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Xianshuitang Negotiation to the Liberation of Southern China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iberation War in Southern China
Abstract: Xianshuitang negotiation promoted the uprising of the East Guangdong,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liberation war in southern China. Fang Fang who led the Hong Kong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as that: The democratic personages should be quickly united around the policy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its future administrative programme. We will depend on the Border Ares’s party committee and launch the uprising. If you do a good deed, you will make a fantastic example. Fang Fang positively endorsed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Kuomintang Li Jishen’s going north, the launching of East Guangdong’s Uprising headed the list by general Wu Qiwei, and the uprising of telegraphing in Hong Kong by general Huang Shaohong and other Kuomintang officials etc.,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n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in southern China. Li Jishen, Cai Tingkai, Jiang Guangnai, Chen Mingshu, Li Zhangda, Wu Qiwei, Huang Shaohong. Long Yun, He Yaozu, Liu Fei, Huang Qixiang and a bunch of democratic personages mostly went north from Hong Kong, attended the 1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supported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steps of Chinese rejuvenation.
咸水塘谈判促成粤东起义，在华南解放战争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方方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提出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依靠边区党委领导起义，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很好的榜样等思想，积极推动李济深北上、吴奇伟领衔粤东起义和黄绍竑等香港通电起义，成为华南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章达、吴奇伟、黄绍竑、龙云、贺耀祖、刘斐、黄琪翔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他们大多从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支持建立新中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
一、李济深北上：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
李济深北上是华南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方方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积极推动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方方提出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等思想，进一步推动华南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1947年，蒋介石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出走香港，各民主党派人士集聚香港。
同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任书记，领导华南的党组织工作。方方提出，把反蒋统一战线的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他积极支持民革的成立和民盟在香港重建总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冯玉祥、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蒋光鼐等为中央委员。
当时，谭平山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蔡廷锴领导的中国革命党民主促进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参加民革，同时保持各自政党组织。
同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民盟临时总部，提出与一切民主党派尤其是中共及国民党民主派携手合作，加强民主统一战线。因为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还在上海，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主持民盟工作。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参加民盟。
3月，蒋介石单方面召开行宪国大，当选总统。4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5月，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专门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说：“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①]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等复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说：“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②]
李济深反对美国等扶持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6月，亲美派、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到香港会见李济深，希望李济深在广州组织新政府。李济深反对这个计划，说：“这么重大的国事必须由宋先生在广东释放一切民主人士，并使中共尹林平领导的湘粤赣纵队与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作为交换条件，才谈得上。”[③]遂不了了之。同年秋，曾任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转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口信，请李济深在南方组织新政府，出面与共产党谈判，美国给予支持。李济深均予以拒绝，说：“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李佩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说：“父亲既不想看到更多的伤亡、破坏和中国的分裂，也不想受美国政府的控制，他拒绝了美国的建议。”[④]李济深告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由于国民党军事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不要仅成立一个西南政府，而要成立一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⑤]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始北上，参加筹备政协会议。9月，蔡廷锴等人第一批离港北上。李济深是第三批离港北上。
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李济深同意离港北上。著名报人、原香港《华商报》代总编辑杨奇在《见证两大历史壮举》说：“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⑥]12月，李济深躲开与国民党特工有联系的香港总督府政治处主任王翠微的监视，从香港秘密北上。
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同月，方方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说：“为着粉碎美帝国主义与一切大小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一切民主人士就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认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进行到底，革命的胜利是革命任务的完成而不是‘易帜’，搭线不能赎罪，立功人人有赏。就应该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共同工作，共同作战。”[⑦]
初，新桂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曾写信给李济深：“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⑧]1949年1月初，白崇禧又委托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赴香港，邀请李济深共商国是，希望民革驻武汉，与共产党联合反蒋介石。黄绍竑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经秘密北上。同时，李宗仁委派在香港的立法委员、广西省政府顾问黄启汉给李济深带信，说：“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⑨]亦未能联系上李济深。
当时，由于国民党军淮海战争失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新桂系即将执政，希望联合李济深。由于李济深先期北上，他们的愿望遂未能实现。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不久，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了解黄绍竑、黄启汉的建议，安排黄宗汉、白崇禧的秘书刘仲容飞抵北平，将黄绍竑、黄宗汉的信交给原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叶剑英对黄启汉说：“我党愿与国民党任何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进行和谈，不咎既往，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共建新中国。”[⑩]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李宗仁建立和谈。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月，李济深到达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他与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谈话，说：“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并说：“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虽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1]
李济深等进入东北的民主人士公开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说：“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2]并提出彻底支持毛泽东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和平条件，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2月，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人，敬表欢迎，说：“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13]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京，并接见李济深等人。
李济深北上前后，民革等民主党派人士蔡廷锴、蒋光鼐、李章达、陈铭枢等人均陆续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们很多人是原国民党军第4军重要将领，也是曾参与福建事变的著名领导人。
李济深，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原是第4军首任军长。1933年，与蔡廷锴等领导福建事变，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948年12月，他离港北上。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历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蔡廷锴，时任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代理主席、民革中央常委。他原是第4军的团长，后任11军24师副师长。后任19路军总指挥。1933年，与李济深等领导福建事变。1948年 9月，第一批离港北上。1949年9月，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蒋光鼐，时任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他原是第4军12师副师长。1933年，参与领导福建事变。1949年7月，他从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纺织工业部长、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李章达，时任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他原是第4军前身的建国粤军营长。1933年，参与领导福建事变。1949年1月，离港北上。9月，以救国会首席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陈铭枢，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民革中央委员。他原是第4军10师长。1933年，参与领导福建事变。1949年5月，他从上海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推动下，李济深北上，以及蔡廷锴、蒋光鼐、李章达等原国民党第4军将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统一战线的伟大创举，加快华南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这也是九连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的历史背景。
二、咸水塘谈判：依靠边区党委领导起义
咸水塘谈判促成粤东起义，是华南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推动下，方方同意依靠边区党委领导起义，支持咸水塘谈判，推动曾天节、吴奇伟、李洁之、魏鉴贤等原国民党第4军将领联合发动粤东起义，对加快华南解放和全国解放发挥积极作用。
1948年3月，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宋子文提出全面扫荡、重点进攻的“绥靖”新政策，而九连山成为“清剿”计划的重点地区。
九连山革命根据地是东江纵队北撤后，第3支队挺近和平县九连山而建立起来的。1948年初，九连山革命根据地武装部队发展到5700多人，控制和平、连平等县的33个乡。6月，九连山游击队改编为粤赣湘支队，钟俊贤任司令员，魏南金任政委，郑群任副司令员，严尚民后任参谋长。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主力被歼灭。
在三大战役时期，九连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生积极变化。10月至12月，严尚民、郑群等指挥游击队经过白马、大湖狮子脑、鹤塘、骆湖、大人山之战，五战五捷。共歼敌400余人，俘敌130余人，缴获迫击炮、重轻机枪等武器一批。五战五捷，扭转九连山的战局，加快华南解放战争的进程。
1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粤赣湘边委，尹林平任书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委，黄松坚任副司令员，左洪涛任政治部主任。2月，严尚民任参谋长，梁威林任副政委。
同月，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吴奇伟任副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国民党军保安13团长曾天节积极策划起义，并争取吴奇伟参加起义。他认为：“我们还对旧四军的上层人物如张发奎、吴奇伟、薛岳、欧震等逐一作了分析。认为吴奇伟抗日战争时做过总司令、战区副长官、湖南省主席、广州绥署副主任，穷苦家庭出身，比较老实持重，和我们有较深的私人感情，过去在川康还有过一段脱离蒋介石阵营的默契，趋向革命的历史，在四军一向受压迫，可以争取他作为起义的领衔人，以扩大起义的影响。”[14]
案张发奎、薛岳、欧震均是原第4军的将领，还有余汉谋、李汉魂等，但他们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后来，曾任第4军长黄琪翔曾争取过他们起义，均没有成功。张发奎，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曾任第4军长。余汉谋，时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原是第4军11师长。薛岳，时任广东省主席，曾任第4军长。欧震，时任国民党军第4编练司令部司令，8月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原是第4军叶挺独立团的营长。李汉魂，时任内政部长，原是第4军25师长。
3月，经原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介绍，曾天节、原湖南省公路局长魏鉴贤等在香港秘密会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统战部长饶彰风，汇报起义的准备工作。曾天节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等职。饶彰风提出恢复曾天节的党组织关系。曾天节说：“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要求，我们是为了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希望能为党的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来的，不是为了个人名誉利益而来的。”[15]
方方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楼下照相馆秘密会见曾天节。曾天节提出联络吴奇伟、保安12团长魏汉新等参加起义。方方表示赞同。
吴奇伟可以争取。对争取吴奇伟起义问题，方方并嘱：“可以争取但不可勉强。”[16]又说：“前段时间分局也对吴做过工作，如争取得到，就叫吴在起义前到香港来工作。”[17]
李洁之、李汉冲也和香港分局搭过线。方方又略说：“李洁之、李汉冲也和分局搭过线，可否和他们合作起来搞。”曾天节说：“这些人我们都熟悉，回去后当设法争取。” [18]案李洁之时任广东省第9区（梅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汉冲曾参加福建事变，时任福建省第7区（龙岩）行政督察专员兼第3清剿指挥部指挥，后在闽西起义，支援粤东起义。
依靠边区党委领导起义。曾天节提出：“我则认为最好时机是配合策应大军渡长江，时间拖长了不利于起义，万一泄密，个人杀头事小，错过时机造成革命损失事大。建议原则上遵照分局的意见行动，但在不得已时，允许我们依靠边区党委领导起义。”[19]他的主张得到方方等的赞同。
吴奇伟感动流泪赞同起义。魏鉴贤在《回忆粤东起义》说：“从香港回来广州后，我一方面准备到梅县保安第十二团工作（该团是我此次联系策动的主要对象），一方面积极争取吴奇伟参加起义。3月中的一个晚上，我与曾天节、萧文3人同去吴奇伟家，在他家三楼一间小书房里，我们4人团坐细谈，谈至深夜，吴奇伟为正义所感动，两眼深红，流下泪来。他最后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齐起义。”[20]案萧文是广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吴奇伟、曾天节、李洁之、魏鉴贤等均是原国民党第4军的将领，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为粤东起义的领导人。
吴奇伟，时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领衔发起粤东起义。他原是国民党军第4军长，是抗日名将。1949年9月，吴奇伟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之一，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州大学董事长等职。1953年，在广州病逝。
曾天节，时任保安19团长，领导粤东起义。他原是第4军排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中共东江特委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军中历任参谋、队长、主任、少将高参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交通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洁之，时任广东省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参与领导粤东起义。他原是第4军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魏鉴贤，原湖南省公路局长，参与领导粤东起义。他是吴奇伟任湖南省长时的下属，又是魏汉新的族叔，积极争取吴奇伟、魏汉新参加起义。他原是第4军团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广东省主委等职。
魏汉新，时任保安18团长，参与领导粤东起义。他是魏鉴贤的族侄，成为起义将领圈子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4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任书记。同月，粤赣湘边纵队从东江南北两线积极开展对敌攻势。司令员兼政委尹林平指挥东江第1、2支队，从南线进军紫金。参谋长严尚民、副司令黄松坚、副政委梁威林指挥东江第3支队，从北线进攻龙川老隆。
5月，方方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迁入闽粤赣边区，策动粤东起义。
5月7日，严尚民、东江第2支队司令员郑群等与保安12团长曾天节在东源县横坑的咸水塘举行谈判，最终促成粤东起义。起义前，曾天节发电报给广州的萧文，说：“信泰行5月14日开张，请吴翁当董事长。”[21]吴奇伟、萧文马上赶火车秘密前往香港。
发动粤东起义。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魏鉴贤、魏汉新等人联名宣布起义。曾天节率保13团在老隆起义，编为东江第4支队。魏汉新率保12团在梅县起义，编为东江第5支队。梅州解放。由于吴奇伟领衔起义，曾天节等大力推动，一批国民党将领认清大局，纷纷参与到起义进程中。6月，毛泽东、朱德复电吴奇伟等，对起义表示极为欣慰与欢迎。
咸水塘谈判，促成粤东起义的胜利。吴奇伟、曾天节、李洁之、魏鉴贤、魏汉新等发动的粤东起义，加速九连地区全境的解放。粤赣湘边纵队发起进攻作战，促成东江、韩江连成一片，为解放广东打下重要基础。
三、华南解放：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很好的榜样
吴奇伟等领衔发起粤东起义后，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黄琪翔等香港通电起义，是华南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为加快华南解放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方方提出，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很好的榜样。黄绍竑等新桂系或支持新桂系的国民党人，以及原第4军国民党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
方方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华南分局，积极策动粤东起义，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真正的民主的永久的和平而奋斗，积极推动华南解放战争的进程。
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很好的榜样。1949年3月，方方在《群众》发表文章是：“我们要看取他们的表现来决定对于他们的态度。战犯如傅作义，恶棍如何思源，只要做了一件好事，人民就在考虑如何宽恕他过去的罪恶，减轻对于他的处分，难道不是很好的榜样吗？”[22]案傅作义是华北“剿总”司令，何思源是原北平市长、北平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3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覆灭。
越来愈多的国民党人看清形势。李济深原是第4军首任军长，他是广西苍梧人，又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新桂系关系密切。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覃异之、李任仁等新桂系或支持李宗仁执政的国民党人，黄琪翔、麦朝枢等原第4军国民党人，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与蒋介石划清界线，参加民革等民主党派。
8月，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黄琪翔、覃异之、李任仁、麦朝枢等44人在香港通电起义，服从共产党领导，与解放军合作，为和平解放全中国尽一份力量。
黄绍竑，是新桂系著名的领导人，时任监察院副院长，并加入民革。国共和平谈判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贺耀祖，曾任军统局长，在李宗仁执政期间，1949年3月任政务委员。8月从香港北上，后任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龙云，历任云南省主席、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12月，他从南京出走香港，当选民革中央委员。1950年，从香港北上赴北京。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刘斐，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与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等，各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密切联系。国共和平谈判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1949年9月，以特邀人士身份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李任仁，时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民革中央委员。1949年9月，从桂林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
覃异之，广西安定（今都安）人，曾任南京卫戍副司令。1949年12月，从香港北上北京。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黄琪翔，曾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长，原是第4军长。1949年9月，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麦朝枢，加入农工民主党。原是第4军政治部主任，曾参加李济深等领导的福建事变。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职。
9月，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叶剑英原是第4军前身的建国粤军第2师长，和第4军也有着历史渊源。
同月，叶剑英在赣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制定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方方、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等出席。会议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为右路军，15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等组成南路军，向广州等地进军，由陈赓统一指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任副主席。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当选副主席。
10月，叶剑英、陈赓、15兵团司令员邓华等指挥部队攻克广州。10月14日，广州解放。
10月，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和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尹林平指挥部队在龙川的佗城胜利会师，组成南路军。会师后，南路军迅速向东莞虎门挺进。东莞、汕头等地相继解放。
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进入广州。11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叶剑英任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任副主席。
1950年，第一届广东政协成立，叶剑英任主席，李章达任副主席。同年，解放军先后解放海南岛、万山群岛等地，广东全境解放。
方方提出只要做了一件好事，与奥地利著名历史学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提出群星闪耀时刻是一致的，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无谓岁月流逝而去。”又说：“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集中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23]
存在主义的时间观超越编年史平均的时间排列。不管是从历史，还是2022年发生的俄乌战争，它表明某一个时间的抉择，会对世世代代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做还是不做，早做还是晚做，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时间观，体现的是有意义的时间。相比来说，其他漫长的时间，也许变得褪色或被一笔勾销，其实是无谓的、没有更多意义的时间。
只要做了一件好事，或者说人类群星闪耀时，因为它们的决定性影响超越时间。从李济深北上、吴奇伟领衔粤东起义，到黄绍竑等香港通电起义，都是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塑造建立新中国的历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
[①]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②] 李济深：《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李济深诗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③]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④] 李佩金：《我的父亲李济深》，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⑤] 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页。
[⑥] 杨奇：《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⑦] 方方：《克服困难，准备胜利——为<群众>周刊百期纪念作》，《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⑧] 杨奇：《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⑨]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⑩]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11]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12] 李济深：《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李济深诗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13] 毛泽东：《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14] 曾天节：《难忘的岁月——我的回忆》，《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129页。
[15] 曾天节：《难忘的岁月——我的回忆》，《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131页。
[16] 魏鉴贤：《粤东起义回忆》，《回忆粤东起义》，梅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编印，第128页。
[17] 曾天节：《难忘的岁月——我的回忆》，《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132页。
[18] 曾天节：《难忘的岁月——我的回忆》，《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132页。
[19] 曾天节：《老隆武装起义概况回忆》，《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146页。
[20] 魏鉴贤：《粤东起义回忆》，《回忆粤东起义》，梅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编印，第128页。
[21] 曾天节：《吴奇伟将军，我怀念你》，《曾天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1996年编印，第250页。
[22] 方方：《为真正的民主的永久的和平而奋斗》，《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23]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