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哲：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动员，《新青年》对工人工作时间的讨论

文化 2025-02-03 00:01 湖南

摘要：五四运动前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新青年》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苏俄劳动法令的引介，为国内知识界认识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由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则主要探讨如何接续国际劳工运动关于工作时间的制度与经验，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的实现路径。国民革命兴起之后，《新青年》将八小时工作制置于日常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联的维度中论述，并凸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考察《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论述的变化及其多元视角，有助于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劳工运动与国际劳工运动的关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八小时工作制主张的理论渊源。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国际劳工运动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引发的问题。自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时间运动以来，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国际劳工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末民初之际，国内报刊也开始关注欧美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1897年，《时务报》刊登了英国工人罢工“议减工作时刻”的消息。1913年，《法政杂志》摘译了《日本国家学会杂志》关于美国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报道。1916年9月1日，美国铁路工人罢工推动了《亚当森法》的通过，其中规定了铁路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民国日报》称此为工人运动“未有之大成功”。不过，这一时期的报道仍比较零散和简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工人工作时间开始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重要话题。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认识劳工的价值”成为知识界的关注焦点。1919年的华盛顿国际劳工大会，又通过了与中国相关的工人工作时间规定，进一步引发时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讨论。而《新青年》开始探讨苏俄的劳工政策，并通过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从理论上解析工作时间的意义，为八小时工作制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1920年《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系统调查了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开始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步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确立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之一。这些举动也使《新青年》成为国内较早关注八小时工作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析工人工作时间价值的刊物，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往《新青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有关于该刊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译介、论述等内容，仍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以《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译介和述论为中心，探讨八小时工作制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劳工神圣”:工作时间价值的发现

在发现“劳工”价值的背景下，《新青年》也开始关注劳工的工作时间问题。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劳工价值论”是从“余工价值说”演化而来，并认为“余工价值说”是“揭破资本主义的密秘”。他在解析资本家“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大余值”时认为，通过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可以说，李大钊较早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内在原因做了清晰说明。与李大钊文章同期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学说批评》,作者黄凌霜尽管并不赞同马克思学说的某些内容，但对剩余价值论则表示“他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与此类似，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中评价剩余价值理论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在历史上的大意义，却是终古不能磨灭的”。从中可见，时人虽对剩余价值论的认识不一，但对其理论意义则高度认可，特别是对工人工作时间价值的解析，为发现“劳工”价值提供了理论工具。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7卷6号),刊登20多篇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欧美工人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以及国内的劳工状况。其中，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详细梳理了“五一”纪念日缘起，又剖析了八小时工作制与“五一”纪念日的关系，在他看来，“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他还关注了华盛顿劳工会议有关工作时间限定的公约，特别是关于中国劳工的相关规定。刘秉麟的《劳动问题是些什么?》一文专列“时间问题”一节，对童工、女工及成年男工的工作时间进行解析，在他看来，“所谓时间问题，与增加佣资问题，同一样的重要。近来这个问题，也风起云涌。研究‘五一’运动史，这就是第一件事”。在介绍国外劳工运动的相关情况时，李泽彰翻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也引人注目。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颁布《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1918年又颁发《劳动法典》,详细规定了工人的工作时间。《新青年》翻译、刊登该法典的内容，对于国内了解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有关工人工作时间的规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对当时国内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所涉范围包括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河南、浙江等地，所涉内容包括工人的工种类型、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等。莫如的《南京劳动状况》一文调查了机工、手艺、佣工和苦力四种类型60个工种工人的工作时间。当时上海的工业发达，也受到《新青年》重点关注，李次山在《上海劳动状况》一文中说“本志这回调查劳动状况，在上海方面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才得有这些材料”,其中工人工作时间的调查数据也较为详细，即以纱厂为例，涉及120多个工种的工作时间，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甚至女工和童工也不例外。在这期中，陈独秀等人还围绕上海厚生纱厂的湖南女工工作时间及工资收入问题作了长篇讨论，对资方以救济女工为名增加她们工作时间进行了批驳，并且指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这些调查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工人工作时间的基本概况，特别是将工人工作时间问题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相联结，为推动工人“减时加薪”的诉求奠定了基础。

此外，《新青年》以编读互动的形式辨析了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重要意义。名为章积和的读者在谈及自己筹办工人补习夜校受挫情况时认为：“工人去受补习教育，先不能不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陈独秀对此说法也表示赞同，说“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同时主张“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而陈独秀与名为“知耻”读者之间的互动更引人注目，该读者曾三次致信《新青年》,与陈独秀就工人工作时间与工人教育问题进行辨析。“知耻”在来信中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他建议：“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储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陈独秀则认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夺才是引发劳动问题的根源，不能强迫工人接受教育来解决此问题。针对社会舆论以为工人罢工影响“劳工神圣”的误解，陈独秀在《劳工神圣与罢工》一文中指出：“提倡劳工神圣”与“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并不矛盾，反倒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拼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通过这些论说，《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舆论关于工人争取利益减少工作时间的偏见进行了辩驳，并确认了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劳工神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劳动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而劳动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新青年》借鉴欧美及苏俄工人运动的经验，持续推进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讨论，将这一“思想”论题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关联，既是对知识界关于劳动问题的启蒙，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了人们对劳动问题的认识。1920年《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用较大篇幅集中讨论劳动问题，包含图片、题词等有396页之多，所涉内容远超同期其他刊物，如《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有10张40版，《民国日报·觉悟》“劳动节纪念”有8版，《晨报》“劳动节纪念”仅有1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的丰富内容，也得到其他刊物编辑的高度评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说“凡注意劳动问题的人，不可不手置一编”。同时，《新青年》对工人工作时间问题的讨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被印成小册子，寄往唐山等地。1920年5月1日，罗章龙受李大钊派遣前往开滦煤矿组织“五一”庆祝大会，煤矿工人高呼“劳工神圣”等口号，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这是中国煤矿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与此同时，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工人纪念五一劳动节，也提出“要求中国全国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的诉求。八小时工作制从被译介进入中国，到工人将之视为争取经济利益的口号，《新青年》的推动之力极为突出。1921年，上海吴淞大中华纺织公司迫于工人罢工的压力，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领导此次工人运动的李启汉就认为：“数十年来的纱厂工作，从来没有八小时工作的，其所以有这相当的工作时间，都是从五一运动以后，一班提倡劳工神圣的同志争来的。”另一方面，《新青年》对中国工人工作时间的调查，促动了知识界对劳动问题的关注，也使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向。蔡和森评价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时就说，《新青年》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之后，《新青年》也开始宣传社会主义，不过“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二、“劳工联合”: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途径

随着八小时工作制的广泛传播，工人群体开始将之作为重要的利益诉求。不过如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工人运动需要直面的课题。1920年，上海工人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中说：“我们不应该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满足，应该进一步收回土地，收回那些强盗们开设的工厂……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权利。”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在李达看来，“劳动问题，是劳动者自身死活的问题，劳动者自己非有觉悟不可”。所以，他设想了工人从“劳工觉悟”到“劳工专政”的循序进程：“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团体组织好了，首先就干同盟罢工的事情，要求减少做工的时间(每天只做四五点钟就够了),增加工钱(更多更好)。等到团体的势力加大了，然后就和资本家阶级开战，一哄把资本家铲除了，然后方能达到最后的目的。”相比于此类“激进”的主张，陈独秀的述论则颇为“低调”,他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一文中说：“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从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及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看，陈独秀的论断更符合实际，而联合起来也成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最为现实的途径。

不过，劳工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联合，既是工人运动面临的挑战，也是理论上需要讨论的问题。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有利于推动工人的横向联合，被知识界赋予了重要意义，但工人的诉求多为加薪。正如《新青年》调查上海工人劳动状况时一位工人说的：“我的意见，以为现在那些热心提倡劳工解放，高唱减少工作时间的诸君，不如先替我们解决工资问题。解决工资问题，当先从打破包工制度入手。不然就是将来实行每日八小时的工作制度，他们资本家可以多招些工人，一律做改包工，我们工人岂不是依旧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好处吗?”邓中夏曾统计1922年9月至12月间的41次罢工事件，工人提出的条件为97项，其中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37项，反对管理规则15项，承认工会11项，给假休息10项，养老抚恤金6项，恢复革工5项，反对工头5项，响应他处5项，减少工作时间3项。即便是将给假休息和减少工作时间合并计算，工人对于工时的诉求仍远远少于增加和维持工资的诉求。究其原因，在中国工业尚不发达及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工人争取加薪的诉求更为实际。但工人群体要增加薪资，必须走向联合，而减少工作时间是推动工人联合的前提，就如陈独秀所说：“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新青年》对劳工联合的论述，特别是对八小时工作制实现路径的分析，最初主要参照欧美工人运动的经验。1920年，陈独秀说：“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参照这一规律，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劳工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因而“增加薪金”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工人更迫切的任务。高一涵撰文介绍日本的劳工运动，比较日本和法国的劳动组合特点，认为日本的劳工运动仍然停留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和增加工钱的阶段。针对此种情况，他建议中国工人“以‘同业组合’来解决自身问题，不愿意他们借政治势力来解决自身问题；要想借政治势力，那么非行‘布尔札维主义’不可，其余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高一涵关于“同业组合”的论说，即“脱离政治关系，专重自治”的联合方式，更多借鉴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主要通过工人组织工会实现“减时加薪”的目标。这也是《新青年》早期论说劳工联合的重要方式之一。不过，《新青年》也注意到欧美国家劳动组合内部的差异，这在论述法国劳动组合时表现得最为明显。1921年6月，李达就聚焦了法国劳动组合的“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两种取向，并认为“革命主义”的劳动组合“支配了法国全部劳动运动的精神”。

苏俄的劳动组合运动成为《新青年》日渐关注的焦点。《新青年》先后刊载李汉俊翻译的《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杨明斋翻译的《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震瀛翻译的《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劳农协社》《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俄罗斯的实业问题》《俄国与女子》,陈望道翻译的《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周佛海翻译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等文章。这些文章对苏俄劳动联合的介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联合有了全新认识。以陈望道、周佛海翻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为例，前者简要介绍了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劳动联合的变化，“俄国已经没有职业的联合，只有产业的联合了”,在苏维埃政府之下，劳动联合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了根本区别，即“已经不是战斗底机关，却已是新经济组织底一部，而且就是他重要的基础”。后者再度强调“俄国劳动组合，无论就事实上，或多数劳动者底意识上，现在已失了为反抗旧经济组织而战斗的武器性质，而成为新经济组织底一部分了”,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上又详细介绍了劳动组合在苏俄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中的地位，劳动组合与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关系，劳动组合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劳动组合内部的原则、组织机构等等。此后陈望道又翻译日本学者北泽新次郎的《职业的劳工联合论》,自述该文对苏俄“产业的劳工联合”论述清晰，是促成他译介此文的重要因素。而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劳动组合的原则之一，在苏俄的法律上予以保障，既维护了工人的利益，也重构了工人与政府的关系。这些文章呈现了苏俄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劳动组合方式，以及实现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的新途径，给中国知识界思考劳动联合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受到苏俄的影响，《新青年》对劳动联合的论述也从聚焦“同业联合”向侧重“阶级联合”转变。1921年，李达说：“劳动组合已由职业的组合变为阶级的组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更有一种新劳动组织，已经创造了新生产组织了。阶级的觉悟与阶级的心理，愈益增大，而阶级斗争的运动，亦日增剧烈了。”这种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劳动联合”论述也产生了影响。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针对中国工人运动并未形成“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这一议案指出：“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间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由此可见，从同业组合走向阶级联合，“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推动劳工联合的目标。但在“阶级联合”背景下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则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就如蔡和森所说：“‘增加工钱’、‘减少时间’,这本是劳动运动迫切的急务，但这不过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为一天一天的生活所压迫，不得不日日从事这种救急的要求运动罢了。”换言之，通过群体联合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只是工人实现自我解放的阶段性目标，先进知识分子将其嵌入中国革命的总体设想中，无疑将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

尽管这一时期很多刊物都主张通过劳工联合实现劳工解放，但如何实现联合，恰恰是《新青年》与诸多刊物的分野所在。即以《觉悟》副刊为例，从1920年至1925年间，《觉悟》都有“劳动节纪念号”,持续关注工人的工作时间问题。不过，该刊主编邵力子坚持主张工人争取“团结权”以实现自身利益，与《新青年》“阶级联合”的诉求有明显差异。1922年，邵力子就认为：“我更相信中国各地工人能多做些功夫，第一步必先取得团体组织权。”直至1924年，他仍说“世界各国底劳工运动，没有不从力争团结权入手的”。邵力子的此种主张，实际上仍遵循了欧美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期望通过个体觉悟实现群体联合，甚至是资本家同情工人处境而同意组建工会，并“要靠劳动界自身努力争得”。这些论述也是邵力子依据“劳动者底本位”得出的结论，尚带有同情工人的立场。但并非只有《觉悟》秉持此种主张，1920年《解放与改造》也指出：“解决劳工问题最上的方法，全靠调和雇主和工人间的利益，工人也要作股东的分子，有盈余的分配。”但期望“使大资本家——主雇——觉悟，改变生产的组织和报酬的方法”,“使资本家和工人大家融洽平等”,这种脱离实际的应对之策难收实效。相较之下，《新青年》从“同业组合”转向“阶级联合”,且将“阶级联合”视为锻造“阶级”结构的重要方式，提出了更为现实和彻底的八小时工作制解决方案。

三、“劳工专政”: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这些措施包括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工厂委员会之运动，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并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不过，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吴佩孚镇压，中国共产党期望引导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加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日渐凸显，这双重因素影响了《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论述。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对《新青年》的新定位，也促使其从适应中国共产党思想斗争的角度思考工人运动问题。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将《新青年》季刊明确定位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又指出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同时，“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现时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而聚焦工人运动的“世界性和阶级性”,成为这一时期《新青年》的论述重点。具体到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新青年》将之放置于国民革命和国际劳工统一战线中进行探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新判断：“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对于工人运动的斗争形式，中共认为：“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其缘由可从同年11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得到明确解释：“自‘二七’工潮以后，中国北部中部之工人组织大部分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亦因此而涣散、胆怯，有的还堕落了。”即便是形势较好的广东，劳工运动“到今日渐将回复其原始状态，三年来带经济性质之运动已普遍做过，加薪减时之口号，在现在很难适用”。与这些论述形成对照的是，《新青年》继续关注工人的经济斗争。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复刊后的第1期刊登了陈独秀翻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其中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运动的指示之一就是“当实行有系统的不折不挠继续不断地奋斗，以求殖民地本地工人与来自宗主国之白种工人，劳动条件相平等(工资、工时及一般待遇)”。这是共产国际1920年的文件，时隔三年陈独秀才翻译成中文，但其中要求工人运动持续不断地推动“减时加薪”的经济斗争目标，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有理论指导意义。1925年4月，《新青年》出版“列宁号”专刊，郑超麟在《列宁与职工运动》一文中，集中讨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他比较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与苏俄的不同：“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职工会是同一产业工人的结合，从改良日常生活条件的斗争中，养成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而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器”,不过在苏俄，“列宁以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主张忽略工人的工资和工时，我们自然要增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人工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但我们所要的决不是如斯而已。我们要工人来管理国家，变成国家的主人翁和指导者。因此绝没有一个问题，和工人了无相干”。作者还特别强调：“在职工运动正处幼稚、半觉悟，甚至完全原始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前面，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是对症的药。”这一论述基于苏俄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列宁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聚焦中国工人运动“减时加薪”的斗争策略，突出了经济斗争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要增加争斗之深入的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该议案再度确认了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可以说，《新青年》对西方与苏俄工人运动经验的对比阐释，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运动及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参照。

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洛若夫斯基作了“世界职工运动之现状与共产党之任务”的报告，瞿秋白将该报告全文翻译后刊登在《新青年》上。这一报告对一战后国际工人运动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针对工人运动受到日益严重压制的状况，提出新的应对纲领，其中第一条就是“反对直接的间接的延长工作时间，坚持八小时制为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另外，此次会议还对中国工人运动做出了决议：“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为改善工人极端艰苦的处境而深入展开经济斗争，加强和扩大今后工人的工会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今后固然应当最坚决地和经常地参加中国一般的革命斗争，但同时也应当成为能密切关心工人日常经济要求和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内外资本家的斗争的真正具有经济性质的工人组织。”在该决议的影响下，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经济斗争最近目标与其步骤决议案》,提出工时方面“我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度的规定，并要求一星期内必有一日的休息；且矿山窑内的工人，每天工作至多不能过六小时；火车轮船及一切生火的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小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进行经济斗争极为重要的目标。而在稍早之前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制造了屠杀民众的惨案，瞿秋白指出，面对北京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策略之一即是“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的政权”。同时他也认为“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尽管此时瞿秋白仍在强调经济斗争，但更注重将经济斗争纳入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客观地说，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是由于中国工人运动遭受军阀和帝国主义武装镇压的现实困境决定的，只有推进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成效才会更为明显。这也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发展的结果。

受国际劳工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新青年》也将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置于构建国际劳工统一战线的维度加以讨论。对近代中国工人而言，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推动的工人运动，必然带有阶级解放和民族革命的双重属性。所以，早在1921年，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到：“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而八小时工作制以标准时间为参照，成为国际劳工运动通行的标准，也是促成国际劳工统一战线的重要抓手。1923年6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议决案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而在东方问题决议案中要求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推动国民革命，也要“组织工人及农民”“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瞿秋白说：“我们在五一纪念——世界无产阶级同时示威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表示工人的国际团结力的日期，应当力争：‘世界工人的统一战线’。”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出版了最后一期“世界革命号”,其中的专论和译文多聚焦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如陈独秀的《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瞿秋白的《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以及刘仁静的《世界革命与世界经济》等。这些文章纵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解析了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劳工运动的关联，也使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有了更为丰富的意涵。

在国民革命兴起的背景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结合译介相关的共产国际文献，分析了八小时工作制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八小时工作制对构建国际劳工运动统一战线的意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自身的组织系统传播《新青年》,也推动了革命理论的通俗化。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1924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规定各地党组织对《新青年》“每组赠阅一份，每组担任推销三份以上”。1925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再度发布《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重申了赠阅和推销《新青年》的规定。相比于中国共产党其他的理论刊物，这一时期《新青年》的文章篇幅较长，定价稍贵，发行对象主要为经济较为宽裕的知识分子。实际发行效果也确实如此，如1926年中共宁波地委在汇报党刊推销的情况时说，“理论的宣传工作仅能推销《新青年》及介绍本校出版物到知识阶级中去”。但借助于以往《新青年》所积累的社会声望和营销网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刊物与《新青年》相互声援，仍较为广泛地传播了《新青年》的主张。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评价《新青年》的“国民革命号”,“供给了许多革命之实际理论”,“已感化了许多的新青年，兹后新青年杂志的任务是要使中国革命青年入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正确之路”。

四、余论

从“劳工神圣”到“劳工联合”,再到“劳工专政”,尽管《新青年》的发行时有中断，但其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问题的论述不断深化，贯通了新文化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的《新青年》,深入探讨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阶级解放、国民革命的关联，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化的网络，“以党办刊物、党来发行为主导，读者也逐渐党组织化”。这一过程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正如刘仁静所说，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及国际劳工运动影响，经过《新青年》等的宣传，“才开始有工人运动，一般先进分子以平民学校为工具，接近和组织工人群众，引导他们作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简而言之，从整体性视角解析《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问题的论述，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从思想讨论走向革命实践的过程。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本，也对其后的理论探讨产生了影响。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要求《新青年》“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同时因为“党内理论力量既然很少，必须把他们暂时集中于《新青年》(如《向导》上过于偏重理论分析的论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历史的理论的文章，都可以登载于《新青年》)。再则《新青年》上须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的历史的理论的论述”。这是中共中央第三次对《新青年》的定位做出决议，但在“党内理论力量”很少的情况下，何以要求《新青年》“偏重理论分析”呢?实际上，早在1918年12月，《新青年》推介《每周评论》的广告就说：“《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新青年》是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中共中央机关报时期，《新青年》为维系并扩展其社会影响，始终坚持深度聚焦社会问题的风格。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再三将《新青年》定位为“偏重理论分析”“中央理论机关报”的原因所在，使其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讨论与其他刊物不尽相同。

“劳工问题是社会与政治的链锁”,这是陶希圣在谈到五四时期“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变化时的论断。《新青年》的八小时工作制讨论，是在中国日渐被纳入全球标准时间体系，且国际劳工运动极为关注工作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的，又负载着中国知识界“眼光向下”寻求新社会变革力量的诉求。正因如此，“劳工神圣”讨论呈现出多元的思想光谱。不过，面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如何配合中国共产党阶级革命动员，从理论上探究劳工解放途径，就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青年》需要解决的课题。1924年，邵力子说：“今后阶级斗争的情势必日益形成，无论手工业，或机械工业，工人与资本家将永立于双方对峙的地位……将使工人对于阶级斗争的觉悟自然而然地日益深刻。事势如此，殆已成为必然的问题。”相比而言，《新青年》很早就洞察到这一趋势，述论了如何通过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以“劳动联合”构造阶级结构，建立“国际劳工的统一战线”,不仅使知识分子“逐渐从纯书斋转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68,而且通过中共组织化的媒介网络，推动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互动关联。

作者简介：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注：转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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