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见印官：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化与发展主义治理术
文摘
2024-08-01 12:00
印度尼西亚
备受世界瞩目的印度大选于今年六月初举行，六亿四千万选民用手中的选票终结了印度人民党（BJP）在印度人民院（Lok Sabha）长达十年的绝对多数统治，使得人民党不得不依靠地区性盟友政党维持政权。在控制下议院所需要的272个席位中，印度人民党只赢得了240席，与莫迪本人在年初所期盼的370席相差甚远。虽然这位政治强人将成为继尼赫鲁之后第一位获得第三任期的印度总理，但来自联盟内部的不和谐声音或许将成为他下一个五年棘手的难题。而就在这周，人民党统领的政党联盟NDA中第二大和第三大的“造王者”政党，来自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TDP）以及来自比哈尔邦的联合人民党（JD-U），联手向联邦要求给予两邦的地方政府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就这样，这场交织着金钱、暴力、背叛和悬念的大选，在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民主大国，以及各路专家学者政客所看好的未来超级经济大国落下了帷幕。这给全世界的观察者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印度将怎样在去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继续发展？印度内部的宗教民族种性问题将如何解决？印度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有声有色的大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们在6月22日参加了剑桥印度大会（Cambridge India Conference）。此次会议门面不小，出席者包括众多印度政商精英。会议选址在历史悠久的剑桥辩论社，与会者在此谈论印度的现在与未来。然而，在看似多样的主讲人名单下潜藏的是他们和印度人民党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使得此次会议与其说是一个在异国他乡召开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充满印度特色的人民党官方吹风会。大会首先登场的是两名印度商界的代表：印度汽车龙头企业马恒达（The Mahindra Group）的执行副总裁普尼特·伦杰恩（Puneet Renjhen），与来自于安比特金融咨询公司（Ambit）的CEO阿肖克·瓦德瓦（Ashok Wadhwa）。两人都对和新一届莫迪政府谈判表露出了很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肯认现在印度的营商环境与融资环境都尚有改善空间，却都在谈话中显著地强调积极信号。两位在承认过去吸引外国投资政策方面存在重大失误的同时，认为新政府有能力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主讲人认为第一波进入印度的国际资本最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但坚定地宣称恒河后浪推前浪，国际资本将会在印度愈发受到欢迎、获得成功。两位商界人士同样强调了印度目前劳工问题对于海外投资的影响。而或许碍于听众大部分是在英的印度人，对于此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对于两位主讲者来说，莫迪和其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似乎不再是民粹主义的洪水猛兽，而是一个愿意与大企业合作，在21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亲工商业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二位笔者在听到主讲人们提到劳工问题时，第一反应以为是在讨论印度劳工权益问题，然而仔细倾听才明白，是劳工成为了问题。二位主讲人多次强调当下的印度政府正在加紧修改立法，以让国内外投资者和大企业能够面对一个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这让人不禁想起了2023年，面对苹果手机将在卡纳塔克邦建造新工厂的计划。该邦通过了一项工厂法修正案，废除9小时轮班制，以12小时的工作时长取而代之。该立法也将三个月内允许的加班时数从以前的 75 小时增加到 145 小时。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莫迪执政期间，不平等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印度人掌握着全国40%的财富。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认为，去年的青年失业率为 45%，而失业人数仍在继续上升。印度计划委员会前首席顾问普罗纳布·森（Pronab Sen）曾评论道："我们的增长主要是由企业增长推动的，而印度企业的单位产出并没有雇佣那么多人。 一方面，你会看到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你会看到企业抱怨找不到技术人才。"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不做错”，主讲人在谈到印度的未来时骄傲地说。这里不做错明显指的是维持亲商业的政策。“增长，增长，增长”，这是二位商界人士共同的语言。增长之外的事情似乎都不重要。对他们和人民党而言，将蛋糕做大比什么都强。下一位主讲者索尼娅·辛格（Sonia Singh）则直接把讨论的重点放到了印度应当如何开展外交活动上。辛格是一位印度知名的女记者，曾在德里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获得英国政府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并曾前往意大利佩鲁贾大学交换。其丈夫曾担任印度内政部长，原先与国大党关系紧密，却在近年转投了印度人民党。她在描述印度的外交愿景时，将除印度之外的国家划分为三个集团：以俄罗斯与伊朗为首的专制国家（她十分耐人寻味地将土耳其也放在此类之中）；和印度拥有相同政治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与广大的全球南方。相应的，她认为印度应当对抗第一个集团，与第二个集团行动一致，并领导第三个集团。而对于如何将这三个外交政策大方向同时实施，除去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样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主讲人什么都没有说。辛格强调印度应当利用其民主资产——民主货币（democratic currency）。与此同时，印度也应当牵头建立起非西方的秩序（non-western order），并成为其领导者。印度精英在外交上微妙而自相矛盾的立场在辛格的发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号称要对抗专制轴心的同时，她却将俄乌战争解读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回归（the geopolitical return of Russia）。在此次会议的几周后，莫迪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普京承诺，到 2030 年将双边年贸易额从目前的 650 亿美元增至 1000 亿美元。印度将进口更多俄罗斯石油和化肥，并寻求出口更多农业和工业产品。 莫迪在访问期间称赞俄罗斯是印度的 "全天候朋友"，并且亲切拥抱了普京。可见印度对抗专制国家轴心的决心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坚定。在谈论到“自由世界”的时候，辛格语气强硬地表示印度不再需要西方世界的认可（western validation）。而在提到印度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全球南方伙伴时，她又十分不屑地将其贬低为“匪徒”（gangsters）和流氓国家（rogue states），不似印度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和稳定的政局。面对“专制轴心”时的敌意；对传统盟友的外交路径依赖；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坚信不疑；对西方主导的世界霸权的不满；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夹杂着同情、傲慢和鄙夷的态度，共同构成了印度精英眼中的外交观。怎样去践行这当代的“三球不落之术”，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问答环节，一位提问者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英国选举。辛格笑着说以英国的人口他们的全国大选在印度只不过是一个地方选举罢了。全场瞬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和雷鸣般的掌声。也许这是某种不需要“西方认可”的体现。但考虑到主讲人的教育成长背景，以及这些掌声所充斥的房间依旧矗立于东昂格利亚的小镇中的事实——剑桥大学正是诸多印度独立先驱曾留学的地方——这快活的空气似乎展现出了一些细微的裂痕。莫迪总理负责金融事务的经济顾问桑吉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也来到了大会。同商界一样，他句句中无不关切的是与印度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桑亚尔声称，在疫情期间，在他的建议下，印度中央政府向中小企业给予了许多应得的经济补助，使得他们许多并没有陷入破产危机。“印度是一个福利国家”，他骄傲地宣称。除去他对于印度经济政策的期许外，二位笔者印象最深的一个对话是他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评论。一个听众在他讲到最后的阶段提问道：“印度如何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完成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他情绪激动了起来，在座位上前后摆动着上身，控诉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NGO是西方国家的傀儡，声称它们背后的金主是索罗斯创建的开放世界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欧盟。他坚决地说：“印度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方面与环境保护标准上做出措施，这没错。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一套西方的标准！来自西方的ESG组织就是在推行新殖民主义！这一切都是北大西洋殖民主义秩序的一部分！”。当谈论到西方世界时常提到的规则下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order）时，他十分尖锐地反问，规则是何人的规则？随后希望大家重新思考西方霸权下的规则是否合理。
如果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剑桥辩论社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场激情昂扬的反殖民主义讲座。但是考虑到此类讲座大概率也会发生在加州，这里或者伦敦的大学讲堂中，某种去殖民的恍惚随即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之后的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印度人民党全国发言人，在印度达利特工商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普拉卡什·帕斯万（Dr
Guru Prakash Paswan）与前政府妇女部与少数群体事务部部长斯姆里提·伊兰尼（Smriti
Irani）。两个人分别着重强调了印度人民党前十年在社会政策推动方面的成功。帕斯万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达利特事务上时常发声。他赞誉了莫迪政府这十年推动的扶贫政策与针对达利特人群体的积极平权政策，言语中直指之前的政府毫无作为。在提问环节，提问者问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他如何看待许多达利特活动家都“在纽约和伦敦受教育，在德里和孟买工作”时，回答到：“这正是我将我的办公室设在比哈尔邦小镇中的原因。”而前少数群体事务部部长伊兰尼则在强调妇女于印度文明中的作用，认为促进性别平等是印度人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政策。没有什么人提到宗教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根据印度智库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的调查，今年只有 8%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在当选的 240 名印度人民党议员中，没有一人属于印度最大的三个少数宗教： 伊斯兰教、基督教或锡克教。在莫迪新任的 72 名部长会议成员中，没有一名穆斯林。虽然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路线正在受到挑战——从此次大选中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大溃败中可见一斑——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莫迪这位强势领导人依旧会坚持这样的政策。整个会议，只有二位笔者是东亚面孔，在一个几乎都是南亚学生与业界人士参与的大会中，我们显得十分格格不入。听众一次次在印度议题上的鼓掌不单单让我们疑惑，而更多地让我们坐立不安。回头来看整个会议，要不然就是发展主义与官商合作的陈词滥调，听的人直打瞌睡；要不就是给印度人民党过往与未来的政策提气，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来客，起鸡皮疙瘩的可能只是我，听到乏味无趣的可能依旧是我。在场的所有人都似乎是健忘的。2014年莫迪刚上台的时候，外界与印度国内精英阶层无不视莫迪与印度人民党为洪水猛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民粹浪潮。印度的民主制度、社会体系与族裔关系会被新政府破坏。十年过去，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党把自己成功地国家化了，来到英国的这些印度高层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治理术，而印度人民党也因此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了一个可以合作的可靠对象，商界也积极地拥抱了新的政治现实。劳工们被视作商界需要在印度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对于少数族裔和女性平权问题，似乎除去邀功请赏之外也只剩下有关经济扶贫的建设性意见。稳定和经济发展压倒了一切。已经过去了接近一个月，再回想起来这次大会，没有提及的和没能发声的人在嘈杂的声音中逐渐凸显了出来。商界每个人都暗戳戳地提及一两句劳工问题，是认为工会过于强大，劳工技能培训不足，还是劳工流动没法让印度充分运用其人口优势，这就不得而知了。来讲话的自然是没有劳工代表的，场下也看起来没有。台上的是牵线的，台下的是看戏的，但与话题有着切身利益的主角却并不在场。7月，又一个在南亚次大陆严酷的夏天，水危机、电危机与致命的热浪折磨着每一个在印度的受苦者。如果反对西方的环境保护标准与ESG
NGO，那么印度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答案不在剑桥的小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