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林多南城堡（Eilean Donan Castle）位于苏格兰西部高地沿海，与著名旅游目的地斯凯岛（Isle of Skye，又称天空岛）隔海相望，是高地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四下群山荒凉，峡湾凝滞，城堡孤立其间，散发着独属于北方民族的苍凉与坚毅。城堡内部陈设古典而庄严，各处悬挂着皇家高地军团（The Royal Highland Regiment，又称“黑卫士”The Black Watch）的旗帜、团历、画像等，彰显着城堡主人和苏格兰民族悠久、光荣的军事传统。团历记录着军团的荣誉历史，其中不乏远赴北美、印度等海外经历，彰显着高地人对“日不落帝国”的军事贡献。与军事荣誉相伴的则是苏格兰人民的苦难不屈，展厅的文字版面介绍着“詹姆士党”（The Jacobites）和“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的辛酸往事。“詹姆士党”乃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为复辟旧王詹姆士二世及斯图亚特家族（House of Stuart）而与伦敦君主为敌的保守派贵族。18世纪的苏格兰曾爆发多起詹姆士党叛乱，其高潮是1745年由“美男子”查理王子（Bonnie Prince Charlie，本名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领导的起义，查理最终落败，此役也被视作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最后一战。高地清洗则指起义落败后苏格兰经历的人口剧变，高地氏族（Clans）瓦解，人口被迫迁徙，凯尔特语言文化亦遭到严酷镇压。光荣和苦难的二重叙事在观众心中塑造着一个顽强不屈的苏格兰民族形象。游客们被其魅力打动后，前去商店挑选各式各样的粗花呢帽、格纹褶裙、羊绒围巾等精美特产，热切地将这个北方民族的可贵品质带回世界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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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林多南城堡
同样的场景可能发生在爱丁堡、斯特灵的众多景点。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粗糙但有成效。风笛与短褶裙为苏格兰民族塑造出一个刻板的商业形象，但也使其在英伦三岛中脱颖而出。自从2007年苏格兰民族党（SNP）执掌苏格兰议会后，构建一个独立于英国的苏格兰民族认同就成为了一项官方议程，以促进更多居民赞同并支持其独立大计。在此背景下，如何讲述历史事件、传播文化符号乃至销售创意商品，自然都被纳入建构民族身份的政治工程之中。
重建民族认同无可指责，但细心的游客不难发现城堡中的端倪：皇家高地军团大约在1715年前后创立，起初正式为了协助英国政府镇压詹姆士党人叛乱，尽管军团此后以海外战事闻名，其“光荣事迹”却也包括镇压查理王子起义，更有在高地清洗中强制驱逐佃户等如今看来皆属与苏格兰人民为敌之事。曾经势不两立的敌人如今却成了民族历史的共同象征，是否掩盖了同一民族表象之下血淋淋的矛盾与分裂？用脱离语境、强行嫁接的历史叙事建构民族认同，又是否有饮鸩止渴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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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林多南城堡内的皇家高地军团画像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历史叙事是编织这一“想象”的必要材料。叙事与真实之间或有偏离，但并不妨碍民族身份建构的有效性。然而，若不知晓事件之间的关联，将高地军团和詹姆士党人皆看作苏格兰民族标志，那么回望历史，直面二者曾经的撕裂时，民族身份是否也会一分为二，自相冲突？面对仍然高涨的独立呼声，苏格兰民族如何处理其历史上做出的种种矛盾选择，重构自己民族的历史叙事？这些不只是当今苏格兰民族党政府的政治关切，也是苏格兰人在近三百年来的历史和文学中反复询问的问题。
不过，钻研这些问题前，不妨再看一眼艾林多南堡和它主人的历史。他们对此也有着自己的答案：尽管高地军团和詹姆士党看似水火不容，但对于这个苏格兰家族来说，两者都是他们光荣历史的不同见证。1715年，约翰·麦克雷（John MacRae）率詹姆士党人夺取艾林多南堡，起义反抗英王。约翰同年战死于谢里夫缪尔战役（Battle of Sheriffmuir），成为为詹姆士党复辟事业献身的“苏格兰四约翰”（Four Johns of Scotland）之一。四年后再次事发，艾林多南堡在英军炮火中化为断壁残垣，沉沦两个世纪。直至1911年，老约翰的曾曾孙——约翰·麦克雷-吉尔斯特拉普（John MacRae-Gilstrap）购回城堡，并于1932年完成重建。此时的麦克雷家族早已效忠高地军团，小约翰的祖父曾作为军团少校在印度任职，小约翰则在1883年加入军团远赴埃及，在英帝国的扩张中立下战功。这座古堡自18世纪以来始终效忠着同一个家族，却先是为詹姆士党事业粉身碎骨，又在20世纪获得了新生，成为高地军团的要塞。艾林多南堡和麦克雷家族都接纳了曾经不同的选择，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显赫名声。詹姆士党和黑卫士的并存其实也是麦克雷家族历史的“正当”陈列，不只是建构当代民族认同的叙事手段。漫长的18世纪历史坎坷不平，而刚刚加入大英帝国的苏格兰民族亦在不同道路、不同势力之间反复摇摆，找寻着和自己历史和解的方式。
苏格兰王国有着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历史。公元9世纪的皮克特人（Picts）肯尼思·麦克阿尔平（Cináed mac Ailpin）通常被视为首位国王。此后数个世纪的苏格兰统治者里，唯邓肯一世（Duncan I）与麦克白（Macbeth）二人因莎翁名剧《麦克白》为人知晓。13-14世纪，苏格兰陷入继承危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趁机入侵，苏格兰独立战争爆发，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爵士（Sir William Wallace）和国王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先后击退英军队。1320年，布鲁斯与苏格兰贵族起草《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得到教皇认可，正式宣告了王国不可撼动的独立地位。但政权独立不等于民族统一，苏格兰境内民族、语言、文化长期多元，至今犹然。16世纪时，北方高地和群岛居住着讲盖尔语（Scottish Gaelic）、信奉天主教、效忠封建氏族的凯尔特人；南部低地市镇是王权、议会和教会所在地，使用低地苏格兰语（Scots，与现代英语同源，有时被视为英语方言）和英语，宗教改革后奉新教长老宗（Presbyterianism）为正统，与北英格兰来往密切。权力和文化的区隔使两地矛盾频仍，高地氏族屡挑叛乱，低地内部王权与贵族、教会亦多不和，导致苏格兰王国长期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力。![]()
1567年，长老会和贵族废黜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扶持年幼的詹姆士六世（James VI）即位。詹姆士笃信新教、野心勃勃，得到二者支持的同时也逐渐将二者纳入自己掌控，成为苏格兰史上异常成功的专制君主。1603年，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驾崩，无嗣，詹姆士作为表侄继承王位，成为两国共主詹姆士六世兼一世（James VI & I），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整个大不列颠。入主伦敦后，詹姆士致力于加速两国语言、文化和宗教统一。此时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和中央集权已经成熟稳定，唯独苏格兰境内高地氏族不服管教，成为詹姆士的眼中钉。1609年，在詹姆士王授意下，数位效忠于他的氏族首领签署《爱奥那法令》（Statutes of Iona），规定高地首领和有产者的子嗣必须前往低地学校接受英语和新教教育，以逐渐改易高地文化和宗教。詹姆士的强力文化政策服务于他整合苏格兰民族认同、加速王国合并的政治野心。在此框架下，与英格兰趋同的低地-英语-新教文化被当作主流，而凯尔特-盖尔语-天主教文化沦为边缘。尽管詹姆士六世的“君权神授”理论为此后的不列颠内战埋下祸根，间接导致后世斯图亚特君主和两国贵族、教会冲突不断，两度被废。但詹姆士打压高地以统一苏格兰民族之政策，乃至统一大不列颠之野心并未消失，反而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者——辉格党（Whigs）发扬光大。![]()
1699年美洲巴拿马地峡地图，巴拿马港湾位于左侧，苏格兰殖民据点新爱丁堡位于右侧
辉格党之名源自苏格兰政治中的反王权力量：1648年不列颠内战期间，来自长老会和议会的激进势力发动“辉格莫尔突击”（Whiggamore Raid），进军爱丁堡，从保王党手中夺取首都以示支持克伦威尔。1679，詹姆士七世（英格兰称二世）因天主教信仰陷入继承危机，其反对派亦因反叛王权而被戏称为“辉格”派。由此，“辉格党”正式成为了反对天主教和绝对君权，支持君主立宪、议会至上、社会改革等“进步”政策的英国政治派系之称。在辉格党历史观（Whig history）中，历史即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力量的必然、持续的胜利”，“光荣革命”即是源自英格兰人长期捍卫的自由权利之胜利，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而试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与其君权神授理论的詹姆士党，必定是落后、反动势力之拥趸。“光荣革命”后短短二十年间，辉格党就将苏格兰的命运彻底融入联合王国之中。1688年，苏格兰议会承认威廉和玛丽的君主地位，开始镇压拒不服从的前朝遗老。1692年，格伦科峡谷的麦克唐纳家族（Clan MacDonald of Glencoe）因坚持效忠詹姆士七世被苏格兰政府军血腥屠杀。格伦科惨案（Massacre of Glencoe）激化了高地和政府的矛盾，也预示了高地与詹姆士党人的密切关联。1701年英格兰议会颁布《嗣位法令》（Act of Settlement 1701），单方面宣布安妮女王（Queen Anne）的继承人将来自信奉新教的汉诺威家族（House of Hanover），引起苏格兰议会反对。但苏格兰经济薄弱，高度依赖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加之其倾举国之力殖民巴拿马的达里安计划（Darién Scheme）于1700年破产，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因此在英方的威逼利诱下无力反制，反而越发依赖两国的联合。南北方发展的巨大差异，强化了英格兰作为先进政治经济体制的形象，更使辉格党的合并呼声愈发高涨。一番政治博弈和贿赂后，苏格兰议会于1707年通过《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自我解散，融入英格兰主导的大不列颠王国。詹姆士六世的大一统之梦，终于在最后一位斯图亚特君主安妮女王治下由辉格党实现。![]()
1714年，乔治一世（George I）即位，宣告汉诺威王朝之肇始，也即“辉格当朝”（Whig Supremacy）元年。次年即爆发詹姆士党起义，建设新王朝的辉格党与复辟旧王朝的詹姆士党之间冲突不断，长达半个世纪。两方的拉锯下，苏格兰民族的两种形象逐渐显现，并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中塑造了两种文化面孔：一是为大英帝国现代化迈进的理性公民、二是为历史传统而战斗的古老民族。前者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后者之代表，莫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两种形象在19世纪融合，形成了大英帝国-苏格兰的二元身份认同。1715年，詹姆士党领袖马尔伯爵（Earl of Mar）起兵占领高地，恭迎“老僭王”（The Old Pretender）詹姆士三世兼八世（詹姆士二世之子）登陆，翌年事败，二人流亡欧陆。1719年，西班牙人支持詹姆士党再度起事，亦未成功，艾林多南堡即于此役被毁。然而到了1745年，老僭王之子——“美男子”查理王子再度登陆高地，情况已然转变。响应者不再只是氏族和天主教的老詹姆士党，还有许多对合并后的政治失声感到失望、希望重新赢得苏格兰独立的新教人士。查理不费一兵一卒就入主了爱丁堡，在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拥立其父为苏格兰王，并宣布“虚假联合”无效。但查理的野心不在光复苏格兰，而在于夺回整个大不列颠王权。詹姆士党趁英军主力陷于欧陆战事，顺利南下，直至德比（Derby），距伦敦仅百余英里。然而长途跋涉，援军不足，苏格兰人在英军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追击下，节节败退，最终于因弗内斯（Inverness）东部的卡洛登荒原（Culloden Moor）惨败。詹姆士党的覆灭意味着辉格党在苏格兰取得了全面胜利。![]()
约翰·佩蒂 - 《美男子查理王子进入荷里路德宫的宴会厅，两侧是洛希尔的唐纳德·卡梅伦和皮茨利戈勋爵亚历山大·福布斯》，1892年
此役毕，汉诺威王朝开始对叛乱支持者大肆报复，詹姆士党势力全军覆没。查理王子艰难逃生后在高地辗转藏匿，其间不乏忠义与浪漫之轶事：据说高地民众皆倾力相助，无一人出卖查理，而查理在躲避搜查的过程中甚至得到了非詹姆士党人的帮助——其中最知名者，乃“詹姆士党女英雄”（the Jacobite Heroine）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弗洛拉来自亲政府氏族，但当查理王子有求与她时，她倾力相助，让王子乔装为爱尔兰侍女“贝蒂·伯克“（Betty Burke）随她前往斯凯岛躲避政府搜查。弗洛拉后来被政府定罪，在伦敦塔中囚禁一年，却也因此成为“英雄”，留名史册。而查理王子在众人帮助下，乘法国舰艇“乐呵”号（L’Heureux）离开苏格兰，终未能东山再起。但1745年的叛乱给伦敦政权造成了巨大的撼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地人在低地和英格兰人眼中的“蛮族”形象。高地氏族、天主教徒、苏格兰独立势力、以至于民族主义者等一系列本无明确关联的群体，都和詹姆士党联系了起来。接连半个世纪的频繁叛乱促使当权的辉格党和汉诺威王朝采取种种镇压政策，其范围从军事延伸至政治与文化，程度越发严酷，直至所有与詹姆士党相关的群体或符号都被当作对英国政权的威胁而遭清洗。1715年后，汉诺威王朝剥夺叛乱领主的土地，分与主动归顺者，并颁布《缴械法令》（Disarming Act 1715），严格限制非政府人员携带武器。政府集结亲己的氏族成员组建了高地独立步兵连（Independent Highland Companies），即后来的高地军团，负责镇压反抗、收缴军械、维持治安。1745年，汉诺威王朝险些被叛乱颠覆，因而政府在平定事件后，不仅以严刑峻法惩治参与者，还视高地本身为分裂与反叛的温床，开始对凯尔特文化进行严酷弹压：盖尔语被禁止使用，领主的世袭司法权被取缔，更有恶名昭著的《1746年着装法令》（Dress Act 1746）明确禁止除高地军团以外的所有苏格兰人穿着“披风、褶裙、花呢裤、肩带”等高地服饰或使用格纹花呢（tartan）布料，初犯监禁半年，再犯恐遭流放。![]()
与文化灭绝相伴的是经济和人口上的“高地清洗”事件。18世纪中期恰逢英国经济转型加剧，圈地运动盛行，一些高地地主常年住在英格兰南方，对本地民生漠不关心，欲图为经济利益改变生产模式，开始大量驱逐领地里的农民和氏族成员。政府视此为改变高地人口、抹除叛乱因素之机，派遣黑卫士武力驱逐不愿离开的农民，扑灭骚动的苗头。整个过程持续近百年，迫于生计的流民或涌入寒冷、拥挤的东部海岸，在持续的饥荒中艰难求生，或背井离乡远渡北美，汇聚成“苏格兰大流散”（Scottish Diaspora）的悲惨历史。高地的贫穷和动荡更触发了针对凯尔特民族和文化的系统性歧视，种族主义歪理邪说开始将苏格兰-爱尔兰凯尔特人看作懒惰、顽劣、注定失败并被盎格鲁-萨克逊人征服的民族。尽管“高地清洗”发端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客观上催生了苏格兰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奇迹，但激烈的民族和政治矛盾使它被赋予了“英格兰统治者的种族清洗”和“苏格兰上层阶级背叛民族”的意味，使之成了一个民族的创伤记忆：1980年代“去工业化”重创苏格兰经济，工人社区再次将矛头指向了本民族“上层阶级”——来自苏格兰的煤炭委员会主席伊安·麦格雷戈（Ian MacGregor）。“上层阶级背叛本民族利益”的话语如今更脱离其原有语境，泛滥欧美政坛。其右翼鼓吹者之一，自称代表“中西部白人工人阶级”的加州风投政客J.D.万斯（J.D. Vance），亦称自己“骨子里”是苏格兰-爱尔兰大流散的后裔。可见一个民族的悲剧记忆不会远去，它会以未知的形式，裹挟着不同的潮流，在不同语境下不断变形、涌动、浮现。
残酷的镇压政策使高地文化销声匿迹，“进步”的低地苏格兰人也为自己民族的落后状态感到羞愧。1763年，苏格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与他的老师和知己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初次见面，他尴尬地说：“约翰逊先生，我确实来自苏格兰，但我命不由己。”约翰逊也毫不掩饰伦敦人对北方的常见偏见，答曰：“在我看来，先生，你的同胞绝大多数都命不由己。”鲍斯威尔并非激进的辉格党，他热爱家乡，致力于改变约翰逊博士对苏格兰的偏见，甚至在1773年亲率其师前往苏格兰参观。但此时的鲍斯威尔和众多爱丁堡知识分子一样，无法为自己的苏格兰身份而自豪。作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词典编纂人——约翰逊博士的大弟子，鲍斯威尔在生活与创作中坚持使用标准化的英语，与自己民族的方言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在此时的爱丁堡，低地苏格兰语也已被视作方言土语，以南方贵族的发音和拼写为规范的“标准英语”成了亟待普及的官方语言。在苏格兰的大学中，英文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760年，爱丁堡大学创立“修辞学与美文学教授”（Chair of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职位，世界首个教授英语文学的大学课程就此在苏格兰诞生。与此同时，英格兰的牛津、剑桥仍然独奉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为阳春白雪，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开始设立英文专业。作为新诞生的“不列颠身份”之旁系，苏格兰大学对英语语言文化的推动既是对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也可被视为帝国境内“边疆”群体在拥抱新身份时的“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
或许正是对本民族落后状况的尴尬，激励着北方精英抛弃民族文化的“糟粕”，积极进取，改变形象，证明自己作为新生的“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亦能靠勤劳才智为联合王国撑起半边天。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以启蒙运动闻名欧洲，诞生了一系列现代思想和学科的创始人，如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现代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等。如今爱丁堡街头仍可见当时记忆。老城“皇家英里”（Royal Mile）路旁立着两位最知名的启蒙思想家雕像：休谟与斯密。前者形象如古希腊圣哲，手执书本、端坐沉思。人们认为他的学识能给人带来智慧，而参观完爱丁堡城堡的学生们（据说此城堡会给大学生带来学业诅咒）更相信他的理性思辨能够破除一切迷信。就此观之，休谟闪亮的右脚拇趾足证当今时代仍不乏求知若渴之人。不远处的斯密目光坚毅，望向大海的方向，仿佛以其理性的数学头脑，引领者北方民族前进事业的航船。作为苏格兰人，休谟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书写《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批判英格兰渐进主义史观之限制，更好地观察这个主导着联合王国的南方邻居。但对这两位自由主义倡导者来说，苏格兰的历史充满了斯图亚特专制君主和长老会的宗教权威，与他们崇尚的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背道而驰，因此两人皆是联合王国和汉诺威王朝的坚定支持者。而当他们论及人性、历史与经济学普遍原理时，自然采用的是通用、标准的英语，毫无苏格兰民族的语言文化痕迹。![]()
印有亚当·斯密头像的地砖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取得的思想成就，让爱丁堡获得“北方雅典”（Athens of the North）之美名。与此同时，兴建爱丁堡新城（New Town）的计划于1776年开始，新城位于如今王子街花园（Princes Street Garden）以北部，是座规划严整、街道宽敞的现代花园城市，与拥挤、逼仄的中世纪老城形成鲜明对比。新城的街道名充满拥护联合之意味，如向王室表忠的汉诺威街（Hanover Street）、乔治街（George Street）、象征英苏民族的玫瑰街（Rose Street）与蓟花街（Thistle Street）等。仿佛为了让“北方雅典”名副其实，城东的卡尔顿山（Calton Hill）上纪念碑林立，皆仿古制，好似缩小版雅典卫城。这些纪念碑建于19世纪上半叶，其中三座大型建筑均为纪念18、19世纪为英国事业牺牲的人物而立：高耸入云的政治烈士方尖碑（Political Martyrs’ Monument）纪念为政治理想而牺牲的改革家；伫立山巅、颇具帝国主义和阳刚之气的纳尔逊纪念塔（Nelson Monument），纪念这位在特拉法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中英勇献身的海军中将。两座英帝国的纪念碑下，是一座残缺不全，状如半个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建筑，名为苏格兰民族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 of Scotland）。![]()
卡尔顿山远眺，左为纳尔逊纪念碑，右为苏格兰民族纪念碑
民族纪念碑于1826年开始动工，以纪念在拿破仑战争中牺牲的苏格兰将士，却在三年后因财力不足半途而废。看似饱经沧桑的远古遗迹，原来是财政失败的烂尾工，人们已不大记得它的本名，只唤作“苏格兰洋相”（Scotland’s Folly）等戏谑昵称。一座纪念苏格兰人为大英帝国而牺牲的建筑，却因财政困难先牺牲了自己。通过这座 “北方雅典”的残破丰碑来审视启蒙运动对苏格兰的影响，不难发现历史的讽刺与辛酸：苏格兰精英丢下本民族身份，为大英帝国贡献了如此多的思想家和战士，让世人记住了“北不列颠人”的骄傲与光荣，却并未给苏格兰换来更多的议会代表与政治地位。与真正的雅典相比，“北方雅典”或许不输理性思想的光芒，但一定少了政治辩论的音量。怪不得1997年工党领袖、爱丁堡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入主唐宁街10号，重新还政北方、重开苏格兰议会时，苏格兰民族党强势成为第一大反对党，与向来代表北方话语的工党针锋相对—— “北不列颠”和“苏格兰”的身份已然从并列走向了对立。凝视这座19世纪初的残破神庙，它的另一个昵称或许更能道出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历史中的矛盾地位——“苏格兰的骄傲与贫困”（The Pride and Poverty of
Scotland）。历史与传统并未在启蒙运动中完全消失。离开鳞次栉比的山顶，来到卡尔顿山的南麓的摄政街（Regent Road）旁，有一处不算起眼的柱式圆顶纪念碑，属于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对中文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的《一朵红玫瑰》（A Red, Red Rose）和《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早已脍炙人口。这位诗人生于1759年，未曾经历詹姆士党叛乱的动荡。或许正因如此，彭斯并不像鲍斯威尔等人因自己的民族而尴尬，反而尝试在方言和传统中找寻被“进步人士”抛在身后的民族身份与价值。1786年，彭斯出版了首部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Poems, Chiefly in Scottish
Dialect），他采集民间歌谣，用简洁有力的方言词汇展现了苏格兰的另一种风貌：那里没有启蒙精英倡导的理性与秩序，但充满来自民间生活、野草般不屈的蓬勃力量和充沛情感。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更是大胆歌颂罗伯特·布鲁斯领导同胞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大胜英军，赢得独立的往事，以表达对法国革命群众捍卫自由事业的支持：苏格兰人，你们跟华莱士流过血，
苏格兰人，你们随布鲁斯打过仗，
如今就要迈向自己的血泊，
或者迈向胜利！
就在今日，就是此时，
看那前线紧逼的战事，
看那高傲的爱德华拥兵将至——
是锁链，是奴役！
……
谁愿为了苏格兰的王与法，
拔出自由之剑猛冲杀，
为自由战斗，为自由倒下，
跟我上，共出击！
诗人唤起苏格兰古代战争的记忆，浪漫化为捍卫民族自由与独立的事业，不仅为苏格兰人重建了光荣历史和民族自豪，还将其与追求自由和尊严的革命理想联系起来，可谓在充斥着辉格党进步史观的18世纪独树一帜。此诗流传至今，已成为苏格兰的“准国歌”和民族独立的象征之一。不过尽管彭斯以民族历史为傲，他本人并非反对联合的独立分子，更非拥护前朝的詹姆士党。他身怀人文主义理想，既热爱苏格兰民族，也拥护联合王国，更追求超越国家的自由价值。在他看来，尽管《联合法案》对苏格兰人来说并不光彩，但英国代表的自由与法制正是他在华莱士和布鲁斯身上找到的可贵品质。1859年纪念彭斯诞辰百年的仪式上，一位上校也将“为英国陆海军立下赫赫战功的苏格兰同胞”与彭斯诗歌中追随华莱士、布鲁斯而战的先辈相提并论，称颂苏格兰人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同样，彭斯以他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投身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人士，甚至被苏联科学院也赞誉为“人民诗人”（Народный поэт），而他笔下捍卫自由的苏格兰人也已化为文化符号，至今仍在《勇敢的心》（Braveheart）等作品中打动着代代观众。![]()
亚历山大·纳斯米斯 - 《罗伯特·彭斯》，1828年如果说彭斯为苏格兰历史奠定了捍卫自由的基调，那么充实历史叙事的内容，将其幻化为浪漫传奇以使世人熟知的，就是苏格兰最知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拥有全爱丁堡最为气派的纪念碑（Scott Monument），位于王子街中部，是座哥特式尖塔，主塔乌黑的尖顶直插云霄，其上分出数不尽的宝塔形小尖顶、层层环绕着共68位人物雕像，皆出自其作品。主塔下是四柱围起的神殿，顶上刻有16位苏格兰作家头像，外围又有四座塔柱向上形成尖顶拱卫主塔。每当“老烟堡”（Auld Reekie，爱丁堡别称）之名应验时，大雾弥漫，通天塔顶隐入迷雾，变幻莫测，唯余塔下安坐的小说家不分昼夜、兀自低头，不知是在小说中玄想，还是审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寻找新的角色。不远处的主火车站——韦弗利车站（Waverley Station）正得名于他笔下小说的主人公爱德华·韦弗利（Edward Waverley），可能是全世界独一家以虚构人物命名的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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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弗利》（又译《威弗莱》）出版于1814年，是司各特首部小说，也是同名系列小说的核心。副标题《六十年往事》（’Tis Sixty Years Since）点名故事背景在1745年詹姆士党起义前后。小说主人公爱德华·韦弗利是出身英格兰辉格党家庭，少年的他随军前往苏格兰，先后在低地贵族和高地首领家居住，爱上两位主人的女儿罗丝（Rose，又译露丝）和弗洛拉（Flora，又译弗洛娜）。他被高地人的热情与忠义打动后投身注定失败的詹姆士党起义。韦弗利最终被政府赦免，告别了激情岁月的他与罗丝成婚，回归英格兰生活。小说情节难免落入浪漫主义俗套，但司各特借助词藻和学识，将尘封六十年的詹姆士党叛乱重新包装为一段激情岁月，不仅让历史爱好者得以一窥“往事真相”，还满足了时髦人士对边疆的异域幻想，甫一出版即畅销英欧。以至于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的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读罢司各特小说，脑中幻想出“古老的城堡”和“苏格兰茅庐”、终日耽于“穿过浓雾，在欧石楠中萦回”的风笛、“斜披着苏格兰格子花呢长巾”的农民和贵族，“卫士的厅堂”和“走江湖的诗人“。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往事并不久远，却仿佛亚瑟王传说里的卡梅洛特宫（Camelot）一般充满古风情调，吸引着和艾玛一样对19世纪感到倦怠的读者。![]()
前方即是韦弗利车站入口，其坐落在爱丁堡南北两城之间的谷地之内
司各特的成功不仅在于文学想象，还有他在文学与现实间互相转化的才智。漫长的18世纪见证了“高地风尚”的发明，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中详细考证了苏格兰褶裙是英格兰人托马斯·罗林森（Thomas Rawlinson）在18世纪早期，以高地廉价服装——束腰披风（plaid）为原型的发明。褶裙最初并未广泛流行，加之着装禁令影响，几近消失，唯独高地军团因便利原因将其采纳，使之得以保留。1782年禁令解除时，高地大兵已将花呢褶裙当作了他们的传统服饰。此时苏格兰身份正与帝国事业紧密相连，军团作为英帝国的功勋部队，其装束自然成为风尚。司各特紧跟时尚，让书中的韦弗利“穿了一条花格呢裤子（他还不能顺应到穿短裙），戴了一顶无沿帽，脚登生皮鞋”，将这套花哨打扮与詹姆士党的“失败英雄”形象结合，打造出华丽、浪漫又无害的“高地幻想”。1815年，时为摄政王的乔治四世也读《韦弗利》着了迷，邀请司各特赴晚宴。1822年，乔治四世造访苏格兰，为亲眼目睹此番“高地风尚”，特命司各特任典礼官。得到国王特许的司各特近乎狂热地将这场王室典礼打造成了小说中的“高地盛宴”。到场嘉宾无论出身皆着“高地服饰”迎驾，乔治四世威风凛凛，头戴大翎羽小帽，身着全套大红色绿条纹粗花呢（后来被称为“皇家斯图亚特花呢”Royal Stewart Tartan）褶裙和披风大驾光临，真如小说中“飘荡的花格呢服，摇曳的羽毛”，好一个地道的詹姆士党王。尽管与会的高地人面对此情此景颇为不解，但新装一经国王认可便风行英伦，成为钦定的“高地传统服饰”乃至整个苏格兰的文化象征。![]()
1822年时，苏格兰已经171年未有君主造访，因此乔治四世之行承载着表达对苏格兰人经济文化成就的认可、巩固联合王国认同的重要意义。司各特的浮夸宴会正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符号，以供帝国表彰苏格兰民族的“悠久”历史。此后“高地风尚”在英国贵族中流行，维多利亚女王购下巴尔莫勒城堡（Balmoral Castle），更是开启了王室每年定期前往高地的习惯。如果说自乔治四世开始，联合王国接纳了包括詹姆士党在内“整个的”苏格兰历史文化，这所谓“整个的”苏格兰文化其实也已内化了对联合王国的归属。正如韦弗利在两位女主之间摇摆不定，为弗洛拉神魂颠倒，却最终与罗丝成婚。这位公子的情感戏码正是司各特为苏格兰民族打造的“缩影”——“弗洛拉”正是“詹姆士党女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之名；“罗丝”（Rose）则为玫瑰之名，乃英格兰国花。如此看来，詹姆士党起义就好像苏格兰为了“自由”做出的年少冲动之举，而经历“启蒙”运动后的苏格兰已变得成熟理性，终于做出效忠联合王国的正确决定，也因此应该得到其在王国中应有的产业。在这由低地绅士炮制，专供英王享用的历史叙事中，“高地风尚”只不过是一份佐料，而高地历史的真实挽歌——常年的饥荒、衰落的盖尔语、流散的凯尔特人——已被响亮的风笛声盖过。毕竟历史的真相复杂而不可人，即便是亲身经历战斗的韦弗利，在面对一位对“高地的风习”问来问去的年轻学生时，也只得草率地“用口哨吹了一支风笛曲，跳了一个苏格兰舞，唱了一支高地歌，来满足他的好奇心”。苏格兰历史学家格雷姆·莫顿（Graem Morton）将19世纪完全确立的不列颠-苏格兰双重身份认同称作“统一派民族主义”（Unionist Nationalism），既坚决维护英国统一，又格外强调苏格兰民族的特性。启蒙思想家赢得的普世成就和文学家塑造的民族传统是这一认同的两根支柱（当然，其物质基石离不开苏格兰人在英帝国海外殖民中获得的利益）。然而这种二元统一究竟是永恒的稳定还是一时的平衡呢？司各特的小说或许再次暗含了答案。少年韦弗利（Waverley）之姓正为“waver-ly”（摇摆不定）之谐音，似乎暗示着他在两位女子之间的摇摆不定不只是境遇所造，而是天性使然，纵使一朝做出选择，也不能改变他犹豫徘徊的性情。当这名字成为苏格兰的文化招牌，响彻爱丁堡火车站时，不难看出它对苏格兰人来说已不只是一个小说人物，而已化身某种民族性格的具体承载。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性情，又是什么支持着每次选择呢，或许从詹姆士六世入主伦敦开始，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民族的历史经历正如小说结尾的人生慨叹：“世事变化无常，总的来看，能更美满地如愿以偿的，也毕竟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