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的"西尔维”蒸汽拖拉机
“如果一个人足够细致地观察某个事物，他就可以揭示历史事件得以发生的分子学基础——从中他可以看到未来。”——帕特里克·凯勒(Patrick Keiller)《伦敦》1722年4月3日，《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自伦敦出发，开始了他以政府特工和商人为身份观察不列颠全岛的一系列旅途。在持续几年的一系列旅行后，他在172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全岛游记》的前言中写道“由于本作品是对世界上最繁荣、最丰饶的国家的描述，因此其使用的材料也是丰富多彩的；所有细节都富含启发性和趣味性。”彼时的英国恰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即便农业经济依然在全岛占据着主导地位，生产与经济活动已然开始通过航路与全球其他地区展开，商业与作坊工业开始在一些地区集中出现。在谢菲尔德，铁匠铺灯火通明，铿锵作响；在格拉斯哥，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扩大着城镇规模；在利兹，羊毛商人将纺织物远销到汉堡和波罗的海沿岸。传统经济史将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视为工业革命发生的某种先决条件，而在笛福的书写视界中，产业机会与自然风光穿插，构成一种有着审慎的政治经济学魅力的书写形式。距离笛福环游不列颠全岛整整三个世纪后，在2024年的大选年份上，漂流大不列颠岛的学人又应该以何种视角来思考某种大转型前夜的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这世上真正的神秘存在于那些可见的，而非不可见的东西”。作为旁观者，记述信息本身只是在进行言说行动，而话语却要生产意义。如果说书写一种当下的历史仅仅在于记叙事件的缘起，那么历史学人是不需要主体的。仅仅是记录下“可见的神秘”也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要拥有什么样的历史理性来面对当下的境况。或者说，在拥有了跨越时间的多重视野之后，又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和介入进当下的政治环境。还是说，根本不需要一种历史理性来理解当下的世界——历史事件的发生不需要所谓的知识分子再来对一些滑稽木偶戏做出蹩脚的评论。但即便是这样，也有必要思考为什么这样的木偶戏曾经上演过。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型以万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为基础，建立了现代人得以建立主体的认知先决条件。文学，作为这一进程中硕果仅存的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知识型的知识体系，因此具有了对现代人认知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反叛性。所以，在复数的时空中搭建一种文学式的历史书写，颠覆正式文体“忠臣良将”式的写作，挖掘自我与所处境况的关系，还原历史的情绪和戏谑，是寻求这种历史理性必要的过程。而当一个人尝试以文学的视角来“阅读”当下的英国，一本充满符号与隐喻的大书便浮现在眼前。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幻、光荣与耻辱交织成光怪陆离的复调书写。一种压抑在审慎与理性之下的颓唐与疯狂，透过坍塌的大理石和墙壁上的霉斑，发出冷笑与尖叫。1826年，当辉格党政治家、废奴主义者亨利·布鲁厄姆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旁的一家酒馆提出在伦敦建立大学时，他或许不会想到200年后的伦敦大学学院（UCL）是一所年收入接近20亿英镑，学生人数超过五万人的巨型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设施不仅盘踞着整个伦敦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区域，在伦敦金丝雀码头设置了管理学院作为楔进高端金融业的哨站，还在2023年9月正式开放了位于伦敦东区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东校区（UCL East）。
2023年1月，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爵士在伦敦大学学院东校区发表“国家革新”演说
正是在东校区，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爵士发表了2023年度的新年演说。对于新兴科技、绿色制造业、青年高等教育与前沿研究的强调与前一天首相苏纳克发表的演说针锋相对。显然，选举政治的引擎早在2024年夏季很早以前便被开启了。事实上，在5月22日苏纳克超乎所有人预料地宣布将在7月大选的消息占领各大报纸头条前，媒体持续跟进的一项政治新闻正是与英国高等教育产业紧密相关的一项移民政策：毕业生工作签证(Graduate Work Visa)。这项被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习惯称之为PSW(Post-Study
Work)的签证政策自发布以来一直是英国“大学经济”的一张金字招牌。或许没有比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更能具象化这张金字招牌的地方了。在这片两百年前还是垃圾倾倒处的土地上，居住过流亡伦敦的列宁，见证过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在这里用手摇印刷机为霍加斯出版社印稿；梅纳德·凯恩斯从这里出发前往白厅的财政部上班。现在，伦敦大学的国际学生支配着这片树影葳蕤，遍布乔治时代连廊楼的区域。UCL有着全英国最多的国际学生数量，其中最大的群体来自中国，占学生总数的接近四分之一。2022财年，来自学生的学费占到了UCL全年总收入的45%。在分为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双轨制收费标准下，国际生高出英国学生一倍的学费，显然是UCL在伦敦城市各个区域攻城略地：筑高楼、宴宾客的重要部分。与负担得起高昂学费的消费水平相匹配的是服务国际学生衣食住行的一系列产业。UCL步行距离之内的房源在开学季往往一房难求，学生们互相竞价，租客络绎不绝。私人学生公寓方兴未艾，其高出社会房源租金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投入这单看起来稳赚不赔的生意里。以学生公寓公司Urbanest为例，来自美国的养老基金为其在英国各地购买地皮、装修宿舍提供了资金。在伦敦城(City of London)Aldgate区域，Urbanest的其中一间崭新公寓甚至在其门廊和地下区域保留了一节罗马时期伦丁尼(Londinium,罗马人建立的伦敦旧城)城墙，将其修缮一新，对外开放。而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罗马遗迹可以乖乖地接受大学经济的摆弄，当下活生生的人或许无法对这些崭新空间的产生无动于衷。在伦敦，旧有的工厂建筑和公共建筑被改造，为持续增加的国际学生数量提供住宿。在利兹，全英国第二大金融中心的市中心，专门开发的学生公寓占了地产项目的多数。在剑桥这座中世纪大学城，除开已然由各个学院的高墙深院圈围起来的“封地”，还有大学地产和私人学生公寓鲸吞着火车站的商圈和西剑桥的科技园区。游客与学生赋予剑桥骷髅一样建筑僵尸一般的生命，对东剑桥可观的穆斯林族群和工薪阶层无法负担的房租视而不见。然而，即便UCL一所学校的年收入就顶得上整个英国渔业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只要政策允许，其产业规模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扩大，对于大学经济及其带来的学生移民的反对声音却在不断增长。很难用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来理解这样的情况。即便蜂拥而至的留学生和游客能够在伦敦的牛津街、爱丁堡的王子街、牛津郡的比斯特购物村展现出强大的消费能力，即便各个地方大学确实在保守党政府的锈带“升级(level up)”蓝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依靠养老金、救济金和国民保健署(NHS)的医疗和社会护工（social care）维持生活的人，却并没有从大学产业的繁荣中体会到福利。崭新的公寓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每个月的失业补助有没有增加，当他们前往自己去购物数十年的超市，发现身边被年轻的中国、印度、尼日利亚面孔环绕，说着他们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语言时，排外和反对移民就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在布卢姆斯伯里，留学生们可以激扬文字、粪土王侯；教职工们可以心安理得将知识作为一种符号资本来补偿自己低下的收入。布卢姆斯伯里学圈的纪念牌匾纪念着凯恩斯、伍尔夫、罗素、弗莱等人的艺术与学术天才。然而，20世纪戈登广场的连廊公寓和21世纪精致的私人学生宿舍也仅仅是不同时代的全球精英在帝国中心都市的行宫而已。离开了布卢姆斯伯里的布卢姆斯伯里学圈成员依然属于布卢姆斯伯里，而当两条街之隔的廉租房被收购改造成新的宿舍，居住其中的大量南亚裔族群被空间的士绅化驱离，他们还会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吗？布卢姆斯伯里的悖论，不仅仅是知识阶层的悖论，还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的悖论。在利兹、在赫尔、在剑桥，国际学生占领着最新的设施，享受着本地最高标准的服务。他们的存在具象化了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哺育出的新一代国际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与去工业化后，“先发国家”的老旧社区被失业锈蚀、被政治遗忘。当二者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巨大的消费差异通过外来族裔的面孔显现，本地社区的身份认同危机就难以压制了。即便是已然存在于种种暗流涌动的力量博弈之中，在2024年5月之前，大学产业“可见的神秘”并不十分地引人注目。2024年4月18日，来自美国的新闻引燃了自2023年十月以来就持续蔓延西方高教系统的支持巴勒斯坦运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在这一天授权纽约警察局对校园内要求大学从以色列撤资的学生搭起的营地进行了清场运动，对学生的暴力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结构一同被暴露在了日光之下。在担任哥大校长前，沙菲克曾担任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务长（Vice-Chancellor，在英国高校体系即为执行校长）和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其本人同时是英国上议院议员，拥有终身贵族头衔，全称是“伦敦卡姆登行政区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亚历山大的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Shafik, of Camden in the London Borough of Camden and of
Alexandria i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这一颇像一战前欧洲贵族繁冗制服上显眼的鸵鸟羽毛一样的头衔象征着大学、政治与全球金融界的相互渗透和紧密联系。而正如头戴羽毛镇压工人运动的欧洲贵族一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0年的教职工罢工中，沙菲克强力削减教工工资，迫使教师复工。沙菲克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情况的糟糕应对在美国引发的学潮几乎是一夜之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英国。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UCL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便占领了主校区的杰里米·边沁大厅，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无隔离区（apartheid-free zone）”。条幅在新古典主义的挑高窗户上挂起，一窗之隔，是为了纪念日本幕末时期冒险来UCL留学的“长州五人组”而命名的“日本花园”。伊藤博文的名字与当下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隔离的口号相互辉映。要求UCL从以色列撤资的学生们冲进UCL主校区，在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设立的前UCL优生学学部前的草坪上搭起营地，以示与美国同侪的团结一致。如果说纽约警察局对于哥大学生的粗暴对待是一种反面典型，那么伦敦大都会警察与伦敦各高校的应对，既可以说是吸收了纽约同行的教训，也可以说是习惯处突后的枯燥无聊。伦敦对于罢工、游行、集会早已习以为常。在UCL，严查学生卡、关闭主校区铁门、联系警力准备处突的做法，好像早有预演的三板斧，如臂指使地挥向学生，确保运动不会失控。而学生似乎也默认了这样的遏制政策，顺训地在主校区铁门外人行道上的逼仄区域里用集会和口号表达着自己的诉求。事实上，除了牛津大学在5月23日驱离学生时产生了暴力，英国其他高校的示威活动体现出一种诡异的和平。很难有一种足够全面的价值或态度来面对这样诡异的和平。我们可以用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学生学费对英国大学收入接近一半——这一数字在美国高校小得多。因而作为大学的股东，英国学生应当具有对于大学投资的话语权。还可以用一种道义的角度来做解读：青年的反叛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不然便不会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6年的国际纵队和1968年的巴黎之春。1926年，在五卅惨案中目睹英军镇压上海工人后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在《留英学报》上如是说：“抵埠時適值英政府出師上海，形式忽轉十二分嚴重。那時留英中國學生四處奔走，抗議宣傳，不遺餘力。他們愛國熱誠，真可說超乎沸點以上。我不禁心中暗喜，以爲我國的新青年能夠團結合作，從此可以一洗散沙之誚了。”100年后的青年，又要用什么样的热诚、与谁团结合作、洗刷谁人“散沙”的讥诮，这是难以回答的。1937年6月送别侄子去往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距离我们过于遥远了；1968年伦敦的学生运动除了砸烂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铁门以外毫无作用；2023年10月环保组织向UCL主图书馆大理石柱泼出的油漆破坏了新古典主义建筑美学——如果这样思考，那么2024年5月飘扬在校园中的巴勒斯坦旗帜和团结营地也毫无任何可能产生出新的批判性历史意识。只要学校安保人员关上铁门，严查学生身份证明，那么在大门内部的就永远是符合“大学的理念”的知识殿堂。恰逢毕业典礼，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和家长伪装一种虚幻的非历史景观，让国际文凭昂贵的价钱在其结束时刻显得物有所值自然是天大的事情。于是，一街之隔的数十个全副武装的大都会警察，也显得没那么刺眼了。1945年12月，艾德礼工党政府的贸易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Board of Trade)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前往苏格兰东部城市邓迪与当地商会讨论黄麻(jute)产业面临的竞争困境问题。这位与里希·苏纳克同样出身温彻斯特公学、在UCL担任过化学系讲师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担任过战时驻苏联大使、完成过赦免印度圣雄甘地等一系列重要政治任务。而在此刻，这位传奇般政治家将要面临的却是一件前所未见的、产业地位反转导致结构性失业的棘手问题。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黄麻以其位于原材料产地的地理优势和低廉的用工成本，挤压着邓迪黄麻的出口空间，并逐步开始反向倾销进英国本土。邓迪持续一百余年的黄麻产业面临着彻底消亡的威胁。黄麻，这一生长在亚热带的高纤维作物，为何能在苦寒的北海沿岸的邓迪成为支柱产业？在距离邓迪市中心步行二十分钟的邓迪麻纺博物馆具象化了这一可见的谜题。这座始建于1833年的麻纺厂在1991年被邓迪遗产基金会买下，展现着邓迪作为“发现之城”的黄麻一梦和苏格兰曾作为大英帝国有机部分在帝国解体之后留下的疤痕。黄麻主要的产区主要集中在亚热带区域，在人造纤维大行其道前，黄麻纺织物被称为“工业侍从(Servants of Industry)”。黄麻织物可以用作大宗商品的包装、军队的帐篷和轻纺装具、甚至用作消防管道。在今天，南亚次大陆有着全球最大的黄麻生产和贸易，印度是最大的黄麻生产国，而最大的出口国则是孟加拉国。![]()
工业革命前夜的邓迪以捕鲸与造船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在今天的泰河入海口，邓迪建造的英国南极科考船“发现号”矗立在港中。斯科特船长和沙克尔顿探险南极的事迹作为英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在博物馆中辅以沃尔干·威廉姆斯的《南极组曲》而彰显着悲壮。得益于坐落于泰河河口的地利和悠久的捕鲸业传统，十八世纪末，邓迪人将鲸油用在了黄麻纺织中，提升了加工工艺。邓迪纺麻业因此兴起。自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邓迪码头日夜喧闹。来自南亚次大陆恒河三角洲的黄麻原料源源不断地自货船上卸下，自码头运往各个纺织厂。黄麻厂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和现代文明，到了1830年代，工业革命带来了全球黄麻需求猛增，近代军事机器、商业运输和市政建设的海量胃口对邓迪的黄麻照单全收，使得邓迪在十九世纪中叶占据了近二十年的全球黄麻垄断地位。邓迪因此得名“麻城(Juteopolis)”。黄麻企业主被称为“黄麻男爵(Jute Baron)”，强大的资本力量在全世界四处投资流动，为美国铁路动脉建设提供了资金。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文化与政治逐步成型。在拥挤肮脏的城市生活中，邓迪的男性出海捕鲸，女性进入黄麻厂做织工。性别分工和平等受雇促进了女性主义运动和妇女参政论的兴起，成为英国平权运动的重要部分。进入二十世纪中，黄麻生产向印度加尔各答转移，本土的生产消退后，邓迪依靠高等教育和电子游戏开发产业持续繁荣。邓迪黄麻博物馆以“不再工业化，但永远有工业精神(No longer industrial, but always
industrious)”的结语来给麻城的近代史下了判词(编者注：“Industrious”除了“工业的”以外，亦有“勤勉的”之意，此处应是一语双关的表达)。![]()
“No longer industrial, but always industrious”这就是邓迪的公立博物馆告诉我们的叙事。作为一种工业原料的黄麻成为了英国现代辉格史观的工具。在这样的书写下，邓迪成为了黄麻的主人。邓迪的黄麻男爵在加尔各答投资建立黄麻生产的经济活动成为了产业上游国家转移产能的一部分。然而，博物馆并没有深入讲述邓迪与黄麻原产地的故事。事实上，早在邓迪人将鲸油用在黄麻纺织前，恒河三角洲的黄麻原产地居民便用手工纺织提供着黄麻织品。正是大英帝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用火枪和刺刀完成了对印度黄麻纺织的去产业化进程。此后，恒河三角洲彻底沦为原材料产地，为邓迪的磨坊和蒸汽织机提供原料。然而，跨越半个地球为邓迪的工厂提供原料总是不经济的。邓迪本身并不生产黄麻。产能的需求迫使黄麻男爵将生产基地转移回原材料产地。对加尔各答黄麻纺织的殖民主义“文明教化”便开始了。1855年，邓迪人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第一个黄麻工厂。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在整个不列颠岛此起彼伏，对工作条件改善的要求提升了邓迪黄麻的生产成本。加速了黄麻生产回流印度的进程。而到了1900年，加尔各答的黄麻产业规模已然超过了邓迪，在1911年的巅峰时期，邓迪的黄麻工厂雇佣了三万七千名工人。与之相比，加尔各答在1928年达峰时，雇佣的工人数量超过了三十万，是邓迪全市人口的两倍。殖民地庞大的产能威胁到了本土的市场，1936年，来自加尔各答的黄麻进口比上一年翻番。对殖民地廉价产品倾销的恐惧在邓迪蔓延，工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失业危险。在帝国内部“贸易的猜忌”的状况下，邓迪商会通过政治游说的方式希望伦敦的英帝国政府进行介入，企图至少以限定工人工作时间或者提高关税等方法来限制印度黄麻的生产。而在持续的放任自由的贸易政策影响下，和不宜以限制加尔各答生产来刺激印度日渐高涨的民族独立情绪的考量下，伦敦的官员们并不愿意维护邓迪的黄麻产业。到了1945年，来自贸易委员会的公务员在给克里普斯的报告中表示：“我们对于印度黄麻的反向倾销无计可施。”乔治·奥威尔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中描述北英格兰生活困顿的工人阶级时如是写道：“他们是现代文明的附属品，如果你接受了缔造他们的现代文明，那你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影响的一部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第一辆蒸汽火车缓缓驶动，大英帝国的军队在滑铁卢与法国军队对决，十九世纪的那些眼里只有金钱的恶棍一边称颂着上帝，一边中饱私囊。而这一切塑造了迷宫一般的贫民窟与黑漆漆的厨房，在这里，疾病缠身的老人像黑甲虫一样可怜地、一圈又一圈地爬行。”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结构塑造了大英帝国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如果说近代军工复合体和工人阶级的阴暗爬行是帝国主义的双重面相，那么邓迪与加尔各答的黄麻纺织双城记无疑为理解这样的双重面相提供了新的维度。邓迪黄麻厂的工人只要登上汽船，跨过苏伊士运河向东航行，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加尔各答规模更大工厂中的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在“印度邓迪”享受亚热带的圣安德鲁斯日晚宴和舞会。然而，当产能带来的体量优势与印度独立运动和弦，黄麻产能开始相互挤兑，邓迪对于追赶加尔各答无力应付时，黄麻就变成了邓迪的诅咒。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邓迪黄麻棺材上的钉子便被敲下了。邓迪黄麻消亡的故事是苏格兰与联合王国裂痕的一个缩影。一个帝国自然能在扩张时用经济利益使其仆从掩盖自身与主体族群的不同，欣然加入帝国扩张的“宏图伟业”。对于英国而言，这意味着所谓“不列颠性(Britishness)”这一泛英格兰的民族概念的实质，对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来说，需要持续的扩张和收益来填充。然而，一旦实际的经济利益销匿，产业面临竞品，帝国主义本身却无法提供持续的贸易壁垒来保护其产品销路，以至于整个产业面临崩溃时，帝国对仆从族群的号召力便陷于停滞,帝国主义本身也行将瓦解。对于英国而言，这就意味着“不列颠性”这一泛英格兰式民族概念的瓦解。“不列颠人”无法给苏格兰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的时候，苏格兰民族主义便难以压制了。在2015年大选中，尼古拉·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长期代表邓迪的工党同样被苏格兰民族党取代。苏格兰独立或许会在一代人之内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英帝国解体的进程或许依然在持续。斯图亚特·沃德《解绑的王国》一书认为大英帝国的解体在当下还在持续
黄麻从没有在苦寒的北海沿岸结出过，或许将来也不会。黄麻一去不复返，麻城一片空悠悠。1977年2月，正值壮年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位工党“改良主义”之父，在威尔逊、卡拉汉的工党内阁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林肯郡大格里姆斯比(Great Grimsby)选区的长期议员。作为亨伯河口以渔业为支柱产业的城镇，格里姆斯比自然在中文语境中难以被人熟知。而在2022年末，Bilibili著名UP主小约翰可汗以一期不到半小时的视频，让深远影响这座小城和克罗斯兰本人的历史事件在中文网络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这就是1958到1976年的鳕鱼战争(Cod
Wars)。这件缘起自冰岛和英国争夺北大西洋渔场的一系列争端，由于冰岛在冷战中遏制苏联海军的重要战略位置，每次都以英国向冰岛让渡渔场水域而收场。这导致了英国渔民自14世纪以的传统渔场彻底丧失，渔业规模大幅缩减，渔民结构性失业的社会问题。而作为渔业城镇，格林姆斯比体现着鳕鱼战争给英国带来的直接后果。除了鳕鱼战争，我们煞有介事地前往格林姆斯比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地区在近十年英国社会结构转变中所体现出的代表性。不管是格里姆斯比在2016年对脱欧的支持、2019年从工党铁杆选区翻蓝、还是近年来此地逐步兴起的绿色能源产业，都体现着英国锈带地区去产业化后的社会重组与政治经济变迁。按照林肯郡地方企业合作社的数据，格林姆斯比有着全英国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和维护基地。在整个西北林肯郡，对于绿色能源产业的投资达到了十二亿英镑，按照估计，这些投资有望在之后的15年内给东北林肯郡带来六十亿英镑的经济收益。而当我们坐着柴油机驱动的火车进入林肯郡，目光所及的除了十数台风力发电机组，还有途径火车站里在站台上喝酒遛狗的青年。穿灰色的运动帽衫的寸头小伙一手拿着淡啤酒，一手牵着英格兰斗牛犬，狗吠、大呼小叫、柴油味一起涌来。这让我们对比起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航站楼里永远无法消散的橙味消毒水。伦敦的机场连接着21世纪发达国家的标杆基建伊丽莎白线，而林肯郡的铁轨永远在电化的进程里等待戈多。乘火车抵达格里姆斯比，一下车便是一片死寂的城市里最有活力的区域，在我们住宿的亚尔博罗酒店楼下的酒馆，前来就餐买醉的客人络绎不绝。我们从黏糊糊的餐桌上拿起菜单时，“兹拉”的一声宣泄着对酒精长期清洗不净的不满。我们直奔格林姆斯比渔业遗址中心和渔港码头，路过城中心时，发现这座林肯郡第二大城市的中心商圈空荡无人，少数几个开门的店铺里，白人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事实上，我们在格林姆斯比看到的第一张少数族裔面孔，是在商场的广告上。步行到渔港码头，我们看见当地市政厅与可再生能源企业合办的展厅。在工作日的下午，展厅内布空无一人，玻璃门上的说明令人困惑：“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精致的攀爬架…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攀爬架，那样做非常危险，所以请不要这样做…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年轻人了解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创造的可观职业机会，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参与其中。”我们并没有看见任何人攀爬展厅，可至少从这样奇怪的告示来看，来自林肯郡地方企业合作社的数据和当地居民实际的感受有着巨大的出入。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正在借助《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以可再生能源产业再工业化锈带地区的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石油城镇，传统资源停采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无法被新能源装机带来的季节性就业机会所取代。人们所熟悉的“一家几代做同一份工”的稳定生活被击穿，即使新兴产业可以解燃眉之急，工作前景和生活稳定的崩溃带来的尊严的丧失却是无法弥补的——这一切都有赖于一份稳定、繁荣产业中的工作。渔业遗产中心停着一艘退役的渔船，整个遗产中心在1991年由欧盟地区发展基金拨款一百五十万英镑建设，由林肯郡市政会维护管理。入口处有对欧盟慷慨捐赠的纪念牌匾，而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格林姆斯比赞成脱欧的比例占到了70%。整个博物馆除了我们没有任何游客，更奇怪的是，整个博物馆的陈设除了复刻了渔民在渔船上和码头中的生活，对于鳕鱼战争并未有任何着笔。似乎整个格林姆斯比的渔业在1950年代到达顶峰之后便奇怪地消失了。我们带着满腹狐疑走上渔船，导览的老爷子对渔船的介绍同样着重强调自己数十年前在渔船上的生活和捕鱼的技巧。70年前，格林姆斯比的渔船会从亨伯河口出发，前往冰岛与格陵兰海域捕鱼，满载而归后在亨伯河口装卸，鱼会在船舱内处理好，鱼肉会在码头鱼市拍卖，直接南运伦敦的码头供给食客。鱼肝则自格林姆斯比北上亨伯河口的另一渔业城市赫尔(Hull)，制成鱼肝油出售。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了解到有关鳕鱼战争更细节的信息。格林姆斯比渔业遗产中心保存的罗斯老虎号(Ross Tiger)捕鱼船
渔船游览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参观船员的休息室。我抓住机会问老爷子：“鳕鱼战争之后政府有任何赔偿吗？”老爷子说：“大部分的赔偿金都被用在渔船和设备上了，留给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他们说我们是打散工的(casual worker)。”我没再继续说话了，后来我意识到我和老爷子都记错了——鳕鱼战争最后并不是在保守党希思政府时期结束的，而是在卡拉汉任上，由在议会里长期代表格林姆斯比的克罗斯兰亲手输掉的。究竟是我带入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扭曲了某种历史记忆，还是说这位以在矿工罢工中强硬表示要用一场大选来证明“谁是管事儿的？”，随后被耻辱的选举失败赶出首相府的爱德华·希思确实令人厌恶，以至于这笔帐也要算在他的头上？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上溯到上世纪末，英国在数轮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丢掉了成千上万个制造业岗位。就业人口发生了剧烈转型，以男性为主导的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与此同时，逐步扩大的服务产业雇佣的大部分是女性职工。第三产业碎片化、灵活度高的特点导致其工会组织困难，女性雇员在运动中将性别平权运动与争取经济权益相结合，彻底剿灭了传统工会运动的男性气质。在一个逐步减少对工人操纵生产资料的依赖的产业体系中，工人组织与动员、雇员福利与保护显然是更难以达成的。在2024年4月，伦敦地区外卖骑手罢工的原因，正是其作为散工的权益无法受到合理的保障。E·P·汤普森的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于1963年。彼时，佩里·安德森等新左翼将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工党改良主义为主要敌人口诛笔伐，而克罗斯兰本人则对其批判嗤之以鼻，认为“没有人会去读他们（的批评的）。”或许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一个甲子后，不仅60年代激进哲学围剿的凯恩斯主义和父权式福利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工人阶级的旗帜也在20世纪后半段的沉浮中变得难以辨认。克罗斯兰死了，他的骨灰按照遗嘱洒在了格林姆斯比的渔港外。和他一起死掉的是技术官僚政治、经济计划和大政府福利国家。一年后，罢工潮与不满之冬埋葬了卡拉汉政府，玛格丽特·撒切尔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渔船的轮机舱，老爷子给我们用音响播放了渔船引擎的声响。巨大的噪音充满机舱，即便躺在一墙之隔的船员宿舍中也难以遮蔽。当渔船出海时，水手们要在这引擎的轰鸣中入睡。机械的声响不仅是轮机正常工作的标志，也是渔民的摇篮曲。当噪音戛然而止，他反问我们：“现在引擎的噪声消失了，你还能睡得着吗？”或许是受了噪音消失后死一样寂静的诅咒，这一夜我们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失魂落魄中，我们离开了渔村。从格林姆斯比落荒而逃后的第二天，我们再次登上火车前去林肯市。渔村的火车站出乎意料地挤满旅客。有不少盛装打扮的年轻女性，身披绶带，手拿塑料酒杯和预调金汤力，看上去不止一位新娘要去城里庆祝自己的新娘婚前派对。车厢拥挤，气氛热烈，其中一位准新娘站在座位中间的过道上，与自己的亲友大声聊着八卦。春天热烈的太阳烘烤着柴油机车，从闷热的车厢下来后，其中一位参与派对的男性说“Can’t wait to show them my penis.”这位老兄到底要向什么人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题。我们只好猜想，除了工作日在火车站酗酒遛狗以外，林肯郡父老乡亲总得需要别的方式来宣泄某种过剩的力比多。于是在去向林肯郡生活博物馆的路边酒馆，我们透过玻璃看见一位中年人浮肿的脸庞和呆滞的目光时，我想起了《罪与罚》中的马拉美多夫。林肯郡生活博物馆设置在一座十九世纪的庭院里，前身是第十北林肯郡步兵团两个营的驻地。和很多英国地方议会管理的博物馆相似，旧营房的中庭里摆放着给为了当地儿童历史重演而设置的复刻的民兵训练设施和作为馆藏外设藏品的农用机械。作为以工业与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全英国第二大郡，林肯郡广袤的土地上生长着卷心菜、胡萝卜和土豆等常见蔬菜，供给着全英国八分之一的农产品和70%的渔业。平坦的农田在二战时为盟军空军提供了良好的机场地面，土豆理事会在曾经的皇家空军基地上培育实验种子。在20世纪初，林肯郡机械制造业大量兴起，以格兰瑟姆的鲁斯顿与霍斯比公司为代表的众多农机企业不仅加速了农业机械化进程，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出了第一辆坦克。一辆马克IV号坦克因此摆放在博物馆的机械陈列室里，小孩子在博物馆设置的场景中与体验一战中堑壕的士兵生活。除了坦克先祖，林肯郡生活博物馆的另一个镇馆藏品是一台生产于1910年代的蒸汽拖拉机，其由鲁斯顿与霍斯比公司生产，并随后出口到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这台蒸汽拖拉机在南法新阿基坦大区洛特-加龙省的阿让市乡下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并被农场主人用自己女儿的名字命名为“西尔维”。西尔维主要的功能是用来驱动脱粒机。1974年，当农场主想要出售掉这台已经工作六十年的蒸汽拖拉机时，来自林肯的爱好者发现了这台状况良好的拖拉机，在多方奔走筹款下，林肯市的志愿者们用相当于当时一万六千英镑的资金购买下了这台出产于自己家乡的古董农用机械，将其迎回家乡。这时，由于英国对蒸汽引擎排放的规定，即便西尔维依然精神矍铄，她也无法被继续用做麦田里的“铁牛”，而是作为博物馆的馆藏，表现林肯郡蒸汽时代的农机遗产。即便如此，在从法国回乡的路上，西尔维依然依靠自己的动力走完了自纽瓦克到林肯的20英里乡路。拖拉机的蒸汽飘过公路上汽车的头顶，人们走上街头，迎接他们的同乡回家。事实上，除了使用60年的蒸汽拖拉机，鲁斯顿与霍斯比数十年前生产的产品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工作着。其1970年代生产的在窄轨铁路上运行的柴油机车引擎至今仍然在印度尼西亚爪洼岛上赛普（Cepu）的丛林中穿行。从东北英格兰的原野到东爪洼的雨林，林肯郡机械的全球流动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一种工农业歌剧。恰如如今摆放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中产于1895年的博尔顿(Bolton，兰开斯特郡的前工业城市)生产的清花机，北英格兰的工业明珠如今变成了好事者全球寻宝的乐趣。工业品像蒲公英一样散落世界，反衬出它们故乡的衰老和颓丧。2003年，鲁斯顿与霍斯比的后继公司被西门子收购，成为后者工业用燃气轮机业务的一部分。其在A15公路的总部被重新开发为公寓楼。西尔维在林肯郡生活博物馆中与马克Ⅳ坦克争宠，被修缮一新的金属表面上光洁无土。在今天，林肯郡的主要农民是来自中东欧的散工，只在麦收时节前来参与。中国人管这些人叫“麦客”。曾属于鲁斯顿与霍斯比公司的林肯郡佩汉姆工厂，现属于西门子
5月的林肯艳阳高照，走在山城的陡坡上，太阳的直射让我睁不开眼睛。我想起我在乡间麦地度过的幼年长夏。黄昏时我会坐在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上，摇摆着方向盘盯着湛蓝空中爬上来的启明星。拖拉机有着橘红色的铁壳和白色的轮毂。姥爷会在这个时候喊我去喝汤。伦敦流光溢彩，而我想跟着西尔维走向林肯郡的农田。一路向南，或许我会在诺维奇变成在泥地里打滚的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