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飞：钟馗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形变与实践

文化 2025-02-05 10:30 湖南

摘要：钟馗信仰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现象。钟馗在中国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形象和功能也随之变化。唐以后，钟馗作为打鬼驱邪的神，其形象和地位逐渐被建构和确立，钟馗像和大衍历成为岁末朝廷向下臣颁发的赐物。日本的遣唐使将钟馗信仰带回日本，平安时代以后钟馗信仰逐渐出现在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钟馗信仰传入日本民间后，其所具有的功能性与其文化源头的中国有着相似性，但它在民众的宗教信仰具体实践中又有着一定的形变。民众对于钟馗的接受与理解，不完全源于自身的宗教信仰实践，而是趋向于一种表象和形式，对钟馗信仰的程度有弱化的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钟馗信仰为对象，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由中国传播至日本后，钟馗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形变及其作用。在东亚文化体系中，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古代日本统一前，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就有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相互通交的记录。这一时期，发达的中国中原文化的传播，给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4世纪中叶，日本统一后，在朝鲜半岛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到了5世纪，日本频繁地向中国南朝宋、齐、梁等国派遣使节，直接与之往来。在此背景下，来自朝鲜半岛和大陆的文化以各种不同形式传入日本。

进入飞鸟时代，以圣德太子实施的大化改新为契机，至其后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结束为止，是日本吸收和接纳中国文化的巅峰时期。日本为了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先后向中国隋、唐派遣了大批使节，他们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典籍，中国文化渗透到日本的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本文的讨论对象钟馗信仰即是在唐代由日本的遣唐使带回，并由此扎根日本。

钟馗作为驱鬼避邪的神灵，在晚唐时期盛行于宫廷和士大夫等上层社会，是朝廷赏赐下臣的赐物。到了宋代，钟馗信仰不仅仅是庇佑皇家贵族、上层社会的神灵，民间也开始流行将钟馗像张贴于门壁，以除妖邪，使之逐渐走向世俗化。由此，钟馗信仰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岁末节日将钟馗像贴于门户、悬挂中堂，端午时节请钟馗、跳钟馗、闹钟馗，同时钟馗传说也是民间戏曲、木偶戏、皮影戏中常见的题材。这些形式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希望钟馗能够赐福镇宅、祈福驱邪，以求幸福安康。

钟馗信仰进入日本后并非一直保持原有文化的形态，而是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保留、取舍和形变。关于钟馗信仰在日本的接受和传播，在先行研究中与本文有相近问题意识的讨论主要有曹建南的《日本的钟馗信仰》与姚琼的《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曹建南一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日本社会的钟馗信仰表现形式，即端午挂钟馗旗、放置村口的扎制稻草钟馗、守卫门户的钟馗符、除病解厄的赤钟馗、辟邪镇宅的瓦钟馗。姚琼一文则从钟馗文化接受的视点出发，指出钟馗信仰进入日本后其表现形式并未被纳入到国家祭祀系统，而主要是存在于民间，形成这种形式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以佛教治国的日本对道教的排斥。此外，学界也有关于钟馗绘画、钟馗艺术、本地垂迹说、钟馗雕像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不过，上述研究偏重于文献的归纳、梳理和依靠现地调查而形成的一手资料，聚焦于钟馗信仰进入日本后的存在形式和成因的讨论，然而钟馗信仰在民众实践的层面是如何运作的、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形变、在现今继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以下，本文主要以日本东北地区的秋田县大仙市的鹤田地区与近畿地区的京都市为主要田野考察地，通过东北地区的村落边境扎制的草钟馗和中部、近畿地区在屋顶设置的瓦钟馗这两种形式，探讨钟馗信仰在日本民众实践层面的内涵及意义。

二、钟馗信仰从中国到日本

钟馗在中国尽人皆知，是神话、传说中能打鬼驱邪的神。那么钟馗的传说是何时开始的，又是何时传入日本的，下文将进行简单的梳理。从文献记录上来看，刘锡诚在《钟馗传说和信仰的滥觞》一文中已指出魏晋时期文献《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品卷第七)中有关钟馗的内容是最早的文字记录：

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传与天一北狱。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虽然魏晋时期的文献对钟馗的人物未有详细描述，但能确切知道钟馗是与孔子、武王这两位历史人物一同存在并以杀鬼除妖、治病的形象出现。换言之，在魏晋时期的文献里还没有钟馗这一人物形象的具体写照。钟馗的人物形象到了唐代才得到了进一步具体化，并具有了多样化的功能。关于钟馗人物形象的具体化和功能的多样化问题，刘锡诚和林智莉的研究有深入的探讨。刘锡诚指出：从《太上洞渊神咒经》开始，钟馗作为一个能治病的神，到汉唐成为统领诸鬼的神进入到地方和国家的大傩仪式中，同时关于钟馗的神话传说也随着信仰的普及而被建构出来，从晚唐周繇的《梦舞钟馗赋》到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等作品，都赋予了钟馗更丰富的传说和完整的身世，唐以后的《事物纪原》《唐逸史》中的钟馗说也几乎与《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大同小异。具体而言，在上述文献中钟馗的记述包含着三大故事要素，这三大要素也就是我们现今都熟知的钟馗传说中的“唐玄宗梦鬼”“钟馗捉小鬼”“吴道子画鬼”，并且钟馗的身世也得以明确为终南山进士，小鬼名为“虚耗”。此外，林智莉通过对明代宫廷大傩仪式中的钟馗戏的考察进一步指出：钟馗身份与形象的逐渐转变在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唐玄宗与钟馗的密切关系，唐玄宗为钟馗治病驱鬼的对象，钟馗变为玄宗时期的落第进士，治好了唐玄宗的病，发誓为唐玄宗除天下妖孽，正是因为钟馗和唐玄宗这样的密切关系，唐以后宫廷里就出现了赏赐钟馗画像来驱邪除祟的传统。其次，宋代至明代，钟馗的形象中又加入了钟馗为君除患行为是感恩帝王的回报，强化了忠君的观念，塑造了钟馗忠义的性格以及可以给人们带来富贵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出，钟馗信仰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其功能也逐渐多样化。

本文在此关注的是林智莉论文中指出的唐玄宗和钟馗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如上文中提及的那样，钟馗成为宫廷中驱邪的重要神明，玄宗朝开始在岁末年终之际将钟馗画像和新日历一套颁赐给官员，以驱除邪祟。关于这一点，从玄宗时期的大臣张说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一文中便能得到印证：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圣旨，赐臣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者。猥降王人，俯临私室，荣钟睿泽，宠被恩辉，臣某中谢。臣伏以星纪回天，阳和应律，万国仰维新之庆，九霄垂湛露之恩。爰及下臣，亦承殊赐：屏群厉，缋神像以无邪；允授人时，颁历书而敬授。臣性惟愚懦，才与职乖，特蒙圣慈，委以信任，既负叨荣之责，益怀非据之忧，积愧心颜，骓胜惕厉。岂谓光回蓬荜，念等勋贤，庆赐之荣，贱微常及，感深犬马，戴重邱山。无任感荷之至。

引文中的新历是指《大衍历》。《大衍历》最初是玄宗命僧人一行编撰，一行死后，由张说、陈玄景编撰完成。上述引文是张说为《大衍历》写的序文，从序文中的“屏群厉”“缋神像以无邪”的表述可得知朝廷颁发新历时，将钟馗像一同赐给朝臣，用以驱邪除恶。这样的惯例在张说时代之后仍然延续，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谢赐钟馗历日表》和《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对此皆有体现。换言之，在玄宗之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每逢岁末朝廷向下臣赐新历和钟馗像的惯例没有改变。这一时期恰好与日本遣唐使来华的时间相吻合，日本史料《续日本纪》中明确记录了遣唐史吉备真备将《大衍历》带回日本的事迹。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在717年从日本出发，入唐后在长安鸿胪寺拜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师，在唐生活约17年，学习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教育、法律、兵法以及建筑等。734年，吉备真备归国。回国后，他向日本朝廷献上了从唐朝带回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化经典。在《续日本纪》卷十二《圣武纪四》中有如下记载：

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引文中的下道真备就是吉备真备，他将《大衍历》和《大衍历立成》带回日本。文中虽然没有提及钟馗像，但从唐玄宗时代至838年日本遣唐使结束为止，日本向中国派遣使团有10次。有足够的可能性推测钟馗像和《大衍历》一同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奈良时代以后钟馗信仰开始在日本出现。

三、日本地域社会中的钟馗信仰实践

现今，在日本记录钟馗最早的文献是收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创作于12世纪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辟邪图》。《辟邪图》中有五幅画像，分别描绘的是“天刑星”“栴檀乾闼婆”“神虫”“钟馗”“毘沙门天”，这些神都源于中国，他们呈现出的都是惩治恶鬼的善神形象。奈良博物馆收藏的钟馗图与玄宗梦境中出现的情景非常相似，是头戴破帽、身着蓝袍、脚穿官靴捉鬼的形象。从这一资料能看出平安时代后期，钟馗信仰在日本已经有广泛的受众，此后钟馗信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日本各地。下文将就钟馗信仰在民间的两种实践形式，即屋顶上的钟馗和置于村境的钟馗进行说明介绍，选取这两种形式进行说明是因为前者在城市中比较集中，而后者在农村社会比较普遍，能看出民间不同形式的钟馗信仰实践。

(一)屋顶上的钟馗

屋顶上的钟馗，又称瓦钟馗。瓦钟馗的高度一般在20厘米至50厘米左右，多被置于屋顶处，主要是用来镇宅辟邪、防路冲煞、防护鬼门、防火和防雷，等等。这些瓦钟馗，除了日本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域以外，在日本各地分布广泛，近畿、四国、中国、中部和关东等地区都能见到。江户时代记录民间传承故事、街头巷尾及民众奇闻逸事的考证家、杂学家石冢丰芥子的《街谈文文集要》卷二《鬼瓦看发病》有瓦钟馗在民间传播实践的记述：

文化二年(1805)乙丑夏，位于京都三条的一家药铺新盖了一栋房子，在房顶上装饰有一座非常大的兽头瓦，药铺对面的一家的女主人看到房顶的兽头后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并病倒。女主人吃了很多药病情都不见好转，大夫询问女主人得知病因是最初看到兽头瓦开始身体不适，于是女主人家向深草的陶器店定制了钟馗像，将钟馗像安置到自家的屋顶，女主人很快就病愈了。

上文真实与否，无法确定，但从引文中能看出钟馗像与兽头瓦的关系。京都自平安时代起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域内分布有较多的寺社，寺社建筑的房脊及屋顶一般安置有兽头瓦。周围的民居为了避开寺社的兽头瓦带来的煞气，在正对寺社兽瓦的方向安置钟馗像，将煞气化解，以此保宅平安，这样的钟馗信仰在民间存在普遍。例如，池田进在对京都中心区域的中京区东部及下京区北部，即西至堀川通、东至寺町通、北至丸太町通、南至五条通的范围内的统计调查中，发现此区域内的民居有401尊瓦钟馗。在如此小的范围内，钟馗像分布的密度如此之大，这说明钟馗信仰在民间的接受程度很高。

寺社等地以外的地域，一般民居安放较多钟馗像的是宅第路冲、水冲，宅主为了保平安，在屋顶正对煞气方向安置钟馗，钟馗信仰的这种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的石敢当具有相同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寺社周围民居分布那样广泛，但在很多地区也能看得到。

在上述情况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宅与民宅上的相互对视的瓦钟馗。在民居中，如果有其中一户因某种原因安放了瓦钟馗，那么与此相对的民居害怕其煞气泄露进入自家中，就在自家屋顶上也安放钟馗瓦。例如，川村裕子在三重县四日市东富田町调查伊藤家时，户主做了如下的说明：

因为佐藤家的瓦钟馗对着我家怒目圆睁，为了把钟馗怒目而视的煞气返回去，直接去买了三州瓦(笔者注：通常瓦店出售烧制的钟馗像)。这一带，瓦钟馗比较多，虽说钟馗有驱魔镇宅的作用，但一直被他怒视也不好受。

虽然同是把瓦钟馗置放于屋顶，但从民间的角度来看，并非都具有相同的功能，民众根据自己需求和钟馗信仰给人们提供的心理预期来选择安放与否。换言之，同是安放屋顶的钟馗，他们有不同的内涵。另外，瓦钟馗的出现也不能忽视制瓦职人的移动性和瓦作为商品流动给钟馗信仰带来的传播效应。在房屋建筑用瓦没有形成大量生产前，各地有很多小瓦厂和瓦作坊，制瓦需要较高的技术和不断地学习实践，所以地方的小作坊的职人需要到京都等技术较先进的地方进行学习。制瓦职人们技术熟练后，不仅在本地，还到日本各地去修建房屋。在这一过程中，瓦钟馗和兽瓦的传说也会不断被传播，同时制瓦职人也会给新筑房主普及钟馗的作用。从川村裕子的调查可以得知，有些民居安放钟馗是因为制瓦职人的规劝。三重县四日市东福田一色町的佐川家便是这其中的一例：

搞土木建筑的朋友劝说钟馗镇宅驱邪非常好。我想如果是好东西话，不论是啥都可以安放，于是为了镇宅驱邪就买了瓦钟馗。

随着制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房屋用瓦开始走向大量生产、订购和销售的形式。钟馗像也随之作为屋顶建筑材料中的一种出现在制瓦会社的商品宣传广告中，钟馗像作为商品在地域社会中的流动加速了他自身信仰的传播。这些钟馗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面对危险、灾难等情况时抚慰内心恐慌、祈佑平安的圣物，成为了民众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二)置于村境的钟馗

1.由来与作用

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农村，常常能看见在村口处有用稻草扎制的巨大钟馗。下文将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以日本秋田县仙北的鹤田地区为例，介绍该地域民众信仰钟馗的实践活动。日本的东北地区，温度相对其他地区要低，适宜稻作生长，盛产稻米。所以，用稻草扎制钟馗，是这一地区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村口安放用稻草扎制的钟馗，目的是为了阻挡疾病、瘟疫、灾难、邪恶等影响和妨碍村民日常生活的东西进入村庄，钟馗作为祓除灾病、保佑平安的神灵而被地域的民众信仰。村民每年用秋天收割后剩余的稻草协同合作，共同完成钟馗的扎制。扎制好后，将新旧钟馗进行交换。

鹤田地区总计有48户村民，其中每年参与扎制钟馗的村民有35户。其余的13户因为是后迁入到本地，不参加村内的祭祀钟馗活动。在参加活动的35户村民中，每年按顺时针方向在村内选出一家作为活动的主办者，其他农户协助主办者共同完成。村内每年在春天插秧和秋收的两个季节举行两次祭祀钟馗活动。鹤田地区的钟馗祭祀活动，不仅是用于抵御来自村外的妖魔、疾病等邪气，在过去种植水稻雨水不足的时候，还利用钟馗来求雨。此外，钟馗在这里还有象征子孙繁荣的作用。这样的活动在鹤田地区已由来已久，但并没有文字资料记载它具体是从何时传承至当下的。

在农业耕作机械化前，这种活动对村民来说是让大家缓解长年累月攒积的劳累，也是在广播、电视及其他媒体还未发达时期村民的一种娱乐活动，同时还是村民们进行相互交流的一个有效的媒介。现今日本的村落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大改变，像过去那样村民共同协作的生产耕作活动已经越来越少，这种传统活动是维系村民联系的唯一纽带。

2.钟馗的换装

鹤田地区的村民们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中，两次对安置在村口的钟馗用新稻草进行更衣换装，这一行为在日语中称为“衣替え/koromogae”。鹤田地区扎制的钟馗被安置在横堀日吉和大田町的交界处，位于村口的位置，钟馗外形比较硕大，从上到下分别由角、头、身体、手臂、下摆、男性阳具和脚构成。扎制好的草钟馗除去犄角的部分，身长约2.5米，犄角的长度约1米，身体宽度约90厘米，脸部的上下和左右约60厘米，胸部和肚脐是用稻草编织而成，呈圆盖子状，直径约有28厘米。钟馗的两只犄角，一根是像被风吹倒弯曲折断的状态，据说这样是代表着鬼的形象。在犄角的下面是雨伞形状的帽子。

钟馗的全身基本上都是用稻草扎制而成，不过头部的胡须是用杉树的树枝来装饰的。在钟馗左侧的腰间插有木刀，这具有打倒瘟神和阻挡邪气的意义。刀是用耐水性较强的丝柏木做成，有时也使用杉木为材料。

在制作过程中，最先做身体部分，随后再做身体其他部分，依次组装。不过身体的部位并不是每年都做新的更换，一般身体部分的内部支撑骨架没有问题的话，只更换骨架外的稻草。调查时，据生活在村内多年参与钟馗更衣祭祀活动的川原正幸老人讲述，村内钟馗身体部分的骨架还是他父亲那一代留下来的，已经有20多年了。钟馗的身体部分全部扎制完成后，村民把它固定在村口的树上，防止其被风吹倒。

3.钟馗的扎制

如上所述，鹤田地区的钟馗换装每年举行两次，换言之每年要扎制两次钟馗。扎制的日期一般在每年的4月和10月，没有具体的指定日期。过去，在这两个月期间如果遇上雨期，不能正常农耕作业时，村民就会聚集到村内扎制钟馗的指定场所各司其职，共同扎制。现今，扎制基本都是在周日进行，这一年村内的主办者会在一周前通知其他各户，扎制的当日到主办者家临时整理出来的作业场所内扎制，该场所一般与安置钟馗的地点较近，因为扎制完成后的钟馗重量比较大，为便于搬放，二者间的距离不能过远。参加扎制的人员是村内参与钟馗祭祀的35户，每户出一名男性，但并没有指定每户必须都要参加的规约，近年的参与人员大约有十五人。每户参与的男性大多是户主，如果户主遇到当天有事，也有让儿子代替参加的情况。另外，在扎制钟馗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女性的参与。只有主办者家的女主人会帮助准备一些祭祀的用品和做一些食物给参加的人吃。

扎制钟馗的材料主要是稻草，此外还需要杉树枝、用来支撑身体部分的木材和扎制用的绳子等材料。头部、身体、上肢和脚等部位的支撑骨架可以再利用，只需要在骨架的表面上扎制上新的稻草，每年需要30-40捆稻草，一捆稻草的直径大约有30厘米。制作身体和上肢等骨架的木材是在村前河堤上采来。现今，因为能用稻草编织衣袖的手艺在村内失传，所以衣袖的部分能再利用就再利用，钟馗腰间的木刀如果没有损坏的话，也不必每次都更新。但近几十年来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稻收割机的使用导致稻秆都被搅碎到田里，稻草越来越难入手，村民便商议每户每年在自家水田留下一捆水稻，然后在参加钟馗祭祀活动时自带一捆稻草到主办者家中。

在扎制当日，早上7点半左右开始，参与的村民按照身体部位分头制作完成，然后将这些身体部位带到置放的地点，进行组装。组装后，要用立柱将扎制的钟馗直立固定好，不能让钟馗被风吹倒。如果钟馗被风吹倒了，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情。组装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取下的旧衣等物品在河堤上烧掉。扎制出的钟馗的大小、面部表情、手脚的长短和身体粗细都是根据扎制人员的兴趣来设计的，所以每一次扎制的钟馗都有所不同。

4.仪式与信仰

村内主办者的职责包括：在每次祭祀钟馗的活动中向每户收取会费；与村内其他成员进行事前联络；落实当日具体事项。仪式当天，主办者还需要到村内的熊野神社接受神社主祭的祓除，从神社主祭处领取附在钟馗身上的御守护。得到神社主祭的祈愿，主办者则要准备两瓶一升容量的酒，一瓶供奉给神社内的神灵，作为取得御守护的回赠，一瓶作为钟馗的供品带回现场。

在钟馗扎制完成时，用托盘装上一瓶一升的酒、鱿鱼干和应季水果，供奉到神前。仪式非常简单，大家在神前祈愿。简单的仪式过后，如果天气好，所有参加者就在扎制好的钟馗前铺开一张大的防潮垫，参加者围坐一圈，将供给钟馗的酒打开，庆祝新钟馗的完成。主办者的女主人事前准备好庆祝的酒菜，装到多层方木盒里，带到现场。参加者每人三盘菜，有鱼、凉拌菜和炖菜，此外还有紫菜卷和小咸菜。在庆功宴上，大家要把供奉给钟馗的酒都喝掉，这有消除病灾的寓意。

每次扎制新钟馗所需费用需要从35户中筹集，每户500日元。这些费用主要用于购买在钟馗扎制完成后用于庆功宴的食物和仪式活动中所需要的两瓶酒。在费用不够时，通常由这一年的主办者家庭补充不足数额，事实上每一年都需要主办者家庭拿出一部分来补充。

如上，村落中祭祀钟馗这一传统活动对于村民来说，从过去至今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一个场所，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项活动。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生产生活中的互助的场面越来越少，能使村落社会凝聚的纽带便随之减少。在此情况下的村落钟馗祭祀传统的延续，发挥了村民相互交流的纽带作用。但是，现今村内参与钟馗祭祀活动者的年龄在40岁至70岁之间，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安居别处，出现了村落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问题。另外，扎制钟馗的稻草材料已经不像过去能够有充足的保障，并且稻草编织的技术也已失传，这些也是这一村落传统文化延续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以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钟馗为考察对象，从两个方面即钟馗从中国传播至日本的过程和现今钟馗信仰在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进行了考察。在中国，随着时代的变化，钟馗的形象和功能也随之变化。唐以后，钟馗作为打鬼驱邪的神，其形象和地位逐渐被建构和确立。钟馗像和《大衍历》成为岁末朝廷向下臣颁发的赐物，日本的遣唐使将钟馗信仰带回日本，平安时代以后，在日本文献记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能发现钟馗信仰的存在。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能从既有的文献中看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对钟馗信仰的具体实践，这些具体实践在现今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换言之，钟馗信仰进入日本以后，受众更趋向于民间。

钟馗在日本民间传播所具有的功能性与其文化源头的中国有着相似的作用，但在民众的宗教信仰实践中又有着一定的形变。在中国，钟馗的主要作用是打鬼驱邪、祈福镇宅。钟馗信仰传播到日本后，这一主要功能并未发生变化，但在形式上和内涵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屋顶上的钟馗是其在形式上发生的变化之一，主要是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寺院建筑上的兽瓦给民居带来的煞气，与中国门神上的钟馗具有相似的功能。其次，瓦的大量生产和流通加大了钟馗传播的流动性。同时，民众对于钟馗的接受与理解不完全源于自身的宗教信仰实践，它更趋向于一种表象和形式。同样，置于村境的钟馗与上述现象具有相似性，在信仰程度上逐渐趋于弱化，每年在村里举行的仪式活动主要是发挥了凝聚村民的作用，成为了村民交流和交往的一个途径。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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