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Yi Thought on Guerrilla War and the Exploration o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 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Year Guerilla War in the Border between Jiangxi-Gangdong Provinces
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等职，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积极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陈毅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革命低潮阶段要坚决分散，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搞白皮红心等一系列新的游击战争军事思想，实现红军的突围，保存革命的力量，取得北山事件和梅岭事件等重要军事斗争的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敌后抗战的一支主力队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积极贡献。
一、革命低潮阶段要坚决分散，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留守红军面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胜利实现突围。陈毅提出革命低潮阶段要坚决分散，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思想，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下来，发展油山地区为中心区域的赣粤边游击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从江西建宁等地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24师长是周建屏，政委是杨英。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革命又落入低潮，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同月，陈毅认为：“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革命低潮阶段要坚决分散，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陈毅认为：“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1]
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到白去去隐蔽起来。陈毅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里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应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又说：“红军二十四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苏区各个地方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战，他们是吃不消的。”[2]
时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说：“不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感到陈毅看形势比较客观，他的意见也比较切合实际。比如他主张让一些知名人士到白区隐蔽起来，我就有同感。”[3]
但是，苏区中央分局对搞起大苏区还存在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转变变得迟了。11月，国民党军“剿匪”东路军第4纵队副总指挥李默庵率10师、36师占领瑞金。到1935年2月中央苏区沦陷，留守红军才开始这种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此，项英、陈毅领导部队突围到赣粤边的油山、北山地区为中心区域，开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到赣粤边去。陈毅认为：“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4]项英和陈毅向化装转移到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
案红22军，1930年在江西信丰成立，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委。同年，红22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缩编为64师，划归红12军建制。李乐天，广东南雄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在信丰战斗中英勇牺牲。
油山位于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交界，山岭连绵，形势险峻。其西连接著名的梅岭，横贯赣粤边界，自古是著名交通和商贸要道。还有北山，位于南雄、大余的帽子峰一带，这里有很大的原始森林，可以走上几天。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是以油山地区为中心进行的。
4月，项英、陈毅率赣粤边游击队转移到北山，在江西大余的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确定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调整游击队的部署。
长期坚持，保存力量。陈毅在长岭会议上讲话说：“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又说：“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5]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陈毅认为：“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又说：“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6]
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阮啸仙，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72团长、原红八军代军长李天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高级干部在红军突围的战斗中牺牲。同年12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江西崇义战斗中牺牲。次年1月，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乐天在江西信丰战斗中牺牲。
南方各省游击队除了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还有张鼎臣、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谭余保、彭辉明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区，黄会聪、何鸣领导的闽粤边游击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游击区等。
二、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
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经历北山事件、梅岭事件等重要军事斗争，在积极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陈毅提出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等军事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保存队伍，等待时机，为将来的国共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准备力量。
项英、陈毅、李乐天等根据斗争实践，制定游击队的《秘密原则》和《行军原则》。项英等提出一系列新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原则，并写了《游击战术的歌诀》。陈毅提出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
各机关无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秘密原则》是：“（一）生火做饭不出烟，以免被敌人发现。（二）不出响声，说话小声。（三）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荒地，走水沟。（四）各机关无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
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行军原则》是：“（一）选择好时间，不任意行动。（二）行军时爬山走荒地，以免中敌埋伏。（三）过山坳要从旁山爬过。（四）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五）夜间行军要一个紧跟一个，以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电筒。（六）行军间隔要短，与尖兵距离须在十米以外，以便发现敌情及时应付。（七）行军时绝对禁止高声说话。（八）睡觉不脱衣，武器不离身，时时捆好衣物，如有情况好迅速行动。”[7]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项英在《游击战术的歌诀》略说：“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线，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8]
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粟裕在浙南游击区总结游击战术的六条原则：“（一）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9]
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陈毅认为：“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者损失很小的仗。”[10]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原任红军中央军区参谋长，是留守红军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龚楚从于都突围，到达广东乐昌等地。5月，他叛变，投靠国民党第八路军第一军长余汉谋，被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
10月，龚楚打扮成红军，俘虏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何长林遂叛变，并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丹眉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11]
龚楚遂暗中派人在途中抓住红军侦察班吴少华等人，率部尾随向北山指挥机关驻地进发。吴少华到达北山岗哨，鸣枪逃脱，项英、陈毅等听到1枪声，迅速率指挥机关向油山转移。史称北山事件。
北山事件的处理，体现红军游击队实行各机关无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等一系列秘密原则、行军原则的重要性。
1936年6月，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西南联军总司令陈济棠和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等联合抗日反蒋，称为两广事变。由于两广事变发生，在粤北的余汉谋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一度放松对梅岭的军事包围。7月，两广事变平息，陈济棠被免去职务，宣告下野，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
9月，国民党军46师长戴嗣夏率部大规模进攻赣粤边游击区。同年底，项英、陈毅等在梅岭丛莽的一个山洞被围困20余日。陈毅写下著名诗篇《梅岭三章》，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表达革命家的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
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在《梅岭三章》说：“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12]
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针。1937年1月，国民党军46师遂撤走。赣粤边局势开始出现变化。
5月，龚楚、何长林再度派人埋伏途中，逮捕红军游击队地下采购人员李品仙，供出在国民党46师做兵运的陈海，他接着供出红军在大余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广启安糖铺老板黄亚光。以中央派人联络，黄亚光写信诱捕陈毅，最终陈毅脱险。同时，国民党军46师包围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驻地的梅岭斋坑一带山区。
项英、陈毅等领导人迅速在草莽中隐藏下来。敌人放火烧山，又被大雨浇灭。项英、陈毅向斋坑北边山里安全转移，躲过敌人的多次搜山。红军游击队再次取得胜利。这称为梅岭事件。继北山事件后，梅岭事件是龚楚制造的又一次反共事件。
从北山事件到梅岭事件，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屹立不倒，两次顺利度过危机。这也体现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的游击战术。
三、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搞白皮红心
陈毅创造性发展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搞白皮红心等思想，从发展黄色村庄，搞白皮红心，搞革命的两面派，到积极主动参加赣州会谈，成功推动国和合作，把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组为新四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积极贡献，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1937年，项英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说：“战术的基本原则是：1、赚钱的就打，赔本的就不来。2、不打硬仗，不攻坚。3、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4、要消灭敌人，反对只吓敌人。5、有利时集中消灭敌人，不利时就分散。”[13]
对于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项英作了一个解释。同年，他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说：“打不赢的时候就隐藏起来。这躲的办法，过去是不知道的。”[14]
陈毅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战略思想，对于三年游击战争坚持下来发挥重要的影响。他领导红军游击队，积极利用保甲制度，搞黄色村庄，搞革命的两面派，搞白皮红心。
游击队摸索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搞黄色村庄。陈毅认为：“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庾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搞白皮红心。陈毅认为：“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15]
案保甲制度，原是宋代以来实施的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籍制度。民国初年一度废除。1932年，国民政府恢复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1937年，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户长须一律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并联合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保长、联保主任受区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甲内安宁秩序。
因此，陈毅积极利用保甲制度，与保甲长、区长、开明绅士等建立统一战线，为红军游击队服务。比较著名的有信丰黄坑口甲长李绍沧、王坑头的王保长、池江区长黄老拐、周屋村一个开明绅士等。他们常用保甲办事处名义去买红军游击队迫切需要的油盐、药品、电池、纸张等，然后交给群众带上山。国民党兵到周屋村抢东西，一个开明绅士曾在家里过道间的楼上掩护项英等人，隐蔽三天三夜。
搞革命的两面派和白皮红心，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也对其他游击区产生积极影响。后来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16]陈毅的统一战线思想，对新四军向苏南、苏北等华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粟裕领导浙南游击区，克服浙南党内分歧，积极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浙南游击战争的发展。张鼎臣、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克服“左”的错误，走出艰苦卓绝的1935年，推动闽西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建立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粟裕回忆录》说：“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17]
注意运用两面政策，搞白皮红心。张鼎臣、邓子恢、谭震林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说：“为了便于掩护部队活动，掩护群众斗争，我们当时还注意运用两面政策，用各种方法消灭保甲长中的最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成为脚踏两只船的两面派。有些地区则布置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派去充当保甲长和壮丁队长。这是闽西群众在长期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在当时最困难的环境中，这种斗争方式更有其重要作用。”[18]方方在《三年游击战争》引用老伯伯的话说：“斗争也要，敷衍白鬼子也要，这叫做白皮红心啊。”[19]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悍然继续扩大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陈毅决定加快与国民党的谈判。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已与中央失去联系，当时仍没有重新建立起联络。
擅自下山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陈毅认为：“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
项英、陈毅等反复研究后决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20]
7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长何鸣，与国民党粤军157师长黄涛进行谈判，并将部队移驻漳浦。由于余汉谋等压力，粤军157师遂将何鸣部近千人包围缴械。史称何鸣事件。
毛泽东多次批评何鸣事件。后来，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批评何鸣事件。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21]
余汉谋不可信，广东人不可信。1937年8月，陈毅将抗日宣言寄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江西省保安司令熊式辉，他即派人前往油山与陈毅谈判，接受陈毅的各项建议。
9月8日，陈毅作为红军游击队代表，会见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陈毅提出：“南方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22]彭育英满口应承。在他陪同下，陈毅来到赣州。
赣州的国民党报纸报道：“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向彭育英进行严正交涉，后来遂改为：“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23]
9月11日，陈毅在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区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等举行谈判。9月20日，项英在赣州会见马葆珩及国民党军46师长戴嗣夏，赣州谈判达成协议。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
9月24日，项英、陈毅下山来到南昌，熊式辉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同时，项英将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进行汇报。陈毅三年前提出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预言实现了。
11月，项英到达延安，与叶挺首次见面。12月，项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1938年1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南方八省游击队在江西南昌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设4个支队，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兼）、高敬亭分别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保存力量，为发展成为敌后抗日武装新四军打下基础。新四军坚持北上抗日，积极开辟和发展苏南、苏北、豫皖苏边等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页。
[2]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4]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98页。
[5]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6]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7]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8]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项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35页。
[9] 粟裕：《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9页。
[10]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页。
[11]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2] 陈毅：《梅岭三章》，《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0页。
[13]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项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34-635页。
[14] 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项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9页。
[15]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607页。
[16] 本书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17] 粟裕：《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2页。
[18] 张鼎臣、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全集》第4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9] 方方：《三年游击战争》，《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页。
[20]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页。
[21]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22]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23]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