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科研写作研究所 的第 3382 篇原创文章
在《论文开篇“研究背景”吸引编辑的四种写法》一文中，我们提到，通过“设问”来呈现研究背景，可以提升论文吸引力。那么，就论文开篇研究背景而言，可以“设问”的情形到底有哪些？这里围绕已发表的C刊论文，为大家归纳总结了五种情形。
一、理论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
“理论观点是否适用中国”说的是，将特定理论观点作为论文的研究背景时，我们可以顺着这些理论观点，追问它们是否对中国也适用。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国外的理论假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问题；二是，学界已有的一般性理论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下的问题情境。
先看第一种。《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之谜——基于年龄—时期—组群分解的再考察》（《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7期）这篇论文，作者在引言部分首先提出国外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年龄曲线呈倒U型。而且提到，欧美国家的不少文献都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的这一经典预测。针对上述背景，作者紧接着提出“这个假说对于中国是否同样适用呢”，也就是围绕“国外理论观点的适用性”进行设问。再看第二种。《借款描述的可读性能够提高网络借款成功率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期）这篇论文，作者在引言第1段，一上来就说“可读性（Readability）是文本沟通的基石（Leong et al.，2002），前期有关文本可读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些研究发现，文本可读性能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和产品的销售量”。这几句，我们可以视为理论背景，交代的是文本可读性与沟通的关系，以及文本可读性与投资表现的关系。到了第2句，作者开始设问：“在中国的P2P网络借贷市场中未经认证的借款描述信息是否能通过可读性的差异来传递并产生增量信息？投资者又是否能够通过文本可读性来识别借款人的质量呢？”这里的两个问句，分别对应引言第1段第1句里提到的文本可读性与沟通、文本可读性与投资表现的一般性观点。分别把它们置于中国网络借贷语境下进行设问，其实就是在问，上述一般性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具体个例。
二、反常现象引发疑惑
“反常”意味着超出了人们的已有经验，让人感到陌生。“陌生”会让人产生疑惑，“有疑惑”就需要答疑解惑。因此，“对反常现象产生疑惑”也是研究背景常见的一种“设问”情形。当我们说某个现象或某个对象“反常”时，其实是在说，这些现象或对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一面，挑战着人们的已有认知。“不同寻常”或“不符合已有认知”又说明，人们是通过比较而得出“它是反常的”这一判断的。因此，围绕“对反常现象产生疑惑”所写的研究背景，往往少不了多个对象之间的比较。
这方面的论文实例，有《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4期）。作者在引言部分引用权威数据，证明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上的重要买家。但在中国企业“买买买”的背后，他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时，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实践中倾向于选择激进式的完全并购，即并购目标企业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股权”。之所以说“反常”，是因为上述并购不同于“传统理论所倡导的渐进式的部分并购”。最后，作者围绕上述“反常”现象进行设问：具有外来者劣势、后发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等多重劣势的中国企业（Deng，2012），究竟是“凭什么”能够完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不惧“食不下咽”和/或“消化不良”的风险？
三、为负面现状发声
“为负面现象发声”不是指，站在“负面”立场上声援负面观点，而是指针对已存在的负面现象，在研究背景中通过设问表达“还原事实真相”的写作意愿。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针对存在的质疑观点，从对方认可的“事实”出发，将对方的质疑纳入到研究背景的追问中；二是，针对不良后果表达自己的担忧，并追问不良后果“何以好转”。
比如，《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作者先说国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逐渐升温，但一些国家和智库在渲染“债务陷阱论”，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评价。针对这一情况，作者没有在研究背景中空洞地说“这是污蔑”，反而肯定了负面观点的一些事实，认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沿线国家大规模举债”，而且指出“处于‘债务陷阱论’的舆论旋涡中的对外投资项目几乎都是交通行业的投资”。之后，顺着这一领域的舆论争议，作者设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到底产生了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最后，解释了厘清这一问题有何重要性。再如，《平台可以做到大而美吗——不同排序机制下的厂商质量选择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4期）。与上一篇论文类似，这篇论文的研究背景同样围绕负面信息展开。它通过列举统计数据，陈述了一个负面事实——“伴随着这些网络交易平台规模的持续扩大，产品质量问题以及消费者满意程度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由于“平台规模”对应着“大”，“消费体验”对应着“美”，而现在“大”与“美”存在失衡，于是作者设问：“对于网络平台来说，平台规模和产品质量是否真的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呢？”言外之意就是，二者的失衡到底是无法突破的客观规律，还是人为所致呢？这里的设问既有对“只大不美”的担忧，也有对“大而美”的憧憬。
四、反思政策背后的理论模糊点
“政策”一般是指导性的，政策内容往往高度凝练而不可能事无巨细。但是，从政策发布到实际落实，里面的很多细节都需要厘清，否则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效能。特别是，以一种理论思维审视政策中的模糊之处。因此，使用政策内容作为研究背景，而且准备以设问的方式交代研究背景时，我们便可以围绕“反思政策背后的理论模糊点”展开写作。
比如，《“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5期）。作者在引言部分第1段第1句引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里提到了“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针对这一政策，作者紧随其后发出三连问：“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传统企业如何推进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是否能帮助传统企业提升业绩？“互联网+”帮助传统企业提升业绩的机制与路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本身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当然，十九大报告也不可能直接给出答案。这就是政策存在的理论模糊点。关于这些追问，学界可能已经存在了很多研究，也可能没有多少研究。但不管怎样，作者在研究背景环节给出追问，都起到了聚焦问题方向、便于后文开展文献综述的写作果。
五、甄别“对象”对“成效”的关联性
这一情形说的是，当某个很重要的对象需要体现一定的实践成效，且实践层面也确实显现出一定的成效时，那么，我们还得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识别：上述实践成效，到底是不是上述对象所带来的？也就是，对象本身跟实践成效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这也是论文写作不可忽视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比如，《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8期）。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新举措。关于这一新举措的价值和意义，作者在引言部分将其概括为“其设立起到了确定重点区域的作用，弥补了区域瞄准、精准扶贫的政策空间，为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创造了条件，并为下一步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有力经验证据”。这是对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正面评价，也是论文写作的政策背景。但之后，作者又交代了一个“相反”的背景，他认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经济绩效的改善与其设立的关联性需要充分验证和客观评判”。在作者看来，不仅要肯定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价值，也要甄别“对象”对“成效”的关联性。也就是，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绩效的提高和扶贫成效的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影响？上述追问表面上像是在“质疑”政策，但实际上强化了前面的政策背景。也就是，既然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是为了提升中国扶贫开发的整体能力，那么，我们当然要对政策的实践成效进行客观量化和科学评估，这样“不仅有利于扶贫开发经验的积累，还对未来扶贫开发政策的完善和减贫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六、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