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 Xuezeng Thought on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s Peasant Movement
Abstract: Huang Xuezeng w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eriod, and a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 in Baoan county (current Shenzhe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He promoted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a county (current Huadu district in Guangzhou), Baoan county and Nanlu areas of Guangdong, positively supported the Guangzhou-Hong Kong Stride, lifted the curtain o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of Gaoyao, Guangning and Baoan counties in Guangdong, and condu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iongya (in Hainan Island) revolutionary base. Huang Xuezeng firstly proposed several revolutionary thoughts such as: The peasants all over the province should support Guangzhou-Hong Kong Stride;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all over the province would actually become the peasant’s second government; It couldn’t only depend on the pure military actions to get the victory of the struggle etc. His series of thoughts drove the practice of peasant movement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periods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stimulated the precise experiences for the Communists to open up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rural areas.
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宝安县（今深圳市）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他推动广州花县和宝安农民运动，积极支持省港大罢工，推动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的兴起，揭开广东高要、广宁和宝安等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序幕，指导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开展。黄学增提出全省农民首先便就赞助省港罢工，各地农民协会事实上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斗争的胜利等系列思想，推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积累宝贵经验。
一、全省农民首先便就赞助省港罢工
黄学增毕业于著名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并是广州农讲所的第一届学员。他提出全省农民首先便就赞助省港大罢工，从工农联盟的角度探索农民运动的实践。
黄学增是广东遂溪人。1920年，到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甲工创办于1918年，广东工艺局长黄强兼任校长。甲工培养阮啸仙、张善铭、周其鉴、刘尔崧等大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进步青年。1922年，黄学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广州花县（今花都区）开展农民运动。根据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的方针，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4年，黄学增到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前往花县领导农民运动。10月，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乡成立，并开展反对花县地主江新南、江锦堂等组织的田土业权维持会的斗争。11月，黄学增来到广宁，积极支持彭湃、韦启瑞推动广宁农运，反击潭布大地主江淮英对农会的进攻。
黄学增花县、广宁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1月，在花县元田村领导击退地主江锦堂指挥民团的进攻，保住农民协会。2月，赴广宁开展农运，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士第率铁甲车队支持，广宁农军攻下江屯炮楼，打败江淮英等组织的地主民团，并解散民团。
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黄学增当选执行委员、秘书（秘书长）。这时，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22万人。
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6月，为响应五卅运动的发生，省港大罢工爆发。沙基惨案发生后，罢工进一步扩大。黄学增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积极指导省港大罢工斗争。
黄学增提出全省农民首先便就赞助省港罢工。他在《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说：“全省农民首先便就赞助省港罢工，由全省农民协会决定各个农友一次过捐款一毫接济罢工工人伙食，凡有罢工纠察队所驻扎地方，农民都很踊跃的普遍的帮助纠察队封锁港口，诚愿甘自牺牲对外输出的利益（输出农产品），断绝内地和香港的关系，甚至因此而和国民党所领导的地方官、驻防军、警察、民团冲突，以致牺牲性命者亦复不少。另一方面，农民的减租斗争、反抗民团斗争，亦正急剧的普遍的发展起来。”[1]宝安农民反抗地主民团和国民党驻防军等的斗争，也是这一时期有名的农潮之一。
7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宝安县支部，黄学增任书记。这是深圳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书记。10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展第二次东征。11月，陈炯明败退，流亡香港。
同月，黄学增来到宝安县沙井，协助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查办地主陈炳南、陈寿康等偷运粮食事件，并反击驻防军、民团的袭击。12月，他离开宝安。打击宝安的偷运事件，加强对香港的封锁，维护省港大罢工秩序。
积极起来拥护省港罢工，推动农民运动普遍的、接续不断的在各地发生。黄学增在《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说：“于是，他们大胆得多了，毫无疑义的积极起来拥护省港罢工，参加一切反帝国主义斗争，特点是站在罢工纠察队这一方面，以武装帮助纠察队实行封锁港口，以抵抗一切破坏罢工的反动势力，不惜牺牲了许多英勇的农民同志，又毫无疑义的积极的起来加紧对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因此，反民团、反苛捐杂税、要求夺取乡村公款和乡村政权等运动，很普遍的、接续不断的在各地发生。”[2]
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积极支援广东统一。在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南讨，打败八属联军总指挥、军阀邓本殷。1926年1月，广东全省实现统一。
二、各地农民协会事实上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
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黄学增积极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他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南路办事处主任等职，提出各地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支持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反抗斗争，积累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确立。在国民党二大上，黄学增担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黄学增在国民党二大上发言，积极提议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后，回长沙被湖南省长赵恒惕当局扣捕。大会根据黄学增的提议，遂通电全国，高度评价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要求湖南当局立即释放刘少奇。在全国各地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下，刘少奇终于1月26日获释。
广东统一后，南路农民运动大有可为。3月，黄学增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早在1925年8月，黄学增积极支持下，雷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特支成立，韩盈任书记。广州农讲所第二届学员黄杰（海康人）、第三届学员黄广渊、第四届学员苏天春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薛文藻（以上遂溪人）等参加。南路革命力量开始发展壮大。
黄学增积极领导成立南路共产党组织。遂溪、雷州（海康）、吴川、阳江、廉江、梅菉（今属吴川）等县市秘密建立党支部。这是广东南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组织。大批共产党干部发动农民斗争，成立各地农民协会，大力推动南路农民运动的兴起。
黄学增参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在南路办学校、讲习所和补习班等方式，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他主持举办梅菉市宣传学校，在海康建立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在雷城举办工农补习班，培养一大批革命干部。
同年，黄学增根据自己的调查，发表《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对广东南路遂溪、海康、化县（今化州）、电白、吴川等9个县市的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考察，为开展农民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农民》1926年第4、5期。
农民支持共产主义，极赞成农民协会。黄学增在《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说：“我与陈荣位同志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从梅菉至吴川，又从吴川城回梅菉，一路农民皆以共产相问，他们不怕共产，而且喜欢共产。他们极赞成农民协会，第五区杨屋村农民杨绍和、文屋村农民文庆随谈十余里甚投机，并请我们到他们处组织农民协会。”[3]案陈荣位是中共雷州支部书记。
黄学增作为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积极推动各地农民协会的成立，贯彻辅助农工政策，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3月，黄学增支持吴川第五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世芬领导农民反三捐斗争，反对县长苏鹗元与地主李咏益勾结向农民抽取蒜头捐、蒜串捐和壳灰（肥料）捐。最终，迫使县长苏鹗元取消三捐，斗争取得胜利。
在各地成立农民协会的斗争中，黄学增领导对破坏农会的地主民团进行斗争，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3月，撤销地主卓子藩窃据的海康县肇榄乡农协委员长职务。不久，将恐吓农会的电白县第三区黉花乡民团团董李公录扣捕法办。
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北伐胜利进军，国民革命翻开新的一页。
9月，英利（当时属徐闻）民团保卫局局长邓志圣勾结海康县长苏民、驻防军营长陈公侠派兵包围海康县农民协会，逮捕并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特派员程赓。事件发生后，黄学增采取坚决的态度，通过各种方式声援县农会，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农会的罪行，最后缉办邓志圣，撤办苏民、陈公侠，抚恤程赓家属。
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门提出程赓事件，要求国民党立即纠正摧残工农运动的行为。12月，他在《人民周刊》发表文章说：“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4]
经过各种斗争，黄学增领导的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27年1月，中共广东南路地委在高州成立，黄学增任书记。当时，南路农会会员发展到12万人，各地相继成立有农会组织，其中，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等8个县成立县级级农民协会或农民协会筹备会，并建立农民自卫军。
黄学增提出各地农民协会事实上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他在《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说：“各地农民自动手杀戮乡村豪绅反动派，一般中农自动手去摧毁收税机关、抗缴苛捐杂税，一般佃农觉得仅仅减租已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他所要求的委实是土地（特别是海陆丰）。农会组织亦因之特别发展，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统计全省居然有了四十多个县有农会组织，农会会员有了六十多万。再到一九二七年的三月间的省农会第二次扩大会统计，全省居然又有六十多县农会组织，农会会员在一百二十万以上，各地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5]
南路农民运动发展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广东农民协会有会员80万人，1927年曾一度统计有120万人，全省73个县均成立有农会组织。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著名的省份。
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斗争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黄学增领导广东西江地区的高要、广宁和中路的宝安的武装暴动，领导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他提出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斗争的胜利，总结广东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与毛泽东提出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一致的。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发生四一五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大革命遭到挫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起反抗。同年夏，黄学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巡视员，返回西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积极策应广州起义。
领导高要暴动。9月，黄学增领导农民自卫军在高要领村发动起义，伍耀辉任大队长。部队有1000多人。由于力量不足，暴动失败，余部300余人转移到山区。
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未到任），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同月，为声援广州起义，东宝工农革命军总指挥蔡如平领导宝安县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攻打深圳。起义不久失败。
领导广宁暴动。1928年2月，黄学增领导农民赤卫队在广宁螺岗发动起义，欧蛟任大队长。起义后，宣布成立广宁县苏维埃政府，罗国杰任主席。3月，由于力量不足，暴动遭到失败。
领导宝安暴动。4月，为响应东江各县暴动，黄学增回到宝安，领导宝安第二次工农武装起义。后因各乡负责人动摇，第二次暴动未能按计划完成。5月，黄学增领导宝安第三次工农武装起义。暴动在第五区发起，因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第五区新围村，宝安县工农军退至东莞、宝安边界。但遭国民党军围剿，武装斗争被迫停止，人员疏散至香港。
领导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6月，黄学增任中共广东省委琼崖巡视员，前往海南岛。7月，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他领导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改组琼崖红军，筹备建立琼崖独立师。琼崖革命斗争条件异常艰苦，开展工作十分困难。11月，当选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1929年5月，黄学增任中共广东省委琼崖巡视员，官天文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黄学增提出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斗争的胜利。7月，他在《阅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以后》说：“不能利用乡村械斗，变豪绅地主所领导的乡村械斗为农民反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以致妨碍了农民阶级斗争的发展。再则在军事投机这一缺点内，忘却指出各地不单止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还有倚靠绝不可靠的土匪以为发动斗争的力量，并且幻想土匪行动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四一五以后西江、南路的斗争，完全是犯着这一倾向。”[6]
7月，黄学增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时负责海南岛行政事务的琼崖实业专员黄强曾是甲工校长，以师生之谊、同姓宗亲为名进行劝降。他说黄学增走错了路，回头是岸。黄学增坚定回答，走错路的是你黄校长，而不是我黄学增。黄学增毫不畏惧，在海口英勇牺牲。
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实践，提出反对单纯军事观点。12月，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说：“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7]
黄学增总结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与毛泽东提出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坚持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领导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正确的革命道路。
黄学增被誉为南路农民领袖。1960年2月，周恩来到湛江视察工作，对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等人简要介绍黄学增烈士的革命事迹，并询问他家里现在的情况，嘱托党和政府要对他的亲属多给予关心和照顾。1962年，在黄学增的家乡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修建黄学增故居纪念亭，永远供人们缅怀和瞻仰。
[1]黄学增：《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黄学增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2]黄学增：《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黄学增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
[3]黄学增：《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黄学增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4页。
[4]周恩来：《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5]黄学增：《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黄学增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6]黄学增：《阅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以后》，《黄学增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7]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