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 Ting Military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bstract: Ye Ting was a gre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militarist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 led and set up the independence regiment of Ye Ting, which formulated the spirit of iron army. In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Ye Ting promoted the victory march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r, then he jointly led and launched Nanchang Uprising and Guangzhou Uprising. Her proposed a series of military thoughts such as that: Attacking the upland enemy with machine gun forces in daybreak dawn. Launching a feign attack on front side, and concentrating the main forces on attacking rear land to annihilate the enemy. War needs a forceful home front. Ye Ting military thought made an excellent contribution o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army and the triumph of Chinese revolution.
叶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他领导建立叶挺独立团，塑造铁军精神。叶挺在大革命的实践中，塑造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精神并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参与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提出附机关枪凌晨进攻高地之敌，正面佯攻并以主力进攻敌人后方歼敌，战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方等一系列军事思想，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
一、附机关枪凌晨进攻高地之敌
叶挺十分重视战争与武器的关系，叶挺独立团设有机枪连。在北伐战争的渌田首战、进攻醴陵等战役中，叶挺提出附机关枪凌晨进攻高地之敌等思想，有力消灭高地敌人，取得攻坚作战的重要胜利。
叶挺是广东惠阳人（今属惠州）。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次年，回师广州，历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长等职。1924年国共合作后，赴莫斯科，先后到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挺回国到广州，担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并参加第二次东征，驱逐陈炯明。同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在肇庆成立，叶挺任团长。第四军长是李济深。叶挺独立团涌现周士第、林彪、董朗、许继慎、曹渊、卢德铭、周子昆、许卓、欧阳钦等优秀将领。此外，在国民党军有欧震等。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独立团的武器主要是粤造七九式步枪，有2挺重机枪。北伐后独立团成立机枪连，逐渐有6挺重机枪。叶挺独立团形成铁的作风、铁的纪律、铁的战斗力的铁军精神，为后来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打下基础。
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1926年5月，叶挺指挥独立团率先进军湖南攸县。这是在北伐誓师之前，成为北伐战争的前奏。叶挺令参谋长周士第率部攻击渌田龙家湾、黄茅铺高地之敌，首战渌田告捷。该役打破直豫鲁巡阅使吴佩孚指挥第五师长谢文炳部占领湘南，威胁广东的计划。
附俄造机关枪凌晨进攻高地之敌。6月，叶挺作渌田战役总结说：“职即令周参谋长率我在渌田部队协同王营（三十九团二营）准明辰四时向渌田之敌猛攻，务须击破该敌。令第一营（缺第三连）附俄造机关枪两挺，务明晨四时向黄茅铺正面之敌攻击，与我渌田部队联络。第三营（此时已寻着）附粤造机关枪一挺，务于明辰四时四十分向黄茅铺右侧高地之敌攻击（该地敌人在高山上，似已失去联络，第一营奏效的话，必无归途，故决心稍迟进攻）。”又说：“故当我军攻击时，只有半数敌人抵抗。但我军进攻极猛，至上午七时，敌不支，纷向攸县退却，沿途溃散极多。”[①]
拆掉洣水浮桥。叶挺独立团渌田首战告捷后，占领攸县城，路过洣水浮桥。他对周士第说：“古代将军有过河沉舟，以激励将士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现在，我打算把临时搭的军用浮桥拆散，以激励全团官兵只有勇敢向北进攻杀敌，不能向南后退到广东，你觉得这个做法妥不妥？”周士第当即表示赞同。叶挺迅速下令拆掉洣水浮桥，并通报全团：“假使敌人来犯，我们只能向前冲锋杀敌，不能再后退。”[②]全团官兵，斗志昂扬，抱着只有向前不能后退的决心，向北挺进再挺进。
7月，叶挺率独立团向醴陵进攻，叶挺独立团先佯攻醴陵，侧击泗汾桥北岸的豆田敌人，以主力沿着攸县通醴陵大道前进，在泗汾击溃北军谢文炳部2000余人。叶挺率部乘胜追击，变佯攻为主攻，一举攻克醴陵城。醴陵战役的胜利，在战略上使长沙守敌屏障尽失，支援第八军长唐生智率部克复长沙。
附俄造机关枪威吓高地敌人，主力取攻势攻城。同月，叶挺作醴陵战役总结说：“十点三十分因给我们右翼从他们的侧边和后面威吓，在高地的敌军已表现混乱，我于是下令第二营带广东制的机关枪一挺从右翼到成天桥来包击他们的后面和侧面。而第三营则带俄制机关枪从五里坨和龙山进，而我自己则带特务连和卫生队向夏家坊进。”又说：“所以这时在道口岭和黄茅岭的敌人感觉非常困难，因为他这时只有一部来同我们的第一营、第三营对敌。第二营奉令立即向盘树铺进攻以期截取敌军归路，一会敌军向丁星山、五里坨（距醴陵五里）败退。我于两点三十分抵五里坨，三十五、二十九团，及第一营之一部此时已经获取了高地之一部，向醴陵城警戒，据一土人说有谢的一旅于今天由铁河口和仲杨港退到此地。于是我就指定第四连驻在那儿守卫，而其他的队伍则依然是向醴陵取攻势，因为当时我们到那儿的军队只有第一连第一排、第一营、卫生队、第八连的特务队、三十五团的一部。”[③]
政治工作可以战胜物质困难，但在某种限度上，离不开物质条件。叶挺在《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说：“我们不能够拿精神重于物质这句话作广泛范围的解释，否则我们将来有变成义和团思想的危险，因为有符咒就什么都用不着了，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有政治工作，可以战胜物质困难，这固然很重要。但在某种限度上，我们离不开物质条件，所以我们部队建设，要求正规化，也要求趋向近代化与机械化。”[④]
叶挺重视战争与武器的关系，提出不能够过度解读精神重于物质，军队建设要求趋向机械化。这也是叶挺独立团这支铁军部队在战斗中取得的历史经验。
二、正面佯攻，主力进攻敌人后方歼敌
叶挺十分重视小路迂回奇袭的战术，提出正面佯攻，主力进攻敌人后方歼敌。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迂回奇袭平江、汀泗桥、咸宁、贺胜桥等地，并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大捷，吴佩孚指挥北军全线溃退，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重要胜利。
1926年8月，叶挺独立团攻打平江。北军第50混成旅长陆沄部防守平江，桂军韩彩凤等部构筑坚固工事，在南岸天罡山一带防守。叶挺独立团有农民引路，从小路迅速渡过汨罗江到达北岸，绕到敌人后侧，攻破平江城，侧击天罡山阵地后方，北军全线溃退，陆沄自杀，取得平江战役的重要胜利。
正面佯攻，主力携机关枪进攻敌人后方歼敌。同月，叶挺作平江战役总结说：“此时我在平江北门附近高山上看见天狗山、鲁肃山、星宿岭的敌人仍抵抗我们的三十五团及特别大队，我看见本团第一营及机关枪连跟着第三十六团从北门进城，与敌人死战，敌人不久就被第一营、第三十六团解除武装。第一营及机关枪连在天狗山、鲁肃山进攻他们的后方，敌人在两方防守，他们的炮队向后转向我们开火，我看见约有二三百敌人秘密的集中在星宿岭附近的村庄里，我命令周参谋长带着第二营通过进攻，各处战争甚烈。当第二营前进到童子山及星宿山脚底，我看见约有二百敌人到了第二营后面，企图从北岸通过逃走，我命令一队快去截断他们，攻打他们。师司令部直辖的军队也到了，他们与我们联合进攻，敌人全被解除武装了。”[⑤]案天狗山即天罡山，周参谋长即周士第。
从山径绕到城下，从敌人后面进攻歼敌。周士第回忆说：“我军进攻方法，是以三十五团在正面佯攻，三十六团迂回，独立团则从右翼去包围。因为有农民引路，当独立团及三十六团从山径绕到平江城下时，陆沄还在司令部打麻将。独立团乃从敌人后面进攻，经过无数次肉搏，将敌全部歼灭，陆沄自杀。”[⑥]
叶挺独立团进逼武汉三镇的咽喉、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吴佩孚在汀泗桥部署两万兵力，任命宋大霈为指挥，据险死守，并率援军到达贺胜桥，支援咸宁。
第四军6个团向天险阵地的汀泗桥进攻，没有大进展。8月，叶挺率部在农民协会会员引导下，抄小路攀过高山，绕道古塘角，从敌人背后往下猛攻，出其不意突入敌阵，北军全线溃退。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说：“而左翼方面，张师长于是日拂晓督率第三十五团及独立团，向蟠据铁桥之敌进攻。至七时许，我右翼军已将汀泗桥东北一带高地全部占领。”[⑦]案张师长指12师长张发奎。攻占汀泗桥后，叶挺独立团以快打慢，迅速进占咸宁。
于昏黑迫近敌阵地，此地甚险要，经过六里长之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冒险前进，毫无顾虑。9月，叶挺作总结说：“八月二十六日我军追敌至汀泗桥，独团为预备队，后仅第一营加入作战，获敌管退炮一门，迫击炮一门。二十七日敌几全军覆亡，独团追击，首先占领咸宁，此地甚险要，经过六里长之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冒险前进，毫无顾虑，颇得友军赞许。”又说：“独团及三十五团（十二师）奉命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于昏黑迫近敌阵地，因地形极复杂，是夜三十五团与敌相搏，死亡甚多。独团阵亡连长一员，及翌日拂晓，我团因所据阵地甚危险，不得不向敌突击，即将敌击退，遂进击至敌第二阵线，猝遇敌大军压迫，友军救援来到，独团受损害最大，后我军援队加入，即将吴逆击退。”[⑧]
叶挺独立团先机进攻咸宁，吴佩孚援兵无法利用天险固守。周士第回忆说：“由此也可看出：倘若叶挺同志在当时不机断专行，进行追击（张发奎曾来命令要独立团不得追击超过汀泗桥十五里）和进攻咸宁，待吴佩孚带援兵到咸宁后，利用天险固守，则战争形势又不知如何变化了。”[⑨]
独立团占领咸宁后，其他友军一时未到。叶挺指挥乘胜追击，攻打贺胜桥。他对周士第说：“你到前面去指挥第二营与第一营，坚决向吴佩孚指挥阵地攻击。现在我们只有向前找出路，左边右边后面都没有路。”[⑩]9月，叶挺独立团遂占领贺胜桥。北伐军进占武昌，吴佩孚北逃。12月，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等率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在扫除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叶挺独立团攻占武昌，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为北伐战争立下赫赫战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
叶挺多谋善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25师副师长、第11军24师长等职。
重视小路迂回奇袭的战术。叶挺独立团在平江、汀泗桥等战役中，都是依靠人民支持，找到一些小路迂回奇袭。魏晋时期征西将军邓艾灭蜀，偷渡阴平，走小路，一举攻下成都，取得比钟会更大的战功。毛泽东也特别重视依靠迂回的小路，取得战略优势。长征过川西松潘草地前，他对红32团政委杨成武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11]叶挺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
三、战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方
为挽救大革命失败，叶挺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叶挺十分重视战争的空间的广泛性，提出战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方。面对广州起义，他在起以前提出继续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义后及时提出把部队拉出去，是广州起义军事斗争的重要经验。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上海工人群众和革命武装。同月，汪精卫复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不久，蒋介石下令川军、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杨森从四川万县（今属重庆）进攻武汉，独立14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参加叛乱，支持蒋介石。叶挺率军保卫武汉，先后将夏斗寅、杨森等部击溃。
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实行清党，大革命失败。为挽救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
8月1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第11军长。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三河坝、潮汕等地，起义军最后失利。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领导人乘船前往香港。朱德、陈毅等领导起义军余部在粤北曲江，与国民党军16军长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保存革命火种。这为进一步发动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打下基础。
革命武装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力量编练成为正式的军队才能够成为战斗力量。1928年7月，刘伯承作南昌暴动总结说：“此次估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因为我们既将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农民在争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望未编训之农民，正式作战者，这是何等的不认识哪。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组织不好，联络不确实，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实的罪过。”[12]
南昌起义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地缘优势的广东。朱德回忆说：“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13]
叶挺在香港，积极参与策划广州起义的工作。11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回到广州，主持省委会议，作出广州起义的部署。12月10日，起义前的一天，叶挺从香港到广州。
当时，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Grigori Semyonov，化名安德列，Andrei）、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Boris Pokhvalinsky，化名韦谢洛夫，Veselov）等再次提议与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进行谈判，暂时不举行广州起义。叶挺、恽代英等人主张争取张发奎。张发奎对恽代英说：张发奎对恽代英说：“我在广东主政，你们共产党别再骚扰我！”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扣留他。我与共产党之间不存在个人仇恨。”[14]
共产国际代表纽曼（Heinz Neumann）、张太雷不赞成争取张发奎的意见，部署举行起义。12月12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杨殷等领导广州起义爆发。12月13日，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叶挺任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指挥。
战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叶挺在《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说：“现在后膛枪用子弹，加上轻机关枪、重机关枪等自动火器，火力是大大发扬了，子弹的消耗更大。我们知道一个子弹需要许多的生产条件，造火药需要棉花硝酸，因此我们了解到现代的战争，需要广大的强力的后方。”[15]
叶挺赞成争取张发奎继续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回忆说：“我借助于张发奎在广州的一个团，去努力争取张发奎的所有部队都继续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我去广州的原来打算，在这点上我成功了。但是，我不同意搞那种带有政变特点的广州公社，我认为那样做注定要失败，也拯救不了统一战线。”[16]
广州起义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因此，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拉出去，撤离广州。叶挺在公安局的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又说：“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赞成叶挺的意见，认为：“应当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17]
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12月13日张太雷英勇牺牲。第三天，12月14日张发奎率部回到广州。由于敌人的反扑，起义军最终被镇压。
起义部队要有计划退却以保存力量。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18]叶剑英在《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说：“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19]
不久，广州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在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进行改编，成立红四师，教导团第一连长叶镛任师长，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袁国平任党代表。部队向海陆丰进军，参与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判，并在莫斯科再次受到批判，流亡欧洲。1932年，叶挺回到澳门，积极支持抗日斗争和革命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史料不足是历史研究遇到的问题，但是史料的时间性藩篱应该打破，避免一味以时间编年排列史料。除了当时的史料，要打通事先的史料以及后来的史料。事先的史料不能证明后来发生的历史，但是可以解释后来的历史，有预见性（resolution）。非回忆性的后来史料不能证明前面发生的历史，但是同样可以解释前面的历史，有回顾性（reflection）。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论述新的时间概念。打破流俗时间、编年史的时间概念，一种存在论的时间，即此在（being）的时间，以及在之中的时间，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时间。后来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进一步阐明历史诠释学，诠释文本（text），以及其处于语境（context）之中。史料已经远离现场，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明性，已经不能真正去证明什么事实。突破史料考据式的证明，而关注史料解读的诠释性。一是史料表达什么，也就是文本讲什么？二是史料为什么这样讲，也就是这样讲在当时的语境是什么？诠释学打破编年史的历史主义解释，而是诠释文本，以及其处于语境之中的时间性和互为文本关系。
叶挺作为著名的军事家，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苏联红军学校，潜心研究军事学说，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军事斗争伟大实践，形成叶挺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挺军事思想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发挥积极影响，并进一步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①] 叶挺：《渌田龙家湾之役战斗详报》，《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周士第：《叶挺同志革命斗争片段》，《叶挺纪念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307页。
[③] 叶挺：《独立团参加醴陵战斗经过报告》，《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④] 叶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在本军三月参谋会议上的训词》，《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⑤] 叶挺：《独立团参加平江战斗经过报告》，《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⑥] 周士第：《回忆叶挺同志》，《叶挺纪念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页。
[⑦] 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81-82页。
[⑧] 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以来的总结报告》，《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
[⑨] 周士第：《回忆叶挺同志》，《叶挺纪念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页。
[⑩] 周士第：《回忆叶挺同志》，《叶挺纪念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页。
[11]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156页。
[12]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13]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页。
[14]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15] 叶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在本军三月参谋会议上的训词》，《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16] 叶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叶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7]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8]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5页。
[19] 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