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 Tes-tung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 Lessons of the Battle of Guangcha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Transition of Military Strategies of Red Army in the Period of Long March
Abstract: Mao Tes-tung positively summaris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Battle of Guangchang & the War of the Fifth Counter-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thoughts such as that: The mobile warfare is a basic form for the guerrilla war, but it won’t refuse the positional warfare if necessary and possible. Concentrating the forces and transforming the advantage of our army on enemy in the battle and warfare. The end of strategic retreat can’t be limited in a certain area, so we should wait and make the weakness of enemy. Mao Tes-tung military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ictory convening of Zunyi Conference and the military strategic transition of Red Army in the period of Red Army. And Zunyi Conference criticised the left leaning military mistakes, and reapproved the righ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outine represented by Mao Tes-tung. Because it set up the core leadership of Mao Tes-tung in the whole party and army, Zunyi Conference saved the party, saved the Red Army and sav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 became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go towards victory.
毛泽东积极总结广昌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集中兵力，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战略退却的终点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待敌发生可乘之隙等重要军事思想，对长征时期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军事战略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遵义会议批判博古、李德（Otto Braun）等“左”倾军事错误，重新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政治路线。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历史转折。
一、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
毛泽东总结广昌战役等经验教训，提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军事思想。运动战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争形式，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歼灭敌人。
1933年5月，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北路军和东路军担任主攻。顾祝同任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有第1、3、6路军，共18个师。蒋鼎文任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有第2、4、5路军，共11个师。
蒋介石采取三四百米一进、三五里一推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向苏区挺进。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被排斥。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最高三人团成员、德国人李德掌握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权。李德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分派红军死守广昌、建宁等要塞，打阵地战、堡垒战。
10月，国民党军第8纵队总指挥周浑元率3个师，进犯中央苏区北大门黎川，红军奋起反击。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黎川被敌军占领。李德等人把责任推卸到红七军团长、政委萧劲光身上，竟然作出开除党籍、逮捕判刑的错误决定，毛泽东等坚决反对，力争将萧劲光保护下来。
黎川失守后，李德错误地命令红军贸然进攻根据地北面的敌人巩固阵地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主动权。接着，又进攻东南的敌人巩固阵地资溪桥，又不胜。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局面。
11月，国民党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和福建省主席蒋光鼐等以19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 并得到19路军原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积极支持，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毛泽东敏锐认识到这一事变的重要性。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突进浙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和闽浙皖赣苏区相配合，并有效策应19路军，共同抗日反蒋。这是一个独具战略眼光的建议。
福建事变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初期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博古、李德对这一事件的战略意义根本没有认识。
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等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丧失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有利时机。后来，1934年1月蒋介石指挥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率军攻入福州、泉州等地，19路军被改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垮台。福建事变失败。
1933年12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黎川的团村击溃周浑元部3个师，歼敌1000余人，俘300余人，打了一个击溃战。团村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取得少有的一次战役胜利。如果没有李德的错误指挥，红一军团没有被调往建宁，与红三军团协同作战，歼灭敌人一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934年4月，陈诚指挥国民党军北路军的7个师进攻广昌，博古、李德等命令红一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等率红军死守广昌，打响广昌战役。红军损失惨重，向南转移，广昌失守。
红军作战采取李德的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它的具体战术是，敌人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在敌人出击进至于碉堡二三百米，乘其立足未稳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达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是错误的。因为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是在遇着红军主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以吸引红军于其附近，而便于在别方面的纵队急进、跃进或转移该纵队的前进方向。国民党军并不是完全的步步为营。因此，红军必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避免被动防御。
林彪、聂荣臻提出，要运用运动战的战术打击敌人，并将有关意见致信中革军委。但是，李德、博古没有接受这些正确主张。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要求改变作战方针，当面批评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①]
警惕被敌人的堡垒战术所制约，忽视敌人在别的方面的急进、跃进或转移该纵队的前进方向。同月，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在上述这种敌人若一旦遇着我主力则立即采取三四百米一进、三五里一推的缓进法或完全暂时不进而加紧筑堡，以吸引我军于其附近，而便于在别方面的纵队急进、跃进或转移该纵队的前进方向（如陈敌进攻樟横村、丘家隘，知一军团赶到了溪口、茶庵后，遂在樟村方面取守势而移其兵力向西城桥、坪上圩前进的行动和罗敌进荷田冈至杨林渡之线后，遇我一、三军团赶到中和圩、沙州，他于完成碉堡后转向西进，进占三溪、三坑）。如敌在当时对我行踪不明时，他多半是采取中速行程（半天行程约廿至卅里）的跃进行动，但也有时暂时不动而加紧其侦察工作（如我一、三军团在董家店、将军坳、南村、水南荫蔽集结时敌之飞机在苏区到处侦察，其别动队在新丰市一带活动）。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敌人前进方法主要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而定，如知我主力不在某地而某地又为其作战目标则他采取急进的方法，如某地之敌已知我军主力在攻击他或在其附近时则他采取缓进法，如敌当时对我主力军行踪不明时则多半采取跃进法。”[②]
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主力应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以主力军大量地消灭敌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才能转变战略形势。采取打阵地战、打堡垒战的打法是不对的。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个连或一个营），就此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过一回消灭敌人几个师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判断敌人将向某地前进则位于某地附近）而外，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以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专靠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样的战法虽能削弱敌人，但略有损失的敌人不久后，仍可得到补充和恢复的。同时在我们方面，虽能争取得一些零碎、局部的胜利，但我们仍要付出不少代价才能取得胜利。”[③]
堡垒之敌并非敌人的主力，而是配合其他部队进行佯攻。因此，红军不需要用主力对付堡垒之敌，而是以一部监视、牵制他。红军主力应该在机动中抵御敌人主力的合击，在运动战中捕捉战机，达到大量歼灭敌人。李德实行短促突击的堡垒战术正好是落入敌人的圈套，是完全错误的。
对付堡垒之敌，应该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待敌人佯攻时以反突击消灭敌人。反突击必须首先切断敌人退路，主力应在侧面打进去。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在敌前进方向的重要山头、村庄，以一个营以下的兵力占领，并在山顶的外斜面上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能抗飞机弹及炮弹的并有充分的副防御和伪装），待敌佯攻时以反突击消灭敌人。”又说：“反突击必须首先以有力之一部切断敌人退路，这样才能保障反突击奏效时敌人走不脱，接着就是侧面的部队打出去，抗守正面部队一定要等已切断敌时及侧面已打响时，才可以一部守原阵地配合打下去。在敌侧面出击的部队最好两边配置一点兵力，但不要平分兵力，整个反突击的主力应在侧面。”[④]
对付堡垒之敌，须待敌前进的部队与他后面的堡垒断绝有效的火力联系时才可行反突击。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须待敌前进的部队与他后面的堡垒断绝了有效的火力连系时才可行反突击，如敌尚未脱其堡垒有效火力的掩护则我们的反突击或短促的突击多半是得不偿失的。”又说：“反突击开始时机，如过早则必失效，并反遭敌人的攻击，必须待敌佯攻时，到我阵地守兵前数十米之处已开始投手榴弹时，方可开始反突击，并依电话、旗语等等协同动作。”[⑤]
1935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批判博古、李德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军事战略战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发言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主要体现在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1936年，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的体现和延伸。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又说：“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⑥]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在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中，创造有利战机，打阵地战，打歼灭战。这也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
二、集中兵力，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
毛泽东总结温坊战斗等战略战术，提出集中兵力，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等军事思想。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关键。
广昌战役后，1934年5月国民党军接着攻陷建宁。由于广昌、建宁相继失守，中央苏区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在敌进路上或路旁之最高山，可占领此种阵地，防止敌人占领。起伏地或小山甚多之地形，最便于乘敌运动中或初到时突击敌人。多树林之地形利于袭击敌人。同月，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有很大的决定意义，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少，不成为重要因素，在山地战为尤然。如地形条件适宜和战术运用巧妙等，是能以少胜众的，至少能消灭敌之一部。例如：（1）在敌进路上或路旁之最高山（在那一地域为最高）可瞰制远，如被敌占领则我军在其与该山连络之较其低下之阵地则失效用。如我军占领这种山，如该山前无可利用足以火力掩护攻夺我们守之阵地之山时，则我军可占领此种阵地，待敌仰攻时行反突击。（2）如各山山峰相距甚近，此山峰能射击到彼山峰。则敌必利用其已得之山峰以火力掩护夺取在我军手中之山峰，此种地形只适于滞敌前进而无他用。（3）起伏地或小山甚多之地形，最便于我军乘敌运动中或初到时突击敌人。（4）多树林（非密林）之地形利于我军袭击敌人。（5）在我军选择地形时须着眼于敌人的火力不使发扬，而便于我军包围迂回敌人。”[⑦]
仅只能从正面冲坍敌人，而又无法追击又不能迂回又不能包围的仗则不应打。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说：“我主力军应尽可能不放过有消灭敌人可能的机会，宁可多走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上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当然也应顾到不应过分疲劳兵力，和反致失掉更有利的机会，但赶到后见当时敌情、地形条件不利，经过正确的估计确知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或胜利条件不甚够时，或得不偿失时，则不应盲动的以主力进入战斗。这决不能认为是临阵动摇，例如仅只能从正面冲坍敌人而无法追击又不能迂回又不能包围的仗则不应打，而应忍耐下去，仅能从正面及侧面打坍敌人而不能追击不能迂回的仗，亦须慎重决定应否打，对于追击或迂回或较大的包围这几种方式至少能容许我军用一种战斗方式才能打。”[⑧]
8月，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的3个师在广昌南部、扼制通往石城的高虎脑，狙击国民党军东路军第10纵队总指挥汤恩伯等2个纵队，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战斗。高虎脑战役歼敌4000多人，击溃敌军的进攻，为红军长征和战略转移赢得时间。
9月，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等部4个师，在长汀的温坊利用运动战歼灭国民党军东路军第4纵队司总指挥李延年等部，歼敌4000余人。红一军团首长不按照中革军委死守温坊的命令，而自动进行机动，打运动战，取得温坊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必须改变短促出击的错误战术，采用运动战歼灭敌人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方向。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比较突出的一次战役胜利，是以运动战对付堡垒战术歼灭敌人的成功范例。
由于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广昌、建宁失守后，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对付堡垒战术要善于运用运动战歼灭敌人。《聂荣臻回忆录》说：“我们早就认为，敌人的进攻，并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进二三里，而是看情况决定的。我主力迫近他们跟前，他们的确是每次只前进二三里，构筑碉堡。但当敌人发现我主力远离时，他们也是跃进或急进较远的，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打运动战的机会。”[⑨]
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发言，阐述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温坊战役等作了深入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战略防御和集中兵力进一步进行阐释。
面对敌人堡垒主义，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又说：“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⑩]
实行战略防御，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得有利阵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又说：“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11]案收紧阵地，是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战略战术的总结，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思想是一致的。
集中兵力，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毛泽东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12]
一个拳头打人，主要的作战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毛泽东说：“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3]
总之，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整个战略指导方针错误的情况下，红军仍能夺取一些战斗的胜利，体现红军指战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实现军事战略转变提供有利条件。
三、战略退却的终点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毛泽东总结红军长征初期避战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战略退却的终点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待敌发生可乘之隙等军事思想。在诱敌深入等运动战中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待敌发生可乘之隙，集中兵力歼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这是长征的开端。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命令湖南省主席何键为国民党军“追剿”军总司令，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中央军、湘、桂军从北南两线堵截红军。湘军刘建绪任第1纵队总指挥，中央军的薛岳兼第2纵队总指挥，中央军的周浑元任第3纵队总指挥。
11月，红军发起湘江战役。南线为湘军、第1纵队总指挥刘建绪，和桂军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指挥第15军长夏威、第7军长廖磊等部。红军与优势的敌军进行顽强的战斗，在南线通过湘江。红军在广西灌阳的新圩、兴安的界首和全州的脚山铺顽强突围，到达湖南通道县。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这个危机时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在湖南通道县提出：“放弃原定方针，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称双枪兵，不经打。”[14]这是采取避强就弱，向利于战略机动的地区发展。
红军向贵州转兵。陈寿恒等在《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略说：“是日，共军主力退陷通道，得悉城步、绥宁、洪江方面国军云集，难以退向湘西与萧贺所部会合，仍转向贵州的锦屏、黎平方向逃退。”[15]案是日，指12月6日。萧贺，指红六军团长萧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团长贺龙。
通道会议开始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前进方向。这条路早被蒋介石识破，也就是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
12月，周恩来在湖南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始改变红军战略方针。会议决定：目前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除。黎平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16]黎平会议后，红军向贵州的遵义进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称为遵义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先后发言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错误，王稼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发言，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否定博古、李德奉行的短促突击和单纯防御的“左”倾军事错误，重新肯定毛泽东提出基本的是运动战、集中兵力和待敌发生可乘之隙等军事战略战术，并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作了分工，在云南扎西的鸡鸣三省地方，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渡乌江前，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几次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可以统称为遵义会议。
总之，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杨尚昆回忆录》说：“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17]
毛泽东深刻总结红军处理福建事变这一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对遵义会议后红军军事战略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体现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再次阐述福建事变对红军的地缘战略意义。
第一，处理福建事变的战略，红军应是继续在东线行动，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说：“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18]案××同志，指博古。
第二，处理福建事变的战略，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19]
毛泽东等批评红军长征初期采取的战略避战主义，提出退却的终点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待敌发生可乘之隙等军事思想。这些重要的军事思想对遵义会议后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等军事胜利打下基础。
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说：“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20]
案周、薛两纵队，指周浑元、薛岳两纵队，属于国民党中央军。1934年10月，薛岳任国民党“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兼第2纵队总指挥，周浑元任第3纵队总指挥。后于1935年3月，薛岳改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任第1纵队司令，周浑元任第2纵队司令。
战略退却的终点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待敌发生可乘之隙。也就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又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21]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被誉为神来之笔。1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贵州习水发起土城战役，川军教导师第3旅长郭勋祺等部阻击，红军遭到损失严重。红军一渡赤水，避强打弱，声东击西。2月，红军二渡赤水。彭德怀指挥红军发起娄山关战役，再占遵义。娄山关战役是红军四渡赤水中的一次著名的战役，歼灭“剿匪”军第1纵队司令吴奇伟的2个师大部，共歼敌2400多人，俘虏3000多人，缴获枪支1000挺，取得重要胜利。毛泽东写词《忆秦娥•娄山关》高度评价红军在娄山关战役的胜利。在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英勇牺牲。3月，红军三渡赤水。4月，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甩掉敌军的追击，胜利北上。四渡赤水战役为长征中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剿”打开局面。
娄山关战役败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陈寿恒等在《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略说：“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共军攻遵义，王家烈所部迭次挫败，竟于二时许放弃遵义南撤。是时，适我赴援之第一纵队第五十九、九十两师，甫抵遵义内端之忠庄铺，未及展开。共军尾随王家烈败部冲出，盖两师受退兵之影响，急撤至懒板凳、新治一带占领阵地。”[22]案二十八日，指2月28日。王家烈，后于4月被蒋介石免去贵州省主席职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23]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积极运用基本的是运动战、集中兵力和待敌发生可乘之隙等战略战术，实现长征时期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打开新的局面，实行北上抗日的方针，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①]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②] 林彪：《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页。
[③] 林彪：《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11页。
[④] 林彪：《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2页。
[⑤] 林彪：《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页。
[⑥]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⑦]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问题向军委的建议》，《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
[⑧]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问题向军委的建议》，《林彪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5～16页。
[⑨]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⑩]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1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8页。
[1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1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28页。
[14]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5]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180页。
[16]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7]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18] 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49-51页。
[19]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20] 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53页。
[2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9页。
[22]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195页
[23]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