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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Whip Method,
Canton System with One Port Trade and the Silver Capit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Firs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Series
on China Tak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Road Different with the West
Abstract: Canton
or Guangzhou was the birthplac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o Canton’s foreign
exchanges had already formula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ity distinguished
with that of any other city. Since the Great Exploration of 16th century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18th century, Canton had become a
metropolitan with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xchanges,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est had been far greater than the West’s influence on China. But
their influences had been overturned after 19th century. When the
primer Zhang Juzheng reformed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deployed the One Whip
Method in Ming dynasty, Chinese society absorbed a large amount of America
silvers. Therefore,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Europe wasn’t take place in China.
The Canton system with one port trade (broad definition, the actual one port
trade) had been implemented for a long period in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since
Canton became the only legal port for foreign trade under one port trade policy
(narrow definition) in 1757 (the 22th year of Qianlong period).
Canton system with one port trade didn’t mean that China deployed the policy of
shutting the door on world, but indicated that China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by means of silver capital.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对外交流历来是广州区别于国内外其他大城市的最大特色。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广州是在中西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大都市，中国对欧洲的影响远远大于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这与19世纪以后的历史是相反的。明代张居正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中国社会能够吸纳大量的美洲白银，而没有发生欧洲的价格革命。清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特别是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即狭义的一口通商。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不是说中国实行闭关自守，而是与世界范围内的白银资本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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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后，世界经历价格革命、17世纪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万历年间，明代中国实行一条鞭法的财政货币改革，没有发生价格革命，明代社会经济继续走向繁荣。崇祯年间，由于美洲白银输入减少，明代中国出现货币危机，成为导致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鼎革的社会经济因素。这也是全球普遍性的17世纪危机一个面相。16世纪，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推动全球贸易的兴起。发现美洲白银主要是西班牙的功劳。在东方，打通中西贸易是葡萄牙的功劳。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立足，澳门位于广州的入海口伶仃洋处，相当于广州的外港，成为葡萄牙人从事中西贸易的重要贸易口岸。白银成为打通中西贸易的主要媒介，中西贸易发展起来。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推动贸易与流通，活跃商品市场，促进明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是16世纪的情况。美洲白银的发现和中西贸易的开展，促进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这时候，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查理五世(Karl V)和菲利普二世(Felipe
II)时代的西班牙达到鼎盛的黄金时代。查理五世还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兴起，抵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竞争。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引起欧洲的价格革命，导致西班牙帝国的衰落，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结束。这个时候，奥伦治(Willem
van Oranje)亲王领导的尼德兰革命取得胜利。1581年（万历九年），荷兰宣布独立，废除菲利普二世在荷兰的统治地位，奥伦治担任执政，称为威廉一世（Willem I）。同时，西班牙又遭到英国的重创。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西班牙丧失海上优势。当时英国是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货币数量如果过多的话，就要使本国的商品更为昂贵。”[1]这是对价格革命的原因进行分析。因此，他提倡重商主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消化更多的货币，推动经济的发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认为，西班牙帝国的兴起是由于美洲白银，美洲白银的输入促进财富的增加，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也是由于美洲白银，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引起欧洲的价格革命。[2]如果说尼德兰革命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张居正改革是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不能忽视张居正改革的国际因素。面对美洲白银的流入，中国实行张居正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中国采取赋役折银，一条鞭法推行到全国。通过财政白银化的措施，吸收大量的白银。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在《一条鞭法》论述赋役折银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由于中国经济能够吸纳大量的白银，西方的价格革命在中国并没有发生。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中国出现社会经济大繁荣的局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综合美国历史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研究数据认为，16至17世纪美洲生产白银30000吨，加上日本生产白银8000吨，全球白银输入中国达7000—10000吨，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3]17世纪，波及欧洲、美洲、中国等全球各地，并且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危机发生。这场危机的成因，包括全球性气候变化引起农业减产，美洲白银开采量下降，贸易政策波动等因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发表《17世纪危机》一文，把它称为17世纪危机。他认为从东方到西方，全世界形成一个普遍的危机。由于海外及殖民地市场的经济扩张，欧洲进口大量商品，但欧洲国内市场无法生产充足的商品，出口到海外市场，欧洲的国际收支处于不平衡。美洲白银减产是17世纪危机的重要因素。[4]由于明朝的白银主要来自有北美洲，但是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是一项财政政策，明朝缺乏调控白银的货币政策。17世纪上半年美洲白银减产。20年代之前，每年停泊在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多达41艘，到1629年便减至6艘，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也大幅减少。[5]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里德（Antheny Reid）的统计，17世纪 20年代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为178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吨。[6]由于美洲白银输入的减少，明朝出现银贵钱贱和通货紧缩，政府的财政入不抵出。这是明代农民战争发生的社会经济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全汉昇在《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论述，1631年（崇祯四年）至1643年（崇祯十六年），明朝国库太仓岁入指数不断上涨，是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的6倍到11倍。[7]美洲白银输入锐减，但国库收入却大增，显然是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而来。政府采取的政策不是减税，而是增加税收，这必然加重明季的社会危机和内忧外患。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同年，清兵入关，清朝开始建立在全国的统治。从明清鼎革到英国革命、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均是17世纪危机的一部分。17世纪普遍的危机并不是西班牙塞维利亚贸易体系崩溃引起的，或者说从欧洲引起的，因为当时欧洲并没有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但是，美洲白银减产是17世纪危机的重要因素。英国革命发生在美洲白银减产的时期。1640年（崇祯十三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增加税收，受到议会的反对，导致内战爆发。到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夫人玛丽（Mary II）入主英国国王和王后，并确立君主立宪制度，英国革命最后结束。英国开始崛起。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也在这一时期爆发三十年战争。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三十年战争爆发，瑞典、法国等相继参战。这形成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这一时期，德国、法国等都遭遇银价腾贵和通货膨胀。这期间欧洲对白银需求量激增，并且无暇顾及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欧洲三十年战争也是明朝白银流入锐减的重要原因。1648年（顺治五年），神圣罗马帝国经过几次失败后，同意议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Drottning Kristina）等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主权，法国得到新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进一步衰弱。法国开始崛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国际法的起源，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开始。
因此，明朝对于白银只有财政政策，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明末农民战争的根源就一直不能够解决，一直延伸到明朝的灭亡。而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是清代形成广州一口通商后才确立起来。这是学者所未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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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均作为中西贸易的主要港口，中西贸易处于广州一口通商时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实行迁界政策，实际上是重整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至二十五年（1687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广州十三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狭义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十三行成立后，发展成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分庭抗礼的国际贸易机构。明清时期中国流通的白银主要是来自美洲白银。弗兰克在《白银资本》说，明清时期在中国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部分是从美洲运到中国来的，中国自己生产的白银是很少的。他引用美国历史学家巴特雷（Ward Barrett）和阿特曼（Artur Attman）的研究成果认为，从1500年到1800年间，中国最终从欧洲获得39,000吨白银，跨太平洋海运经马尼拉获得10,000吨白银，以及日本生产的9000吨白银和自身生产的白银，这三项加起来，中国获得约60,000吨白银，占当时有记载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8]中国出口瓷器、丝绸、茶叶等大量商品到西方，白银成为连接东西贸易的媒介。地理大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白银之路。清朝实行的外贸政策特别是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就是为了解决白银流通的问题。明代有张居正改革，制定财政政策，但没有货币政策，白银流入流出，政府完全控制不了，所以明朝由于美洲白银的输入减少而导致货币危机，最后亡于内忧外患。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不是为了阻止对外贸易，而是为了有效调控白银流入流出的国际收支。这样，清朝才能避免由于白银自由流动导致货币破产的危机，并且能够通过放松和紧缩银根，带动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从清初至鸦片战争前近200年间，清朝货币政策基本趋于稳定，并出现康乾盛世局面。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受到美洲白银的很大影响，这从处理红溪惨案中可以看出来。如果中国禁绝海外贸易，就会使民生日蹙，国计亦绌。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屠杀爪哇华人，制造红溪惨案。次年，署闽浙总督策楞将此事上奏朝廷，认为番性贪残，并有扰及商船，请禁南洋贸易。这就是实施经济制裁。禁南洋贸易一度成为朝议焦点时，内阁学士方苞向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蔡新征询意见。当时在福建漳浦家乡的蔡新复书略说：“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赀，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年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9]又说：“彼原不敢与汉商为难，而所杀戮者皆系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者也，圣朝又何责焉。”[10]最后，朝廷采纳蔡新的意见，议遂不行。清朝认为华人自外圣化，远夷改过自新，照旧通商。乾隆七年（1742年），王大臣议复：“虽所议不同，其意皆以仰体皇上怀柔至意。今海外远夷，悔过自新，均霑德泽，应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11]乾隆帝从之。华人自外圣化，远夷改过自新，这是清朝打出冠冕堂皇的口号，实际上清朝为了经济的考虑，避免影响白银的流入，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的《航海法案》是与中国一口通商相类似的制度。英国革命后，1651年(顺治八年)英国实行《航海法案》，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制造、拥有的船只可以装载英国殖民地的货物。这也是一种外贸管制政策。所以，对外贸进行管理是重商主义时代的特征，并不是中国本身的特色。英国实行《航海法案》，就是为了积极利用美洲白银开展东方贸易。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提出应该利用美洲白银来开展东方贸易来增加国家的财富，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他说：“但是相反地，我们在许多国家里边，可以用我们的货币进行很有利的贸易，否则它们根本就不能与我们发生贸易关系。因为它们并不要用我们的货物。譬如东印度群岛在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以后由于我们同那些国家在商业上的努力，已使它们用许多我们所产的铅、纺织物、锡和其他的东西，从而在我们先前的商品吐出量上，又增加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又说：“再举一例来说，倘使我们像这样在更加遥远的国家里经营贸易，这种利润恐怕就将更大得多了。譬如我们运出十万磅到东印度去购买那里的胡椒运回本国，再从本国输往意大利或土耳其，在那些地方至少一定可以获得七十万镑。至于商人在那些长途航行里额外用在运输、工资、食料、保险、利息、关税、征课以及其他等项的支出，仍然全部都是国王和王国所得的收入。”[12]一口通商不是闭关自守，它最多属于一种重商主义政策。这不是罕见的，因为重商主义在当时世界上是普遍实行的。广州十三行与它打交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国际贸易巨头也相类似。但是，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开始实行禁绝天主教等一系列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往。闭关自守政策前后长达120年。闭关自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策，一种限制对外文化交流、社会交往，限制人民对外交往的政策，主要不是指经济政策。清朝的闭关自守只是话语表述的偏好，其实类似于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1639年（崇祯十二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发布锁国令，驱逐天主教。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达213年。中国闭关自守政策比日本少93年，但是它完全是存在的。因此，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政府要把流通的白银管控起来，是清朝的一项货币政策。明代在一条鞭法后全国普遍使用白银，但是，欧洲发生价格革命后，美洲白银减产，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一个时期内大幅减少，造成政府手中没有白银，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和明朝的灭亡。清朝吸取了明末的教训。清代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是不是说中国是闭关自守？欧洲保存有很多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中国文化的史迹，包括外销瓷、外销画、墙纸和中国风建筑、家具等，体现中国文化对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所以，当时的中西交往是很频繁的，中国也并不是闭关自守的。一口通商政策促进广州十三行的崛起。从事中西贸易的十三行，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帮，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一样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机构。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熙熙攘攘，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十三行商人与英国、法国、瑞典、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进行贸易，获得大量的财富。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蚕丝、丝织品、茶叶、瓷器、香料和土布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银元、钟表和呢绒等，后来出现罪恶的鸦片。十三行中，以同文行的潘启，怡和行伍秉鉴最为著名，是18—19世纪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商，当时公认的世界首富。后来，潘仕成、伍崇曜，以及天宝行的梁纶枢等兴起，在晚清形成很大影响力。潘启（1714—1787年），创立同文行。原名振承，商名叫启官（Puankhequa），福建漳州龙溪乡人，后入籍广东番禺。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引潘月槎《潘启传略》说：“及壮由闽到粤，通外国语言文字，至吕宋、瑞典贩运丝茶，往返数次，积有余资，寄店粤省，请旨开张同文洋行。”[13]潘启的商船更是多次开往瑞典等国。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有潘启的玻璃画，该博物馆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旧址所在地。当时，同文行商务冠于一时。潘启担任十三行的行首，在对外贸易中积累巨额财富。潘有度（1755—1820年），创办同孚行，潘启三子。潘启去世后，接管同文行，为十三行的行首。后同文行破产后，重新创立同孚行。清代著名诗人张维屏在《艺谈录》说：“潘有度，字容谷，番禺人，官盐运使司衔。容谷之父曰潘启官。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启官卒，容谷承父业，夷仍以启官称之。盖自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年，夷事皆潘商父子经理。潘商殒而伍商继之。”[14]道光元年（1820年）时，同孚行潘有度的资产有1000万银元，约为白银720万两。[15]潘正炜（1791—1850年），主持同孚行，潘有为之子，潘有度之侄。潘有为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同治《番禺县志》卷三十四有传。他是潘家担任官职最高的人。潘正炜是其子，曾为番禺县学生员。道光元年（1820年）潘有度去世后，潘正炜接管同孚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支持两广总督耆英，与乡绅番禺许朝光、行商南海伍崇曜拒绝英国人入城。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说：“道光二十九年，英夷衅起，要请入城，正炜偕同邑许祥光、南海伍崇曜等联集居民，广张声势，以拒之，遂罢议。大吏具奏，奉旨嘉奖，通省士民并荷匾额之，赏正炜恩赐花翎、道衔。”[16]潘仕成（1804—1873年），潘正炜族侄，外商也称他为潘启官。[17]他以盐茶商起家，成为广东巨商。以协助两广总督耆英办理外务有功，加布政使衔、二品顶戴。法国著名汉学家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在《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记载潘仕成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发挥的作用。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说：“又奏留粤东，帮办洋务，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大吏深倚之，叙劳加布政使衔。”[1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1858年），积极协助钦差大臣、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法美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交税。事竣回粤。伍秉鉴（1769—1843年），主持怡和行，商名叫浩官（Howqua）。祖籍福建安海，后入籍广东南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伍国莹来到广州成立怡和行，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嘉庆六年（1801年），其子伍秉鉴接管怡和行，后来居上，接替同文行的潘有度成为十三行行首。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美国旗昌洋行等贸易量不断增长，在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同治《南海县志》卷十四记载伍秉鉴事迹说：“父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性喜施予，道光初，曾与侄婿卢文锦共捐银十万两将桑园围改筑石堤，粤督阮元亲捐碑文纪其事。”[19]道光六年（1826年），将行务交由其子伍受昌主持，并担任十三行行首。道光十三年（1833年），伍受昌去世，其五弟伍崇曜主持怡和行。伍秉鉴担任原商，仍然掌握怡和行的实权。据统计，道光十四年（1834年），怡和行伍秉鉴的资产有2600万银元，约为白银1870万两。[20]他是当时世界的首富。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贩子贩运鸦片牟取暴利，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他的资本还通过旗昌洋行合伙人福士（John
Forbes）投资到美国芝加哥、伯灵顿等中西部铁路建设中。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关押伍秉鉴于越华书院，迫他和英国鸦片贩子、怡和洋行的渣甸（William
Jardine）、马地臣（James Matheson），宝顺洋行的颠地（Lancelot
Dent）等交出鸦片烟20000多箱，价值600万银元。次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革职，伍秉鉴担任中外交涉的主要角色。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广州病死。伍秉鉴在外商中享有很高声誉，但在鸦片战争前后他的活动广受非议，因此《广州府志》《南海县志》等志书均没有为其立传。伍崇曜（1810—1863年），伍秉鉴第五子。道光十三年（1833年），担任怡和行行商和十三行商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伍秉鉴去世后，单独主持怡和行。他开展丝茶贸易，又参股旗昌洋行，投资美国铁路证券等，积累巨大的财富。伍崇曜积极参与政府的地方诸事。同治《南海县志》卷十四说：“自道光廿年后，地方多事，库帑支绌，不得已借贷商人，诸商人又推伍氏为首。崇曜急公奉上，凡捐赈、捐饷、均摊、假贷，先后所助，盈千累万，指不胜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七年（1857年）他与梁纶枢等调停英法联军，收回广州有功。又说：“泊西兵闯进，上下骚然，烽火照村落，崇曜亲见酋长，责以大义，凶威稍戟，西关闾阎幸免灰劫。”[21]以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累加伍秉鉴、伍崇曜父子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赐花翎。梁纶枢（1790—1877年），主持天宝行，广东番禺黄埔村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经国创立天宝行，商号经官（Kingqua）。其三子梁纶枢，为番禺县学生员，道光七年（1827年）接管天宝行。四子梁同新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后官至顺天府尹。梁同新三子梁肇煌，为番禺县学生员。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历任顺天府尹等职，官至江宁布政使。他是梁家官职最高的人。梁同新、梁肇煌在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二十有传。天宝行在行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可见梁纶枢的成功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七年（1847年）他与伍崇曜调停英法联军收回广州有功。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说：“七年十月，英吉利遂纠合佛兰西破广州，屯兵观音山，挟叶名琛而去。人心惶骇，官绅士庶纷纷走避。在省城惟镇粤将军与巡抚栢贵而已，纶枢与绅士伍崇曜、俞文诏、易兰连日进城，会晤洋人于观音山，反复辩论，常至夜分廼出，阖城得无恙。时城空无人，洋兵伺守者，手枪腰刀狰而立，瞠而视，或以无职守而蹈危地非笑之，弗恤也。洋人分据衙署，屯兵贡院者屡年，纶枢复多方劝之。始迁去，贡院得以重建。其奋身赴义多类此。”[22]后加盐运使二品衔，赏花翎。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梁嘉彬就是梁纶枢之孙。十三行制度取得很大成功，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大量银元由欧美和印度流入中国。这种局面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朝实行单纯的银本位，受到鸦片输入、美洲白银减产等国际白银投机的冲击，导致中国经济走向衰落。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最后走向消亡，只剩下历史的陈迹。（图片说明：图1为德国波茨坦无忧宫中国茶室，图2、3为英国布莱顿宫中国厅，图4为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后岛中国宫，图5为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的中国风房间）![]()
[1]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页。
[2] 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11、758页。
[3]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4] Eric Hobsbawm: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 Century,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65, P21, 27.
[5] Samuel Adshea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China, Asia Profile, 1973.2, P276.
[6]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7] 全汉昇：《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1-252页。
[8]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9] 光绪《漳州府志》卷33，蔡新传。
[10] 蔡新：《答方望溪先生议禁南洋商贩书》，《缉斋文集》卷4。
[11] 庆桂等：《清高宗实录》卷176，乾隆七年十月。
[12]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17页。
[13]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14] 张维屏：《艺谈录》卷下。
[15] 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16]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潘正炜传。
[1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242页。
[18]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潘仕成传。
[19] 同治《南海县志》卷14，伍崇曜传。
[20] 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21] 同治《南海县志》卷14，伍崇曜传。
[22]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梁纶枢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