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行动的主体，是思想的支点。在新的历史时间里，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同过去一样，面临着不断地抉择、不断地上下求索，寻求与内在和外部世界的妥善共处。我们在此选编了过去一年里令人过目难忘的18本著作。当技术革新回响在历史的潮头，人与技术的缠斗成为了时代的核心命题（《科技封建主义》）；面向未来，重新定位自我、重新思考人类中心主义正成为时代脉动的新的边疆（《欲望行星》）。
然而，未来无法脱离历史与当下。回溯过往世代，在智识与思想领域，人与时代的关系一直在被解构与重思（《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物导向本体论》《上帝、洛克与平等》）；作为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石，人与国家的互动也是政治共同体革故鼎新、交替演进的源动力（《论美国的民主》《革命乡土主义》《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真理的严谨主义》）；身为普通人、劳动者，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发挥主体性，以日常作为抵抗、以记忆作为权柄（《茶叶战争》《记忆的性别》《鹿川有许多粪》）；栖息于政治、社会、文化与城市场域之中，人一直在创造空间、重塑空间、与空间共生（《藏春》《移步红楼》《两餐之间》《新加坡河》）；而当各种形式的不可预料的暴力在人的历史中不断轮回时（《性权利》《法律的暴力》），叩问命运一直都是每个主体所拥有的选择。
谁杀死了资本主义？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
自欧洲在近代早期走出封建时代，并通过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将资本主义带向全球后，人类的经济政治结构就一直被资本所主导着。在21世纪，现代金融与科技在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的生产与分配方式。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新时代呢？瓦鲁法基斯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位希腊前财政部长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独立的主体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市场进行资源整合。然而，现在的科技巨头们并非在独立的市场中互相竞争，而是通过垄断建立了自己的“封地”。在“封地”中，最为主导的因素并非利润，而是来自于封地本身的租金。而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则成了为这些封地领主无偿劳动的农奴。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瓦鲁法基斯认为，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复归。以科技、金融复合体所主导的巨头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取代资本主义的同时，正在更加残酷地剥削人民的劳动。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长久以来，学者们都在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强调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文明史，而很少将不同文明置于同一框架和视野之下，也很少超越人类本身来谈历史。《欲望行星》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呈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呼吁我们从行星的尺度出发来思考人类与地球的共同命运，而且着眼于强调“深时”并将人类看作地球演化史中的一个部分。该书最主要的观点也即最令人动容的，是将外在自然与“我们自身为直觉、欲望与冲动所统御的内在自然”纳进统一范畴，以一种“认清现实仍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来提醒人类控制欲望，与地球和谐共存——直至人类灭亡。
《欲望行星》一书凝聚了一位年逾八十的知名学者、美国环境史开山人物唐纳德·沃斯特对地球命运的深切思考与关怀，由中国环境史学者侯深——也是其弟子——操刀翻译成中文。书中的连珠妙语令人击节，其单刀直入的问题意识又令人深思，作为美国环境史学科奠基人的沃斯特老爷子本身仍在思考最前沿的史学问题，则更令人赞讶。这样一本“中美合作”的书，我希望它能够掀起更大的波澜，在这样一个世界趋于碎片化和对立的时代，建立起所有人类共同合作的新的基础，引发所有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对于地球和自身命运的严肃关切。
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
张历君
一个革命者能有多少重面相？在短20世纪急促而剧烈的历史经验后，我们很难具体地回答这一问题。不管是对于曾受到感召的读者，还是对当下的学人来说，大多数的20世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作者。书写不仅是革命的媒介、权力的载体，还成为能够重现一个人主体性的可贵材料。在《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中，张历君基于这些材料重绘了瞿氏作为20世纪初的一位革命者的肖像，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激荡到近乎无情的社会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该如何处理自我意识？
本书从丁玲1929年的小说《韦护》起笔，至文末同样以《韦护》为终。张历君用这部以瞿秋白与王剑虹爱情故事为原型的小说为切入点，不仅分析了瞿氏同时作为“波西米亚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作为革命者的不同身份之间的摇摆与张力；还展示了瞿氏精神深处对生命与爱的坚定追求。本书以瞿秋白短暂的生命经历为主线，梳理了瞿氏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作为20世纪初的跨文化知识分子的前沿视野。通过对瞿氏曾参与的不同跨文化场域的考证，张历君梳理了瞿秋白在佛家唯识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左翼思想之间建构自身知识形式的思想轨迹。
正如汪晖在《世纪的诞生与空间革命》一文中所言“新政治的发生过程必须置于由空间革命所造成的横向时间关系中才能解释——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之时，新的意识、价值、行动诞生了。”对于20世纪初的瞿秋白来说，跨文化的知识资源在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式中被重新理解、赋予意义，并最终诉诸行动。深入研究20世纪革命者的思想视界如何在自身和群体的多重时空中重塑，对于一百年后的我们建构自身主体、面对和介入新的历史潮流，有着巨大的意义。
物导向本体论
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
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时，齐泽克曾认为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强人”能带来新的政治力量，抗衡“新自由主义的平庸”；然而在拉图尔看来，特朗普从未直面气候和难民危机的根源，是失败的“逃避主义者”。政治立场的分化反映着哲学家各自的本体论倾向：强人政治寄托着人们对人类能动性的期待；现实的危机却彰显着“物”独立于人的实在力量。“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OOO）继承了拉图尔的实在论，一反欧陆哲学自康德以来对“物自体”的规避，重建了关于物而非其关系的哲学。基于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哈曼认为一切物皆存在于自身封闭的内在，独立于感受、认知或外在交互。《新万物理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OOO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脉络，通过案例分析阐明实在论哲学如何为美学、历史学、政治理论等领域贡献新的思维框架。OOO认为知识不能掌控实在，但却是我们面对真实时唯一能依靠的“信念”，也是“让全世界的特朗普们为他们脱离现实的论述承担责任”的武器。如今特朗普卷土重来之际，本书所倡导的实在论已然不只是一种本体论思潮，更是哲学为了捍卫真实、直面危机、反对政治欺骗所做的必要转向。
上帝、洛克与平等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
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思想社会，暴露出了自由和规训的一体两面，让我们感到自己所声称的自由权利是多么遥远。政治哲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的《上帝、洛克与平等》一书试图将具有“现代自由主义之父”和“基督教思想家”两种面孔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多重思想面貌联系起来，指出了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个人权利理论需要追溯其基督教思想来源和平等主义特质才能使其度过危机：而洛克在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之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沃尔德伦笔下的洛克以“上帝是人类心智的创造者“这一事实为前提，阐明了每个作为思想者的人类个体同等具有的、足以认识普遍道德规则的心智能力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也意味着现代政治结构和社会阶层中的等级不可能反映人类个体内在的平等伦理地位：人们平等拥有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也具有服从唯一道德规则制定者（也就是上帝）的义务。在人们刻意规避宗教和思想讨论，而又充斥着以宗教观点为基础的道德规训的今天，沃尔德伦指出了洛克这一早期现代思想家的现实意义，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宗教生活的作用。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将“民主”定义为作为社会状态的“身份平等”，这既是其政治学上的创新，也暗示本书不仅聚焦于美国的经验，也面向所有在他看来即将经历民主革命的国家。托克维尔分析美国的政体安排以及其中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权力运作，并分别于上下卷提出对民主社会的两大主要批评，即多数者的暴政和行政专制。多数的无限权威将播下暴政的种子，极有可能掐断自由的咽喉；而当一切次要权力和特权都被剔除，对平等的喜好将驱使民主国发展出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托克维尔意识到民主或平等时代的势力不可阻挡，因此越是到下卷，书中的美国色彩就越是淡化。通过比对顺遂发展的民主国美国、经历暴力革命的民主国法国，和保留自由贵族制的君主国英国，托克维尔试图描绘关于平等社会的整全图景。托克维尔惋惜于贵族时代的逝去，但也承认民主将带来全体人类的更大幸福：“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更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
托克维尔所驰想的全球民主革命已成为我们熟知的历史，他所观察到的民主困境仍是延续至今的生活。或许支撑托克维尔的仅仅是对旧贵族式的伟大与自由的眷恋，但其中对于如何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避免奴役的忧虑仍发人深省。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式的难题回响至今。
革命乡土主义：
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
1925-1937
柯立梅（Maggie Clinton）
“用自己的汗，谋自己的生；拼我们的血，救我们的国。”
在21世纪的今天，称呼1930年代的国民党为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在学界中会显得十分离经叛道，但是研究国民党中的法西斯成分与元素依然能揭露出有趣的现象。玛格丽特·克林顿于2017年所著的此书就重点研究了1925至1937年期间国民党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派别与其对于文化的重点关照。该书以CC系与蓝衣社为核心展开，在史料上关注《汗血周刊》等宣传期刊。
此书向读者展示了国民党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派别对于科技与美学的极其现代的审美与他们激进的反保守主义纲领。之后，作者关注了这些法西斯主义者是如何试图通过恢复传统儒家文化来推动现代化进程，与他们如何在对抗共产主义者时把自己的这一行为彰显出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法西斯主义也不失位，CC系与蓝衣社试图将儒家价值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让人在精神上为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做好准备。文化阵地也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积极地与新型大众文化形式互动，试图推进自己的观点与议程。
那么，回到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国民党内部的这些派系是法西斯主义的？克林顿认为有以下几个要素：一，他们在现代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反对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政治，并且试图通过儒家的规训来去解决目前的现代性危机；二，这些组织同时提倡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解法。在马上要过去的2024年，伴随着特朗普的重新当选与欧洲极右政党的抬头，法西斯主义的描述开始再一次地被大家利用了起来。推荐此书，希望读者能够对法西斯主义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
江文汉（Gerrit W. Gong）
何为“文明”？当有关“文明”的话语和讨论泛滥于当今的舆论场时，也许有必要去追溯此概念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实践。本书作者江文汉（Gerrit W. Gong）研究了在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浪潮的语境下，“文明”的概念是如何影响西方国家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此书展示了“文明标准”（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如何作为一个规范框架，为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的合作、排斥、胁迫、统治与侵略提供了依据。江文汉追溯了统治者、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学家如何在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交流中运用文明标准的概念。与此同时，以日本，中国与暹罗作为案例，本书也研究了非西方社会如何应对“文明”概念的冲击。
江文汉指出，这个以欧美为核心的文明概念真正的崩塌正是来自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在文明核心地带的战争、暴政、屠杀和种族灭绝，使得西方难以继续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唯一文明标杆存在。但是，正如此书指出的一样，文明标准的影响依旧持续：直到1955年，国际法手册（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才将国际法的定义从“文明国家之间的规则”修改为“国家之间的规则”，而联合国托管领土（United Nations trust territories）这个有着深深文明等级论烙印的政治实体直到世纪之交才停止存在。
本书也存在几点问题。一是江文汉的观点过于重视法律和理论的力量，而忽视了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政治和经济基础。二是此书主要关注精英决策和国家层面的互动——而“文明”的概念终究是要由大众来理解和运用的。
江文汉在1984年写下此书的一大契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这次革命的冲击使得作者重新思索“文明”的意涵以及此概念在当下国际社会的影响。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读此书变得更为重要：虽然赤裸裸的“文明标准”语言已然式微，但在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框架下，其关于文化等级和优越性的基本假设继续影响着全球政治，特别是在关于经济发展、人权和国家主权的辩论中反复出现。在一些情况下“文明”的叙事似乎成为了某种认知论暴力（Epistemological Violence），以至于当“遵守国际法”曾经是“文明社会”的一大重要标准时，我们却能看到在某些地区，“文明”的概念被用来正当化明目张胆践踏国际法的行为。文明——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真理的严谨主义：
埃及人摩西以及
弗洛伊德和阿伦特的其他著作
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
本书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生前未发表的关于弗洛伊德与阿伦特评论的合集，收录了他1980年代的论文《埃及人摩西》以及其档案中其他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和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两书的批评。因担心观点的争议性，布鲁门伯格生前未出版这些作品，直到在2015年由阿尔里希·迈耶（Ahlrich Meyer）从其档案中整理出版，并在2019年由乔·保罗·克罗尔（Joe Paul Kroll）译成英文。本书的争议在于他大胆地将摩西与艾希曼并列讨论，分别视为犹太民族“积极”与“消极”、自觉与不自觉的奠基人。布鲁门伯格在书中批评弗洛伊德以“真理”之名将摩西描述为利用犹太人建立一神教的埃及人，以及阿伦特因其普世主义人道立场，为批评本·古里安对艾希曼的审判，而将艾希曼描绘成无能力作恶的小丑。他指出，这些观点忽视了摩西与艾希曼审判作为奠基性政治神话，在以色列建国这一特殊“例外”历史时刻的重要性与严肃性。本书在对神话的强调上，与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一脉相承，但在诸多方面（如对“例外”概念的使用）却与其在《神话研究》中的主要论战对手卡尔·施米特存在某些共通之处，颇具趣味。在今天，书中暗含的布鲁门伯格作为半犹太人（因母亲是犹太人而遭纳粹迫害）对犹太性的独特理解，尤其是与萨义德2000年对以色列媒体所称“我是最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这一争议性言论所体现的犹太性普世主义形成的对比，更显耐人寻味。
茶业战争：
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
刘仁威（Andrew Liu）
刘仁威的《茶业战争》作为近年来出版的一本全球史、比较史、资本主义史著作，以19世纪中国与印度两地茶叶产业的兴衰、转型为切入点，反思了既往经济史研究中对技术革新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聚焦于中国的福建、徽州与印度的阿萨姆三个茶叶生产地区，刘仁威认为，阿萨姆茶业的兴起，主要源于英国印度殖民当局以国家干预、强制劳工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对中国茶业形成竞争优势，而并不是通过加强生产效率而完成的对国际市场的挤占。在19世纪初，英印殖民当局一度试图仿效中国的茶叶生产模式，建立起以佃农为核心的生产体系，同时让自由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来推动茶业的发展，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经典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对于加快推进后发的印度茶叶产业赶超先发地位的中国茶业是无比徒劳的。英印当局随之转换经济规划轨道，以政府强干预作为政策主线引入强制劳工，以低人力成本作为一种优势——一时之间，阿萨姆遍布茶叶种植园。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19世纪的中国，茶叶的生产技术与管理并非一尘不变。茶商积极运用焚香等等手段，使得茶叶生产的时间精确化，提高其管理下的茶业工人生产效率。然而，在面临印度阿萨姆茶业的低成本竞争压力之下，长时段内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国茶叶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茶业已陷入持续危机状态，急需重新改革生产模式以求复兴。在《茶业战争》中，刘仁威还通过考察同时代中、印两地的经济思想史，试图建构产业转型与思想流动之间的复杂互动。如果说以茶叶这一重要的全球商品作为视角，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与巩固依赖于国家和劳工体制两个方面的强力推动——那么值得我们反复推敲的，可能是“自由市场”神话本身的历史可能性。
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贺萧（Gail Hershatter）
不同性别对新中国革命史的记忆会有令人惊讶的不同。对于贺萧而言，记忆不是一个既成 “真实 ”的贮存库，它不仅是历史痕迹的构造，还涉及对这些痕迹的重读。这本出版在2011年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带领读者走进性别的(gendered)记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乡村个体记忆——置身于大历史脉络中一条视角独特的时间线。
此书的方法建立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边界，它通过乡村女性个体口述，回溯大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的动态，尤其以被中心的、宏观的、以及男性主导的革命史所遮蔽的部分。作者也承认，每一次讲述都会带来损失，因为随着记忆的重启和重新定位，人们会进一步远离感官体验和自己先前原初的对事件的理解；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记忆再造也恰恰是过去事件与当下语境相互影响、交融的产物。正如亚历山德罗·波泰利（Alessandro Portelli）所写，对历史学家来说，口述方法论的作用与其说在于其对过去的保存，不如说在于这种记忆历程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反映。这本书也是一份着重在“重新讲述”的作品，它重构历史，让年迈的农村妇女在当下讲述的她们故事。这样的回溯本身即成为一种性别记忆对官方叙事的漠视发出的挑战。
贺萧的研究基于72名乡村妇女的生活史，涉及到普通劳动妇女和妇联干部等不同人群，关切的落点包含革命为她们带来的身份角色、婚姻法等建制带来的影响变化等等。在田野与写作过程中也有各种伦理和实践难题产生： 历史学家需要揭示其资料来源，需要将研究对象固定在时间和地点来确定其独特情况。与此相反，人类学家则保护资料来源的匿名性，并通过民族志的描述而非直接命名来确定研究对象的独特和共识。因而此书也是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上对方法论的一次深刻的探索。
鹿川有许多粪
李沧东
导演了《燃烧》以及《诗》等多部获奖电影的李沧东，还是一位鞭辟入里的作家。于1992年出版的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被誉为其封笔之作。这本书总共有五篇中短篇小说，虽然每一篇各自独立，但都影射了韩国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民运。在此宏大的主题之下，李沧东并没有直接关注社会运动，甚至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并非直接的参与者，而是参与者周围的人：路过而被捕的人；自称为“间谍”的无产者的儿子；学运领袖的哥哥；出身寒苦、企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且无奈被命运裹挟着的女大学生……通过这些人的视角，李沧东既并没有歌颂革命，也没有痛斥它的毁灭效应，而是着眼于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生活。比如在与本书同名的一章中，李沧东提出一个问题：不高尚、甚至不知“廉耻”，但却用自己的劳动努力活着的人，和高举理想旗帜、“讲道德”的大学生相比，谁更高贵？作者本人没有给出答案，却给了读者非常大的思考空间。而且李沧东非常会讲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看似突兀的场景在后文都有呼应，且一切在结尾都显得合理起来。
藏春：元大都规画
武廷海
关于本书，数百字的简短评论将难以陈述，而仅能就宗旨来作介绍。诚如作者武廷海之言，本书希望超越将元大都作为一个既成存在物来描述的视角，不仅仅说明元大都的局部特征、技术问题，不仅仅呈现“有什么”，而是将问题深化到元大都的“规画”，试图围绕元大都提出一个“问题集”，来作全局性的讨论，进而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有别于“规划”，武廷海使用的词语是“规画”，一系列特殊的思考和求证路径组成了这一研究方法，即围绕主设计师刘秉忠的思想与生平，从作为基本精神的“藏春”，一步步按照相地、城制、营城、街巷、建置来展开。但究竟何为“藏春”？全书体大思精，读下来感到是同时从多个看似局部的案例中阐释这一点，此处仅举一例。刘秉忠“尤邃于《易》”，元大都中轴以“延春阁”为界，分为南北两段，长度正为3：2，故这一小节以“参天两地”概之，而又因还深谙“邵氏（邵雍）《经世书（皇极经世）》”，南北两段各6、4里，相加为10里，作者认为取自《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若参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之则为四”，可谓若和符节。而何以延春阁寄寓“参天两地”之义？实则并非延春阁如此，而是元大都大内轴线有此深意。都城为沟通天地之所，谓之“延春”是取生、始的含义，以居于天地之和的位置寓“生物之府”意，为生之本。作者随后进一步论证以中轴线上之“参天两地”定延春阁后，延春阁又成为皇城之规画中心，也即中轴线与皇城基于延春阁而相统一。固然，这一研究方法基于规画者思与行相连贯的假设，而非依据史料一一取证，因此很难归于寻常学术研究。但考虑到现代的“规划”对人居处境之漠视，关于古代思想的文本研究也已陷于雕虫之艺，需叹本书用思之精，其中案例亦值得深入把玩。
移步红楼
刘黎琼、黄云皓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亭台楼阁、轩榭廊坊、山石草木搭建出一个跃动于虚实之间的“建成空间”(built environment)。《移步红楼》一书不仅关照了建筑和园林在小说中所发挥的叙事功能，更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学与古典园林理论，为其所承载的审美与文化意涵做了生动的注脚。本书在黄云皓于2006年出版的《图解红楼梦建筑意象》的基础上，更为详尽地考证了十二钗居所的外部结构与内部布局。精彩处如对林黛玉与潇湘馆、探春与秋爽斋、李纨与稻香村的分析，折射出人物人格、命运与居所之间的映照，反复印证了古典园林中人与物质空间的相互渗透，以及古代文人视外在空间（尤其是书房）为内在人格外延的传统。与此同时，本书也将几处重要的宴饮、诗作、情思与之所处环境结合讨论，如螃蟹宴、元宵夜宴的座次排列，填补了原文文本中的留白，帮助读者体察具体情境。
本书绘图精致、考证详实。图文并茂的形式可以帮助入门读者厘清大观园各建筑的相对位置和往来路线，书后所附大观园全景图对资深红迷亦有收藏价值。作为少见的聚焦红楼建筑的著作，本书虽不乏视角主观、措辞不够严谨之处，但依旧使读者在细读文本、推演大观园建成空间的过程中感受到“移步”红楼的身临其境之感，获得思辨与趣味兼具的阅读体验。
两餐之间：巴黎的食欲
艾伯特·约瑟夫·列伯灵（A.J. Liebling）
纽约出身记者艾伯特·约瑟夫·列伯灵（A.J. Liebling ）1920年代初次长居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了一年“硕士“课程。其经历颇像百年后的今天家境殷实的美国或亚洲留学生。《两餐之间》是他二十到六十年代在巴黎的美食观察笔记，不仅谈论食物和技艺，也记录交通、媒体和商业组织的发展如何挤压了独立餐饮的生存空间。
作者笔下二十年代巴黎比今天更像吃客的天堂：现代眼光下营养过剩的传统饮食仍然流行。而战争和社会变革让饮食变得更“健康”和“包容”。他四十年里几次回访巴黎，见证了当年的吃客、主厨（我很不想用主理人）、和店家逐渐消失。他在全书多次表达了快节奏、一次体验型消费的增加影响了餐饮业对原料、技艺等基础的重视。
此书着眼于具体而微的人和事物，描写细腻且充满个人情感，读时颇有同作者对话之感。
新加坡河：
一部社会史，1819-2002
斯蒂芬·多布斯（Steve Dobbs）
自19世纪开埠以来，新加坡凭借其身处马六甲的地缘优势成了贸易全球化中的关键节点。大部分对新加坡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冷战与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中，重点讨论其1970时代开始的强人政治与产业政策，并将借力全球贸易大力发展的“海港”经济作为繁荣的原因。然而，斯蒂芬·多布斯 的 《新加坡河：一部社会史，1819-2002》却向前一步，深入探讨了19世纪后期新加坡“河港”时代的商业社会，展示了其是如何以与百年后截然不同的方式融入19世纪的贸易全球化的。更为重要的是，多布斯敏锐地注意到了游离于“主流”欧洲商人之外的，来自中国、印度、马来等地的商人群体，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欧洲商人放弃河港迁至丹戎巴葛海港之后，以河港为中心开始自发主导贸易、繁荣发展的。除了商业，多布斯对于新加坡河港的探讨是自下而上且全方位的，从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围绕河港所发展出来的工业都进行了探讨，而他更为重视的是港口的劳工。通过大量的访谈，多布斯对了华人驳船工的工作方式，生计收入和社会组织进行了具体的剖析，从工资计件，到师徒制度，再到建立在同乡互助上的养老保险，多布斯搭建起了劳工史，经济史与华人移民史三个领域之间的桥梁，也给想要研究后世东南亚经济的学者提供了一盏明灯。
性权利：
21世纪的女性主义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中讨论的许多议题，都与2024年中引发争议的“性别麻烦”息息相关：奥运冠军的“擦边”争议、上位男性被指控性侵、女脱口秀演员引起热议又被撤下代言……关于欲望的政治和伦理，关于女性何以成为性愉悦的主体，又为何囿于被从属化的“色情文化”；关于我们能否允许自己抱有“不正确”的欲望，是否有责任改造这些欲望；关于如何维护女性主义思潮中来之不易的遗产，又如何同时建设性地处理其中的局限性——“女权主义不能沉浸在各种利益总能趋于一致的幻想当中……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是不舒服、不安全的。”
这本书抛出的问题比实际解答的更多——“要怎样才能让性真正自由？我们还不知道，不妨且试且看。”但没有答案不意味着丧失希望，或愤世嫉俗，“一种值得我们期待的女权主义必须——不是第一次了——期待女人能做的比过去的男人更好：不只是更公平，还要更有想象力。”
我愿意相信这样的想象力，是因为我一再见到，女性与更多边缘者们一直以来都在实践这样的想象力，在理论里、书写里、田野里和行动里。
法律的暴力：
卢旺达嘎查查法庭的形成与崩溃
延斯·迈尔亨里奇 （Jens Meierhenrich）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以军官出身的保罗·卡加梅为首，主要由流亡图西族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内战中获胜夺取全国政权并持续执政至今。今天的卢旺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秩序稳定，常被看作非洲内陆发展建设的“优等生”，在中文世界享有“非洲版新加坡”、“非洲小瑞士”等美誉。在今日的西方政界，卢旺达同样至少被视为值得考虑的合作对象，近年来尤其因为协助英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成为计划中放逐难民目的地而几乎成为英国保守党的头号外交战略伙伴之一。以消弭仇恨、推进和解为旗号，新政府在全国开设11000余处“印基科·嘎查查”法庭（inkiko gacaca，可大概译为“草坪升堂”），由民间推选的各级“贤人”主持、群众参与，围坐村中草地对大屠杀疑犯定罪或平反。卢旺达这一司法实验在国际范围内不乏拥趸，视其为转型正义典范。本书作者延斯·迈尔亨里奇长期进行跨国司法史研究、种族灭绝研究，同时深耕魏玛共和国思想史，善于为非常见法治国体制的运行作传。本书结合严谨的理论框架和档案工作，以及作者本人在卢旺达参加嘎查查审理、与各界人士访谈所得的田野资料（包括与卡加梅本人半小时的采访），在作者关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纳粹德国的经典研究后，再次为读者献上了一部浓阴广覆的制度“民族志”。
本书指出，不同于其名称所示意的继承自古代律法且顺应大众自发意愿、重塑民族认同的疗伤过渡，嘎查查法庭自卢旺达早期现代以来长期的暴力文化蔓延而来，是军事化国家机器在专业律师团队协助下塑造的超现实、超现代景观。经过战后逐步进化，至21世纪初，嘎查查已是卡加梅政府民族建构的核心部分，其实质为一场由爱国阵线基层人员严控节奏、强制集体参与、强制和解的“法战”（Lawfare）。劫后余生的本地图西族人心有余悸，胡图族人恐惧报复，新政权则逃脱责难并掩盖其“外来征服者”色彩。借力于记忆暗流催生的沉默和法的工具理性，嘎查查带来“转型不义”（transitional injustice），使卢旺达社会肌理僵死瘫痪。本书旁征博引，但少有哲人如卡夫卡一般贯穿七百余页的全书，又以其冷峻屈曲的人物线条画占据封面——卢旺达和或许更多地方，卡在秋荼密网中等待被审判，被等待审判。
【全文终】
文｜方载元、文雯、仇振武、包岳涵江、叶泳妍、许语静、刘清扬、杨亦彬、郑博天、陈冠霖、邹悦灵、宫梓铭、曹茗然、梁坤、阎渤深、韩若愚、戴涵之、Zudy
校｜曹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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