讳，清代版本作「郑元」）与阮谌、隋代的夏侯伏朗、隋开皇敕撰本、唐代的张镒、五代的梁正。【17】其中隋开皇敕撰本与隋夏侯伏朗本应为同一本，根据唐代的《历代名画记》，隋开皇敕撰本为夏侯朗所绘，应即夏侯伏朗。【18】除了《三礼图》，《历代名画记》中还罗列《韩诗图》、《周礼图》、《春秋图》等，应同属儒家解经之插图。【19】
敦煌曾经发现一本唐代写本《丧礼服制度》（P.2967），或许能让我们想像汉唐时的《三礼图》（图1）。【20】该书首尾残缺，存12页，项目、内容与《三礼图》卷十六〈丧服图〉相近（图18）。【21】从书籍前方的序文可知，这本《丧礼服制度》实际上是杜佑（735-812）《新制唐礼图》中的一卷，残册中还提到不少早期的礼书，起自汉代郑玄至唐代《开元礼》。【22】
值得一提的是，《丧礼服制度》的装帧与版面特点透露出该书册的实用性。整体说来，敦煌出土的写本以「书卷」为大宗，从佛经到儒家经典皆然。【23】从首尾完整的写本可知，中世纪的书籍装帧样式如下：将纸张黏成一长卷，由上而下、由右而左单面书写，在书卷末尾安装木轴，卷起后以缥带固定，在卷首外侧写上题名。虽然「书卷」是经典的主流形式，但实用的书籍经常装订成「册」，亦即在页面正、反双面书写后，居中对折，对折处穿线固定。这类书籍包括：仪轨、经咒、书仪、本草、历书等。【24】此本《丧礼服制度》便采用「书册」形式，前图后文，丧服样式在前、说明在后，以红色朱书凸显标题。便于翻阅的「书册」不仅利于读者查考，而且尺寸较小，每页高约18.9公分，宽约14.4公分，易于携带。配合醒目的朱书标题，使用起来较「书卷」更为便利。
聂崇义之《三礼图》为汇编前代之作，是现存内容最丰富、最完整者。他在后周世宗（955-960在位）时受命参订郊庙祭器礼仪，因取各家之《三礼图》考正，其间历经政权更迭，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完成，次年表上于朝。【25】经大学士尹拙驳正、聂崇义引经释之、窦仪（914- 966）裁定后，颁赐学官。【26】聂氏《三礼图》并非只是考正之作，也是制作礼、祭器的实用参考。该书卷十一〈祭玉图〉总说便道：“自周显德三年（956）冬十月奉堂帖，令依故实模画郊庙祭器、祭玉，至四年（957）春以图样进呈，寻降勑命指挥。昨聂崇义检讨礼书、礼图，模画到祭器、祭玉数拾件，仍令国子监、太常礼院集礼官博士同共考详……〔以下小字注〕勑下诸官考详后，便下少府监依式样制造，其祭器则六尊、六彝……共四十三。其玉器则苍璧、黄琮、青圭……至六年（959）并依定式样修讫，已于郊庙行用。”【27】（底线为作者所加，以下皆同）这段文字明白指出〈祭玉图〉一卷可追溯至后周世宗，当时聂崇义受命模画祭器、祭玉的样式，经过相关官员考详后，少府监按此图样制作郊庙祭祀之礼器。由此可知，〈祭玉图〉应是当时聂崇义所绘之图样，后来其奉宋太祖之命集录礼图时，又把此卷收入《三礼图》之中。
《三礼图》既曾使用于朝廷祭祀，当时所制作的礼、祭器是否有留存至今日者？学者曾经指出，有些考古出土的唐代礼器，应该是参考了《三礼图》。最明显的是在河南偃师发现的唐代哀皇后墓，哀皇后是唐高宗太子李弘（652-675）之妻，卒于高宗上元三年（676）。【28】墓中除了当时流行的陶俑与三彩容器之外，还陪葬许多样式特殊的陶器，包括背上负杯的鸟（图2），明显是《三礼图》的爵（图3），腹部描绘山纹的陶罐应为「山尊」，画牛的矮陶罐应是「牺尊」，而带有龟形盖子的陶罐则为「簠」或「簋」。【29】
哀皇后墓之外，唐代太子墓也随葬《三礼图》类型的玉礼器。陕西富平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卒于707年）墓，于唐睿宗景龙元年（710）陪葬中宗定陵，墓中除了玉璧，还出土尖首的玉圭与半圭形的玉璋（图4），均见于《三礼图》（图5）。【30】陕西临潼的惠昭太子李宁（793-811）墓出土的玉圭及半残的八边形玉器（图6），明显也是玉礼器。【31】八边形玉器在《三礼图》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图示，但与南宋洪适（1117-1184）《隶续．碑图》所录汉碑「六玉图」之琮接近，【32】郑玄、梁正等礼家也说黄琮八方以象地，【33】这类多角形玉器应该是琮。【34】其造型与《三礼图》大琮作八瓣花形（图7）不同，推测是未被聂崇义采用的礼玉样式。除了唐代高级贵族墓葬，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也曾发现圭、璧合一的造型（图8），即为《三礼图》中的圭璧（图9），可能与建筑的奠基仪式有关。【35】
《三礼图》的图样功能可追溯至何时？山东出土的两批玉礼器提供了线索。一是烟台芝罘岛出土的两组玉器，每组包括一璧、一圭、二觿，圭放在璧孔中央，二觿在璧的两侧（图10）；【36】另一则是胶东半岛成山所发现的圭、璧，二圭放在璧的左右，从出土位置判断是祭祀太阳的礼器。【37】这些秦汉之时的玉礼器，应与统治者祭祀天地山川有关，可对应到聂氏《三礼图》中的「圭璧」（图9）。只是山东出土的圭、璧是分开的两件玉器，《三礼图》描绘的则是合为一体，与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者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三礼图》一方面指导礼器制作，在成书与修订的漫长过程中，有时也融入各时代器物的特点，器物与图绘之间有着动态的交互影响。如卷二〈后服图〉收录有「墨车」，车舆开口向后，前方有一斜面，中树伞盖（图11），造型与甘肃武威出土的明器车相近（图12），该墓年代介于汉末、魏晋之时。【38】一般认为汉代开始流行的明器模型是仿照日用器物所制，作为地下世界的替代品。以此推测，东汉礼家在绘制三礼的车驾之图时，可能曾参考当时的马车样式。汉魏之后，车舆造型改变，但此早期车制却保留下来，最后被聂崇义收入《三礼图》中。
从前述礼、祭器遗存可知，《三礼图》在汉、唐之间作为一本实用礼书，指导礼仪器用的制作，而且主要施行于上层阶级。从汉代山东的祭日玉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的圭璧、到唐哀皇后墓的陶器以及太子墓的玉器，均与皇室有直接关联。推测中古时期《三礼图》所载的礼器知识主要为朝廷所掌握，使用于皇室相关礼仪。北宋邵伯温（1056-1134）曾记录一则资料：
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彻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39】
此条纪录也见于《宋会要辑稿补编》，系于开宝元年（968）。【40】宋太祖（960-976在位）于后周任殿前都点检，即位数年之后进入太庙，仍不认得庙中陈设的笾、豆、簠、簋等古制礼器，惊呼：我的祖先怎么识得这些器呢！可见这类来自经典的礼器并不普及，可能只有朝中掌事的儒士礼官认得，一般人家大概是以日用碗盘盛装祭品。进入宋代，朝廷垄断《三礼图》礼器知识的情况改变，从现存的宋、元二本《三礼图》与出土实物，可以勾勒出这个历史转折。
二、版本与考订
北宋初版聂崇义《三礼图》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版本为《新定三礼图》与《重校三礼图》，卷次、内容大体相同，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此二本。其中《新定三礼图》流传有绪，曾经俞贞木（1331-1401）、钱曾（1629-1701）、季振宜（1630-1674）、徐乾学（1631-1694）等收藏；【41】《重校三礼图》曾经毛晋（1599-1659）收藏，书后收录李至撰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的「三礼图记」，《四部丛刊》影印本附有张元济（1867-1959）跋，考证此书版本与源流。
《新定三礼图》印于回收公文纸上，纸张背面有淳熙五年（1178）镇江府学教授徐端卿、镇江知府司马笈衔名，书籍后方有陈伯广刊记：
《三礼图》，始熊君子复得蜀本，欲以刻于学而予至，因属予刻之。予观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于求诸野乎？淳熙乙未〔二年，1175〕闰月三日永嘉陈伯广书。
书籍原为熊子复所有，熊子复即熊克，福建建宁建阳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42】撰有《中兴小历》，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多所征引。由此刊记可知此书为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版，【43】原任府学教授的熊克得到蜀本《三礼图》后，欲付之梓而陈伯广到任，陈于是接手刻印事宜。根据纸背年款可知印刷时间稍晚于淳熙五年，是南宋前期的刊印本。
《新定三礼图》的刊记简短，除了刊印的人、时、地之外，没有太多讯息。《重校三礼图》则有王履所撰写的后序，记载一则信守诺言的动人故事：
《三礼图》余袭藏久矣，尝欲刊之梓与同志共之，家贫未之能也。中间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丙午夏，余以涪翁易文定公《春秋》传授诸生于葛卢，时潞城王贡文举暨濮阳聂君天佐来过，听讲毕，偶及是图，文举曰：无它求，郑侯归，当为先生成之……故特书是图后，使二人姓名与是图相为不朽云。次年季春朔旦，长南阳山昌元王履书于楚梓堂。【44】
由此可知，《三礼图》原书为南阳书院山长王履所有，在辽东唐括的赞助下，已刻成书版，但苦缺印资。丙午年夏，王文举得知此事，承诺请大将军郑侯帮忙，却不幸染疾，死前仍惦记此事，留下遗言转知郑侯，因而促成《三礼图》之再刊。上方引文中间略去的长篇文字，便在讲述当中情节。次年春天，在书籍正式付梓之前，王履写下这篇后序。由于是郑侯出资印造，因此在各卷卷首冠以「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序文中关键的「丙午」是哪一年？宋元之际的丙午年有两个：一是蒙古定宗元年（南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二是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张元济跋引王国维（1877-1927）说，认为此书是金代灭亡后、元代建立之前的蒙古刊本，之后的研究者一直承袭此说。【45】今重加考证，发现此说有误，书籍应刊印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较原订时间晚一甲子。
后序提到的关键人物——大将军郑侯，何许人也？张元济谓「未知何人」，近年有学者考证为蒙古时期战功彪炳的郑鼎（1215-1277），均非是。【46】大将军郑侯实为郑昂霄（1270-1329），字显卿，泽州阳城人（今山西晋城）。祖父郑皋是山西当地冠儒，伯父郑鼎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镇守鄂州，不久战死，子郑制宜（1260-1306）袭父职，仍戍鄂州。【47】郑昂霄袭郑鼎、郑制宜万户之职，官至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辖下军队戍守广西海北，曾修武昌江堤，抚鄂岳间的江北流民。【48】除了驰骋沙场，郑昂霄也曾建孔子庙于学宫，并因门客王演──即王履后序提到的王文举──之建言，捐俸刻蜀士王履家藏《三礼图》于家塾。事载于《泽州府志．郑昂霄传》：「蜀士王履家藏《三礼图》，患传布不广，因门客王演言，刻之家塾。」【49】同卷的〈王演传〉亦云：「王演，乡贡，湖广通城县教谕，为郑参政昂霄门客，蜀士王履有家藏《三礼图》，患传布不广，劝郑捐俸刻之家塾。」【50】
郑侯既可确定是郑昂霄，《重校三礼图》后序中的丙午绝非蒙古定宗元年，只可能是元成宗大德十年，郑昂霄时年37岁。次年春天王履写定后序，书籍付梓。至于冠于书名前方的「析城」，张元济认为是河南淅川，实际上应为郑昂霄故乡山西晋城南方的析城山。版本虽作「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实际印刷地点应该是南阳书院，因为印版早已完成，郑昂霄只是捐俸印刷。经过考证，版本资讯应为「元大德十一年析城郑氏家塾刊本」；至于置书版者「辽东唐括师皋」，已无可考。
关于书籍的持有人王履，目前所知不多。王履为蜀人，来自昌元（今四川荣昌），大德十一年在楚梓堂中写下《重校三礼图》后序时，担任南阳书院山长。元代的「南阳书院」不只一个，建有楚梓堂的南阳书院位于鄂北武昌，为南宋末年大将军孟珙（1195-1246）于淳佑五年（1245）所创。【51】当时南宋与金、蒙古连年征战，受战火波及的襄、蜀之士，辗转流离于荆鄂之间，时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的孟珙于是创立公安、南阳二书院，分别安顿蜀、襄之士。【52】此书院历经战争，至14世纪初已经颓圮不堪，大德五年（1301）冬经过乡人齐心整修，重现光华，此次整修负责的山长名为史时敏。【53】大德十一年，王履写《重校三礼图》后序时已担任山长，至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仍被称为王山长。【54】
根据以上考订，现将存世宋、元二本《三礼图》的题名、时代、尺寸等书目资料条列如下：
《新定三礼图》，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版框高21.7公分，宽16.5公分，半叶16行，每行26-43字。
《重校三礼图》，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析城郑氏家塾刊本。版框高21.2公分，宽15.5公分，半叶13行，每行21字。
值得注意的是，二书均与四川有渊源，《新定三礼图》的祖本为蜀本，《重校三礼图》为蜀人王履所有，不知是否也是蜀地印本。此二本内容完全相同，有没有可能祖于同一本？由于资料不足，只能存疑。
三、版面特征：从视觉性到阅读性
从南宋的《新定三礼图》至元代的《重校三礼图》，历经132年，全书文字内容不变，但版面安排发生巨大变化，从图文配置、标注手法到整体页面，均截然不同，以下就这些方面进行比较。
必须先说明的是，宋版书在明清时期多半重新装裱，改变了原本的样式，在进行比较之前，必须先还原它们在宋、元时期的样貌。宋代书籍多为「蝴蝶装」，也就是将印刷好的页面正面朝上，从中央版心处往内折，再将背脊粘黏起来，包上书皮。明代书籍改以「包背装」或「线装」，也就是将页面自中央版心处反折，书页叠起后包上书皮成为「包背装」，或是上下加上书皮穿线固定成为「线装」。蝴蝶装与包背装、线装最大的差别在版心位置：蝴蝶装的书籍版心居中，读者翻开书页时，看到的是一面完整的印版页面；包背装、线装的版心在书籍外侧书口，读者翻开书籍所见为前、后印版之半页（图13）。《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新定三礼图》时已进行复原，还原其宋代样貌；《四部丛刊》则是直接影印改装后的《重校三礼图》，研究之前必须先将前后页拼合还原。
就图文配置而言，一般带插图的中国古籍，多半为「上图下文」或「右图左文」，此二种样式在敦煌文书已经成形。【55】综览《新定三礼图》发现，除〈冕服〉与〈后服〉二卷因人物描绘的面积大、尺寸一致，统一作右图左文（图14），其他章节多是上图下文，也有右图左文，甚至混合二者，将文字排在图的下方与左方，类似今日文书处理软体中的「文绕图」方式（图15）。整体看来，《新定三礼图》的图、文配置并未统一，混合了上图下文与右图左文二种样式，相当随意。
每页的图文配置虽不同，但版面大体呈左右对称，以达到均衡的效果，也弥补了版面分割零碎的缺点。以卷三的冠式为例（图16），以版心为中轴线，各种冠式向左右呈阶梯状展开，彼此对称。插图的大小、位置确定之后，再排入说明文字。文字的字体大小与字距疏密都相当有弹性，如：「通天冠」文字侵入了「远游冠」的空间，「远游冠」字大而疏松，「法冠」字小而紧密。
以上特点显示，《新定三礼图》是图为主、文为次的设计。排版时先确定图的大小、位置之后，再安排文字，因此文字时大时小，字距疏密不一，难以归纳出一套标准的页面范式。版本学者著录此书作每半叶16行，每行26-43字，每行字数差异很大。
《重校三礼图》则出现规范化的版式，每页行数、每行字数均相同：每半叶13行，每行21字。每页的行宽固定，文字的大小、间距也相同，须安排插图时，则合并数行为一大栏。插图栏中经常并列数则器用，说明文字则统整于后。同样以卷三的冠式为例，图在右、文在左，图、文空间清楚分离（图17）。图、文各自按照一定样式，重覆编排至章节结束。这个作法不需（也无法）讲求版面对称，让版面安排变得较为简单。
相较于《新定三礼图》图为主、文为次的版面设计，《重校三礼图》以文字为主，插图成为从属，重要性降低。图、文孰轻孰重，从二者所占比例也可见一斑。《新定三礼图》十分精简，全书共135页；《重校三礼图》暴增至222页，整整多了87页。【56】页数大增的原因是内文字体加大、字距加宽，使得文字所占空间大幅增加。
除了图、文的主从关系不同，二本的标注手法也有差异。《新定三礼图》的插图标题有如石刻、壁画的「榜题」一般，字级明显大于内文，且走向不固定，有直书、有横书，有时还围以醒目的方框，有些则加上小字注解。小字注的位置并不固定，有在标题下方、一侧，也有的排列在两侧，如同门联一般（图16、18）。元代之后普遍用来标志版心的鱼尾，在书中的使用也尚未固定，除了放在版心之外，偶尔也出现在卷首或标题上方（图19）。整体而言，《新定三礼图》标题与标注的方式相当自由、变化多样。
《重校三礼图》则统一将标题放置在插图前方，多半独立一行，字体大小与内文相近，有时在标题上方加上小圆圈，作为提示。小字注也一律以小字双行编排，书于题名或标题之下（图17），这也是儒家典籍正文夹注的通行作法。
归纳以上版面特点，《新定三礼图》以单一页（版）面为设计单元，排版时以图为主，文字次之，版面相当自由，各页的差异很大，几乎没有范式。由于将彼此关联之项目安排于同一页面，加上醒目的标题，凸显出各页主题，形成「主题页面」的特点，方便读者掌握全貌。至于《重校三礼图》，出现贯穿全书的版面格式，以此规范页面的图文安排，排版的自由度降低，但页面的一致性增强。虽然版面变得整齐，但由于数则插图并列，图说统整于后，图、文关系变得疏离。
这两本《三礼图》迥异的版面编排，透露出什么样的阅读讯息？《新定三礼图》以图为主，文字为次，是视觉性较强的设计。其「主题页面」的特性，使读者可一眼综观全页，注意到醒目的标题与插图，接着再由右而左、或由上而下展开阅读。由于说明文字紧邻插图，便于图、文相互参照；加上每页的项目内容并没有严格的顺序，因此读者的视线相对跳跃，阅读方向较不固定。
《重校三礼图》的视觉性降低、阅读性加强。其连续不断的内容编排，引导读者自上而下、由右而左循序阅读，方向性明确。图、文分离的设计虽然方便文本阅读，但插图与文字经常在不同页面，读者必须前后翻阅图片，不若《新定三礼图》便利。相较之下，《重校三礼图》版面设计着重文本的阅读性，视觉性的插图退居其次。
为何两者有此差别？是出版者利用页面编排来引导读者如何阅读这两本书？或是出版者配合读者的使用需求来编排？无论是哪一个原因，作为一本实用礼仪参考书的《三礼图》，在宋、元之时页面历经大幅改版，让我们思考该书之使用发生了什么变化？使用者与使用方式是否不同？由于《三礼图》兼具以图解经与礼器图样双重性质，以下分别从礼书传统与礼器制作两方面进行讨论。
四、礼书权威：从《三礼图》到《礼象》、《礼书》
两宋之时，礼器的讨论大盛，宋人对此似乎颇为自豪。章如愚（庆元二年〔1196〕进士）在南宋后期回顾本朝礼器发展，曾有此评论：
自空虚浮诞之说胜，而儒生无考古之实学，礼器之不明于后世也久矣。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之初，未遑他务，首命儒臣计论尊爵笾豆之用、簠簋鼎俎之制，而聂崇义实膺是选，于是采唐六家之传以定三礼之制作，为画图以成一代之缛典，猗欤盛哉。皇佑中，王洙又尝作《周礼礼器图》而上之，凡品物纎悉皆有考订，意义明达皆有据援，可谓详而备矣。其后陆佃又为《礼象》，陈祥道又为《礼书》，皆能考古以求意，非但记名数之末而已。是以议礼之学至我宋而大盛，此岂非儒者务实之功乎。【57】
章如愚扼要地归纳了宋初以来的发展，他先是批评过去儒者好为空言，至宋代考古实学发展，儒臣开始考订礼器名物制度，推陈出新，迭有佳作，代表作有《三礼图》、《周礼礼器图》、《礼象》、《礼书》。为何两宋礼器之学能如此兴盛？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太祖、太宗（976-997）二朝。
聂崇义的《三礼图》编纂完成后，除了镂板印行，太祖还下令将其内容画于国子监宣圣殿后之北轩，以教士子。数十年后，壁画岁久暗落，太宗又在至道二年（996）下令改作于国子监论堂之上。【58】当时判国子监的李至（947-1001）为此写了一篇记，内容提到：
即于论堂之上，以版代壁，成之不日，丹青烂然。至若圆丘方泽之规，明堂璧雍之制，车服旗常之象，笾豆簠簋之数，管磬笙竽之器，琮璜珪璋之质，随其义类，咸以注解……新图既成，孰不改观，与夫画洛神之赋，事或冯虚，尚列女之屏，诚非好德，岂同年而语哉。【59】
在国子监最醒目之处，丹青彩绘着《三礼图》的礼器图样与文字注解，兼具装饰与教育双重作用，比起之前的洛神赋、列女传等人物画，更加合宜。仁宗天圣二年（1024）幸国子监时，还特别参观了《三礼图》图绘。【60】
太宗朝彩绘《三礼图》于国子监论堂之举，也引起地方郡县学的仿效。真宗咸平五年（1002）泉州人段全绘《三礼图》画像、【61】北宋中期胡瑗（993-1059）也曾将《三礼图》画于吴兴郡学讲堂。【62】后来宋室南渡，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收岳飞宅第为国子监时，还循此「至道故事」，绘《三礼图》于讲堂之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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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太宗二位皇帝对《三礼图》的重视，加上州县学校的仿效，使得《三礼图》向地方传播。当北宋中期士大夫开始收集地下出土的商周古铜器时，很快便注意到礼家描绘的三礼器物与出土的古器不同。学者们最常征引的就是欧阳修（1007-1072）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批评：
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堶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64】
宋人所称之「簋」，实为今日之「盨」，形状长方而椭四角。【65】欧阳修笔下，当时礼家所作的簋，形状如桶，盖上有龟形，正与《三礼图》之描绘相同（图20）。必须指出的是，欧阳修说簋形「外方内圆」，应是笔误，应为「内方外圆」才对，簠才是外方内圆。
稍晚的沈括（1029-1093）也屡次批评礼图中的描绘，如讨论蒲璧与谷璧两种祭祀用玉时，他说：「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谷璧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66】所批评的正是《三礼图》，书中的蒲璧与谷璧就是在玉璧上画出草稼形象（图21）。无疑地，随着北宋早期《三礼图》的镂版印行，加上各地学校的壁画，《三礼图》的礼器知识也从朝廷礼官扩大至受教育的士人。
随着金石收藏与考证的兴盛，士大夫对《三礼图》的质疑有增无减。哲宗元佑（1086-1094）年间，士大夫更主动撰写礼仪书籍，表上于朝，直接挑战《三礼图》的权威，包括陆佃（1042-1102）的《礼象》（序于元佑六年或七年〔1091或1092〕）【67】与陈祥道（1042-1093）的《礼书》。范祖禹（1041-1098）上哲宗的札子中，赞美陈祥道「专意礼学二十余年，近世儒者未见其比」，并推崇其编撰的《礼书》「详究先儒义说，比之聂崇义图，尤为精审该洽」，请求哲宗下令让《礼书》与《三礼图》二书参用并行，以补正朝廷礼仪器用之制作，《三礼图》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68]
徽宗一朝，臣僚对《三礼图》的批评达到极点。慕容彦逢（1067-1117）批评《三礼图》不仅与元丰颁行的经义有所出入，而且「自国子监建三礼堂，暨州县学校率绘其图，以示学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犹杂用其制」，由于礼器的制度混杂，慕容彦逢希望徽宗下诏改正。【69】当时最猛烈的批评大概是来自负责制礼作乐的翟汝文（1076-1141），他说「聂崇义集腐儒之说，着《三礼图》以误后学」，希望徽宗以出土的「商周礼器、科斗文字」考礼正字。【70】
宋初集礼文之大成的《三礼图》，至徽宗朝被视为贻误后学的根源，政和五年（1115），国子监的《三礼图》壁画受诏毁去，州县学的图绘也必须改正。【71】这些尖锐的批评必须与徽宗一朝的礼乐改革合观，无论是崇宁年间铸造的大晟编钟，或是政和年间制作的祭祀礼器，除了器形、纹饰仿自地下出土古铜器，就连铭文也是以西周铜器为范本，徽宗朝仿古制作的新成礼器有些留存至今日，包括大晟钟、铏鼎、山尊等。【72】
宋室南渡之后，朝廷仪物流散，徽宗的新成礼器也大多散失，一度回到《三礼图》旧传统，【73】高宗甚至还循「至道故事」，将《三礼图》绘于讲堂之壁。【74】绍兴十三年，自北方取得《宣和博古图》这本徽宗敕编的古铜器图录，朝廷于是成立礼器局，以徽宗的新成礼器为范式，再次进行大规模的礼器制作。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进一步下令将新制礼器的样式、图说编成《绍兴制造礼器图》，颁布地方。【75】这本礼器图中有些新制礼器不见于《宣和博古图》，因此必须参考《三礼图》，但《绍兴制造礼器图》并不直接援引，而是在材质、尺寸上加以修改，【76】企图摆脱《三礼图》旧制。
《宣和博古图》重新取得，可能还在杭州镂版印刷，朝廷得以恢复徽宗的新成礼器，士大夫则有机会一睹此书，再次燃起出土古器与《三礼图》的对立。典型例证如南宋后期林希逸（1235年进士）在《考工记解》中，引林光朝（号艾轩，1114-1178）所言：
艾轩曰：《博古图》起于宣和间，汉晋时无有也。由历代以来掘得古器，于宣和间始为图载之，以示后世，汉晋诸儒不曾见此，无怪乎其不知也。是以聂崇义所作《三礼图》全无来历，榖璧即画榖、蒲璧即画蒲，皆以意为之也，不知榖璧只如今腰带夸上粟文，观《博古图》可见。【77】
批评的基调与北宋相去不大，均是援引地下出土古铜器——此处以《宣和博古图》作为代表——以证明《三礼图》之臆说不可信。
南宋中、后期，《三礼图》再次成为攻击的箭靶，而哲宗元佑年间完成的《礼象》与《礼书》则成为士人讨论礼器的参考。二书都力图改正聂崇义的缺失，陆佃《礼象》宣称是根据公、私收藏的出土古铜器，但根据残存的内容，可能并不尽然；【78】而陈祥道《礼书》150卷，考证详博，被认为是「于礼学最详」之作。【79】朱熹（1130-1200）曾评论这两本书的优缺点：「陆解多杜撰，亦煞有好处，但简略难看。陈祥道礼书，考得亦稳。」【80】大概可视为朱子一派的看法。
《三礼图》、《礼象》与《礼书》三书在南宋士人圈的影响力，可从南宋中后期福建刊行的纂图互注书籍略作探讨。【81】这类六经书籍是士子准备科考时的参考书，书名均作《纂图互注○○》，有固定的形式，于经典正文前方，皆附上一卷插图。纂图与正文分离，且有独立的题名，如「新雕尚书纂图」、「毛诗举要图」、「周礼经图」、「礼记举要图」，卷次页码也独立编排，与经文不相连续。纂图之卷多为上图下文，大幅图绘则为右图左文，上方有横书标题（图22）。【82】
这些六经参考书汇集、整理各家论点，不时引用相关书籍中的描图与讨论，其中以《礼书》的引用频率最高，其次为《礼象》，绍兴年间（1131-1162）上书论明堂礼仪的王普也曾被引用。【83】这些参考书中有时提到《礼图》，但无法与《三礼图》内容对应，应为他本。【84】直接提到《三礼图》的频率并不高，〈毛诗举要图〉与〈礼记举要图〉完全不见《三礼图》。至于〈周礼经图〉不但数次引用《三礼图》，有时还以黑底白字标示出「三礼图」字样，并与绍兴十五年朝廷颁布的「礼器局」或「礼局样」对照（图23）。【85】其中鼎、俎图上方还有斗大标题「新旧鼎俎之图」，只有在此新、旧制度对举的情况下，才见《三礼图》直接被征引。这或许说明当时《三礼图》与礼局样两种系统参照并行，不过新旧并陈也提醒了读者长期以来有关《三礼图》之争议。
建刊本纂图书籍由士人所编纂，针对准备科考的士子，让我们对南宋一般士人的礼器知识有所认识。在这一系列书籍中，《礼象》与《礼书》取代了《三礼图》，成为士人古制礼器知识的来源。类似的发展也见于同时期陈振孙的纪录，他提到家乡吴兴郡学的论堂上原来绘有《三礼图》，是北宋时模仿京师国子监所绘制。南宋戴溪（?-1215）执教郡学时，又在一旁作了《礼象》阁，将《礼象》图绘上壁，与论堂《三礼图》分庭抗礼。【86】《三礼图》虽未被完全抹杀，但新的礼书已逐渐取得权威地位。
五、礼器图与礼器制作：从《三礼图》经学系统到《释奠仪图》金石学系统
礼的讨论与实践为一体两面，《三礼图》在士人礼器的讨论中失去权威，在礼器的制作方面亦然。从汉至唐，《三礼图》实际指导朝廷礼器之制作；进入北宋，当《三礼图》知识透过学校由朝廷向地方传布时，这套古制礼器或许也在地方施行，不过目前尚未见到北宋的实物例证。陕西洛川曾发现一座墓葬，出土带龟盖的高桶「异形器」二件，明显是《三礼图》的陶簠与陶簋。考古报告根据钱币订为北宋中期，但从墓葬随葬品之排比，应订为金、元为宜。【87】
徽宗朝开始以出土古铜器为范本，制作新成礼器，试图取代《三礼图》旧制。南宋高宗颁布《绍兴制造礼器图》，希望将新成礼器制度推行至地方，但似乎成效不彰。朱熹于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军时，曾上书请求颁降新礼书，朝廷起初降下的竟还是《三礼图》样式。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序于1206年）中也抱怨中央郊庙的制度虽已改从新制，但地方学校仍多沿袭《三礼图》旧制。【88】
经过朱熹的努力，太常寺终于在光宗绍熙五年（1194）将《绍兴制造礼器图》与《政和五礼新仪》中合于州县施行者行下地方，成为《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以下简称《释奠仪图》）。【89】这本书虽归于朱熹名下，但实为政文，而非专著。【90】当中之礼器图实来自《绍兴制造礼器图》，而《绍兴制造礼器图》又可追溯至徽宗敕编的《宣和博古图》。【91】
《释奠仪图》颁布后，源于出土古器的金石学礼器制度才开始向地方学校普及。古制礼器的二个系统也正式确立：一是本于经书解释的《三礼图》经学系统，一是以出土古器为依归的金石学系统，此二大系统彼此竞争礼器的权威。【92】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之「经学」或「金石学」只是一般字面意义的使用：「经学」指的是经典解释，「金石学」是出土古器研究，不是今日经学家或金石学家严格的学科定义。
《释奠仪图》纯为实用手册，行礼说明在前，礼器图在后。礼器图重在图示器物的样式、材质与尺寸容量，没有礼家的解释与考证，与《礼象》、《礼书》等书不同。由于内容简明，规范明确，较《三礼图》更加方便施行。今日所见南宋器物当中，便可见参考《释奠仪图》者，如采集自浙江湖州的一对牺尊，带有铭文「皇宋湖学宝尊」，为地方学校祭器，整体作动物造型（图24、25）。【93】现存的礼器碑、文献纪录也显示，南宋后期来自《释奠仪图》的笾、豆、簠、簋等礼器已进入地方学校，用于祭祀孔子的释奠礼。【94】近来浙江发现不少南宋仿古铜器，不过用途能确定为释奠礼器者十分有限。【95】有学者认为，浙江平阳福州州学教授黄石（1110-1175）墓出土者为儒学祭器，【96】不过鼎、方壶与钟并不属于释奠祭器之器类，一鼎二方壶比较可能组合为一炉二瓶使用，作为案上的常供之器，也不排除是书斋清玩。
西元1234年蒙古灭金，进入中原；1279年，南宋正式灭亡。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留心文治，开始于各地兴建或重修儒学。根据统计，世祖中统（1260-1264）、至元（1264-1294）年间，共兴建庙学77所，重修263所（次）；成宗（1294-1307在位）时兴庙学39所，【97】包括皇室成员鲁国大长公主所兴建的全宁路儒学。【98】武宗（1307-1311在位）即位后，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可见蒙元时期孔庙祀典的扩张。【99】
元代兴学时，将学宫与祭祀孔子的文庙合而为一，成为前庙后学、或左庙右学的平面布局。【100】文庙中用来祭祀孔子的释奠礼器以何为本？元代儒学教授的纪录与出土器物提供了具体证据。【101】李淦〈平江路学祭器记〉（写于1295年）明白提到，他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始，参考朱熹的「释奠菜礼」，全面改制平江路学（今江苏苏州）大成殿祭器：
平江路学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属大尊二、山尊二、壶尊十有二、牺尊八、象尊如壶尊之数、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簠之数、炉一、缶二、檠二十有四。竹属篚十有一、笾三百二十有九。木属俎五十有五、余仍旧贯。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顾兹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释奠菜礼，改为之，十有一月，方君来，明年皆方君为之。元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102】
李淦所谓朱文公「释奠菜礼」可能便是《释奠仪图》一书，文中提到的释奠祭器，除炉、缶、檠三者为案上的常设供器，其余均见于《释奠仪图》。李淦改制的祭器尚有一爵流传至今，长18.5公分，高23公分，尾部有铭文「至元癸巳李淦铭吴郡学祭器」（图26），癸巳为至元三十年（1293）。【103】造型带流、尾、立柱，表面装饰变形的兽面纹，明显属于《释奠仪图》之金石学系统（图27）。
元代的释奠祭器尚有一些留存至今，这些古制礼器多半带有铭文，可知为儒学祭器无疑，器类包括簠、簋、豆、鼎、爵、坫等，与《释奠仪图》记载相合，纪年器整理如附表一。其中最大的一批来自北宋理学家杨时（1053-1135）所创立的文靖书院，包括作于元大德九年（1305）的簠、簋、豆、爵、坫，以及年代不详的牺尊、象尊。此外，还有一件鼎形香炉与一对花瓶，制于泰定三年（1326），根据铭文，应是陈设于杨时的画像或牌位前的常供之器，严格说来不属于释奠祭器。最后，各地还有一些儒学铜钟留存至今，由于也非释奠祭器，并未列入附表。
从已发表的器物照片看来，元代制作的释奠祭器均根据金石学系统，但品质高低不一。有的造型、纹饰掌握较佳，如前述湖南文靖书院祭器（图28），从其较为精准的表现看来，制作者除了参考《释奠仪图》一类的礼书，可能还看过真正的古铜器或制作精良的仿古器。至于外形走样、纹饰变形者，如前述皇姊大长公主于泰定二年（1325）前后铸造的文庙祭器（图29），可能参考品质稍差的图录或器物。这类祭器在中国的地方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应该还有保存一些，但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正式发表者并不多。
除了文庙释奠，古制礼器也用于其他祭祀，同样遵循《释奠仪图》金石学系统，与《三礼图》经学系统截然有别，整理如附表二（用途不明的也放于此）。簠、簋、笾、豆还用于哪些祭祀？附表二的皇姊大长公主铜簋明白写道「永充全宁路三皇庙内用」（图30），而至正十年（1350）铜豆则用于「汝南忠武王庙」。「三皇庙」是祭祀伏羲、神农与黄帝的庙宇；【104】「汝南忠武王庙」祭祀元朝开国功臣张柔（1190- 1268），他死后追封汝南王，谥忠武。【105】
为何古制礼器会用于祭祀三皇与功臣？《元史．祭祀志》记载，成宗元贞元年（1295）中央下令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106】不仅如此，周公庙也采用释奠礼，祭祀武成王和功臣也采用簠、簋、笾、豆等礼器。【107】元代以前，古制礼器主要用于郊祀、太庙、文庙，元代增加了三皇庙、周公庙、武成王庙、功臣祠，较前代扩大不少。《元史》的编纂者也注意到过去祭祀功臣不用上述礼器，而今日则采用之，因此在功臣祠下评述道：「自古帝王而下，祭器不用笾、豆、簠、簋，仪非酌奠者，有司便服行礼，三上香奠酒而已。」【108】实际上，古制礼器之使用范围可能还不限于此，柳贯（1270-1342）便提到吴城的天妃庙也有尊、斝、笾、豆等祭器，至于样式是经书系统的《三礼图》或是金石学系统的《释奠仪图》，则不得而知。【109】可见元朝是簠、簋、笾、豆等古制礼器在地方扩大使用的时期，范围远超出孔庙释奠。
归纳已发表的实物例证，元代各祠庙中使用的铜质古制礼器均为金石学系统，以《释奠仪图》为本。推测元代前期大规模兴建庙学时，《释奠仪图》已取得士人的重视，成为礼祭器制作的范本，并随着释奠仪的扩大施行而传播。除了地上祠庙，蒙元时期官员的地下墓葬中，偶尔也能看到按照《释奠仪图》制作的成套礼器，但材质改易为陶质，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洛阳的赛因赤答忽（1317-1365）之墓。【110】
在元代墓葬中，除了《释奠仪图》系统，《三礼图》礼器也曾短暂出现。不过出土地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类型仅限陶簠与陶簋，明显为地区性的丧葬习俗。【111】进一步分析关中元墓出土的陶簠与陶簋，造型均呈高筒形，盖上负龟（图31），与《新定三礼图》或《重校三礼图》的碗盒形有异（图20）。此高筒造型的簠、簋，仅见于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覆刻元泰定二年本《事林广记》，列于祭器仪式门（图32），其他各本《事林广记》均未见。【112】由此可知，陕西元墓的陶器不是直接参考《三礼图》，而是透过《事林广记》一类书籍进行模仿，为《三礼图》间接流传的结果。【113】实际上，《三礼图》系统的礼器直到清代都可见到，但多半与聂氏《三礼图》描图的差距极大，应该是透过其他图籍的转介，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深论。
值得一提的是，《事林广记》的流播范围远达韩、日。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祭器图说」中，明列《事林广记》作为牺尊、象尊的图样来源。[114]江户幕府于18世纪后期重制汤岛圣堂大成殿的漆簠、漆簋，也是《事林广记》的高筒造型。【115】由此推测，元代后期，已经失去权威的《三礼图》古制礼器，藉由流行类书《事林广记》重新包装，成为时兴知识，再度影响礼、祭器制作。
今日所见的元代实物中，直接参考《三礼图》者，只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1195-1243）家族墓地出土的陶器。墓地共27座墓葬，除了随葬仿自商周古铜器的铜爵、铜贯耳壶，还出土仿自《三礼图》的陶礼器，金石学与经学二种系统并见。《三礼图》类型除了常见的簠、簋，还包括罕见的敦、豆、登、蜃尊等。【116】陶簠、陶簋均作碗盒形（图33），与《三礼图》描绘近似（图20）；仅见的蜃尊更仿《三礼图》，于腹部绘出层叠的水波。【117】这些陶器的类别、样式与纹饰，均显示出刻意为之的「复古」倾向。可惜完整的考古报告迟未出版，无法按年代梳理古制礼器的随葬状况。目前看来，汪氏墓地出土的《三礼图》古制礼器是孤例，之前无此传统，往后也未见发展。如何解释这个例证？
查考汪氏家族历史，发迹的汪世显出身军旅，协助忽必烈进攻四川，是元初重要的开国功臣。【118】汪氏家族后来成为陇西的文化菁英，致力于斯文之提倡。据说汪世显领军入蜀时「独搜典籍，捆载以归」；子德臣（1222-1259）继续搜罗书籍，欲创设书院，却因戎事倥偬，未能如愿。德臣子惟正（1242-1285）藏书二万卷，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门人为其藏书阁「万卷楼」作记曰：「我公之于书，非惟藏之，而实宝之；非惟宝之，而又详读之，明辨之，克之于行己、治政，非直为美观而已。」【119】刻意凸显汪惟正的文化菁英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墓地出土的日用瓷碟中，有的底部刻有「复古殿」字样，【120】应该是使用地点。以「复古殿」为名，又多随葬古制铜、陶礼器，说明战功彪炳的汪氏家族后人不仅留意文事，更于「古」多有措意。汪氏墓地所见之刻意「复古」，尤其是复《三礼图》之古，必须放到汪氏家族史的特殊脉络中理解。
结语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看，礼书、礼器图至宋代发生巨变，新的礼器制度取代汉唐以来的旧权威，往下成为明清时期的基础。从《新定三礼图》至《重校三礼图》，可见此时代巨变的轨迹。
《新定三礼图》刊刻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此时《三礼图》权威已受到挑战，但《绍兴制造礼器图》并不普及，《释奠仪图》则要至绍熙五年（1194）才颁布。在此情况下，即使知道《三礼图》有问题，仍不得不使用，如陈伯广在刊记所说：「予观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于求诸野乎？」因此，《三礼图》的图样还有参考价值，表现在《新定三礼图》的版面上，图样大、视觉性强，图、文紧密配合，便于使用者掌握礼器样式。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的版面样式十分奇特，标志手法简单、不固定，或许还保留一些宋初刻本或壁画的痕迹。
南宋绍熙五年《释奠仪图》颁布时，中央郊庙的礼器已改为新制，但地方学校仍为《三礼图》旧制，中央与地方不同调。进入13世纪，《释奠仪图》随着朱子之学而传播至各地学校，逐渐取代《三礼图》经学系统礼器，而《礼象》与《礼书》则成为士人讨论礼器的主要依据，如建刊本纂图互注类书籍所示。
此发展并未受到战火影响，进入元代，金石学系统的礼器益加普及，并扩大使用范围，用于三皇庙与功臣祠等祭祀。《三礼图》类型的礼器未完全消失，但主要透过如《事林广记》等图籍转介，礼器制作者鲜少直接参阅《三礼图》。丧失图样功能的《三礼图》，成为纯粹的解经之书，在经学与礼学的领域中吸引着读者。元代韩信同（1252-1332）的《韩氏三礼图说》明显参考《三礼图》；【121】清初纳兰成德（1655-1685）汇编经学典籍时，也将《新定三礼图》收入其《通志堂经解》之中。
当南阳书院山长王履于元成宗大德十至十一年（1306-1307）间刻印《重校三礼图》时，仅谓「欲刊之梓，与同志共之」，似乎已遗忘《三礼图》的图样功能。反映在《重校三礼图》的页面上，编者重新编排图、文内容，合数幅插图为一栏，并数则说明为一段。文字的方向性变得更为清晰，阅读也更加流畅。但图、文分离，两者对照不易，描图的重要性退居其次。从《新定三礼图》至《重校三礼图》之大幅改版，正与该书的使用变迁互为表里。
有关书籍形式、文本类型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夏提叶曾引18世纪英国贵族的一段话：厚实的对开本是谈生意的人，我和他们在上午对话。四开本是容易相处的伴侣，我和他们在午后对坐；至于我的晚间则是与八开本及十二开本，在轻松、无甚要紧的闲谈下度过。【122】这位读者将书籍拟人化，生动地指出不同类型的文本，有各自合适的样式（开本大小）与合宜的使用。除了开本大小，书籍版面的安排也与其性质、用途有关，特别是实用性的手册，必须考虑使用的便利性，如：南宋建刊本在页面特别标出「重言」、「重意」，提示重点，便于准备考试的士子阅读。就这个角度而言，《三礼图》作为一本实用礼图，南宋与元代二版本之差异应反映该书性质与使用的变化。北宋中期开始，一波波礼器名物制度的讨论，推翻过往知识与权威，造成礼器样式的巨变，长久施行的《三礼图》经学系统逐渐为《释奠仪图》金石学系统所取代。《三礼图》之改版，正可见该书从兼具图样功能，到褪去实用性，成为纯粹典籍的过程。
宋元书籍之研究已经累积不少成果，本文讨论书籍之形式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作一尝试。本文也试图跨越学科的界线，涵盖书籍文化与物质文化两范畴，针对书籍页面与出土器物进行形式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士人对古制礼器的讨论与实践，解释书籍版面变化的原因，勾勒《三礼图》一书长时段的生命史。近来由于数位科技发展，使得如实仿真、大规模地复制珍本图书成为可能。宋代处于雕版印刷初兴之时，传统的书籍复制方式──无论是手抄或是墨拓──仍旧普及，文本类型、复制技术与书籍形式之间的多角关系仍待未来持续探索。
[1] Roger Chartier，“书面文字的表征”，形式和含义：文本、表演和受众从 Codex 到计算机，编辑 Roger Chartier（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6-24 页。
[2]法国年鉴学派的Lucien Febvre与Henri-Jean Martin首度将印刷技术与16世纪欧洲各国重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包括：宗教改革、国家语言的形成、拉丁文的衰落等，其法文原书于1958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见Lucien Febvre and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trans. DavidGerard(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6).
[3]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参见张秀民着，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钱存训着，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关于唐、五代、北宋的雕版印刷，参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页1-71。
[4] Joseph P.McDermott, “Book Collecting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Print, ed.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pp.63-101; 黄宽重，〈串建历史记忆、形塑家族传承──以楼钥及其族人的书画文物搜藏与书籍刊刻为例〉，《故宫学术季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9月，台北），页1-22。
[5] 苏珊·切尔尼亚克，“宋代中国的书籍文化与文本传播”，《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4，不。1（1994 年，剑桥），第 5-125 页。
[6]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宋史研究集》第31辑（2002，台北），页151-200；刘祥光，〈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11月，台北），页35-86；许媛婷，〈南宋时期的出版市场与流通空间──从科举用书及医药方书的出版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9月，台北），页109-146。
[7]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Hilde De Weerdt,“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77-102; 亦可见Hilde De Weerdt, “Aspects of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SongEncyclopedias,”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no. 3 (spring 1994, Cambridge, MA), pp. 1-27.
[8]有学者认为宋代仍以抄本为主，见Joseph P. Mc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Cynthia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5), pp. 55-106.
[9]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的历史是什么？” Daedalus111，没有。3（1982 年，波士顿），第 65-83 页。
[10] Donald F. McKenzie，“作为表达形式的书”，参考书目和文本社会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30 页。
[11] Roger Chartier, ed.,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Lydia G. Cochrane（剑桥：Polity Press，1989），第 1-10 页；Roger Chartier，“文本、印刷、阅读”，《新文化史：随笔》，Lynn Hunt ed.（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54-175 页。
[12]此二本均曾影印出版，见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聂崇义，《重校三礼图》，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
[13]金中枢，〈宋代的经学当代化初探：聂崇义的三礼图学〉，《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3年9月，台南），页77-104。
[14]木岛史雄，〈簠簋をめぐる礼の诸相：考古学∕经书解释礼学∕金石学∕考证学〉，收入小南一郎编，《中国の礼制と礼学》（京都：朋友书店，2001），页307-369；Jeffrey C. Moser,“Recasting Antiquity: Ancient Bronzes and Ritual Hermeneutics in the SongDynas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pp. 12-89.
[15]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19卷第4期（2002年12月，台北），页143-168；谢明良，〈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收入氏著，《中国陶瓷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2007），页172-189；HsuYa-hwei,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Era of Print”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0), pp. 25-36; Franç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Chinese Ritual Objectsand the Sanli tu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7).
[16]郑玄、阮谌，《三礼图》，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济南：黄华馆书局，1871）。
[17]永瑢、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册，卷22，页450-451。
[1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收入《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页121。
[1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页120-121。
[20]图像见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Dunhuang Project），网站：http://idp.bl.uk（2012年8月30日检索）。
[21]残册内容包含：苴绖（苴麻首绖、壮麻首绖、大切首绖）、中殇七月绖、斩衰冠、总、冠、齐衰冠、大切冠、小切冠、斩衰衣、负出于适一寸、适愽四寸、衰、衣带、衽二尺五寸、袂属幅、裳。
[22]包括《开元礼》、郑玄注《仪礼．丧服》、葛洪《丧服变除》、《三礼义宗》、崔凯《丧服变除》等书。
[23]敦煌出土的抄本儒家经典例证如下：《书经》（S.799）、《诗经》（S.10）、《周易正义》（AS.188071）、《左传》（S.1943）、《论语》（S.782, S.3011, S.11910）、《孝经》（S.707, 6177, 9213A,9956）、《大学》（S.575）、《孔子家语》（S.1891）。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http://idp.bl.uk（2012年8月30日检索）。
[24]如历书（S.95）、《书仪》（S.2200）、《书仪？》（S.5472）、《食疗本草》（S.76）、《仪礼祭词，佛说安宅神咒经》（Ch3009）、《孔子顷托相问书一卷》（S.5529）等。其中《孔子顷托相问书》也有卷本（S.5674），然尺寸5×165公分，异于一般书卷。
[25]关于聂崇义《三礼图》与五代、宋初政治的关系及其礼器特点，参Franç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pp. 13-38.
[26]关于聂崇义纂集《三礼图》始末，参李至，〈三礼图记〉，收入聂崇义，《重校三礼图》，图记1-2；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点校本），卷431，页12797。
[27]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11，页1。
[28]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西安），页9-18。
[29]谢明良，〈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页172-189。
[3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页141-142，图119.2-4，图版16.10、12、13。相关讨论见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 30; Franç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pp. 39-48.
[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页6，图五．1-2。
[32]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20、322、323、325。
[33]见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11，页2a。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论礼时也引此说，见徐松辑，陈援庵等编，《宋会要辑稿》（台北：世界书局，1964），礼26，第2册，页1006下。
[34]讨论见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11-112；谢明良，〈琮瓶再识〉，《故宫文物月刊》第333期（2010年12月，台北），页48-60。
[35]刘庆柱，〈唐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收入邓聪编，《东亚玉器》第2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页166。
[36]烟台市博物馆，〈烟台市芝罘岛发现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第8期（北京），页93-94。讨论见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14；Ya-hwei Hsu,“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28-29.
[37]王永波，〈成山玉器与日主祭──兼论太阳崇拜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1期（北京），页62-68。关于汉代玉礼器的讨论，参邓淑苹，〈试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古玉的发展与演变〉，收入氏著，《群玉别藏续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页40-51。
[3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152，图149。孙机订此种形式的车为「轺车」，是一种四面敞露，坐乘、立乘皆可的车。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页90-93。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墓另出土一造型相近的木车模型，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北京），页9-23，特别是页13，图7。
[39]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页5。
[40]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宋会要辑稿补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页857。
[41]李致忠曾考证此书之版本、流传，见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页153-159。
[42]脱脱等撰，《宋史》，卷445，页13143。
[43]《中国版刻图录》作者引《嘉定镇江志》，考证宋时镇江府学教授有熊克、陈伯广、徐端卿等，淳熙五年知府有司马汲，当即司马笈，与公文纸之衔名相合，认为此书应为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版。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1册，页27；详见李致忠，《宋版书叙录》，页153-159。
[44]见聂崇义，《重校三礼图》，王履后序。
[45]张元济跋收入聂崇义，《重校三礼图》。历来《三礼图》之著录资料均以此为准，如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1册，页51-52；聂崇义纂辑，丁鼎点校解说，《新定三礼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校释说明。
[46]华喆、李鸣飞，〈《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与郑鼎关系略考〉，《文献》2015年第1期（北京），页7-14。
[47]郑鼎与子郑制宜在《元史》有传，见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154，页3634-3638。
[48]郑昂霄的墓志铭与神道碑铭分别见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页391-396；许有壬，《至正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页247。郑昂霄资料又参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页1939。
[49]朱樟，《泽州府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据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印），卷36，页1462-1463。
[50]朱樟，《泽州府志》，页1464。
[51]据黄宽重，〈孟珙年谱〉，《史原》第4期（1973年10月，台北），页79-135，特别是124-129。
[52]刘克庄，〈神道碑──孟少保〉，《后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卷143，页1252-1258；高斯得，〈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耻堂存稿》，收入《百部丛书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卷4，页5-7；程巨夫，〈重修南阳书院记〉，《程雪楼文集》（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卷11，页452-454。
[53]程巨夫，〈重修南阳书院记〉，卷11，页454；卷23，页890-892。
[5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页141；王申子撰，《大易缉说》，收入纳兰成德辑，《通志堂经解》第5册（台北：大通书局，1969据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影印），页2428-2431。
[55]敦煌出土带图像的书籍，参见Jean-Pierre Drège,ed., 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 (Paris: École 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1991).
[56]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重校三礼图》卷一、二非原本，为毛晋抄配，共28页，因所占比例有限，仍以此进行计算。
[57]章如愚，《群书考索》（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据明正德戊辰年［三年，1508］慎独斋校刻本印），卷39，页281-282。
[58]关于聂崇义纂集《三礼图》始末，参李至，〈三礼图记〉，收入聂崇义，《重校三礼图》，图记1-2；王应麟，《玉海》第2册（台北：华文书局，1964据元后至元三年［1337］庆元路儒学刊本印），卷56，页1111-1112；脱脱等撰，《宋史》，卷431，页12797。
[59]李至，〈三礼图记〉，《重校三礼图》，图记1-2。
[60]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102，页2366。
[61]参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等编纂，《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以下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资料相同，不另注出），卷30，页473。
[62]刘一止，〈吴兴郡学重绘三礼图记〉，《苕溪集》，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卷22，页231-232；陈振孙着，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0。
[63]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据咸淳临安府刊本印），卷8，页1a。
[64]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4-89），卷134，页9a-b。
[65]清人钱坫（1744-1806）指出，宋人释为「敦」的，应更正为「簋」；严可均（1762-1843）则指出宋人释为「簋」的，应该是「盨」，这些看法为后来的古文字研究者所承袭。相关讨论整理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台北：大通书局，1973重印），页320-321。
[66]沈括着，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19，页190-191。
[67]《礼象》的成书时间，南宋有不同记载，章如愚载元佑六年，王应麟谓元佑七年。见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23，页174；王应麟，《玉海》第2册，卷56，页1112。
[68]范祖禹，〈乞看陈祥道礼书札子〉，《范太史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页249-250。
[69]慕容彦逢，《摛文堂集》，收入《景印丛书集成三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卷10，页3。
[70]〈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见翟汝文，《忠惠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附录，页314。
[71]王应麟，《玉海》第2册，卷56，页1112。
[72]关于徽宗朝新制礼乐器的讨论，已累积不少研究，参陈梦家遗著，王世民整理，〈博古图考述〉，收入船山学刊杂志社编，《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长沙：船山学刊杂志社，1998），页8-20；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01年3月，台北），页37-160；Patricia Ebrey,“Replicating Zhou Bells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Visual Culture, ed. Wu Hung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Sympo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179-199; Ya-hwei Hsu, “Antiquities,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Artibus Asiae 73, no. 1 (2013, Hellerau-Dresden),pp. 137-180.
[73]「聂崇义《三礼图》所具礼器不能合古，然久用于世，虽兵火之后，遗迹尚存。」徐松辑，《中兴礼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7，页207。
[74]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页1a。
[75]徐松辑，《中兴礼书》，卷10，页40-44。关于高宗恢复新成礼器之讨论，参许雅惠，〈南宋金石收藏与中兴情结〉，《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年9月，台北），页1-60。
[76]徐松辑，《中兴礼书》，卷10，页43。
[77]林希逸，《考工记解》，收入纳兰成德辑，《通志堂经解》第29册，页16435。
[78]陈振孙着，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页50；François Louis, Designed by the Book, pp. 69-71.
[79]陈騤编，《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续目一卷，收入《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页403。陈振孙也有此看法：「礼书一百五十卷：太常博士长乐陈祥道用之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于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佑中表上之。」见陈振孙着，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页50。
[80]收录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纂集完成的《朱子语类》，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85，页2197。
[81]根据避讳字，李致忠曾讨论《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与《纂图互注礼记》的年代，一为孝宗、一为光宗，见李致忠，《宋版书叙录》，页77-84、139-146。
[82]不着撰人，《景印宋本纂图互注毛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不着撰人，《纂图互注周礼》，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不着撰人，《纂图互注礼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建刊本）；不着撰人，〈尚书图〉，收入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651。
[83]不着撰人，《景印宋本纂图互注毛诗》，诗图，页5a-b；不着撰人，《纂图互注周礼》，礼图，页2b；不着撰人，《纂图互注礼记》，记图，页16a。
[84]不着撰人，《景印宋本纂图互注毛诗》，诗图，页15a。
[85]不着撰人，《纂图互注周礼》，礼图，页9a、11a、12a。
[86]陈振孙着，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页50。
[87]相关研究参许雅惠著，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訳，〈図籍の间接的流通再论—元代『三礼図』を例として—〉，收入近藤一成等编，《中国伝统社会への视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十集（东京：汲古书院，2015），页267-301。考古报告见洛川县博物馆，〈陕西洛川县潘窑科村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西安），页26-28。
[88]赵彦卫着，傅根清校注，《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4，页57-58。
[89]朱熹编，《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收入《百部丛书集成影印指海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
[90]陈荣捷，〈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收入氏著，《朱子新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页680-683。
[91]《宣和博古图》、《绍兴制造礼器图》、《释奠仪图》三书前后相承之关系，参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3年3月，台北），页1-26。
[92]以往有些学者也指出《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二大礼器系统之分，如：木岛史雄曾以类书与礼图中的簠、簋为中心，探讨各学科方法对礼器图样的影响，参木岛史雄，〈簠簋をめぐる礼の诸相：考古学∕经书解释礼学∕金石学∕考证学〉，页307-369。
[93]湖州市博物馆编，《湖州市博物馆藏品集》（杭州：西泠印社，1999），页87。
[94]参陈芳妹，〈「与三代同风」：朱熹对东亚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年9月，台北），页61-150。
[95]仿古铜器集中出土于浙江与四川，讨论参Ya-hwei Hsu,“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197-233.
[96]郑嘉励，〈从黄石墓铜器看南宋州县儒学铜礼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页350-359。
[97]以上统计见胡务，〈元代庙学发展的阶段性〉，收入氏著，《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家教育链》（成都：巴蜀书社，2005），页40-76。
[98]罗福颐编，《满洲金石志》，收入《地方金石志汇编》第1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页360-366。
[99]宋濂等撰，《元史》，卷76，页1892。关于孔庙祀典历代之扩张，参黄进兴，〈象征的扩张：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3分（2015年9月，台北），页471-511。
[100]关于庙学制度从唐、宋到元的发展，以及元代庙学的空间结构，参胡务，〈元代庙学的结构和祭祀〉，收入氏著，《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家教育链》，页1-39。
[101]以下试举大德年间数例，郑陶孙，〈舍奠礼器记〉，见苏天爵编，《国朝文类》，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据元至正二年〔1342〕西湖书院刊本印），卷27，页279-281；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2，页6070。又参陈芳妹，〈「与三代同风」〉，页61-150。
[102]李淦，〈平江路学祭器记〉，见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27，页277-278。
[103] Michel Maucuer, Bronzes de la Chine Imperial des Song auxQing (巴黎: 巴黎博物馆, 巴黎市博物馆, 2013), pp. 32-33。
[104]柳贯撰，柳遵杰点校，〈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柳贯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页283。
[105]张柔生平，见宋濂等撰，《元史》，卷147，页3471-3476。虞集（1272-1348）为张柔子张弘范（1238-1280）所书神道碑也曾提到，亳州有祭祀汝南忠武王之庙，见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重印），卷14，页136。
[106]宋濂等撰，《元史》，卷77，〈三皇庙祭祀礼乐〉，页1915。
[107]宋濂等撰，《元史》，卷76，页1903-1904。
[108]宋濂等撰，《元史》，卷76，页1904-1905。
[109]柳贯撰，柳遵杰点校，〈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柳贯诗文集》，页282-283。
[110]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页1-26。考古报告参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北京），页22-33。
[111]考古报告见卢桂兰、师晓群，〈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第3期（西安），页92-94；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北京），页28-33、43；洛川县博物馆，〈陕西洛川县潘窑科村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西安），页26-28；杨正兴，〈陕西兴平县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第2期（北京），页39-40、4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北京），页27-48。
[112]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365。
[113] Masae Xu，由 Shintaro Hara Alexandre 翻译，<重新考虑图表的间接分布>，第 267-301 页。
[114]许雅惠，〈宋代复古铜器风之域外传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纪的韩国为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2期（2012年3月，台北），页103-170。
[115] Shibunkai Foundation，“汤岛圣堂与江户时代”（东京：Shibunkai，1990），图14、16。
[116]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北京），页1-21。
[117]谢明良指出考古报告中的陶簋应该是《三礼图》蜃尊，见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页143-168。
[118]汪氏一门生平，见宋濂等撰，《元史》，卷155，页3649-3657。
[119]汪氏三代之藏书，见冉南翔所撰〈万卷楼记〉，收入汪钺等辑，《巩昌汪氏族谱》（出版地不详，2006），页432-433。
[120]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页15。
[121]韩信同，《韩氏三礼图说》，收入《丛书集成三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据嘉庆十八年［1813］福鼎王氏麟后山房刊本印）。
[122] Roger Chartier, ed., The Culture of Print, p. 2.
[123]感谢上海博物馆周亚先生提供此器的尺寸、铭文与照片。
[124]此年代根据《全宁路新建儒学记》，参李俊义等，〈元代《全宁路新建儒学记》考释〉，《北方文物》2008年第1期（哈尔滨），页75-82。
[125]此件铜爵铭文与著录之淮安路儒学元代祭器全同，当时一共铸造29件爵，此当为其中一件，见丁晏编，〈淮安府学元铸祭器录〉，见《淮安北门城楼金天德年大钟款识一卷附淮安学元铸祭器城南宋古砖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9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页659-660。
[126]感谢浙江省博物馆黎瑞馨先生提供通州儒学的簠、簋、豆三件祭器照片。
[127]这件器原为三足鼎，三足残缺后，配上西周的车马器「軧」成为簋，参许雅惠，〈古器新诠──院藏「泳泽书院雷文簋」的再认识〉，《故宫文物月刊》第225期（2001年9月，台北），页54-69。
[128]此年代根据《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见柳贯撰，柳遵杰点校，〈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柳贯诗文集》，页283。
作者许雅惠，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全文刊于《台大历史学报》第60期，2017年12月，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