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Party’s Three Magic Instruments
Abstract: Guangzhou has an important statue i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CPC. In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Mao Tes-tung, Zhou Enlai, Liu Shaoqi and other senior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s came to Guangzhou,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theory innovation. They positively explored the right road for Chinese revolution, and boosted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PC’s Third Congress held in Guangzhou, was an epitome of the magnificent history and showed the ideal light of daring to be the first, daring to win. Under the Third Congress’s convening and its influence, the Party’s three magic instruments includ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united front and armed struggle were initially formulated,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showed the communist’s original mission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was also a vivid portrayal of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到广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是这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共产党人敢为人先、敢于胜利的理想之光。中共三大的召开及其影响下，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大法宝的初步形成，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体现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中共三大召开前广东党组织的发展
广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党、团组织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华南传播，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广东第一个支部成立，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青年团一大等全国性重要会议相继在广州召开，推动重大革命斗争实践，促进国民革命的高潮。
（一）马克思主义在华南传播
杨匏安是马克思主义在华南的最早传播者。杨匏安是广东香山北山村（今属珠海）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革命活动家。1918年，他来到广州，居住杨家祠，位于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公署旁。五四时期，1919年11月至12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分19次发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杨匏安的文章写于杨家祠。这篇文章与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李大钊和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北李南杨之誉。
马克思主义是五四精神传播的核心内容，杨家祠（即杨匏安旧居）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华南传播的最早的红色据点。马克思主义在华南传播，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奠定思想基础。
在广州众多的红色遗址中，杨匏安旧居是最早之一。2019年4月，杨匏安旧居重新修缮后，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等出席开幕仪式。从杨匏安旧居开始，一大批红色文化史迹在广州出现，书写南粤大地的红色故事。这些著名的红色文化史迹包括：小红楼原址（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维新横街素波巷30号广州市十中内）、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址、青年团一大会址、中共三大会址、中共广东区委旧址、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
（二）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广东支部到中共广东区委（1924年搬迁到文明路），广东党组织以素波巷小红楼原址为主要活动地，开展革命工作，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1月，陈独秀筹备在广州创立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位于小红楼原址。以此为掩护，3月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领导建立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来谭平山接任书记。《广东群报》成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
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并向大会提交《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后，1922年脱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在他的硕士论文里附有英文的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这份党纲才保留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成为汉奸，曾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包惠僧是代表陈独秀参加中共一大，1927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务院参事等职。
8月，广东党组织传达中共一大精神，并成立中共广东支部，这是广东第一个党支部，谭平山任书记。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团一大等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会议在广州召开，推进工人、青年运动高潮，推动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使广州处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9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谭平山任书记。
到1922年6月，全国党员达到195人，而广东支部有32人，在全国各支部中仅次于上海的50人，居第二。中共广东支部成员名单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林祖涵、杨匏安、罗绮园、王寒烬、梁复然、杨殷、杨章甫、冯菊坡、黄裕谦、郭瘦真、郭植生、赖玉润、谭天度、沈厚培、梁桂华、钱维芳、施卜、陈式熹、潘兆銮、周侠生、张瑞成、佘广、王卓如、黄学增。
广州也是孙中山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大本营。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Adolf Joffe）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开始与苏联建立合作。中东铁路问题，孙中山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但是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孙中山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
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思想发生伟大转变，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2月，孙中山领导驱逐陈炯明叛军，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这是他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邀请陈独秀担任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三）中共三大代表来到广州
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位于东山的春园。在广州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共三大代表来自13个地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enk Sneevliet）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萍乡（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①]
关于中共三大代表的人数的权威报告是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一份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该报告是写30多位代表，同时明确写有表决权的有19人，有发言权的10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10人，合计是39人。[②]这份报告没有署名，但和马林写的补充报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内容吻合，并相互补充，逆料是马林写的。该补充报告主要是增加中央委员得票等情况。[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均记载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为30多人，就是采取上述报告的数据。
这份报告写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30多人，当是马林没有把自己写进去，因此他接着补充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加起来是40人。这个人数是与1923年马林写给共产国际的两份英文文件，以及1926年中共六大时瞿秋白补记的中文档案是一致的。马林的《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提到，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投票情况，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毛泽东34票等。瞿秋白也有一份中文得票记录。马林的另一份文件《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提到陈独秀关于国共合作的提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④]
从40票、37票的两次投票情况看，不管是有表决权的代表，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是来宾和非正式代表等，所有与会代表均可以参加投票。也就是说，中共三大并没有严格区分有表决权、有发言权，以及来宾和非正式代表。
中共三大代表名单39人，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共40人出席这次大会。具体名单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以上中央局）、张太雷（团中央）、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孙云鹏、刘天章（以上北京）、邓培（唐山）、王俊、张德惠（以上长辛店）、陈为人（哈尔滨）、王用章（济南）、王荷波、沈茂坤（以上浦口）、王仲一（上海）、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以上杭州）、项英、林育南、张连光、陈天（以上汉口）、毛泽东（长沙）、陈潭秋、朱少连、袁达时（以上萍乡）、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谭植棠、杨章甫（以上广州）、瞿秋白、刘仁静（以上旅莫斯科支部），以及马林（共产国际）。
梁复然回忆，中共三大预备会议选出的广东代表有谭平山、杨章甫、阮啸仙、刘尔崧、谭植棠、冯菊坡。[⑤]杨章甫写信给梁复然，回忆他是中共三大代表。[⑥]
据此，出席中共三大的广东代表有6人，主要是：谭平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冯菊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主任）、阮啸仙（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刘尔崧（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谭植棠（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主任）、杨章甫（共青团广州地委宣传部主任、铁路局编辑）等。
二、中共三大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中共三大与党的建设
中共一大宣告党的建立，中共二大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确立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广州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起点。因此，广州是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的重要起点，萌芽之地。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40人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等13个文件。
大会主要解决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中共三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等9人当选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等5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选举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秘书（秘书长），罗章龙为会计。
中共三大制定党的建设的方针，对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有：建立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体制，初步规范党的代表大会程序，进一步规范党员发展的程序，严格党的纪律等党的建设方针。[⑦]
规范党员发展的程序。其中，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中共三大通过的修改后的《党章》第二条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⑧]这些规定有很多都沿袭下来。
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纪律。个人服从组织。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少数服从多数。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全党服从中央。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⑨]
中共三大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奠定基础。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有党员420名。中共三大通过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产生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有党员57,900多名。因此，中共三大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广州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起点。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唱国际歌也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6月，中共三大会议期间，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并在《新青年》当年第1期发表。中共三大闭幕会上，全体代表到黄花岗唱国际歌。
中共三大代表身上体现共产党人敢为人先、敢于胜利的理想之光。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筚路蓝缕，展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三大的39名代表，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走出的国家领导人有2人：毛泽东、谭平山。见证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员有3人：毛泽东、徐梅坤、谭植棠。
中共三大代表中，有烈士19人，按牺牲先后有：金佛庄、刘尔崧、邓培、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向警予、朱少连、何孟雄、林育南、蔡和森、王仲一、刘天章、邓中夏、阮啸仙、瞿秋白、陈为人、项英、陈潭秋。其中，广东籍有刘尔崧、邓培、阮啸仙3人，在广州从事革命斗争牺牲的有刘尔崧、邓培、张太雷、蔡和森等4人。
广州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性的纪检监察机关的建立地。中共广东区委监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性的纪检监察机关。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在广州成立，林伟民任书记，杨匏安、梁桂华任副书记。广东区委监委的成立，为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提供宝贵经验。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杨匏安介绍广东区委监委成立的重要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至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正式诞生。
广州是中国工运和青运的重要策源地。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接着，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共青团主要创始人俞秀松、张太雷、施存统等齐聚广州。广州是共青团的诞生地。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林伟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任副委员长。不久，省港大罢工在广州发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大罢工，是世界工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1926年，刘少奇到达广州，参与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大罢工，推动各行各业工人大联合。同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作工作报告。苏兆征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长。刘少奇作的报告主要内容，题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收入《刘少奇选集》第一篇。
（二）中共三大与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在广州相继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起来。因此，广州是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重要起点，萌芽之地。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在前两次建立政权中，孙中山领导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二次护法，先后由于军阀陆荣廷和陈炯明等的排挤或叛变导致革命失败。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广西桂林与孙中山会晤，开始探讨国共合作问题。
1922年，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确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开展合作。会后，李大钊与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举行会晤，就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达成共识。李大钊是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3年，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后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领导国民革命。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建立统一战线。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国共合作的方针。会议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开展国共合作，确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决议案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⑩]
毛泽东支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他着重批评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意见。他说：“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他也不赞成马林、陈独秀等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他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11]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领导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发表包含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内容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孙中山当选国民党总理，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一书，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孙中山专门提出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好朋友，国民党员不应该反对共产党员。他在《三民主义》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又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12]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这就为国共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黄埔军校和农讲所两所学校，推动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
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在推动国共合作发展的同时，对统一战线理论进行探索。
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是它的代表。依靠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仅仅是一个幻想。
要时常提防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不要让他们扰乱革命阵线。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又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3]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推动大革命的发展。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很快统一广东。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胜利进军，占领武汉。国民革命进入高潮。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广州发表的两篇重要理论文章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篇重要文献。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政治领导力量。
（三）中共三大与武装斗争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不能因为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这两个文件说明，中共三大开始注意军事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和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开始推动武装斗争的萌芽。因此，广州是三大法宝之一武装斗争的重要起点，萌芽之地。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恽代英等先进共产党人，开始积极探索军事斗争。广州有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旧址、黄埔军校、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国防教育、爱国拥军品牌。此外，肇庆有叶挺独立团旧址、惠州有叶挺故居等，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与广州大革命史密切相关的史迹。这些红色遗址都是广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重要起点的历史见证。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黄埔军校。同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老师中走出叶剑英、聂荣臻等共和国元帅，恽代英、萧楚女、熊雄等革命英烈，黄埔学生中，为中国革命培养林彪、徐向前等共和国元帅，以及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左权、刘志丹等大批军事将领。
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关。1924年10月，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立，周恩来兼任广东区委军委书记。1926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搬到万福路，一直到1927年4月。
铁甲车队及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员徐成章任队长。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从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的相继成立，这是以周恩来、叶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背景，从孙中山逝世后广东的政局讲起。1924年11月，应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一直是胡汉民担任代理大元帅。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国民党二大召开，汪精卫又担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
首先发生廖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常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越秀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
因为胡汉民的堂弟、大本营粮草处长胡毅生，粤军第一军长梁鸿楷牵涉廖案，国民政府常委胡汉民下野，流亡苏联，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长、广东省长许崇智下野，避居上海英租界。汪精卫、鲍罗庭又提出胡汉民不知情，宜保存其名誉。谭延闿认为胡汉民是惟一能救廖仲恺者，但不救他。8月30日《谭延闿日记》说：“然惟一能救仲恺者彼，而彼不救，此则公孙宏之论郭解，王茂弘之叹伯仁，非所闻也矣。”[14]案胡汉民不救廖仲恺，比于西汉好巧杀人的郭解，御史大夫公孙弘知而不救，东晋暗中相助的周顗（字伯仁），宰相王导不知而未救。
同月，国民革命军成立，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担任第一军军长，处于上升地位。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担任军长。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先是，蒋介石让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给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打电话，要他调中山舰到黄埔。蒋介石后来否认发过命令。因此，李之龙被指为异动。蒋介石派兵在广州实行戒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是个比较软弱的政治人物，他躲在法政路的汪公馆几天不出。如果他被扣留或逮捕，在广州的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的第二军、李济深的第四军、程潜的第六军等，以及苏联顾问团可能都有理由营救他。他不出，其他各方就没有反对蒋介石的合理理由。当时，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庭（Mikhail Borodin）回了莫斯科汇报工作，不在广州。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Andre Bubnov）负责处理事件，决定采取退让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反击。周恩来主张反击，一度被蒋介石软禁。但是，这件事体现周恩来的魄力，在党内外展示出革命家的风范。但最后布勃诺夫和苏联进行退让，在上海的陈独秀也采取退让，没有开展反击。这样，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迫下野。蒋介石掌握广东军政大权。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江西永新实行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
三湾改编也吸收中山舰事件的教训。毛泽东在三湾举行前委会议。开会时，原来被抓一个民团头目逃跑，毛泽东下令特务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戒严。同时，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陈浩等一边喝茶，继续开会。会议决定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陈浩任团长。余洒度、苏先俊任前委委员。这样，三湾改编不但把部队师的建制缩编成一个团，杯茶释兵权，而且还创造性地成立士兵委员会，推行三大民主和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的重要原则，使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因此，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著名作词家任红举作词的《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诗歌说：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1927年，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和和工农红军。张太雷任广州苏维埃代主席，叶挺任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指挥。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三大起义之一。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道，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四）中共三大与农民运动
中共三大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探索农民运动的理论。因此，广州是中国农运的摇篮，是毛泽东领导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重要源头。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著名的学生。杨昌济曾到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深入研究伦理学，并与章士钊是校友。1918年，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长后，推荐杨昌济担任北大教授。杨昌济又推荐毛泽东到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当时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长。章士钊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并在上海积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杨昌济病逝前，专门写信给章士钊，托付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称赞他们前程远大。他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5]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时，把德国著名学者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从日文翻译）作为教材，向学生讲授，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写了大量的笔记。该书多次赞扬个人意志，提出意志高于理智的观点。做一件事情的成功，并不是单靠理智去做，还需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意志。
毛泽东历来强调意志对斗争的作用。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写《四言诗·奋斗》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6]1925年毛泽东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在离开长沙前写《沁园春·长沙》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7]1936年他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创作，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时发表《沁园春·雪》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8]1963年他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1965年发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20]
有坚持不懈的意志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孙中山十落十起，经历多次反清起义失败，袁世凯背叛革命，陆荣廷排挤，陈炯明叛变，愈挫愈奋，最后取得成功。刘备是七落七起，先后投奔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经历吕布抢徐州，曹操煮酒论英雄之猜忌，袁绍官渡之战的疑心，刘表死后被排挤，曹操打荆州等事件，最后建立蜀汉。毛泽东三落三起，领导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三落三起，领导推动改革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像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一些当时著名的人物，最后没有坚持走下去，就是缺乏革命到底的意志。陈公博、周佛海后来脱党，最后做了汉奸。张国焘不行，跑到国民党去，国民党最后也不用他。陈独秀也没有这个意志，后来做了托派。对陈独秀、张国焘的评价，写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农民运动就是毛泽东坚持把它做成功，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毛泽东略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又说：“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21]张国焘承认这种看法是毛泽东对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他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说：“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22]
中共三大后，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起来。农讲所一共主办6届。1924年，农讲所创办，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担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孙中山专门参加农讲所学员第一届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
孙中山提出农为党本。他说：“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23]
1925年，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阮啸仙担任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彭湃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在担任农讲所主任期间，彭湃积极研究农民运动。1926年，他发表著名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第一篇中国农民运动理论著作。同年，阮啸仙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书，比较系统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经验。
1926年，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长职务。这个时候，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深入研究农民运动的理论，培养革命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担任农讲所所长期间，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收入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26种。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作为丛书的序言，深入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充分肯定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他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24]
当时，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主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毛泽东还批评工人运动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局限于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权。
该文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起，是毛泽东在广州发表的两篇重要理论文章之一。后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进一步发展农民运动的理论。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而以赣南、闽西为基础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毛泽东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5]
广州农讲所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对湖南农民运动、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广西左右江农民运动等三大地域的农民运动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毛泽东、彭湃、阮啸仙和韦拔群等农讲所走出来的共产党人，积极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卓越贡献。
从中共三大到农讲所，从广州到井冈山的历程，体现广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伟大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广州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走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源头，是中国农运的摇篮。
三、广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的重要起点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6]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7]
中共三大在广州的召开，体现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的城市特色。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荷兰人，他不远万里，三次来到中国，其中两次来到广州，为建立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春园旧址三楼复原有马林办公室。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有一批丰富马林档案和中共三大档案，部分珍贵档案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展出。旅俄回国的瞿秋白、刘仁静，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参加中共三大。瞿秋白还翻译《国际歌》，在中共三大闭幕会上集体演唱。中共三大后，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法国勤工俭学来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黄埔军校等领导工作。
中共三大提出，国民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以消除内外压迫。”[28]
中共三大确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掀起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广州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来到广州，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推动反帝反封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
毛泽东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周恩来认真总结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成果，刘少奇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朱德积极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广州完成。《周恩来选集》第一篇《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是在广州完成的。《刘少奇选集》第一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是在广州完成的。因此，正是在广州，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批理论成果。
中共三大召开后，初步形成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一系列理论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体现中共三大敢为人先、敢于胜利的理想之光。因此，广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的重要起点，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之地。
[①]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②]佚名：《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③]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页。
[④]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⑤]梁复然：《中共三大前夕举行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⑥]杨章甫：《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⑦]范劲松、王道志：《论中共三大对党的建设的历史意义》，《党史博览》2013年第5期。
[⑧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⑨]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
[⑩]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11]马林：《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67页。
[1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4]谭延闿：《谭延闿日记》1925年8月30日，讱斋日记第七。
[15]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文集》第2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6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17]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8]毛泽东：《沁园春·雪》，《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9]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20]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29页。
[21]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74页。
[22]中共三大：《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23]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0页。
[24]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25]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6]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28]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