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的诞生：多重时空中的2024英国大选
文摘
2024-07-06 07:12
德国
2024年7月4日举行的英国大选在长达整晚的计票与统计后，在7月5日上午落下帷幕。基尔·斯塔默爵士领导的英国工党获得了议会650个席位中的412席，击败里希·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121席），以仅次于1997年选举结果的工党历史上第二大选举优势结束了保守党14年的长期执政。实在有太多的数据可以为这场历史性的大选做注脚：斯塔默将成为5年内第4位首相；包括11位内阁阁员在内的诸多保守党资深政客在其选区被击败，其中包括前首相利兹·特拉斯、前商务大臣雅各·里斯-摩格、下议院议长佩妮·莫当特等；保守党得票率仅仅达到23.7%，比起5年前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得票率将近减半；选民投票率仅仅达到59.9%，相较上次大选下降7%，是2001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保守党在议会中仅剩121席，是1834年建党以来的最差表现。在政治漩涡中书写政治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自然。一个人被抛入他/她附近的场域，其所见的一切都标记着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印记。政治将有形的、无形的社会经济进程以组织，赋予人改变自身境况的激情和智慧。在面临“多重危机”的当下，焦虑生出行动，迷惘逼出决心，即便单数的个人无法与结构性的社会角力，选举政治依然赋予了英国人“革新（Change）”的意志。正如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其选举宣传中持续强调的，“革新”工党（Changed Labour Party）的上台象征着过去14年保守党执政时代的终结，新时代或许将在斯塔默政府手中开启。事实上，在结束执政党长期执政这个意义上，斯塔默获得的历史机遇是少有的，自二战结束以来，或许仅有克莱蒙·艾德礼、撒切尔夫人、托尼·布莱尔带来的政府更替可以和此次斯塔默的选举胜利相比。即便工党在议会中大获全胜，席位数量比议会半数多出接近90席，此次大选的数据却耐人寻味。正如前文提到的，本次大选的投票率创下新低，一种观点认为，不到60%的投票率表示大量选民对于两党制政党轮替的不信任。对于建制政治的不信任与对于保守党政府的厌恶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保守党在本次大选中的彻底崩溃。而对选民来说，厌恶保守党并不等同于支持工党。在牛津郡，除了牛津作为大学所在地持续支持工党，牛津郡的大部分选区都从保守党转投自由民主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剑桥郡。在西南英格兰的传统保守党“蓝墙”区域，包括前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前选区梅登黑德(Maidenhead)在内，保守党支持者大量转投自由民主党。此次选举中，自由民主党获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占据了71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尽管被称为“红墙”的北英格兰地区长期以来是工党的铁杆选区，但其在2019年大选中的翻蓝表现着这一区域自上世纪后半叶去工业化、锈带化后对政府的长期不满与愤怒。在对承诺“升级”的鲍里斯·约翰逊丧失信心后，东北英格兰在此次选举中重新翻红，而在工党历史性选举胜利的旌旗下，是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取得的长足选举进步。在首批宣布选举结果的数个选区中，改革党候选人的得票数紧跟胜选的工党候选人，占据第二大党的位置。执政的保守党得票遭到腰斩，在北英格兰的一些选区甚至无法达到改革党的一半，屈居第三党。事实上，如果英国选举系统依照比例代表制进行计票，此次大选将有可能奠定改革党在北英格兰的“红墙”地区的第二大党地位。![]()
2024年大选英国各政党得票率与2019年大选的对比
工党与改革党在北英格兰分别占据第一与第二大党，表现着去工业化后英国锈带地区对于政治的狐疑态度。即便已经对执政14年的保守党心生厌恶，即便工党在选举宣传中营造了良好的经济治理形象，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红墙”的选民并不信赖长期占据英国政坛的两大建制政党。与此相对的，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另类的“激进”右翼政治选项的改革党便成为选民尝试突破英国议会政治连续性的绝佳选择。由于执政的保守党中派无法代表以脱欧、反移民为主要特征的“红墙”民意，更加保守的改革党便占据了极右翼的政治生态位，在威斯敏斯特粉墨登场。在这个意义上，“红墙”的政治态度或许会在中长期成为左右角逐的“摇摆州”，在此后的英国政治中发挥胜负手的作用。和保守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丢盔弃甲类似的是苏格兰民族党（SNP）在苏格兰失去的大量席位。2019年，尼古拉·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斩获了苏格兰几乎所有的选区，一跃在苏格兰形成一党独大的形势。而在2024年，约翰·斯温尼(John Swinney)领导的SNP却失去了整整38个席位。苏格兰南部边境的人口稠密区域的数十个选区集体翻红，转投工党。这自然和SNP本身的政治表现相当的关系。斯温尼本人在两个月前刚刚自前任胡穆扎·优素福（Humza Yousaf）继任苏格兰首席大臣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后者由于在气候议题上与苏格兰绿党发生争执导致的不信任动议而辞职。而早在优素福辞职前，苏格兰民族党便变深陷前党魁尼古拉·斯特金的丈夫及其党内高层的金融诈骗丑闻中。工党在此次大选中重回苏格兰或许并不十分意外。在威尔士，保守党丢失了所有的14个席位，其中包括威尔士大臣大卫·戴维斯(David TC Davies)的选区。威尔士党、工党与自由民主党各有胜出。工党获得的选区最多，获得了32个选区中的27个。在北爱尔兰，新芬党成为北爱尔兰在威斯敏斯特的第一大党。正如上文提到的，工党的选举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保守党当局信用的彻底破产。在政治光谱上，这意味着保守党中右翼建制力量的失势，甚至瓦解。利兹·特拉斯在2022年灾难性的财政政策带来了毁灭性的金融后果。其短暂的7周内阁给继任者苏纳克留下的是难以收拾的支持率和保守党内部的分裂。事实上，根据斯塔默本人的描述，其正是在特拉斯执政时期开始正式准备组建未来的工党执政内阁的。换句话说，在特拉斯、夸滕等保守党高层依靠汇率投机和内部交易攫取利益的同时，保守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良好声誉已然开始崩塌。在鲍里斯·约翰逊的“派对门”丑闻后，道德与经济的双重污点毁坏了保守党的民意基础，其在民调中始终处于落后位置，在随后的一年中，不论苏纳克如何长袖善舞，保守党也无法从后约翰逊时代的烂摊子中脱身。右翼报纸电报（The Telegraph）报道凯茨与克鲁格批评苏纳克内阁卢旺达难民遣返计划在保守党内部，移民问题和文化战争撕裂了中右翼的执政联盟。在2023年初，国家保守主义大会在伦敦的召开将保守党中派和右派的矛盾彻底暴露。以时任内政部长苏拉·布拉弗曼为代表的保守党极右翼大放厥词，公开批评首相和党内中派在卢旺达难民遣送计划上的软弱和反移民的不力。即便布拉弗曼在数月后被开除出内阁，保守党极右翼依然形成了以利兹·特拉斯为核心的另一“中央”。有观点认为，苏纳克急切地在7月份举行大选的原因之一，即为以选举名义压制党内极右翼的反叛。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苏纳克的选举宣传策略上，保守党在为时六周的选举宣传中以稳定性和减税为主要纲领的策略，既无法拯救其在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声誉，也无法回应右翼选民对于控制边境、减少移民的呼声。曾在国家保守主义大会上张牙舞爪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多生孩子保卫英国”的米里亚姆·凯茨（Miriam Cates）和认为“不信基督教就不是好保守主义者”的丹尼·克鲁格（Danny Kruger）在宣传中“建制化”，以实际的内政主张和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纲领，抛弃了一年前的妄语。在此次选举中，凯茨在“红墙”的选区被工党候选人所击败，克鲁格在南英格兰“蓝墙”的选区胜选。在保守党右翼元老雅各·里斯-摩格、利兹·特拉斯在此次大选丢失席位的后苏纳克时代，克鲁格的媒体曝光和其作为右翼思想家的身份，或许会在保守党内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极右翼的改革党可以说是本次大选中最大的获益者。改革党不仅在得票比例上达成从无到有的成就，占到14.3%，还在议会中获得了5个席位。与之相比，保守党得票比例占到23.7%。即便是获取胜利和议会多数席位的工党，投票比例也仅有33.7%。由于投票率和得票率双低，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的绝对票数甚至低于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2017年大选。在这个意义上，工党的胜利并非是中左政治的胜利，而可以说是极右翼的胜利——如果不是极右翼改革党分裂了右翼选票，或许工党将继续败选。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有着传奇般的政治经历，自20年前宣扬疑欧论开始，法拉奇领导其政党在英国政治光谱上始终占据着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位置。即便在选举宣传中由于种族主义和恐同言论而丑闻缠身，改革党依然以四百多万的选票成为此次大选中投票比率增长最高的第三党。对于中右翼的保守党而言，极右翼的改革党显然分走了大量的选票。在极右翼围剿和党内分裂的双重作用下，以苏纳克为代表的保守党中派或许将在大选后的党内出现“存在主义危机”。即便苏纳克、前财相杰里米·亨特、前内政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都在此次大选中保留了席位，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是否能够保留其自卡梅伦时代以来便危机四伏的建制派立场，或需要打一个问号。在当下的政治时空中，英国大选很难不被与其他举行选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比。在表面上与正在同步进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数周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不同的是，在欧洲“集体右转”的大背景下，一贯以中右稳定政府立场示人的英国，却以中左翼工党的选举胜利“一枝独秀”。这或许可以上溯到保守党大获全胜的2019年大选，其时，鲍里斯·约翰逊以“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和“升级(Level up)”两项政治承诺重建了囿于脱欧困境的英国政治。后者指对英国各去产业地区进行基础设施翻修、提高生产力、提升公共服务标准的一系列财政刺激。自约翰逊时代开始，“升级”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在苏纳克内阁担任“升级”大臣的是前保守党党鞭，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ve)，而在斯塔默的影子内阁，对应的职位由工党副领袖安其拉·瑞纳(Angela Rayner)担任。然而，即便以约翰逊为核心的中右翼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工党传统选区“红墙”赢得了大量支持，其政府却在随后的数次危机带来的限制中分身乏术，无法兑现对锈带地区的“升级”承诺。有观点认为，约翰逊政府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时期的财政扶持消耗了本可以用作“升级”项目的资金。特拉斯在通胀压力和党内对于求经济增长的执念下动摇了对于英镑的信心。在特拉斯政府的财相夸西·夸滕“无耻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名义下，顶着通胀压力下调税率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做法不仅埋葬了短命的特拉斯内阁，也给继任的苏纳克内阁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在苏纳克执政期间，其财相杰里米·亨特持续推行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稳定通胀，利率因此稳定在5.25%的高位。极高的借贷成本不仅使得保守党政府难以借债来支付“升级”议程，也使得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内阁无法像20年前的新工党时期通过财政手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事实上，即便工党在本次大选中的胜利仅次于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的选举大胜，斯塔默与布莱尔面临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却是完全异质的。布莱尔从约翰·梅杰的保守党政府继承的是良好经济前景，其将要面对的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互联网的春风即将席卷世界，当布莱尔在1997年竞选中打出“不列颠新生活(New Life for Britain)”的宣言时，千禧年崭新的纪元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与之对应的，斯塔默面临的是俄乌战争、气候危机、数十年未见的高利率、破纪录的移民数量和超过100%的政府债务。即便斯塔默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超级多数”，其内阁在理论上可以在立法层面通过任何法案，其执政难度也是巨大的。尤其在极右翼紧逼，自由民主党、绿党拥有可观力量的这届议会，如何平衡各方力量达成政策目的，兑现其选举承诺，对斯塔默内阁来说将是一件极度考验政治手段的问题。2024年7月5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邀请斯塔默出任新一任首相
外部环境同样决定着斯塔默政府的执政命运。决心财政扩张的鲍里斯·约翰逊无法预料到新冠大流行的发生，苏纳克无法预料其政府需要处理难以管理的移民问题。对于工党政府来说，可预料与不可预料的外部环境变化将决定着斯塔默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地执政十年，达成其“国家革新(a decade of national renewal)”的使命。将在今年秋季举行的美国大选或许会成为斯塔默内阁将要面对的首个与其执政准备相左的国际政治状况。假设特朗普再次上台，财相里弗斯比照拜登政府《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制定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是否还能够施行，伦敦与华盛顿的“特殊关系”将如何维持，这是作为执政党的工党必须要处理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11月5日的美国大选或许比此次英国大选对英国外交更为关键。即便曾经的工党政府常以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新耶路撒冷”的“天命”走上政治舞台，在国内扩张福利和公共服务，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北约重要成员国的执政党，工党常常要在国际事务与国内纲领之间进行取舍。1951年，艾德礼内阁的财相休·盖茨克曾因朝鲜战争军费撤销了国民保健署（NHS）免费提供的牙医服务。而在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也曾为了给NHS提供资金而从波斯湾和东南亚撤军。时任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曾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样做根本是弃车保卒。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格局和逐步失衡的全球供应链将会给工党的执政道路带来挑战。假使工党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社民党出身的德国总理朔尔茨的今天将会成为斯塔默的明天，工党历史性的选举大胜或许也将成为全球右转浪潮中的昙花一现。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当选民在选举站完成投票，一切尘埃落定时，入主唐宁街的基尔·斯塔默和其领导的工党便从“党”变成了“国”。对政治家来说，从下议院一边走向另一边只需要数十步。这数十步，这一代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走了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