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on and the Chinese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Since the 16th Century
Abstract: Canton was the birthplace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a. In 2200s years of histor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Canton's history of Maritime Silk Roa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after the Great Exploration, was its most brilliant history. From the 16th to18th century, Chinese culture had spread to Europe, which was the main aspect in Chinese Western exchanges. Chinese culture had mad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urope. Especially Chinoiserie styles were formulated in Europe. Canton as a main trade port, has played an extinguished role in the world cultural history. Canton still shows its unique advantage on the culture of Belt and Road.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它建城以来的2200多年历史中，在明清时期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是它最辉煌的一段历史。16至18世纪中西交流的历史是中学西传的历史。中国文化传播欧洲，对欧洲产生重要的影响，形成欧洲的中国热。广州作为中西交往的主要口岸，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显著地位。这是广州独特的“一带一路”文化优势。
一、广州一口通商时代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国与葡萄牙正式交往接触，这是中西贸易关系的开始。此后，广州在中西贸易中发挥主要港口的作用。清代逐渐形成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行迁界以重整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设立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唯一的海外贸易港口，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西贸易处于广州一口通商时代。
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发现中国，发现西方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发现北美洲新大陆只是一个副产品。1500至1800年的历史，是西方学习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历史，形成欧洲的“中国热”，或译为“中国风”。经过300多年时间，西方最终超过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是中国学习和追赶西方的历史。经过160多年的赶超，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后也能够与西方分庭抗礼。
重新认识地理大发现后到工业革命前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认为，从地理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优势。[2]著名历史学家陈春声在《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论述18世纪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在中国形成，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广东、江南等为中心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可以和同时代法国的市场相媲美。[3]结合法国著名学者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和法国著名学者安田朴（Rene 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等著作，对17、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宗教伦理、启蒙思想、法国重农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展示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历史事实充分证明，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再现这段被“西方中心观”所覆盖和淹没的历史是完全有必要的。
18世纪以前中西双方的文化交流是以中学西传为主，主要是中国经济、文化传播西方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均对西方和世界产生较大影响，叫作东学西被。中国儒家文化的西传，对启蒙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启蒙运动奠定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相对于19世纪后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经过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元革命，成功实现文化转型。因此，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产生西学东渐现象。在中国，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开始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前后实行120多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加上推行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致使康乾盛世后期的技术革命和金融货币制度未能充分地发展。比如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收藏有丰富的外销画、外销墙纸、外销瓷和外销工艺品等丰富的历史文物，真实的反映出广州在16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的独特作用。
16至18世纪中国文化传播欧洲，广州扮演着独一无二的中心城市角色。西方人把广州拼写为Canton，广东拼写为Canton Province。在这300年的时间里，广州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比之前广州近2000年历史的影响都要大，这也是广州区别于其他国内乃至国际大都市的最大特色。在广州一口通商时代，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等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形成欧洲的中国热，并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
中国儒家经典、历史、戏剧和小说等文化典籍经过翻译后，传播到欧洲。同时，欧洲的汉学家、传教士撰写的旅行记录、学术著作等，积极把包括广州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向西方人进行宣传和推介。
中国文化典籍传播到翻译。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比利时著名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西方第一次系统翻译出版儒家的四书、五经，只缺《孟子》，该书有拉丁文、法文、英文等版本。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杜赫德（Jeandu Halde）主编出版《中华帝国全志》4卷，收录耶稣会士翻译的四书五经的节译，包括《孟子》的部分内容，还有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译自三言两拍小说选集《今古奇观》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小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翻译元人纪君祥所撰杂剧《赵氏孤儿》，以及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节译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部分内容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改编戏剧《中国孤儿》，在欧洲有着轰动效应。同一时期，还有英国著名剧作家谋飞（Arthur Murphy）改编戏剧《中国孤儿》，英国著名作家珀西（Thomas Percy）转译明清著名小说、第二才子书《好逑传》等。这些均体现中国文化的影响。
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是16世纪以来中国热的重要面相。欧洲学者和传教士撰写大量涉及中国和广州题材的著作，包括门多萨（Juande Mendoza）《大中华帝国史》、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中国札记》、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中国图说》、杜赫德主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卫匡国（Martino Martin）《鞑靼战纪》、白晋（Joachim Bouvet）《康熙帝传》、李明（LouisLe Comte）《中国近事报道》等，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在《神正论》等研究和吸收朱熹理学思想，此外，他还研究了《周易》八卦系统与二进位算术的关系。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John Locke）《人类理解论》吸收中国人信仰、礼仪思想。法国著名重农学派魁奈（Francois Quesnay）《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杜尔阁（Anne Turgot）《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等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吸收。据统计，17至18世纪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达到720多种。
中国历史纪年对西方文化产生冲击。卫匡国《中国上古历史》、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中国通史》等对中国历史编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典籍中的大禹治水比《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历史编年早600多年，直接冲击欧洲基督教的历史观，促进西方人对纯粹的基督教文化的反思。伏尔泰在世界通史巨著《风俗论》中，充分肯定中国历史编年的可靠性，而不是继续阐述基督教历史观。
中国儒家文化对启蒙思想产生积极影响。法国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狄德罗（Denis Diderot）、阿尔让（Boyer d'Argens）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Baronde Montesquieu）等通过对中国儒家哲学思想、政治伦理的研究，以及对官僚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中国政治制度的吸收，进一步形成启蒙思想，推进欧洲人文和科学的进步。因此，欧洲逐渐从单纯的基督教文化走向丰富多彩的文化。
（二）中国人访问欧洲
广州一口通商时代，中国绝不是闭关自守，有很多中国人访问欧洲。其中，包括郑玛诺（Emmanuel de Sequeira）、陈安德（Chin Andreas）、胡若望（John Hu）、谭哲华（Tan Chet-qua）、黄亚东（Whang at Tong）、谢清高等几位来自广东的中国人。郑玛诺是最早访问欧洲的中国人。他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澳门，1651年（顺治八年）随同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到达罗马。此后，有更多中国人访问欧洲，主要有：南明游击将军（Yeu-ki）、受永历帝派遣随同卜弥格（Michel Boym）访问罗马并协助翻译《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陈安德，随同耶稣会士白乃心（Jean Crubere）访问罗马并协助卜弥格翻译《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马窦（Matthaeus），卫匡国的中文助手、随同他访问欧洲的福建福安人多（Dominique），柏应理的中文助手、随同他访问欧洲的江苏南京人沈福宗（Michel Alfonso），孟德斯鸠、弗雷烈（Freret Nicolas）、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等人的中文助手、福建莆田人黄嘉略（Arcade Houange），受康熙帝派遣随同艾若瑟（Joseph-Antonius Provana）访问欧洲、著有《身见录》的山西平阳（今临汾）人樊守义（Louis Fan），傅圣泽（Jean Foucquet）的中文助手、广州人胡若望（后发疯），杜尔阁的中文助手、北京人高类思（Aloys Kao）、杨德望（Etienne Yang），随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到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的谷文耀（John Gu）（北京人）、殷若望（John Yin）、黄巴桐（Philip Huang）（两人均为河北固安人）、吴露爵（Lucian Wu）（江苏金山人，后发疯）等4名中国学生以及他们的中国老师王雅敬（江苏浦东人，今属上海）[4]，英国著名陶瓷制造商乔舒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聘请来自广州的陶塑工匠谭哲华、黄亚东，他们还做过英国著名建筑学家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的中文助手[5]，也做过英国著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中文助手[6]，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生、随同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的甘肃武威人李自标（Jacobus Ly）[7]，访问欧洲并著有《海录》的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谢清高等。此外，十三行行商潘启的商船多次赴哥德堡进行贸易。潘启玻璃画像就收藏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
（三）在广州开设洋行
英国、荷兰、法国、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美国均在广州开设洋行，与广州十三行进行密切的贸易交往。其中，以英国的怡和洋行或译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宝顺洋行或译颠地洋行（Dent & Company）和美国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最有名。
美国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也是从广州开始的。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首航广州。这次航行被当时誉为打开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国家的通途，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从此更加密切。十三行行商伍秉鉴与美国的史密斯家族创办的花旗洋行建立密切的生意往来。像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John Green）航海日记，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日记，美国商人、旗昌洋行合伙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的《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一批珍贵的文献，是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见证，反映广州在中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后，俄罗斯商船也来到广州进行贸易。1805年（嘉庆十年），俄罗斯海军中尉克鲁森什坦恩（Ivan Kruzenstern）率希望号和涅瓦号商船首航广州。这是中俄在恰克图贸易之外，开辟堪察加通往广州的海上贸易航线。
（四）欧洲汉学的建立
19世纪，汉学在欧洲开始形成。法国、英国、德国等产生一批汉学家，他们能够直接掌握汉语，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法律、文学和儒家经典。法律方面，英国著名汉学家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翻译《大清律例》，加深英国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研究。文学方面的交流更为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汤姆斯（Peter Thoms）翻译著名广东说唱文学、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以及广东人颜希源撰的诗歌集《百美新咏》，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Abel-Rémusat）翻译明清著名小说、第二才子书《好逑传》，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英国汉学家、后为第二任香港总督的德庇时（John Davis）翻译第三才子书《玉娇梨》，德国著名汉学家克拉勃罗德（Heinrich von Klaproth）编辑《满洲文选》，以及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第四任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以小说的形式重译《花笺记》等。儒莲还编译出版桑蚕技术著作《蚕桑辑要》，是将《授时通考》《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内容译成法文。该书的出版，促进中国丝绸技术在欧洲传播，对西方丝绸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儒家经典方面，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出版多卷本《中国经典》，这是西方第一个四书、五经的全译本。其中，斯当东、汤姆斯、德庇时、包令、雅理各等人均来过广州。
此外，《花笺记》《百美新咏》等广东文学传播到欧洲，得到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Johannvon Goethe）的赞赏，他还模仿创作诗歌《中西四季晨昏杂咏》等。德国著名文学家席勒（Johann von Schiller）改编描写中国公主的诗剧《图兰朵》（Turandot），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元素。后来，意大利著名戏剧家普契尼（Puccini Giacomao）把它再改编为著名歌剧《图兰朵》。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留下一批对广州的珍贵记录。这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消退，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发生变化。1834年（道光十四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出版《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记载他三次在广州等中国沿海的航行，标记有中国沿海主要港口的准确经纬度，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1838年（道光十八年），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访问广州，写下《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介绍在广州所见的异国风情，并得到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的关注。法国著名汉学家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中文名范尚人）在《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记载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他参加法国公使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é）与两广总督耆英对《黄埔条约》谈判的过程，还记载行商潘仕成和广州的一些情况。使华团随员伊凡（Melchior Yvan）写了《广州城内》一书，专门介绍广州的文化和生活，并论述西方人对广州不一样的认识。此外，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伯驾（Peter Parker）等人曾到广州活动，他们后参与签订《望厦条约》。
英国著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伶（William Milne）等在华南进行新教传教活动。《马礼逊回忆录》、米伶《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等有记载。1816年（嘉庆二十六年），英国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使团对中国进行访问，马礼逊担任翻译。著名新教牧师梁发为马礼逊所委任，他撰写的《劝世良言》，对太平天国起义有着重要影响。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在香港，曾先后担任瑞典新教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中文助手，韩山文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英国人呤唎（Augustus Lindley）曾在香港海军服役，后到上海担任轮船大副，1861年（咸丰十一年）投奔忠王李秀成，参加太平军。他后来发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肯定太平天国革命。
16世纪以来广州一口通商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反映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文化品格，反映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深远的影响。欧洲中国热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的成果，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产物。
二、欧洲保存的中国文化史迹是中西交流的重要见证
欧洲保存着大量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和史迹，包括建筑、艺术、绘画、家具摆设、装饰装潢和档案等，这是16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加强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历史的研究，重视海外的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资源，多视角反映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
17、18世纪，欧洲的建筑和装饰受到中国风的园林艺术很大影响。宝塔、亭阁、拱桥、斗拱房顶、龙的图案、彩绘瓷器、漆制家具、青花装饰瓷砖、身穿中国服装的人物、彩绘墙纸和绘有中国风物的挂毯等，在欧洲深受欢迎。
（一）建筑艺术
欧洲保存着大量中国风的建筑和装饰，遍布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主要包括：英国著名建筑学家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设计的伦敦丘园（Kew Garden）中国塔，英国国王乔治四世（George IV）建中国风的布莱顿宫（Brighten Royal Pavilion），荷兰执政威廉五世（Willem V）在海牙豪斯登堡宫（Huis ten Bosch Palace）设置的中国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在凡尔赛宫附近建的瓷瓶屋顶的大特里亚农宫（Grand Trianon），路易十五（Louis XV）的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在巴黎市郊吉普里（Guipry）的田野城堡(Chateau des Champs)装修的中国厅，路易十六（Louis XVI）在小特里亚农宫（Petit Trianon）建的王后村庄中国景观，德国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在波茨坦无忧宫（Sanssouci）设立的中国屋，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II）在首府德累斯顿建的中国风的皮尔尼茨城堡（Schloss Pillnitz）的贝格宫（Bergpalais），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在首府慕尼黑建造宁芬堡（Nymphenburg）的宝塔屋（Pagodenburg），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rik I）给皇后建立的斯德哥尔摩中国宫（Kina Slott）以及由十几座木屋组成的广州村，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在圣彼得堡建的彼得哥夫宫和沙皇村主宫等。
除了建筑艺术外，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在意大利设立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今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共招收106名中国的留学生，以及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在枫丹白露宫（Fontainebleau）设立的中国馆，收藏大量掠夺而来的圆明园文物等。这些都是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史迹。
（二）墙纸艺术
外销墙纸大量销往西方，在欧洲十分流行。位于荷兰乌特勒支省的阿美里斯维尔特庄园博物馆（Museum Oud Amelisweerd）是依据18世纪的阿美里斯维尔特庄园而建。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庄园的主人阿默龙恩（Gerard van Amerongen）购置了两巨幅当时广东生产的外销墙纸。阿默龙恩是荷兰乌特勒支的贵族和东印度公司总督家族的成员，他的岳父和儿子都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这两巨幅18世纪清代精美的工笔画墙纸布满整个沙龙。一幅的画面内容为中国清代官员、妇女等打猎游玩、游龙舟等精美的人物故事场景，蔚为壮观。特别是有中国贵族妇人和他的丫鬟一起拿着火枪参与打猎的内容，比欧洲社会更为开明开放，令欧洲人为之惊叹不已。另一幅是当年欧洲人普遍喜欢的有花鸟鱼虫等自然元素图案的墙纸。后来，这个墙纸一度为法国皇帝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所有，这个庄园成为荷兰王家庄园。
墙纸是外销画的一种，很多欧洲的大家族都有在广州定制这样的墙纸。在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一级历史保护建筑夏活庄园（Harewood House）有一幅《农耕商贸图》墙纸，后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该墙纸以农耕、桑织、茶叶、瓷器为主题介绍清代中国的生产生活场景，最早由拉索斯（Lascelles）家族购买，挂在他的夏活庄园的中国客厅内。拉索斯家族的大家长老亨利（Henry Lascelles），曾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的小儿子，约克号的船长小亨利（Henry Lascelles Jr.），在1741—1748年间曾3次开约克号到访中国广州，这组中国墙纸逆料是小亨利在到访中国时购得。
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也装饰有18世纪的中国墙纸。歌德父亲是当地的律师，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他们十分喜爱中国文化。歌德故居二楼的主厅，名叫北京厅，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风的客厅。北京厅宽敞而豪华，四周的墙壁上贴着画有中国风景的墙纸：山水、亭台、垂柳和披蓑戴笠垂钓的渔人等。北京厅还摆设有大量中国元素的家具、瓷器等，从中看出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一个面相。
（三）绘画艺术
广东出产的通草画也吸引了无数的西方顾客，非常受欢迎。通草画（rice paper painting）是画在通草纸上的水彩画，记录广州市井风情故事和习俗，它的内容或风格既与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又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国画，成为一种融合中西风味的画作。这些画作经由广州漂洋过海，风靡欧美各国。通草画主要收藏于西方的博物馆，在广州一度几乎消失。2000年，英国通草画收藏家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70余幅通草画，由此揭开通草画重新回归广州的序幕。据2019年的统计，广州博物馆征集收藏有400多幅通草画。这些通草画藏品，展示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历史信息，使人们重新认识广州通草画的历史，认识当时广州人的社会生活和艺术面貌。[8]
大量珍贵的绘画和油画作品展示广州十三行的辉煌历史。十三行行商潘启、伍秉鉴等被西方认为是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首富。大英图书馆收藏多幅潘家花园油画，美国马萨诸塞的蔡尔德画廊收藏中国著名外销画家史贝霖（Spoilum）创作的潘启油画以及福布斯家庭博物馆（Forbes House Museum）收藏伍家花园油画，英国伦敦马丁·格里高里画廊（Martyn Gregory Gallery）收藏的阮元肖像画以及丰富的以广州风光、十三行为题材的油画，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潘启玻璃画像，香港汇丰银行收藏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创作的伍秉鉴画像等，生动反映十三行行商及其生活的繁荣场景。美国塞勒姆的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收藏史贝霖、关乔昌（林呱）（Lam Qua）、关联昌（庭呱）（Ting Qua）等多位中国著名画家创作的一批水粉外销画和油画。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有海幢寺、光孝寺、广东船舶及江河风景组画和广州街市百业画等题材的水粉画，反映当时广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繁盛局面。[9]这些收藏于世界各地的珍贵的绘画藏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四）雨果与中国艺术
到19世纪后，中国热在欧洲逐渐消退。但是，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仍执着坚持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喜爱。雨果不仅写下散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Au Capitaine Butler），正义凛然地谴责抢夺圆明园的英法联军是两个欧洲强盗，他还是一位中国艺术品的爱好者。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收藏的雨果文物中就有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最著名的是从根西岛雨果故居之一高城仙境（Hauteville Fairy）原封不动搬来巴黎的“中国客厅”，摆设了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如瓷器、佛像、宫灯、家具和漆画板，以及各种中国装饰元素。雨果还创作60多幅“中国题材画”，包括热情洋溢的中国人、杂耍少年等题材。英属根西岛雨果故居的高城居（Hauteville House）还保存有陶瓷龙头、舞狮等一批丰富的中国艺术品，很多产自广东。可见，中国艺术品伴随着雨果生活的各个方面。
除此之外，雨果还与参加英国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后来到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来自广州的茶叶商陈太（Chung-Atai）一家有两次直接的面对面交往，并写下《中国花瓶》一诗给中国小姑娘容阿彩（Y-Hang-Tsei）。山西平阳府（今临汾）人、秀才丁敦龄(Tin-Tun-Ling)曾随汉学家加略利（中文名范尚人）从澳门来到法国，帮助法国女诗人、汉学家戈蒂耶（Judith Gautier，中文名俞第德）翻译中国诗歌选集《玉书》，还帮助她翻译雨果的第一个中文名“夷克裰诩拗”。戈蒂耶把这个中文名寄给雨果。这些丰富的内容，是雨果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反映中国文化与欧洲的密切关系。
（五）赴法勤工俭学与广州大革命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中国青年投身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建立中共旅欧早期组织和共青团旅欧支部，点燃强国梦想的奋斗足迹。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奔走联络，积极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聂荣臻、陈延年、熊雄等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驱，从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到广州，包括蔡和森、向警予参加中共三大，投入大革命的伟大历程。还有邓小平、刘伯坚等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支持广州国民政府，以及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来到广东三河坝等地，开展革命斗争。法国勤工俭学的群体，后来也是提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集体。
据统计，从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到广东参加大革命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朱德、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陈延年、赵世炎、李维汉、李立三、吴玉章、熊雄、熊锐、张伯简、鲁易、穆青、许卓、蔡畅、欧阳钦、唐铎、刘清扬等人，民主人士有张申府、陈公培等人。
很多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也到了莫斯科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张伯简、赵世炎、陈延年、熊雄、李富春、朱德等先后从欧洲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萧劲光等曾在此学习。1924、1925年，叶挺、左权、唐铎等从广州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邓小平从法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叶剑英、博古、张闻天等曾在此学习。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表《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支持选派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六）马林与中共三大
到了20世纪，广州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国文化和欧洲的关系又加入新的元素。著名的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完好的马林（Henk Sneevliet）档案中有一批涉及中共三大历史的文物，包括缝在马林衬衫中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机关移驻广州的信、马林造访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的特别出入证、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前给胡适的信等档案原件。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以及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的重要历史见证。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别是16至18世纪中国文化传播欧洲的历史，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库，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深入挖掘和宣传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用新的资料和史实改变一些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提出的明清时期中国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的观点，打破“西方中心观”，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1]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210页。
[2]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30页。
[3]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97页。
[4]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564页。
[5]程美宝：《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史林》2003年第2期。
[6]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1页。
[7]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83、393页。
[8]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草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宋家钰等：《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