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Liping Meeting to Zunyi Meeting: Mao Tse-tung Military Thought and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Abstract: The conjunction are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powers is the central area in geopolitics, which has a wide space for strategy mobil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Long March in 1930s, Mao Tse-tung propo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as bellow: With the rule of evading the strong and attacking the weak, the army should march to the region where the strength of enemy is weak. The army should annihilate the enemy by attacking his wing in the mobile warfare. The army should evade the blockade of enemy and moved to the area privileged in military mobility. Mao Tse-tung led the Red Army broke the enemy’s pursuit and suppressing. From Liping Meeting to Zunyi Meeting, then struggling with Zhang Guotao’s wrong line, Mao Tse-tung leading the Red Army firstly went forward to Guizhou province, then marched north and finally reached Shaanxi-Gansu Border Base, and seized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多种力量的交差点的地区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区，战略机动空间大。毛泽东在长征中提出采取避强就弱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前进，应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中歼灭敌人，避免敌人封锁向有利于机动的地区发展等一系列军事思想，领导红军打破敌人的“追剿”。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领导转兵贵州、红军北上，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采取避强就弱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前进
红军长征后，经过湘江战役等艰苦的战斗，中共中央积极探索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采取避强就弱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成为红军改变战略方针，实行向西南地区转兵的开始。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设置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命令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指挥中央军、湘、桂军从北南两线堵截红军。南线为湘军、第1纵队总指挥刘建绪，和桂军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指挥第15军长夏威、第7军长廖磊等部，守全州、兴安一线。北线为薛岳指挥中央军、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部，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东边是中央军、第3纵队总指挥周浑元等部机动出击。
11月，红军在湘江与优势的敌军进行顽强的战斗，在广西灌阳的新圩、兴安的界首和全州的脚山铺顽强突围，最后通过湘江，到达湖南通道县。这就是湘江战役。该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打得最艰苦、最惨烈的一仗。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部队应该朝什么地方前进？这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略抉择。中共中央总负责、三人团成员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李德（Otto Braun）仍然坚持既定方针，西进湘西，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由于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如果红军仍然走这条路，正好钻进蒋介石布置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个危机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主席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在湖南通道县提出，放弃原订方针，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25军长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称双枪兵，不经打。[1]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湖南黎平召开。毛泽东继续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出席会议，李德没有出席。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是毛泽东作出的正确的战略部署。1959年，刘伯承在《回顾长征》说：“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又说：“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2]
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又说：“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3]
黎平会议是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黎平会议后，重新任命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黎平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4]
二、应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中歼灭敌人
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应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中歼灭敌人。会议肯定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和集中兵力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王稼祥负伤，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上达成谋划的共识，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要毛泽东出来。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之为担架上的谋划。[5]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35年1月，红军向贵州进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称为遵义会议。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进行热烈讨论，张闻天、毛泽东先后发言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领导人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否定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肯定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路线。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陈云撰写的遵义会议珍贵文献，写于1935年2、3月间。提纲系统传达遵义会议的军事思想，体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内容。
应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中歼灭敌人，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短促突击”是错误的。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拼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6]
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7]
案温坊战斗是1934年9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一军团长林彪指挥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温坊（今文坊）发动战斗，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军东路军第四纵队总指挥李延年的一个旅，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的少数几个重要胜利。
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作了分工，在云南扎西的鸡鸣三省地方，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在渡乌江前，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几次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可以统称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至3月，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被誉为神来之笔。这就为长征中红军摆脱敌人的“追剿”打开局面。
先是，1月红军在贵州习水的土城与川军教导师第3旅长郭勋祺等3个旅激战，付出不小的代价。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2月，蒋介石将滇、黔军改编为“剿匪”军第二路军，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为第1纵队司令，周浑元为第2纵队司令，与王家烈等部“围剿”红军。
同月，红军再渡赤水，转移桐梓地区。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率部攻占娄山关，歼灭国民党军25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6个团，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英勇牺牲。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并歼灭敌“剿匪”军第1纵队司令吴奇伟部59师、93师大部，歼敌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娄山关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是四渡赤水的最重要战役。
3月，红军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红军四渡赤水，到达乌江北岸，接着南渡乌江，从金沙江北渡入川，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甩掉敌军的追击，胜利北上。四渡赤水战役中，国民党军中央军、川军、贵州军等多支部队并列，导致情报系统混乱。毛泽东充分发挥情报战在四渡赤水及娄山关战役中的积极的作用，红军通过破解密码、截获情报和发送假情报迷惑敌人。
4月，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任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5月，蒋介石、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赴贵州视察。在乘机离开贵阳时，根据蒋介石的部署，送机的王家烈被张学良拉上他的飞机同赴武汉。同时，宣布王家烈辞去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任命南昌行辕总参议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李宗仁回忆录》说：“所以共军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8]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边。由于没有足够的船只，红军无法渡江，形势十分险要。毛泽东指示红军溯江而上，进行战略展开，找到大渡河上游的四川泸定县的一座铁索桥泸定桥。
5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部队发起飞夺泸定桥战役。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第1师为右路，在安顺场利用仅有的少量船只运载小部队渡过大渡河北岸，南岸的中央红军主力为左路，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红一军团长林彪指挥南岸红军集中火力攻击泸定桥的守敌，第2师第4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部的22名勇士为先锋，飞夺泸定桥，占领桥头堡。中央红军顺利夺取泸定桥，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继四渡赤水之后的一个重要战役，避免蒋介石希望红军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困大渡河的噩运，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打开局面。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等西南军阀的部队，并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毛泽东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南地区，这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各种地方军阀争夺的交叉点，是地缘战略的边缘地带。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等战役胜利，有效扭转长征的战略态势。
三、避免敌人封锁向利于战略机动的地区发展
红军北上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落实遵义会议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的具体部署。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避免敌人封锁向利于战略机动的地区发展，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坚持红军北上，最终夺取长征的胜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北上的方针，并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以及中革军委机关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成立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毛泽东提出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是利于战略机动的陕甘地区。6月16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等说：“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9]9月8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等说：“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10]
毛泽东提出南下阿坝地区利于被敌人封锁，是无战略退路。6月16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等说：“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氧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11]9月8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等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给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绝难继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12]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四川黑水县芦花镇召开，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会前，张闻天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自述》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13]
黑水会议后，张国焘同意红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革军委机关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左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等领导中共中央机关随红一、三军团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军红四军、红三十军等组成右路军北上。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红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随右路军北上。
9月9日，左路军领导人张国焘擅自改变北上方针，在阿坝的潘州电令右路军前敌指挥部，要求右路军南下。叶剑英马上报告毛泽东。[14]毛泽东接到叶剑英的电报后，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谈，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陈昌浩没有隐瞒电报内容，但执意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15]陈昌浩同意，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当时，右路军北进，最前面是红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最后面是红三军团。红军北上，不能单独是红一军团北上，必须拉上红三军团。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前敌指挥部住在一起，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红三军团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赞成北进，问题是陈昌浩听从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的主意已决。只有在不能惊动陈昌浩等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能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率先北上。叶剑英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立下大功。
在中央红军北上之际，前方不明真相，打电话向陈昌浩请示。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明确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16]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充分体现徐向前等共产党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高度的政治觉悟。
张国焘的电报没有称密电，关键是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坚持右路军南下。时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又说：“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17]
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电令右路军南下，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内容是清楚的。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回忆说：“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容是很清楚的。”[18]
徐向前回忆中澄清张国焘的电报没有称密电。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密电只是历史学家的称呼，并不是当时的称呼。电文的内容是电令右路军南下，也没有“武力解决中央”几个字。对于改变中央政策这样重大的决策，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单独致电前敌指挥部，而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意图都很明显。其他人未必都能了解张国焘的意图，也不会和张国焘的意图一致。但是毛泽东早已洞悉张国焘意图。这只是一层窗户纸。历史学家把电文的内容解读为“武力解决中央”是一种概括，也是切中要害。
同月，北上红军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批评张国焘对领导上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以陕甘支队名义，公开的布告只以彭德怀、杨尚昆署名。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陕北。
留有余地后面才有文章可做。在俄界会议上，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不同意，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做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19]
中央红军以陕甘支队名义，公开的布告只以彭德怀、杨尚昆署名。这样就给蒋介石以错觉，麻痹国民党军，促进中央红军顺利北上。毛泽东对彭德怀、杨尚昆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有三军团出来了。”[20]
11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进攻百丈关，与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的21军长唐士遵、44军长王瓒绪等部进行决战。百丈关位于四川名山县，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称为获百丈者，必得成都无疑。因为百丈关接近成都，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继力量不断加强，战争打得十分困难。战场的选择失当。[21]百丈战役是一场十分剧烈的大恶战，红军歼敌15，000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红军向青衣江以北转移。
百丈战役是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转折点。实践证明，张国焘南下阿坝的路线是一条死路。南下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较大，导致红军力量由原来8万人锐减到4万人。
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领导的部队会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毛泽东后来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迅速打开抗日战争的局面，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基础。
同月，张国焘率领红军南下后，在四川理潘县卓木堡（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主席，进行分裂活动。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即陕甘支队组成新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新的红一方面军。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由于中革军委机关在红四方面军，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参谋长刘伯承等人也在红四方面军，因此毛泽东在陕北成立西北军委。这样，采取与红四方面军互不否认，也就是不承认张国焘成立的伪中央，但承认红四方面军所在是中革军委。这体现毛泽东说的留有余地后面才有文章可做的观点。
12月，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张浩回到延安。张浩即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称为瓦窑堡会议。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会议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6年1月，张浩、张闻天在延安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传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建议张国焘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张国焘复电张浩、张闻天，原则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的决议。
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临时中央”。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总指挥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和贺龙等力争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
10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实现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31军进入陕北地区。红军会师后，成立新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把战略机动空间大的地区称为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陕甘宁地区位于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等力量争夺的交叉点，战略机动空间大，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是红军长征的正确战略方向。
红军北上是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的具体实践，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红军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
[1]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2]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3]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442页。
[4]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4页。
[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7]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8]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9]毛泽东：《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0]毛泽东：《左路军应改道北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1]毛泽东：《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2]毛泽东：《左路军应改道北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3]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4]叶剑英：《长征的艰险历程》，《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页。
[15]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16]徐向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17]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18]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19]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2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21]徐向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