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政治的距离：欧洲歌唱大赛手记
文摘
2024-07-13 18:01
荷兰
![]()
2024年欧洲歌唱大赛
在这里时间要转换的2022年5月中，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Eurovision）即将进入最终阶段。我的荷兰房东太太，邀请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房客们，和她一同观看总决赛。我个人其实从小对流行文化没有太大兴趣。此前，我对欧洲歌唱大赛的认知仅限于，初来荷兰时很多欧洲同学约着一起看。但当时也没因此而予以关注。乌克兰卡卢什乐团凭借歌曲《斯蒂芬妮亚》在2022年欧洲歌唱大赛夺冠是以，房东太太邀请观赛，我本想婉拒。但他们夫妇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说这一年夺冠的必是乌克兰。我奇道何以知之。他们解释，当然是因为战争。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届欧洲歌唱大赛，俄罗斯因为“侵略”乌克兰所以不能参赛，欧洲主流民意则必然声援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必然夺冠。我的眼界突然就被拓宽了：原来，欧洲歌唱大赛虽名为音乐竞赛，其名次之关键决定因素并非音乐表现本身，而可以是政治。如此说来，欧洲歌唱大赛，就是观察欧洲当代政治文化风气的一个绝佳窗口了。艺术与政治的牵牵扯扯，古今中外皆有。想想曹植的七步成诗，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后来竟化为嵇康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西班牙内战与毕卡索的《格尔尼卡》等等，除了体现艺术家对政治的关心与参与，也指出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牵动线索。音乐与政治的复杂纠葛，我们也并不陌生。近现代“国歌”这概念以及各国国歌的历史，便是音乐与政治紧密扣连、甚至相依相生的绝佳例证。此外，近者如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2003年的主战歌曲《你难道忘了？》（Have You Forgotten?），引发众多美国人的热血反响，也许其后反恐战争绵延二十年不是因为此曲，但它所反映的心理民情至少提供了线索。远者如相传《诗经》各篇，便是源于周朝官员于民间各地之采风，除了在朝廷反映民情，也被用作政治与宗教的仪式乐曲，乃至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君臣间、诸侯间的沟通语言。而众亦所知，19世纪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曾表达出强烈的反犹主义。他后来成为希特勒最钟爱的音乐家之一，许多纳粹活动都用其作品为配乐。纳粹人士对其作品知之甚详，甚至在集中营都可以听得见其乐曲。其象征意义和所造成之精神创伤，导致以色列及其国民数十年来，闻瓦格纳色变、抵制其音乐。![]()
由于大众对音乐家本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之观感，影响其音乐活动，这在欧洲歌唱大赛中也曾发生。比如今年2024年，总决赛前一天，大赛官方欧洲广播联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EBU）突然取消荷兰参赛歌手乔斯特·克莱因（Joost Klein）的总决赛资格，引发舆论哗然。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位大赛工作人员举报克莱因对她做出暴力威胁，克莱因被警方立案调查。坊间则流传，是这位女摄影师无视克莱因之拒答、持续追问，激怒了克莱因。有说法称，该摄影师追问他的父母（注：克莱因的父母在其幼年时双双过世，他的参赛曲《欧洲爸爸》（Europapa）一则承载著他曾对双亲立志、要在欧洲歌唱大赛中一展歌喉，二则结合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欧洲的期望），也有说是追问他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若此类说法为真，则克莱因的情绪性反应属于情有可原。而或许是先前威尔·史密斯掌掴克里斯·洛克事件的余波，致使欧洲广播联盟之类活动主办单位对任何暴力事件都风声鹤唳，也可能因为该摄影师是女性因此还扯上了性别问题，再加上巴以冲突的敏感争议，综合起来导致官方决定以反对暴力为由取消克莱因的决赛资格。但即便如此，许多参赛团队以及民众仍然认为欧洲广播联盟官方的裁决不近人情、不符比例。不仅若干歌手予以声援，大批荷兰观众更拒绝收看今年总决赛节目以表达抗议抵制。总决赛最后的投票阶段，本该逐一连线各国的评审代表宣布评分。轮到荷兰时，荷方代表团则拒绝连线，仅由欧洲广播联盟官方代为宣答其评分，据推断也是以此表达对欧洲广播联盟官方裁决的不满。除了音乐家个人的政治道德争议之外，由于国家本身牵涉争议而影响赛事，也毫不奇怪。2022年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届欧洲歌唱大赛，由于欧洲政府及民间主流是反俄、认为俄罗斯非法入侵，出于反抗侵略、捍卫民主的最高价值，加上多国广播公司都清楚表达立场、以拒绝转播为手段来施压，欧洲广播联盟乃决定暂停俄国的会员国资格，禁止俄国参赛。看看国际奥委会起初虽欲禁止俄国及白俄参赛，最后仍放开一面，容许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赛。相对之下，欧洲歌唱大赛并未采取措施，让俄国的歌手能以个人名义参赛。这是否象征着，相对于体育与政治，音乐与政治的扣连，还更让人难为呢？埃登·戈兰代表以色列参加2024年欧洲歌唱大赛，演唱《飓风》而正如任何政治争议，参赛与否的界线问题，总不是那么容易划定，进而因为道德立场必须一致，导致在现实中容易陷入尴尬和两难。正如禁止俄国参赛的两年后、来到2024年，以色列因为前一年10月遭受严重恐怖攻击，而对加沙地区采取报复攻势，已进行约半年。此事在欧洲民间已掀起严重政治论争和社会对立。认为以色列犯下战争、侵略、反人道等罪行的民众，主张应该以禁俄令的相同标准，禁止以色列参赛。以色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则持相反立场，认为以巴和俄乌不能相提并论。实务上来说，欧洲国家或表态同情巴勒斯坦、或不表态以示中立，总之是并未全面明显反以，而各国广播公司亦未如在俄乌问题上那般向欧洲广播联盟施压，最终欧洲广播联盟也就没禁止以方参赛。但说法呢？官方的答案倒妙了，说音乐无关政治。在节目现场，凡是以色列登场出场，都有嘘声和掌声相互较劲，主持人也只能维持笑容。其实不只是参赛人员或国家身陷的道德与政治争议，光是谁属于“欧洲”、欧洲广播联盟与欧洲歌唱大赛名称中所谓的“欧洲”到底是何意涵，本身就是有长年争议的话题。基本上，是欧洲广播联盟的成员国才能参与欧洲歌唱大赛，而成员国资格则应按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所划订之欧洲广播区（European Broadcasting Area）为准。此广播区虽以地理区域为基础，但要成为欧洲广播联盟的成员并成为歌唱大赛之参赛国，实际上却不必以欧洲或欧盟的地理区域为限。歌唱大赛始于1956年，原仅7国参赛：法、德、意、荷、比、卢及中立国瑞士。英国于隔年开始参赛，但在2020年“脱欧”后，并未退出。甚至，因为在2022年赢得亚军，而该年夺冠的乌克兰因隔年仍身陷战争、无法依大赛传统肩负起主办之责，而由英国递补主办。地处中东和太平洋的以色列和澳洲，则分别于1973和2015年开始参赛。此三国连同许多中东、北非国家在内，皆非严格意义的“欧洲”国家。所以，就实际而论，“欧洲”歌唱大赛之具体意涵，是在“地理欧洲国家”、“欧洲举办”和“源于欧洲”等意义之间流动游走。英国歌手山姆·莱德的《太空人》赢得2022年欧洲歌唱大赛第二名诗以寄情、情可入诗，举世皆然。欧洲歌唱大赛牵涉的非音乐性政治议题固然难解，但其参赛音乐内容所反映的社会民心议题，也不见得容易，恐怕还更深刻，而值得有志者细细品尝。2022年，乌克兰的卡路什乐团（Kalush Orchestra）成立不过一年，以一首饶舌歌《史蒂芬妮亚》（Stefania），吟唱拟人化之母国的刚柔恩威。此团此曲脱颖参赛，自是反映了俄乌战争的背景下，许多乌克兰人的爱国情感，也在战事初起的欧洲唱出热烈迴响。民情既反映现实处境，本身也构成政治现实。得民心承载者称王，在政治如此、在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年之后的2023年，当时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欧洲对俄乌战争应该已经开始麻木。只听瑞士的参赛歌手福雷尔（Remo Forrer）唱着反战歌曲《水枪》（Watergun），将时下青年面对战争之残酷与无谓时所感到恐惧与徬徨，唱得淋漓尽致、令人心痛。这是我心中的首奖，也希望战云密布的欧洲可以透过此曲，一现和平的曙光。岂料，此曲最终不仅没有得奖，甚至只得到二十名。我那时心下一凉，深感忧虑，俄乌战争恐怕是一时半刻难以走向和平了。时间来到2024年，歌唱决赛虽然仍有对当代政治社会氛围有所不满的曲目，但若非表达无奈无助，便是在愤忾绝望之余走自己的道路。瑞士此次确实赢得首奖，由非二元性别的歌手尼莫（Nemo）的《密码》（The Code，或说“成规”）以其多元歌声唱出个人性别认同的艰难身份处境和勇敢打破成规，获得评审与观众的青睐。乌克兰的双星团队稳坐亚军，法国以一首实力情歌位列季军。而即便极具争议的以色列，也紧追其后，实质的第四名。再不见如《水枪》般的反战歌曲了。音乐与政治难分难解，音乐能否作用于政治呢？假如一曲《水枪》尚无法激起对战争的反省、对人民的怜悯、对和平的渴望，那需要什么力量才足够呢？倘若欧洲歌唱大赛让俄国继续参赛，是否会体现出一番不同的气象？倘若敌对国家之间倾听彼此的民情民声，是否能唤起各自的良知和对人性的悲悯，进而放下对立呢？若要约束政府以及国家之间的暴力，既然无法绳之以法、也难以说之以理，那还能不能动之以情呢？倘若人间无情，还会有政治、还会有音乐吗？这感叹虽然夸大，但有志于天下、有情于天下的人，又岂能不为此，辗转反侧。（所有收到的赞赏将会转归作者，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