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to Arms and Join the Revolution
—Lu Xun’s Literature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is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bstract: Lun Xun was a great literature giant, and a celebrated writer and litterateur. He studied in Japan in his early years, later came back to Beijing and participated in leading the May Fourth’s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Xun issued the first modern vernacular novel of A Madman’s Dairy, and then published a novel collection of Call to Arms etc. After the March 18thMassacre took place, Lu Xun came to Guangzhou and took par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n he went to Shanghai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Lu Xun promoted the glory situ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he was in Guangzhou, Lu Xun took the pos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Because revolution requires methods, Lu Xun valued symbolic borrowing to make innovation towards the strange and treacherous clouds in political struggles.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on literature revolution, such as that: We should be a revolutionist with knowledge. Never to say that we have no hope to destroy the iron house and get free. Revolutionist’s literature is the right revolution literature etc. Lu Xun promoted the ris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It was in Guangzhou where Lu Xun’s revolution thought had become mature.
鲁迅是一代文豪，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到北京，参加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版小说集《呐喊》等。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来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又到上海参与领导左联，积极推动革命文学的繁荣局面。鲁迅在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育长、中文系教授等职。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鲁迅重视革命要讲方法，要借用符号的革新，提出做有学问的革命家，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等一系列文学革命的思想，推动大革命前后革命文学的崛起。鲁迅成熟的革命文学思想是在广州形成的。
一、有学问的革命家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曾跟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并参加光复会，这是鲁迅文学革命的起源。鲁迅称赞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在散文集《朝花夕拾》多次论述留学日本的岁月，记载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在他的小说集《呐喊》总多次提到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光复会员的革命事迹。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浙江绍兴人。早年在三味书屋读书。他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等，叙述老先生讲授之乎者也的传统文化的无味。
底层思维。鲁迅有一位保姆阿长，对他的童年有着重要的影响。阿长讲述长毛、美女蛇等故事，令鲁迅一时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阿长谋死隐鼠，令鲁迅憎恶。但阿长特意给鲁迅购买渴望已久的《山海经》，使得鲁迅赞扬她确有伟大的神力。《阿长与<山海经>》说：“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①]这充分体现阿长的底层思维，也体现鲁迅对底层思维和革命思想的认知。
鲁迅进入新式学校学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鲁迅到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鲁迅到日本学习。他先到弘文院学习日语，后入仙游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学习，师从藤野严九郎。鲁迅的著名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几篇散文，记载鲁迅的留日岁月。
鲁迅记述藤野先生每一星期给他认真改笔记。有的同学写一封很厚的匿名信给鲁迅，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鲁迅在《藤野先生》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②]
藤野先生和几个同学一同去诘责干事的无礼，终于这流言消灭了。鲁迅在《藤野先生》说：“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③]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太炎是光复会员。次年，徐锡麟、秋瑾等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大通学堂监董事秋瑾在绍兴等地参加策划。起义被镇压，徐锡麟、秋瑾等英勇牺牲。
鲁迅在学医时，观看日俄战争时事片，有枪毙中国人的情节。鲁迅看到一群中国人拍掌欢呼，听得特别刺耳。他回到中国，看见那些闲看枪毙革命者的人们，也是喝醉似的喝彩。鲁迅的意见却变化了，决定弃医从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并成为光复会员。鲁迅回忆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④]鲁迅师从章太炎，这是他支持革命的起源。
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回忆章太炎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又说：“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⑤]
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对鲁迅的成长产生积极影响。他师从藤野严九郎、章太炎等老师。宣统元年（1909年），返国。鲁迅在《故乡》记载他回到故乡，知道他的伙伴闰土的经历，更加突显留日岁月是美好的。
闰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故乡》说：“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又说：“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境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⑥]
宣统二年（1910年），光复会重新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辛亥革命后，陶成章任浙江省临时参议长。光复会员王金发任绍兴都督，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任监学。
二、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版小说集《呐喊》等。革命不只是民族革命，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革命。章太炎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鲁迅与章太炎分道扬镳。鲁迅在小说集《呐喊》、散文集《朝花夕拾》多次诠释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革命事迹，引向社会革命的范畴。鲁迅提出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批判传统的守旧思想。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章太炎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应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鲁迅任教育部科长。不久，清帝溥仪退位，清朝被推翻。
7月，王金发被免去绍兴都督职务。8月，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处长）。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光复会解散。
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后，章太炎前往北京，被袁世凯禁锢。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被释。1917年，他参加国民党。同年，临时国会在广州召开，陆海军大元帅府成立，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章太炎任秘书长。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章太炎脱离国民党，支持黎元洪等北洋军阀。他在上海等地讲学，研究国学。
同年，应《新青年》编委钱玄同的邀请，鲁迅任《新青年》编委。钱玄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鲁迅等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他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鲁迅在《呐喊》自序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⑦]
同年，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这成为文学革命的序幕，体现反传统的现代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批判传统的礼教是吃人的礼教。
吃人的礼教。鲁迅在《狂人日记》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能忘记革命，不能吃革命的人血馒头。《狂人日记》说：“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⑧]案易牙是齐桓公宠臣，齐桓公说：“惟蒸婴儿之未尝。”[⑨]易牙遂蒸其子以献。徐锡林指徐锡麟，光复会成员。他发动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牺牲，心肝被挖出炒食。
鲁迅提倡社会革命。鲁迅重新诠释徐锡麟、秋瑾等革命事迹，已经不是光复会时期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的范畴，而是成为反传统的社会革命的代表。
呐喊是批判不革命的守旧思想。《狂人日记》讲到狂人的仁义道德实际是吃人的礼教，特别讲到吃革命家徐锡麟的人血馒头。《药》讲到古轩亭口的革命家夏瑜被杀害，华大妈给儿子小拴吃夏瑜的人血馒头，隐喻光复会员秋瑾。《孔乙己》描写孔乙己研究回字有四样写法，摇头晃脑讲“多乎哉，不多也”，耻辱落魄的一生，最后的确死了。
当时，章太炎主张整理国故，鲁迅曾有一段时间致力于钞古碑。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提倡五四新文化后，章太炎与他渐行渐远，最终完全脱离关系。狂人有着章太炎的影子，因为章太炎被称为章疯子。
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在《呐喊》自序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⑩]
著名历史学家李欧梵提出铁屋中的呐喊，体现的是20年代鲁迅对文学革命的不确定性。他在《铁屋中的呐喊》说：“这种信心与不信之间、希望与失望之间的摇摆，似乎贯彻在鲁迅整个二十年代各种体裁的作品中，不仅反映了他个人情绪的起伏，同时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犹豫不决：一种对于认识的取舍和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11]
呐喊批判没有革命灵魂的阿Q精神。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讲述一个没有革命灵魂的阿Q，革命前受到赵太爷压迫却又一向深恶痛绝革命，赵太爷儿子赵秀才参加革命党而阿Q受制又不准革命，革命后赵府被抢，阿Q被诬陷枪毙。在散文集《朝花夕拾》讲述徐锡麟的学生、光复会员范爱农的软弱性。徐锡麟牺牲后，范爱农反对发电报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鲁迅写道：“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辛亥革命后，范爱农任绍兴师范学校监事，后被免职。不久，他在游湖时落水淹死。鲁迅写道：“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12]
呐喊是批判思想的缺钙，批判麻木不仁。鲁迅在小说《一件小事》讲述主人公我对老女人被撞无动于衷，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小说集《彷徨》的《祝福》，讲述祥林嫂因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而常常悔恨不已。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主人公我也是漠不关心，说：“说不清。”第二天，在新年祝福声中祥林嫂却穷困而死。鲁迅写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13]
1926年，章太炎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章太炎担任直系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顾问，支持反赤，反对北伐。他没有出席，但支持孙传芳推的投壶古礼等一系列复古活动。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说：“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14]
章太炎反赤这件事，使得与李大钊私交甚好的周作人在《语丝》发表《谢本师》，批评：“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15]鲁迅后来在《趋时与复古》批评他：“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16]
章太炎又修订《訄书》《章氏丛书》，不取旧作，将宣传革命的文章刊落，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对章太炎服膺于几个清儒是不认同的，说：“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17]
鲁迅《呐喊》对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彷徨，体现革命文学的不确定性。他来到广州参加大革命，面对波诡云谲的政局，决不能低估政治的残忍。鲁迅从大革命的失败和魏晋竹林七贤反礼教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革命文学要讲方法，推动革命文学的崛起。
三、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来到大革命的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育长、中文系教授等职。后来，鲁迅来到上海，参与领导左联，大力促进革命文学的发展。不要低估政治的残忍，鲁迅深入论证魏晋竹林七贤反礼教斗争是借用符号的革新。鲁迅提出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没有益处。他又提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在广州形成成熟的革命文学思想。
鲁迅从民国建立以来，就担任教育部佥事，前后13年。这长期担任佥事，相当于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更坚定鲁迅的革命思想。1923年，鲁迅兼任北京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讲师。1925年，鲁迅支持北师大风潮，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
1926年3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镇压示威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鲁迅在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等被杀害。鲁迅撰写著名散文《纪念刘和珍君》，嘲讽北洋政府屠杀妇婴的伟绩，又称赞殒身不恤的事实，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说不出话。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鲁迅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18]
著名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说：“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19]
清华大学生韦杰三也被杀害。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写下《哀韦杰三君》，反复称赞他的学生、广西蒙山人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干的。他说：“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20]
8月，鲁迅离开北京，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同年，鲁迅发表著名散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是对三一八惨案经验教训的总结，也论述革命文学借用符号的方法。
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案费厄泼赖即公平游戏（fair play），指著名学者胡适、林语堂等主张遵守现存的政府和法律体系。
鲁迅又一次提到王金发，他任绍兴都督后，抓住参与迫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其捐献田产后又被释放。因为已经成为民国，不应该再修旧怨罢。鲁迅写到：“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21]
鲁迅提出打落水狗，捍卫的不是法定权利，而是借用法定权利的自由和人权，开展文学革命。著名学者林贤治在《鲁迅最后的十年》说：“鲁迅要捍卫的，不是公民的法定权利，而是为奴隶者本来拥有的、神圣不能剥夺而实际上遭到剥夺的权利，未曾写上宪法的权利，或者写上宪法而得不到保护的权利。”[22]
鲁迅痛打落水狗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借用符号的斗争。这是一种文化斗争，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之为象征斗争（symbolic struggle）。后来，鲁迅来到广州参加大革命，进一步总结魏晋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反礼教斗争是借助符号的革新。鲁迅提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形成他的革命文学思想。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中文系教授。3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鲁迅。4月，鲁迅到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鲁迅提出，广东社会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
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没有益处。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说：“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23]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工人群众。广东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五清党事变。鲁迅营救学生未果，愤然辞去中山大学职务。8月，鲁迅发表著名散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宣传革命理念，并强调革命要讲方法。鲁迅的文章可见章太炎研究魏晋玄学的影响，是见功力的。
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又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25]案司马懿当是司马昭，下同。
革命要讲方法。一些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鲁迅说：“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26]
竹林七贤反礼教是借用符号的革新，反礼教其实不过是戴个帽子，是一个名义、态度或符号，也就是布尔迪厄说的象征斗争。鲁迅说：“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27]
竹林七贤反礼教是一种借用符号的象征斗争，鲁迅的文学革命吸取丰富的斗争经验。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说：“与此同时，鲁迅又论证魏晋文人那种反礼教的生活方式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实际上是试图以此掩盖他们被困扰的社会良心和与当权有力者相抵触的潜在政治感。”[28]
案魏晋文人那种反礼教的生活方式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这是李欧梵的一种本体论表达。从诠释学来说，竹林七贤反礼教实际上是借用符号的革新。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成为魏晋的变革力量。王衍、王导均为王戎的族弟，是竹林七贤一脉。竹林七贤对魏晋鼎革、西晋到东晋的权势转移，对东晋的建立发挥积极影响。
9月，鲁迅离开广州，经香港等地赴上海。鲁迅积极领导和支持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文化专制。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任常委。他是左联的灵魂。鲁迅参与领导左联，积极支持瞿秋白、冯雪峰、柔石、殷夫、胡风、萧红、萧军等开展左翼文艺创作、翻译，形成一大批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成果，形成革命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鲁迅还与林语堂、梁秋实、陈西滢、施蛰存等语丝派、新月派、现代派作家开展论战，扩大左翼文学的影响力。
1931年，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上海龙华英勇牺牲。鲁迅发表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
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又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29]
特别是，鲁迅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到上海开展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鲁迅与瞿秋白有4年多的交往，共同合作创作11篇杂文，以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瞿秋白也帮助鲁迅翻译苏联小说。1932年、1933年，瞿秋白4次到鲁迅家避难。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亲自校对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下卷等。
1933年，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任执行委员。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严重危机，鲁迅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鲁迅在上海会见他的学生、著名作家萧红等人。1935年，鲁迅支持出版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著名抗日小说，并写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离开上海，主要是退居苏州讲学。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打破沉默，公开表明对国民政府抗日的支持。他提出倒蒋非时势所宜，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等思想，积极推动抗日救亡。他并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予以批评。
1936年，国学大师章太炎病逝，国民政府予以国葬。鲁迅发表著名散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纪念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
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在鲁迅的葬礼上，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担任主祭，并书写“民族魂”，高度评价鲁迅光辉的一生。宋庆龄、蔡元培、茅盾、巴金、邹韬奋、胡风等，各界民众10万多人前来送别。
毛泽东提出学鲁迅的榜样，文艺要为群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孺子牛。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0]
从北京到广州、上海，鲁迅推动五四新文化的发展。鲁迅来到大革命的广州，立足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魏晋清谈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等重要成果，形成成熟的文学革命思想。鲁迅在广州，时间虽不长，但成为革命文学思想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这为鲁迅参与领导左联，推动大革命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繁荣发挥重要影响。
[①]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②]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③]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④]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⑤]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⑥]鲁迅：《故乡》,《呐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81页。
[⑦]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⑧] 鲁迅：《狂人日记》,《呐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2页。
[⑨] 管仲：《管子》第32，小称。
[⑩]鲁迅：《<呐喊>自序》,《呐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1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12] 鲁迅：《范爱农》,《朝花夕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106页。
[13] 鲁迅：《祝福》,《彷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14]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15]周作人：《谢本师》，《周作人集外集》下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118页。
[16]鲁迅：《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17]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18]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3页。
[19]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泽泻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5页。
[20] 朱自清：《哀韦三杰君》，《朱自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21]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22]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90页。
[23]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5]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26]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17页。
[27]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2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29]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南腔北调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3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