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Culture and Text Interpretation
—— Deal with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n the Story of Wedding on the Execution Ground, the Novel of Red Sorghum and Others
Abstract: Besides of the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history has rich contents of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story of wedding on the execution ground, Yang Yin’s revolutionary deed, Xiang Xiuli’s heroine deed etc. are Guangzhou’s important brands of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wherein Yan Yin and Xiang Xiuli’s deeds also belong to the enterprise brands of Guangzhou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one of the world top 500. Yang Yin 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Guangzhou uprising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enliji, which today is a subsidiary enterprise of Guangzhou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Yang Yin once was named as a son-in-law of the boss Chen of Chenliji, which was a cultural identity. When Zhou Wenyong and Chen Tiejun’s revolutionary story was titled as the wedding on the execution ground, fire fighter heroine Xiang Jiangyu was titled as a good daughter of CPC, each one was a spirit history and was a truth to reality. Because truth is a supplement to reality. And guerrilla fighters resista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Langya Mountain were titled as the five hearos in Langya Mountain, which also was similar to the above cultural pattern. The novel of Red Sorghum by Mo Yan a cerebrated writer, utilised the methods of destructionism and magic realism etc., and described a s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story combined the resistant war with enlightenment and formulated the fusion of horizons. The enlightenment is not smearing, but it helps to transform our culture. The philosophy voyages from ontology, existentialism to hermeneutics or post-modernization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s on the research on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the promotion of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China. Therefore, all history is also literary history.
历史学除了史料考据外，还有文本解读的丰富内容。刑场上的婚礼、杨殷的革命事迹和向秀丽的英雄事迹等是广州重要的红色文化品牌，其中，杨殷和向秀丽也属于世界五百强之一广药集团的企业文化品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杨殷与陈李济有着密切渊源，他被誉为陈李济的女婿，是一种文化认同。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事迹被誉为刑场上的婚礼，救火英雄向秀丽被誉为党的好女儿，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就是一种真实。因为真实是事实的补充。狼牙山抗日游击战士的革命事迹誉为狼牙山五壮士，也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著名作家莫言著《红高粱家族》采取解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讲述抗日战争的故事，同时实现抗日与启蒙两个主题的视界融合。启蒙并不是抹黑，而是致力于改造我们的文化。哲学从本体论、存在论到诠释学或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对文本解读有着积极影响，对革命历史研究和红色文化弘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说，一切历史也是文学史。
一、认同与史料解读
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不能一直停留在本体论，还有更开阔的视野。本体论的时代早已过去。从本体论到存在论，再到诠释学或解构主义的转变。哲学的发展极大丰富认识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18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经过三变。也就是从本体论到存在论，再到诠释学或后现代主义的三次转变。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Hegel）、马克思（Karl Marx）等，西方哲学主要是本体论。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走向存在论，建立存在主义哲学。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西方哲学从存在论走向解构主义和诠释学，建立后现代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决定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要采取本体论，但他也讲到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涉及存在论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1]
阶级的形成是阶级意识、觉悟、观念、思想意识等认同的产物，小农不能组成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的雾月十八日》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2]
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Rosa Luxemburg）、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从民主、阶级意识、文化霸权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论证经济基础只是造成工人出现，造成工人阶级形成的可能，但没有形成阶级，而是选举权、工团主义等工人阶级文化建立的阶级意识的认同，塑造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就体现存在主义的认同思想。
工人阶级文化建立阶级意识、阶级觉悟，塑造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说：“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理解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之处。”又说：“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3]
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对存在主义作了最深刻的阐释。科学研究简单粗糙地把事质领域界定为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语言之类。问题上这样的界定是外在的，关键是内在的生存上的认同，也就是存在。认同是存在论的基础。
存在是对生存活动本身的认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说：“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此在或者自己挑选了这些可能性，或者陷入了这些可能性，或者本来就已经在这些可能性中成长起来了。只有此在以抓紧或者耽误的方式自己决定着生存。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生存活动本身的领会我们称之为生存上的领会。”[4]案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的概念，是指存在（Existenz）之前的自在形式。存在即生存，就是由此在进入的自为形式。领会，即认同。
意义是认同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形式构架。海德格尔说：“领会是此在本身的本己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其情形是：这个于其本身的存在开展着随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又说：“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只要领会和解释使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成形，意义就必须被领会为属于领会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形式构架。”[5]
史料解读中可以运用存在主义的认同理论。讨论中共中央机关迁穗时间是1923年4月还是5月，中共三大预备会的地点是春园还是小红楼原址？这是涉及到根据一定规则的判断。讨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杨殷是不是陈李济的女婿，是不是陈李济红色文化有着密切渊源的英雄人物？这就是涉及到认同的问题。因为认同也是在判断的基础上的，两者的逻辑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
问：中共中央机关迁穗时间、中共三大预备会的地点如何确定？
答：历史学除史料查找外，要注意文本解读。中共中央机关迁穗时间，有记载是1923年4月，也有记载是5月。对于这个时间问题，不是去找史料，去看记载4月的史料多，还是5月的史料多，而是对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也就是弄清楚他们怎么写，还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那么写。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机关迁穗，筹备中共三大会议和推动国共合作等工作。因为迁穗的时间是一个过程，所以4月是中共中央机关开始迁穗的时间，5月是中共中央机关完成迁穗的时间。只要用一个时间即可，如认定中共中央机关在4月迁穗。
中共三大预备会，有记载是在春园召开，也有记载是在小红楼原址或太平沙通津召开。根据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回忆，中共三大预备会在广州陈独秀的家（太平沙看云楼）、马林（Henk Sneevliet）住的东山春园（今新河浦路）召开。预备会对政治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各区工作报告等进行讨论。[6]中共广东党组织成员谭天度回忆，开会地点是在太平沙通津。[7]当也是指预备会。据中共三大代表杨章甫回忆，中共三大召开前，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开了两天谈话会。[8]当是指预备会，地点即小红楼原址（今广州市维新横路素波巷内）。据参加中共三大筹备的佛山工会组织负责人梁复然回忆，在宣讲员养成所召开中共三大预备会。内容包括通过中共三大代表名单、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等。[9]太平沙看云楼、通津与宣讲员养成所当是同一个地方。这里有召开中共三大预备会，春园也有召开预备会。所以，注意史料的文本解读，弄清楚史料为什么那么写。
问：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杨殷与陈李济红色文化有着密切渊源，因为他被称为陈李济少东家陈少泉的女婿，但是陈家人并没有承认，你怎么看？
答：陈李济对杨殷参加广州起义发挥积极影响。杨殷娶了潘佩珍，她是陈李济少东家陈少泉的养女。潘佩珍是认同的，她也写了很多回忆录。杨殷参加广州起义，利用陈李济药厂二楼（今北京路）召开广州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又打扮成陈李济的面粉工人，躲过敌人追捕，最后成功逃到香港。因此，称杨殷是陈李济的女婿，杨殷的革命历史也成为陈李济红色文化的一部分，是没问题的。
历史有客观的历史，也有认同的历史、精神史。这是合理的。认同是主观的，这方面认同她，承认她是陈家的养女，另一些方面也存在不认同她，比如陈家不认同潘佩珍是陈家成员，认为没有法律的依据证明她是养女，也没有给她分家产。因为认同是主观问题，并不是法律问题。
杨殷与陈李济的革命历史、救火英雄向秀丽的事迹，是广药集团的优秀企业文化，是著名的红色文化品牌，值得继续弘扬和传承。
二、认同与历史人物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涉及认同。历史人物评价主要不是历史学家根据一种抽象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而是根据历史参与者自身的活动去评价。对政治人物的平反不是历史学家决定的，而是政治历史人物的自身、政治团体的组织的政治活动去决定的。政治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团体。这就像一个家族，主要看他的继承和传承。因此，历史人物评价是一种社会评价，是社会认同的体现。
问：历史学家可以为历史人物平反吗？
答：政治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团体的一个成员。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始终保持光辉形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也没有被认为犯错误。邓小平复出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周恩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周恩来、邓小平均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就称周恩来为兄长。留法勤工俭学的共产党人群体，就是后来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群体。一个政治家不能像路易十六（Louis XVI）说的，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周恩来不仅生前能够把持得住，他死后的天下大势还是能够管得住。
有一些人虽然生前被打倒，受难，但其他人起来继承他的事业，那么历史评价就不同了。他们就得到平反。他的受难就成了一种正面的牺牲精神，得到肯定。不仅他的名字，他的家人也得到尊重，得到荣誉和待遇，部属得到复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平反只在历史参与者活动的当下，也就是他的生前死后影响的当下才有意义，搞历史翻案文章是没有意义的。
蒋介石和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同。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后，蒋介石败退台湾，有个台湾待待。台湾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宗仁跑到美国，又顺应历史潮流，回归祖国，那又不同。他的桂林故居修好，电影《血战台儿庄》也拍了。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出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国家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就不同。
张国焘跑到加拿大，他床上的被子掉到地上，没人帮他去盖，去世了。他的历史评价就是这样了。
苏联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砍了脑袋。托洛茨基的事业，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没有人继承，已经立刻消失了。他的历史评价就是这样了。
投靠日本的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等被一锅端，就是汉奸了。有的文章说，汪精卫也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大节有亏，其他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不管用。所以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解构主义与阅读者文本
分清事实（reality）与真实（truth）。事实并不是真实。事实与真实是一对矛盾，真实是事实的替补。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事迹被誉为刑场上的婚礼，狼牙山抗日游击战士的革命事迹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救火英雄向秀丽被誉为党的好女儿，就是一种真实，是事实的延伸，是事实的解构，是完全基于真实性为基础，又体现出文学性的创造。
真实和事实是对立统一。真实就是对事实的解构，是对事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阅读者文本不是机械的对文本的再现，而是对文本的分延、替补，是一种创造。替补也是分延的方式。真实是对事实的分延、替补，也是一种创造。历史诠释学不同于历史考据，它突出的特点是必须在历史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性。
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说：“我们希望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代的总体性保持某种外在关系。从这种外在性地点出发，我们可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代的总体性（它也是一条已经标明的道路）进行解构，对这个星球，它也是轨道，进行解构。”又说：“对哲学与经验主义的这种历史对立的思想不仅是经验主义的思考。如果没有滥用和误解，人们就无法限定它。”
阅读是对文本的替补，是一种创造。德里达说：“因此，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将文本性铭记在文本之中。但是它的作用并不简单。它玩弄涂抹的把戏，并且，策略关系就像两种运动之间的力的关系那样形成了复杂结构。这种结构通过对替补概念的处理而表现出来。”又说：“阅读不仅应该抛弃这些范畴——我们顺便提一句，它们也是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揭示与替补概念发生这种联系的规律。这无疑是一种创造，因为我们不仅仅重复卢梭对这种联系的看法。”[10]
替补也是分延的方式。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说：“这样看来，补充性就是分延，就是同时使在场分裂、延迟又同时使之置于分裂和原初期限之下的移异过程。分延应在作为期限的差异和作为差异的主动工作之间的分离之前思考。”[11]
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性。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2]
问：周文雍、陈铁军并没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你怎么看刑场上的婚礼？
答：个别的事实并不是真实。有的文章说周文雍、陈铁军没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刑场上的婚礼是文学的创作。从客观的考证说，周文雍、陈铁军没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这是事实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全部。他们的革命事迹被誉为刑场上的婚礼，这是大家认可的精神，这就是真实。真实是事实的延伸和补充，是事实的解构。因此，除了历史的客观层面，还要重视历史精神的层面。这才是解构主义的精神。
因此说，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周文雍、陈铁军革命夫妻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当作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当作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英勇就义。他们的革命事迹被誉为刑场上的婚礼。从精神史，人们确实把他们的革命事迹誉为刑场上的婚礼，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广药集团的企业红色文化，除了杨殷外，还有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向秀丽是何济公的一位青年女职工，共产党员。1959年，她在何济公救火斗争中英勇牺牲。林伯渠、董必武、陶铸等领导人为向秀丽题词。救火英雄向秀丽被誉为党的好女儿，她的英雄事迹被提炼出来，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何济公成为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成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诞生地。所以，和刑场上的婚礼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历史一样，党的好女儿向秀丽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历史。
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文学，而是说一切历史也是文学史。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诠释学兴起后，注重文本解读和语境解构。历史学和文学的文本解读的共性就变得非常大。所以，杜甫、钱谦益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散文，莫言的小说、电影《红高粱》，都可以通过文本解读，作为历史学的史料。施耐庵的《水浒传》可以作为明初史料。《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可以作为广州起义的史料。
因此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也是文学史。
问：请你谈谈历史虚无主义。
答：《炎黄春秋》原执行主编洪振快写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11期。他讲到对跳崖的地点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回忆不一致，狼牙山五壮士不是跳崖而是溜崖，五壮士拔了群众的萝卜，敌我双方战斗伤亡的数字不一致等内容。作者的论断主要是说，狼牙山五壮士属于文学创作，缺乏严谨的历史依据。这个案例属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案例，就是用无关或者关系小的细节事实否定真实。
一些个别的事实，并不是真实。对个别事实的考证，未必不是事实，或者说是事实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全部。狼牙山抗日游击战士的革命事迹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这是大家认可的精神，这就是真实。真实是事实的延伸和补充，是事实的解构。因此，除了历史的客观层面，还要重视历史的精神层面。这体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精神。
四、解构主义与《红高粱家族》的启蒙
著名作家莫言著《红高粱家族》表达的主题是既要抗日又要启蒙，正是由于抗日促进人们的启蒙，促进个人的自由、个性解放。既反帝又要启蒙，是双重的任务。莫言的几部作品致力于启蒙，也就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启蒙并不是抹黑。
《红高粱家族》采取解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它讲述抗日的主题，同时是采取阅读者文本的写法阐述抗日的主题，这样就形成抗日与启蒙两个主题的视界融合，从而创造共同的语言。这种阅读者文本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
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谈话创造了某种共同的语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说：“下面讨论的主导思想是：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又说：“首先，我们确认，使某物得以表述的语言决不是这一个谈话伙伴或那一个谈话伙伴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每一次谈话都预先假定了某种共同的语言，或者更正确地说，谈话创造了某种共同的语言。”
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伽达默尔说：“我们所指的其实乃是理解文本本身。但这就是说，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就此而言，解释者自己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视域却又不像人们所坚持或贯彻的那种自己的观点，它乃是更像一种我们可发挥作用或进行冒险的意见或可能性，并以此帮助我们真正占有文本所说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把这一点描述为视域融合。”[13]
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是不是抹黑中国？
答：著名作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借鉴了著名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红提醒我们既要抗日，但是不能满足于赶走日本人就行了，还有反封建，即启蒙的任务。既反帝又要启蒙，是双重的任务。日本侵略东北，金枝在丈夫成业死后，去都市里做裁缝。她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做裁缝被强奸，又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14]这体现金枝伤心的恨。
《红高粱家族》讲述我爷爷（即土匪余司令）即和我奶奶之间的爱情和纠缠，最后走上抗日的英雄故事。莫言采取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等表现手法，表达既要抗日又要启蒙，正是由于抗日促进人们的启蒙，促进个人的自由、个性解放。既反帝又要启蒙，是双重的任务。莫言的几部作品致力于启蒙，也就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启蒙并不是抹黑中国。
奶奶嫁给一个麻风的男人，如同一场大梦惊破。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石桥传来机枪分不清点儿的射击声。在高粱地，奶奶遇到土匪余司令，就是爷爷，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开始相亲相爱。
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莫言在《红高粱家族》说：“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毛驴高亢地叫着，钻进高粱地里来，奶奶从迷荡的天国回到了残酷的人世。”[15]
刘罗汉大爷是小说中的一位主要人物。他是奶奶家的长工，后来积极参加抗日，被日本人残酷杀害。陶罐头老太太说：“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呵呵呵，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
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红高粱家族》说：“刘罗汉大爷是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与我奶奶之间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诚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承认这是事实。”又说：“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16]
奶奶被日本人杀害在玉米地。《红高粱家族》对奶奶之死的描写充满了性、暴力美学和象征表达，不同于以往的抗日小说。
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着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红高粱家族》说：“奶奶被子弹洞穿过的乳房挺拔傲岸、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着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伟大、爱的光荣，奶奶永垂不朽！”[17]
《红高粱家族》发表于1986年，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发表于1985年，都谈到抗日的题材。这两本小说有一些共通之处。《霸王别姬》中，京剧名伶程蝶衣也恨日本人，但他被迫给日本人唱戏，是为了救师哥段小楼，也是因为有个日本人青木是懂戏的，他希望京戏传到日本去。程蝶衣后来在法庭上说：“青木大佐是个懂戏的！艺嘛，不分国界，戏那么美，说不定他们能够把它传到日本去。”[18]不能满足于赶走日本人就行了，还要传播中华文化，而传播中华文化还是要启蒙，也就是改造自己的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也是双重的任务。
莫言还发表《酒国》《晚熟的人》等一系列著名小说作品。他在小说《晚熟的人》说：“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无论多高的山，也有鸟儿飞去。无论多密的网，也有鱼钻过去。”企业家蒋二称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他说：“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19]这生动体现解构主义思想。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把中国文化称为大酱缸，什么都有，什么都和稀泥。莫言的表达，就是从中国文化的大酱缸内寻找资源，发掘不被主流认可的边缘价值和乡土话语，从而进行启蒙，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文化。既然没有离开中国文化大酱缸的范围，也少不了打左灯向右拐，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种种做法，这也是乡土文学的范畴。因此，莫言的作品表达中国社会的真实，它的话语是乡土文学，并不能证明莫言的思想是异端，或者抹黑。
过往成功是因为开放。人来钱来，这样才可以成功。如果太过战狼，就会扮演不到这个角色。2024年，一些外国团体抹黑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提出反驳是对的，由于外国对23条立法的反应已经较订立《港区国家安全法》时温和，态度上不宜永远都是反驳、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官员在修辞上亦要慢慢调整。她说：“要慢慢改，而香港作为世界桥梁，过往成功是因为开放。若国安威胁受控，就应该调整。”又说：“人来钱来，这样才可以成功，如果太过战斗格就不行。如果太过战狼，就会扮演不到这个角色。”[20]
总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著名小说反映社会现实，进行启蒙和文化批判，充分表达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等丰富的思想内容。莫言的作品把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等手法与乡土文学的故事、话语结合起来，把启蒙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创新，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7-678页。
[3]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79、1-2页。
[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8、177页。
[6]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1页。
[7] 谭天度：《南粤风云三十年》，《谭天度诗文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等1988年编印，第9页。
[8] 杨章甫：《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7页。
[9] 梁复然：《中共三大前夕举行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8-169页。
[10] 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238页。
[1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8页。
[1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4页。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3、534、546页。
[14] 萧红：《生死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15]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16]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17]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18] 李碧华：《霸王别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19] 莫言：《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20] 《叶刘倡民间外交重建香港国际形象》，《明报》2024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