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 Fang Thought o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Policies of Hong Kong Branch Bureau of CPC’s Central Committee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of Liberation
Abstract: Fang Fang was the secretary of Hong Kong Branch Bureau of CPC’s Central Committee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of Liberation.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such as no foresight and no leading, promoting other parties to follow CPC’s example and fastening the great un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for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etc. When he led the South China’s Liberation War and united front, Fang Fang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personnel with no party affiliations to form a partnership with CPC, actively respond to May 1st Slogan of CPC committee’s Call, and attend the 1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ang Fa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found the new China,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system which led by CPC.
方方是广东普宁人。解放战争时期，方方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提高到与共产党看齐、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等一系列思想，领导华南解放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他积极团结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精神，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建立新中国，创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重要贡献。
一、没有预见便没有领导
方方发表《献给人民团体》，提出大的问题一致便好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不要用冲动的口吻等丰富统一战线思想。他领导筹建香港达德学院，在香港汇聚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这为新政协召开打下基础。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举行会谈，被称为重庆谈判。10月，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和人民自由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对国民大会、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三大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香港创办《正报》《群众》和《华商报》等三大重要报刊。11月，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正报》在香港创刊，共产党员杨奇任总编辑。1946年1月，《华商报》在香港复刊，民建的邓文钊任董事长、共产党的饶彰风任副董事长，民盟的萨空了任总经理，民盟的刘思慕任总编辑、共产党的廖沫沙等任副总编辑。1947年1月，《群众》周刊在香港创刊，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任主编。这三大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主要舆论阵地。
《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由爱国民主人士负责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该报在香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香港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作家黄谷柳的著名长篇小说《虾球传》就首先在《华商报》刊载。
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和社会贤达9名，共38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等协议。但国民党当局并不准备真正遵守政协协议。
初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在南京梅园回见南京中共代表团成员廖承志、中共粤港工委委员连贯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反对和平，破坏国共双方协议，不断进攻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镇压人民。看来，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后，有些同志要转移到香港。协助安排他们工作。”[1]
6月，蒋介石下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30万大军，大举进军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指挥中原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同月，方方赴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党组织的工作。方方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一起，在香港领导恢复华南游击战争，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在恢复华南游击战争的同时，方方在香港积极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方在《正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领导要有预见等丰富统一战线理论策略。这些文章后来收入《献给人民团体》一书。
大的问题一致便好了。方方在《献给人民团体》说：“同时，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人是来自各方不同的角落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把团体内的人弄成一个一样式样，一样生活，一样习惯，一样派头，因此我们只要目标一致，主张一致，思想一致，工作一致，大的问题一致便好了。小的问题，则可以用裁长补短，互相学习，互助互让，缓缓来解决。”[2]
没有预见便没有领导。方方在《献给人民团体》说：“没有预见便没有领导，没有领导的自发运动便一定没有胜利。目前，美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中国独裁暴君，他们发动的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内战烽火正弥漫全国，但我们必须看得到中国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和平民主必定到来。让我们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向着和平民主大道迈进吧。”[3]
不要用冲动的口吻。方方在《献给人民团体》说：“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每一个实际斗争口号的提出，必须估计到它一定能动员广大的群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坚决执行，有胜利把握而不致受摧残或避免大的摧残，才能在每次斗争中增长力量，以便打下更多次的更高的斗争的基础。”又说：“相反的用冲动的口吻，骂他们是特务是托派，是破坏分子，结果把许多年青而幼稚的人骂跑了，自己孤立自己，反中了特务、托派挑拨离间破坏运动或斗争的奸计。”[4]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8月方方领导中共广东区委，筹设香港达德学院，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任董事长，陈其瑗任院长。蔡廷锴把他在青山屯门的泷江别墅租给学院作为校址。9月，达德学院正式开学，设有商业经济系、文哲系和法政系等。
香港达德学院汇聚一大批名家大师，师资是一流的。学院聘请黄药眠、邓初民、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千家驹、许涤新、胡绳、钟敬文、曾昭伦、赵元浩、梅龚彬、冯乃超、黄焕秋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并邀请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沈钧儒、柳亚子、乔冠华、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黄谷柳等前来讲学。
方方提出香港达德学院担负着培养人才，做好干部准备的重要任务。9月，他在达德学院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说：“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达德学院担负着培养人才，做好干部准备的重要任务。学校是党领导的，党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创办，由民主党派负责出面主持，一定要贯彻民主团结办学的方针，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陈其瑗院长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办好学院。”[5]
香港达德学院一直到1949年2月，被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当局取消注册后停办。达德学院为新中国汇聚大批精英人才，在学院停办后，他们都陆续前往内地。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协协议，联合左舜生的青年党、张君劢的民社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旧政协机制遂解体。
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方方带领香港分局，领导华南解放战争，团结广大爱国民主党派参加政协，做出积极贡献。
方方领导创办香港达德学院，主办《华商报》等统一战线的报刊，积极推动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汇聚香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新政协打下基础。《献给人民团体》一书，是方方统一战线思想的宝贵财富。
二、提高到与共产党看齐
方方在香港积极推动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他大力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反对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的影响，提出提高到与共产党看齐，为新政协的召开打下基础。
1946年11月，蒋介石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撕毁政协协议。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到香港，持续开展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方方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积极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发挥香港在全国民主党派大团结中的重要角色。
当时民盟的张东荪、民社的张君劢、民建的施复亮，以及后来民革的冯玉祥等提倡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在民主党派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中间道路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也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民主党派走议会民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间道路对美国抱有幻想。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民盟等各大民主党派纷纷南下香港。民盟的被迫解散，中间道路受到当头一棒，这就加快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
11月，在美国访问的考察水利专使冯玉祥在《民族报》发表《我为什么要与蒋决裂》，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称：“美国应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而通过支持中间党派——包括民主同盟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为和平发挥其力量。”[6]
12月，章汉夫在《群众》发表文章，批判中间道路对美国的幻想。他说：“一切依靠美国，反对共产党，实际上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四大家族的统治的阴谋计划和方案，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实际上都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和土地改革的胜利。”[7]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告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冯玉祥为中政会主席。民革成立后，谭平山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和蔡廷锴、李章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参加民革，同时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不久，国民党开除冯玉祥的党籍。
同月，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临时总部。当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上海。全会决定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8年后，民革（以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盟（以及中国人民救国会）、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台盟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在香港汇集，并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方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大力加强统战工作。特别是他批判对美国存在幻想的观点，批判反对武装斗争的观点，提出提高到与共产党看齐，反对中间道路，推动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紧密合作。
中间路线的和平主张是引盗入室。1月，方方在《群众》发表文章说：“如果在我们高谈民族独立的朋友中还想希望杜、马之流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引盗入室，结果一定会变成石敬瑭与吴三桂。”又说：“原来在主张和平的人中间，一些人骨子里是有数的，他们对于蒋介石的顽固独裁而自己无份固然不满，但他们对于人民翻身起来做主人使自己失去了特殊地位也感觉不惯，因此想出一条和平妙计来使人民翻半个身，来使蒋虽倒而蒋所代表的制度不彻底的倒。这就是所谓中间路线的和平主张的实质。”[8]案杜、马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和平的斗争方式已经走不通，采取武装斗争方式才能适应形势的需求。方方发表文章说：“我们认为，旧的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之所以必须由新的武装非法斗争方式来代替，这不仅是由于美蒋之背叛政协迫使人民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才能自卫生存，而且是因为人民力量的发展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才能适应形势的需求，为着缩短人民的痛苦，为着对人民的彻底解放负责，我们没有理由再来领导人民回头去走迂回曲折而且已经是走不通了的道路。”[9]
提高到与共产党看齐。5月，方方在《群众》发表文章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全部主张，或降低我们的主张去迁就他们，相反的我们是要和他们在共同要求的某一点的合作上去使他们从切身体验中来理解我们的全部主张的正确，来逐渐接受我们的意见，提高到与我们看齐，和我们更好的更彻底的更长期的合作。”[10]
经过国民党当局1946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和1947年查封民盟，香港汇聚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方方积极反对中间路线，揭露美帝国主义扶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争取广大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
三、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民革、民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方方提出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等思想，积极推动各民主党派人士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卓越贡献。
1948年3月，国民党再次单方面纠合民社党、青年党等少数党派召开行宪国大。4月，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拒绝承认这次大会，宣布为伪国大，选举的总统是伪总统。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五一口号一共23条，其中第5条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共产党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已经完全具备条件。7月，方方在《群众》发表文章说：“因此，要把我们的党提高到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已经完全具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只要我们不骄不躁，虚心学习，紧靠人民，紧靠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下不断奋斗，我们一定能完全保证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12]
同月，冯玉祥离开美国，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接受苏联的安排，乘坐胜利号轮船回国。在途经黑海，向苏联乌克兰的敖德萨港途中，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毛泽东、朱德等对冯玉祥遇难表示哀悼。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安排，方方积极组织从香港护送民主人士到北方解放区。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间，先后分四批，护送11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以及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包括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等人，经朝鲜罗津港，顺利到达哈尔滨，进入东北解放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陪同。王绍鳌等同一时期到达哈尔滨。
10月，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包括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丘哲、沙千里、翦伯赞、韩练成等，顺利到达大连。新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陪同。
12月，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包括李济深、章乃器、陈劭先、邓初民、彭泽民、朱蕴山、茅盾、梅龚彬、施复亮等。当时，由于淮海战役失败，国民党军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致电劝说蒋介石下野，同时邀请李济深赴武汉主持大计，寻求他的支持。方方登门拜访，李济深毅然决定北上。
方方提出革命战争必须进行到底，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月，他在《群众》发表文章说：“为着粉碎美帝国主义与一切大小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一切民主人士就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认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进行到底，革命的胜利是革命任务的完成而不是易帜。搭线不能赎罪，立功人人有赏。就应该加紧团结在新政协和新政协未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上面，共同工作，共同作战。”又说：“各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全民族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实现的胜利。”[13]
1949年1月，李济深等第三批一行顺利到达大连。李章达等同一时期到达山东烟台。不久，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辞职，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
3月，第四批民主人士北上，包括黄炎培等，顺利到达天津。同一时期，陈叔通、柳亚子、郑振铎、马寅初、叶圣陶、曹禺、宋云彬，以及何香凝等，被港英当局取消注册的达德学院学生50多人离港北上，到达天津。还有曾昭抡、黄药眠、谢雪红等北上，到达山东烟台，转赴北平（今北京）。
在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方方积极领导华南游击战争，推动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等华南游击队的建立。1949年1月，粤赣湘边纵队在惠东成立，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月，闽粤赣边纵队在大埔成立，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委。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的成立，有力配合解放军南下大军解放广东。
4月，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解放南京，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
8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离开中国。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指出司徒雷登的离开象征着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批判司徒雷登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行为已最终失败。
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14]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代表662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同月，方方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出席叶剑英主持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参与部署解放华南和接管广东的工作。会议决定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发起解放广东战役。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国家机构的领导人。此后，中国政治体制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形成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8大民主党派。
担任政务院等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要有：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主任）、黄炎培（兼轻纺工业部长），政务委员谭平山（兼监察委员会主任）、章伯钧（兼交通部长）、马叙伦（兼教育部长）、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后兼粮食部长）、邵力子、黄绍竑。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其中，很多人都是从香港北上的。
10月14日，广州解放。方方任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
方方领导开展护送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积极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实践，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卓越贡献。
[1]连贯：《关于创办达德学院的一些回忆》，《贤者不朽：连贯同志纪念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2]方方：《谈团结——献给人民团体之一》，《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7页。
[3]方方：《谈预见——献给人民团体之二》，《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4]方方：《认清是非，辨别敌友——献给人民团体之八》，《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5]黄焕秋：《方方与香港达德学院》，《方方研究》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6]冯玉祥：《我为什么与蒋决裂》，《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7]罗培元：《方方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方方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8]方方：《迎接新年，面向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01页。
[9]方方：《迎接新年，面向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10]方方：《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1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12]方方：《加强党，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6页。
[13]方方：《克服困难，准备胜利——为<群众>周刊百期纪念作》，《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14]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