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拉那金字塔
文 | 包岳涵江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海军“天秤座号”巡逻舰运送16名来自埃及和孟加拉国的难民抵达阿尔巴尼亚申津港。这标志着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正式开启前者帮助后者“难民外包”的项目。早在2023年，有关梅洛尼领导下的意大利右翼政府将效仿英国保守党当局“难民遣送卢旺达”计划，将日渐增加的难民安置在阿尔巴尼亚的消息早已闹得满城风雨。英国保守党这一不仅在国内备受质疑、在国际上被指有违《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计划，在欧洲却获得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右翼政府的盎然兴趣。以至于虽然卢旺达计划随着英国保守党的耻辱性败选而被一同埋葬，“外包”出的难民仍然登上了与意大利一衣带水的阿尔巴尼亚。有趣的是，在英国的语境里，搭乘“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难民，经常被描述为阿尔巴尼亚人。这并非是一个世纪内意大利军队第一次进入阿尔巴尼亚领土。1997年、1939年，意大利武装力量都曾在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港登陆。一次维和、一次入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1943年法西斯意大利倒台后，这是意大利人第二次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获得领土。难民营内将以遵从意大利法律，而非脚下阿尔巴尼亚的法律。第一次阅读莱亚·乌皮的写作，就是她在《金融时报》上撰写的有关此事的特稿——正是《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一书中提到的荷兰转型专家“鳄鱼”时常揣在口袋里的那份报纸。1997年，恰逢阿尔巴尼亚内战，乌皮的母亲和弟弟在一天早上前往都拉斯的海滩时搭乘上一艘船，到了傍晚，他们已然身处海的那边。乌皮将自身经历白描，置于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场景里，从而折射出当下的非正义的写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有幸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系列讲座上听到过乌皮教授宣讲康德—马克思主义论革命。散场时，一张上面写有“革命”一词的讲座宣传页被丢在垃圾箱里。“Revolution in the bin（革命扔进垃圾箱）”，和《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一书的副标题“在历史终结处长大成人（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形成一种对照，变成对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天下一统的荒诞讽刺和评论。"革命扔进垃圾箱"(“Revolution in the bin”)不论放置于任何时代背景，成长故事总是能以共情的机制抓取读者，用政治和社会场景对个人主体性的形塑建构精彩的叙事。尤其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乌皮笔下熟悉而陌生的历史场景很难不成为过去数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对照。改开和转型中的个人如何反应和再生产所在社会本身，回答这一命题在2020年代的当下正变得越来越可能。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飞翔。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处的书写者提供了向回看的机会，这一思想进程在当下正逐渐结出硕果。在书写本文时，恰逢伦敦电影节上映了多场反应当代中国变迁的剧情片与纪录片，于是，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间的联系再次建立了起来。汪晖在讨论贾樟柯《三峡好人》时曾说“如今没有一个人物和他的故事能够展现时代的全部复杂性，史诗性的叙述方式需要找到新的形式…一种记录这个碎片式的时代最为恰当的、史诗式的、非集体主义的集体行动。”乌皮的故事显然难以讲述有关阿尔巴尼亚几十年来的所有秘辛，毕竟并非所有人的曾祖父画像都可以在博物馆里展出。然而，《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却依然足够真挚，在跨越时空的历史情感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得以建立一种真实。英文版《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与莱亚·乌皮的曾祖父查菲尔·乌皮肖像，拍摄于地拉那城郊碉堡艺术馆，原为霍查时期阿尔巴尼亚政府地堡
可乐罐、文件袋、iPhone和两个少年的生命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一书的英文版封面是一张插在空可乐罐里的玫瑰花。这说的是乌皮母亲在霍查时代曾因一个可乐罐跟长期交好的邻居发生龃龉，最后在乌皮的努力下两家重归于好的故事。那是乌皮的母亲在黑市上买来的做装饰的空易拉罐，却在每家陈设都差不多的霍查时代变成了点亮门厅的饰品。这让我想起有一年假期，我带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透明文件袋回家，和父母讲，就用这玩意儿买菜。父亲听说来历之后认为意义非凡，需要保存。我却对此物厌恶至极——或许是恨屋及乌，我对剑桥大学管理混乱的厌恶连坐到了此物上——在剑桥我拿这东西装杂物，甚至铁锅。我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袋子在中国腹地的三线城市买菜，乌皮的母亲在霍查时期用可乐罐插花，司空见惯的消费品在脱离了本身的场景后变成了一种象征。对于这种东西，要么完全剥离与其功能毫不匹配的文化价值，要么完全放大它在特定情况下的象征意义。而两种反应都是一种脱离事物本身的扭曲、一种中心向边缘捐滴带来的结果。在书的后半段，乌皮的朋友手枪走火，在他妈妈的面前意外自杀的故事震撼心灵。这总让我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些模糊记忆。那是一个阴郁的秋季早晨，母亲在床边跟我讲起她的少年犯当事人：一个大我两岁的男生。一天晚上他和兄弟团伙骑助力车耍酷，碰上另一位年龄相仿的机车仔。伙伴们眼见对方跨骑好车，一拥而上暴力抢夺，混乱中将后者活活打死。母亲的当事人并非直接凶手，却同样被追究责任。在看守所，少年看到母亲新换的苹果手机，问道：即便我的家乡自十四年前便给全世界供给着成千上万台苹果手机，距离工厂直线不超过一百公里的少年依然对这样的工业消费品有着到即便身陷囹圄也忘乎所以的渴求；有着对另一个生命因为同样的贪欲在自己面前消失的麻木。而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事是生活在2010年代华北的一部分。正如乌皮接受了自己的朋友玩托卡列夫TT-33手枪当着自己妈妈的面把自己打死了一样。人总会把乌皮朋友的死算账到贝里沙、金字塔庞氏骗局带来的政治经济混乱上。就像我在讲述iPhone 5s的故事时，总还是会用一整套基层治理失能、教育情况严峻来解释。但是，不论是工业娱乐品诱引出的攀比贪婪、产业凋零的虚无沮丧、令人生厌的学校，还是漫无目的又荒诞不经的生活本身生出的麻木不仁，都无法解释阿尔巴尼亚和华北两个年少生命在不同时空的死亡。如果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力部署并非如此荒诞，两个少年的生命是不是便不会戛然而止，或许只有神明能够知道。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妇女生活博物馆开在一片居民区里，这是欧盟文化基金支持的一家私人主理的博物馆。主理人是东正教徒，博物馆的展品也多是其私人收藏。在带领我们参观时，主理人不断向我们宣扬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前的东正教阿尔巴尼亚妇女如何拥有权力，并以妇女拥有蓄奴权作为重要论据。重要展品之一来自主人家族在霍查时期财产充公时藏下来的皮裘大衣和首饰盒。主人向我们强调，在索古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的商人时常坐飞机往来维也纳、布达佩斯、敖德萨、罗马等城市，进行皮毛等贸易。“更重要的是他保障了信仰自由。”主理人如是说。或许当下的地拉那市中心就体现着一种信仰自由。离市中心斯坎德培广场的不远处，刚刚建起的东正教堂内摆放着留学希腊的广告，正对着曾经的阿尔巴尼亚秘密警察西谷里密的总部。距离斯坎德培雕像五十米远，作为“清真寺外交”的一部分，土耳其资助重修的19世纪清真寺对外开放。一位老头儿招呼我们进入参观，对我们喊“毛泽东、毛泽东”。出清真寺再走两步，“爷火华见证者”（Jehovah's Witnesses）的传教士用一口美式英语向我们宣教。而我们在数天前便在卡莫尔·斯塔法体育场（Qemal Stafa Stadium）中目睹了其盛大的宗教集会。这一体育场始建于1939年，由一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建筑师设计，二战后，夺取政权的恩维尔·霍查将这一体育场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烈士卡莫尔·斯塔法来命名。在革命烈士的名下，我们站在愿意聆听爷火华福音的人群背后无所适从。![]()
我想起乌皮描写自己曾私下忤逆尼尼（乌皮对祖母的昵称）的告诫带上头巾进入清真寺礼拜。乌皮的父亲曾误认为来自美国的摩门教传教士是“海军陆战队”，并跟随其学习英语。地拉那和都拉斯的街头是看不到多少佩戴头巾的阿尔巴尼亚女性的，这又该如何理解。我们十分困惑。于是同行的所有人都对阿尔巴尼亚的宗教情况有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有人认为此地穆斯林虔诚至极——他是我们所有人里唯一在凌晨听到清真寺宣礼的——以至于到了反犹的地步；有人认为此地东正教少数派掌握诸多权力，隐微在穆斯林多数的头顶作威作福。还有一位朋友没有发表评论，但他爬上了地拉那金字塔，映着太阳让我拍下他原始人壁画一样的影子——我不怀好意地将之解读为一种原始崇拜，一种世俗人士困惑不解的行为。困惑无法开脱我们作为“他者”的视野，可至少我们还是有自主表达困惑的能力。在都拉斯体育场黄昏的寂静中，我决定爬上都拉斯体育场的铁栏杆。都拉斯的体育场与任何国内工业城市的老旧体育场并无二致。如果不是活动室里摆放着国际象棋。我或许会认为自己身处中学操场，马上要在大课间闷热的广播台布满灰尘的房间里操作覆盖校园的喇叭。不远处是都拉斯火车站。在霍查时代，乌皮的父亲正是在这里乘坐火车每日上班。而现在，它运行着当下阿尔巴尼亚唯一一条能够运行的铁路——自都拉斯到埃斯巴桑。年久失修的铁路系统一周之内只有三天可以运行，据说山间铁路恶化，旅客有掉出车厢的风险。乌皮的父亲在竞选议员时，阿尔巴尼亚民主党的口号是“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加入欧盟吗？尼尼曾宽慰英语不好的乌皮父亲：“法语也很重要，我们马上就要加入欧盟了。”可是接近三十年过去了，地拉那售卖的鼠尾草茶包装上依然写着“欧盟以外农产品。”我们问出租车司机：“你喜欢地拉那吗？”司机说：“有钱就行（only if you have money）。”出租车行驶过正在施工的阿尔巴尼亚第一高楼“地拉那之眼”。不远处的赌场和酒店让我怀疑，或许这项目也免不了有来自海外阿尔巴尼亚黑帮的注资。阿尔巴尼亚的黑帮在整个西欧驰名，乌皮也写到她在都拉斯海滨一家黑帮控制的“加州旅馆”内参加自己在内战年月的毕业舞会。如今，来自海外的汇款重塑了阿尔巴尼亚的城市景观。都拉斯的海滨咖啡馆只有意大利语菜单。斯坎德培广场背后，有着金顶的赌场十分炸眼。四处可见的工地让我与好友聊起自己家乡城市的房地产楼盘，什么曼哈顿、塞纳春天、温莎小镇的名号比比皆是，前面还顶着开发商自己的头衔。像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领地，散乱在一块土地里蚂蚁打架。“英伦风情”、“洋气”、“洋楼”、“欧式轻奢”、“日式装修”。渤海地产、太行水泥。整座城市在混凝土中成型，人在丰足到恶心的符号体系里站立。我想列斐伏尔说的是对的，权力和话语的力量确是能形塑空间、改天换地。房地产商的话语比其他人的话语更能形塑空间、改天换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崭新的地产项目挖开峭壁。我们爬上都拉斯海滨的山顶，正午时分，建筑工地一片寂静。一边是湛蓝的大海，一边是城市延伸到边缘的群山。没什么人声，只有一群鸡躲在刚刚成型的别墅的阴凉下。这就是我们自降落地拉那第一刻起就能看到的地产广告所宣传的海滨别墅的一类。它看上去比起西班牙度假胜地伊比扎的豪华酒店也并不逊色。后来我知道，发罗拉海岸度假开发的资金的一部分来自唐纳德·特朗普的房地产家族企业，由女婿库什纳打理。果然老子英雄儿好汉，丈人做总统，女婿刮地皮。当然，都拉斯山顶上的鸡不知道这些。或许是为了打搅鸡的美梦，我鼓起腮帮，学起鸡叫。参观妇女生活博物馆的那天我读完了乌皮的这部书。我坐在居民区的阴凉地里等着主理人为我们开门。说是居民区，实际上就是一排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筒子楼。它一如在所有建构了我少时记忆的故乡与别处，在我所有魂牵梦萦却永远无法再回到的场所——所见到的任何筒子楼。它或许来自和我同样的地方，却并不象征“东方”，甚至不象征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而是仅仅属于我自身记忆的乌有之乡。或许只有在马克·波罗向忽必烈汗吹牛时，它才从虚幻中显形。我盯着手上这本书，这本购买自巴特西发电站商场书店的企鹅平装本英文书，它在水泥墩子上是如此的突兀。乌皮讲述少先队和值日生，讲述内战时被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保护的毕业典礼。亚得里亚海岸的爆裂无声是许多人闻所未闻的事情，在我却有种难以名状的熟悉和恐惧。我想起父亲曾向我为讲述的90年代军旅岁月，他携带枪支押运军列，事后看到某地截杀军人抢夺枪支的故事。东南欧的血腥往事和华北平原的暴力传说变成醉汉失神的眼睛，问题是如此的简单明了：为什么你离开了那座水泥围城？为什么你可以在伦敦高谈阔论？你逃的那么远，是以为土地无法拽你回家了么？你看，冥冥之中你又来到了筒子楼下吧？于是我们从斯坎德培广场逃离了，从有着混杂黑帮资本的地拉那之眼、霍查坟墓改造的地拉那金字塔、意大利法西斯建立的考古博物馆、顶着苏式马赛克艺术的国家博物馆的地拉那市中心逃离了。一路上，干涸的沟渠映照数着杨树——一如十年前的国内地貌。我曾经拿天上星星的数量对比华北平原杨树的数量，而在阿尔巴尼亚，或许可以用地堡的数量来对照。远处山峦叠嶂，那是环绕地拉那的达埃蒂。乌皮说“它包围着我们的首都，统御着那一带的地景，仿佛擒获了它，以它为人质”。或许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恩维尔伯伯，“父爱”统御着、监视着欧洲明灯的首都。在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我看到四五个工人肩扛一整块玻璃走向航站楼内正装修的工地。夕阳直射在玻璃板上，照亮巴尔干青年的寸头。一前四后的动作重合了194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折钵山升起星条旗的身影。窗外，暮色渐浓，群山即将隐于黑暗。黑夜遮掩了山鹰之国不可言说的创伤与阴谋，不知有多少个碉堡静静地注视着青年的汗水和温热的肌肉。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我读完《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所感受到的复杂情感，直到10月14日，我在伦敦电影节放映的贾樟柯《风流一代》的银幕上感受到了一样的东西。我看到了我熟悉而陌生的场景：2022冬季的大同，文化宫的场所码、戴着N95口罩跳交际舞的退休老年人；铿锵的音乐里，防疫人员向大理石柱上喷洒消毒液。那是我没有亲眼目睹的场景——疫情时我一直没有回国——但我相信荧幕上见到的却是一种建构出的真实，正如我相信乌皮所书写建构的真实。这种真实作为一种共同记忆，早已变成了一种社会结构，它建构了一代人的集体意识，或者说，一种社会层面的共同语言。它让我们可以就一些事情进行对话、建立共识或异议、最后生产出“社会”这种东西本身。这样的真实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生命经历，绕过了身份政治的藩篱，赋予个人以选择共同体——不管是哪种共同体——的自由。这样的进程本身就足够感性，足够人性。这也同样说明，除了皓首穷经、为了谋一学位名利，费心考据做出的些许所谓的学问，历史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跨越时间和地域，在感性维度上塑造一个异托邦。站在伦敦凛冽的秋风中，我想起夏天在巴尔干读到的加缪的散文：“我们存在”荒谬地确定这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我们存在”在历史面前，而历史应该重视这“我们存在”，这“我们存在”反过来应该在历史中坚持。我需要其他人，而其他人也需要我和每一个人。每个集体行动、每个社会都设定一种纪律，若没有这种纪律，个人就只是屈从于敌对集体压力的一个局外人。但是，如果社会和纪律否定这个“我们存在”，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我一个人承担了共同的尊严，我不能让这种尊严在我身上和其他人身上被吞噬掉。这种个人主义不是享乐，它永远是斗争，有时是在自豪的怜悯的顶点上的无与伦比的快乐。
在历史变迁的十字路口，在葛兰西所说的“新旧交替（interregnum）”的时间缝隙，总不缺乏夹在两套生存法则之间的、拒斥两种纪律、捍卫“我们存在”的人。而正如鲁迅所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并非所有人在肯认这样的个人主义时都能够体会到加缪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快乐”。更多的时候，寂寥和空旷才是常态。乌皮发现自身跨越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经验时常难以在与欧洲同僚对话时泛起涟漪，哪怕对方自诩是某某主义的追随者。“朋友们的社会主义清晰、明亮，属于未来；我的社会主义混乱、血腥，已是过去”乌皮如是说。而作为中国读者，我同样也很难完全信服乌皮在政治哲学中所推崇的康德—马克思主义理论路径，更不必说，代际的差别和过去二十年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所历经的历史差异深化了这样的鸿沟。我曾与一位好友，也是乌皮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聊到，乌皮会在课堂上询问有关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三个历史条件，往往只有中国学生能够答上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本身深植于我们的高中课程中，而我作为国际课程学习者，并不能回答如此问题。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或历史的终结中——长大成人，而历史并没有对每个人留下一样的痕迹，即便能够对话，却也无法做到完美的共情。道理确是如此——即使我们如何对比乌皮书写下的阿尔巴尼亚与过去数十年的中国转型历史，将二者的相似性当作一种真实，却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真实本身即是一种虚构。就像我家附近的阿尔巴尼亚剃头师傅将一张十元人民币当作装裱挂在店里，而我们会用它来买菜一样。《风流一代》散场时，两位英国老婆婆走在我前面，一位说起自己曾在1981年去过中国，另一位表示“那可真是好时候。”前者表示那时机场只有土路和铬板顶棚，接机人员赶着驴车。那是我没有见过的中国。但我的父母、我的生命体验告诉我，那可不是什么好时候。历史潮起潮落，人在其中沉浮，一如贾樟柯的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被浪潮裹挟）”，文字变成了救生圈，让人可以浮上来喘息一阵。至少人可以栖息在语言中，给自己提供一种生命形式。但人却总要长大成人。“密涅瓦的猫头鹰像往常一样飞走了，似乎已经将我们遗忘。可她终究又想起我们，飞了回来。”乌皮在描述阿尔巴尼亚政治多元化进程时如是说。她提醒我们，变迁依然进行，车轮滚滚向前。因此，作为一种孕育可能性的前题，政治性的写作成为了一种必需品。如果我们希求一种人性、正义、有温度的政治，那么它首先要在文字和艺术上存在。在这方面，乌皮的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