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茗然
比原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后，终于走下伏林航空的航班，抵达里斯本温贝托·德尔加托机场。在降落时分，我经历了多年没有经历过的剧烈颠簸，飞机直到彻底接触地面之前，都仿佛一直在试图从大地上挣脱，也许处于欧洲之角的大洋之风一直以来十分猛烈。从到达厅走出，环视整个机场的建筑，较邻国西班牙大部分机场设施更为陈旧，空气中湿度也明显更高。整个色调也较西国不同，在昏暗的光线之下，呈一种发棕的泥色。而这种棕色也是之后几天旅程中的基调色。
里斯本地铁车厢
踏入里斯本地铁红线的车厢，软木塞样貌的椅背似乎是葡萄牙近代经济结构的注脚。18世纪以来，葡萄牙的海洋贸易霸权终结，逐渐成为欧洲二流甚至是三流的帝国主义势力。到19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号角在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带狂飙突进，然而其时的葡萄牙本土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橡木制成的软木塞——用于各国葡萄酒的包装封口，还有产于北大西洋冷水，却在葡萄牙加工腌制的鳕鱼，成为这个去产业化的前贸易大国出口的拳头产品。直到今日，葡萄牙仍是世界软木塞生产的第一大国，占据着全世界62%的软木塞出口份额。鳕鱼更在葡萄牙文化中地位超然。例如，以展示葡国前殖民地艺术和海外交流史为主的葡萄牙东方博物馆所在场馆竟是20世纪40年代建成的国营咸鱼仓库：今天参观仍可见阳刻凸起的“鳕鱼商务管理局”字样高悬建筑外立面顶部，而场馆所有者东方协会牌匾只得屈居底端——似乎象征殖民霸业已是旧辰光，咸鱼才是国之重器、当下正题。
尽管软木塞与鳕鱼出口贸易高歌猛进，19世纪末的葡萄牙在诸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1900年，葡萄牙7至14岁的学龄儿童识字率为20%，全社会的文盲率超过80%。直到1930年，葡萄牙68.1%的人口在统计中被归为文盲。工业化进程不仅相当迟缓，葡萄牙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困境——在葡萄牙王国末期卡洛斯一世统治时代，葡萄牙政府分别于1892年、1902年两次宣布破产，造成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共和主义思潮高涨。而与此同时，葡萄牙在东非（莫桑比克）、西非（安哥拉）的殖民地被英国资本渗透，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附庸地带。
从战时后方的巴西到“新国家”的模范城区
初到里斯本市中心的庞巴尔下城（Baixa Pombalina），我们闯入一间巴西餐厅高乔人喘息之味（Sabor Gaucho Chiado）。如名所示，这是一家巴西高乔风味的餐厅。巴西不仅仅是葡萄牙历史上最重要的殖民地，也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葡语国家，而高乔人在巴西的际遇，又满含着葡、英、巴、高之间的历史纠葛。
走入其间，能够看到高悬在自助餐台上方的三面旗帜：葡萄牙国旗、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州旗、巴西国旗。聚居于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 Great River of the South；意译为大南河州 ）的高乔人在巴西境内有着较为独特的身份认同，长期保持着游牧族群的生活方式。其曾于1836–1845年间独立，组建里奥格兰德共和国。该共和国是高乔精英阶层主导的寡头共和国，在其短暂的独立历史中，一度得到英国的外交承认。
葡萄牙国旗、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州旗、巴西国旗
而至于巴西，早随着美洲国家独立的热潮，于1821年从葡萄牙王国独立。1500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卡布拉尔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然而鬼使神差之间，在经佛得角之后，于非洲西南发现大陆——抵达巴西。1808年拿破仑麾下的法军占领葡萄牙。一夜之间，里斯本的葡萄牙王国的整个宫廷与政府登上航船、前往巴西。第二天里斯本市民醒来之时，发现里斯本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巴西成为葡萄牙王国的战略大后方，首都也在1809年正式迁往里约热内卢。1815年法国战败，然而葡萄牙王廷并未马上回归里斯本，反而由摄政的王子若昂六世将巴西提升为王国，在位的女王玛利亚六世称葡萄牙、巴西及阿尔加维女王（阿尔加维是葡萄牙南部具有独立王国法统的地区），该时期的正式国号为葡萄牙、巴西和阿尔加维联合王国（Reino Unido de Portugal, Brasil e Algarves）。1816年玛利亚六世病逝于里约热内卢后，若昂六世的长子摄政王佩德罗王子继续统治巴西，若昂六世返回葡萄牙本土。
也许是由于19世纪初通信条件的限制，显然定都于里斯本的联合王国中央政府难以维系地跨大西洋两岸幅员辽阔的“王国本土”。1821年葡萄牙议会决意废除巴西王国与里约热内卢的王室机构，试图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然而事与愿违，葡萄牙驻军在巴西各地与地方武装发生激烈冲突，佩德罗王子在镇压巴西精英势力的过程中，袒护巴西本土主义，最终被葡萄牙议会废除摄政王之位。佩德罗宁可成为巴西人，也不愿再做葡萄牙人。得悉葡萄牙军队即将开赴巴西镇压，佩德罗在伊皮兰加河附近扯下军服上的葡萄牙徽章，在巴西士绅的支持下，宣告巴西独立。1822年10月12日，佩德罗登基成为巴西皇帝，称佩德罗一世。葡萄牙联合王国解体。
贾梅士广场上的“地球”
走出高乔人喘息之味，里斯本市中心的这一间狭小商场内，绿黄蓝三色的LED灯带漫天飞舞，似乎是暗示巴西商业势力在里斯本的强势在场？在市中心的贾梅士广场上，一个硕大的钢架地球装置被放于“LISBOA”（里斯本）的城市名号之后，然而地球内部已是全部镂空。淅淅沥沥的雨在漆黑天空下的城市中不停下，行人神色忧愁，不时能望见葡国老人拄着拐杖在街头游走，身姿中蕴含着退伍军人的硬朗。在各色旅游推介中闻名的里斯本有轨电车在石板道路上穿梭，眼中耳旁能看到听到电车触电线与供电线摩擦而生的火花砰砰炸开、车轮与轨道互相冲撞的吭哧声响。我们多次在葡国感到交通现代性与社会底色的不符：葡萄牙的各式轨道交通工具仿佛都有脱离轨道运行的趋势，同时乘坐的体验非常飘忽，似乎是由巫术、而不是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我们决意，离开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重建的19世纪老城，走访20世纪中叶葡萄牙经济发展时期的样貌。
里斯本老城中心以北的阿拉梅达区（Alameda）是萨拉查“新国家”（Estado Novo）体制时代建设的“模范”新城区，该区域大多为富有葡萄牙本土建筑特色的折衷主义建筑，反映该政权既富有欧洲战间期极右翼思潮的跨国文化共性，又深具葡萄牙本土特殊性。萨拉查的“新国家”体制是以国族保守主义、法团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右翼独裁政权。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军队发动以“国民革命”为名的军事政变，推翻共和党执政的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政府，建立起“全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体制，也称第二共和国。1928-1929年一年间，作为拥有经济方面无限权力的财政部长，萨拉查平衡了政府预算与葡萄牙的汇率——强制执行紧缩政策，在近代葡萄牙第一次实现预算盈余。1932年，萨拉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成为葡萄牙第二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其因病于1968年退休为止，统治葡萄牙长达36年，是欧洲20世纪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其执政时间跨越战间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欧经济复苏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战争多个历史阶段。在萨拉查统治下，葡萄牙在二战前发展出以政府统制、各经济领域“整合化”为特征的法团主义经济，以国家强势干预的经济保护主义、财阀垄断经济门类为基础，在巩固农业经济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建设。从1950年到1970年间，葡萄牙年均GDP增长率为5.7%，196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投资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葡萄牙经济逐步工业化，1960-1973年间的年均工业生产增长为9%，终于在1973年达到了欧共体12国人均GDP水平的48%。
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奥斯卡·德·弗拉戈索·卡莫纳 – 部长会议主席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 - 公共工程和通讯部长杜尔特·帕切科
这座巨大的喷泉建于 1940 年，是为了庆祝清水进入城市中的特茹谷
5月28日1948年国民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第一届公共作品展览会开幕，巨大的喷泉落成并交付给里斯本市议会
铭文之上，刻有葡国乡村男女肩扛手挑采收葡萄、酿造美酒的浮雕。“新国家”政权用如此农业祭祀气息浓烈的艺术形象纪念都市现代化标志的自来水系统的开通，是其经济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绝佳映射。光明泉想必是“新国家”的重点工程，然而环顾阿拉梅达区的大广场，萨拉查时代修建的折衷主义建筑大多一片漆黑，光明泉的四周没有光明。建设在山丘缓坡上的偌大广场夜间显得尤其空荡，目光所及之处了无人迹。在广场上坚持行动的唯有葡萄牙各个政党的宣传海报，在葡萄牙中右翼政党自由倡议（Liberal Initiative）以“民主、自由、繁荣”为号召的广告牌上，能够看到被标注上了“资产阶级专政”（Ditadura Burguea）的涂鸦。在广场的边缘，电线杆上安装有里斯本的城市宣传广告——里斯本，欧洲的创新之都。也许这是在暗指，今日的里斯本早已“告别革命”，成为了全球数字游民经济中的重要欧洲节点之一。
描绘葡萄牙乡村男女采摘葡萄、酿造美酒的浮雕
阿拉梅达广场四周住宅，可见萨拉查时代的折衷主义装饰
自由倡议的政治宣传牌，上有“资产阶级专政”涂鸦
阿拉梅达广场
里斯本赢得“欧洲创新之都”名号的广告牌
回望广场，光明泉被包裹在广场的黑暗之中，唯有一列列路灯指向曾经的法团主义事业圣迹。今日葡萄牙各政党的广告牌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中央，面朝光明泉。折向西北而行，可以看到萨拉查时代折衷主义的代表建筑——葡萄牙国家统计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tistica）大楼，该建筑通体二层，淡黄色的涂料，简洁的立面，几何形的窗格，令人联想2010年代中国城市社区的沿街商业用房。虽然同为极右翼政权的官方建筑风格，“新国家”时期的民族形式建筑与西班牙佛朗哥时期的新埃雷拉主义建筑从形制到体量上都具有较大差异——后者往往体量庞大，颇有恢复“天主教神权”的企图。而“新国家”的折衷主义建筑往往体量较小，常常使用白色、黄色或者粉色作为立面的主色调，配以航海、热带作为主题的简洁装饰，令人无法与法西斯或类法西斯体制常常强调的威压感产生联系。这些特点也可以在上帝的圣约翰教堂（Church of Saint John of God）以及阿罗伊奥斯圆环附近的建筑身上找到。也许是极右翼另类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大于共性，所谓建筑的威压审美更多是后人出于想象的简单归纳总结；抑或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辟出了一条本土化、农业化、法团主义化的右翼现代性新路，所以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显得出人意料地“平易近人”。
葡萄牙国家统计研究所大楼
上帝的圣约翰教堂
阿罗伊奥斯圆环附近的萨拉查时代建筑
阿罗伊奥斯地铁站壁画
我们暂时无法将有关这一命题的思索从脑海中抹去——只好翻下地铁站，闯进多种族大家庭大团结壁画构建的世界里，随着地铁列车的哐叱哐叱，离开了萨拉查的模范新城区。
迈向东方：在埃武拉寻找历史
地铁上的里斯本市内景观
前往埃武拉的火车需要在里斯本东站搭乘。乘坐地铁粉线行将到达火车站之前，列车突然从地下隧道中跃出到高架上行驶。太阳高悬之下，四处杂草生长，仿佛在热带丛林中穿梭。转瞬间，地铁到达“东方”（Oriente）站。不知是否属于一语三关，“东方”一词既是里斯本东站的简写，也象征着葡萄牙历代航海探险所追寻的东方，亦或是暗示此处也处于里斯本城的东部。地铁站内彩绘有巨幅深蓝色、黑色为底色的壁画，四周泛着红圈，中心散发着戈壁仙人掌形状的光晕。
东方站
东方站壁画
作为世纪之交葡国首都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东站周边的建筑空间无不指向葡萄牙的“伟大历史”。整个火车站是一个新建的高架车站，车站建筑由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深受哥特式建筑风格影响。而在承载着先锋设计的巨大结构下方，几乎能够在每一处高架站台基座处看到流浪汉们整齐地占有着开放的空间。我们当时不知道，车站东侧出口连接着21世纪初里斯本兴建的主要商业中心——瓦斯科·达伽马中心。几天之后我们回到此处，只见商场正门前矗立着硕大无朋的非洲风格雕塑——太阳人（Homem-Sol）。我们迟疑许久，还是没有从浑身荆刺偾张的树人胯下走过。
里斯本的港口吊机
阿连特茹乡村
当我们行进在如同热带种植园一般的阿连特茹乡村一个半小时后，火车抵达埃武拉。埃武拉旧王宫现时已成为埃武拉市表演中心的一部分，馆内常设展介绍了埃武拉城市史。该城7至12世纪五百年内在伊斯兰教统治者治下名为雅布拉（Yabura），城市发展超出了城墙边界，然而这段历史时期没有留下过多史料。除此之外，馆内用一层空间展示当代本地石雕艺术，作品多呈不规则曲棒状，弯折扭向各个方向不一而足。该建筑群始建于13世纪，呈曼努埃尔风格，是葡萄牙文艺复兴的典型建筑形式，圆形的券拱与细长的廊柱类似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摩尔建筑。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将该处作为日常宫殿使用，1481-1482年葡萄牙议会（Portuguese Cortes）入驻此地。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曾在此地接见达伽马。走出王宫，庭内孔雀信步，已经感受不到昔日海洋帝国政治中心的痕迹。
埃武拉大教堂顶部的装饰物
埃武拉
埃武拉大教堂是葡萄牙罗曼式向哥特式转型期的代表建筑。走进这座教堂颇费了一番周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拒绝接受信用卡支付，我们只得游走在埃武拉街头寻找那唯一的取款机。进入教堂后不禁失望，室内装饰对于一座在天主教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教堂来说显得格外简洁，除了圣母祭坛散发金光外，墙面以万千暗红色石砖渗出晦暗之色。教堂的屋顶上有无数个莲花一般的火炬雕塑伸向天空，环绕在两个不对称的塔尖四周。大教堂不远处除了罗马时代的遗迹外，还有一座人骨教堂，其内以数以百千人体骨骼部件镶嵌入墙壁、装饰于立柱。兴建人骨教堂在中世纪欧洲相当普遍，是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督教化的具象表现。
埃武拉恩典教堂
埃武拉城内街道
埃武拉街头“正在激烈讨论”的涂鸦
“典型的周三”小酒馆（Taberna Típica Quarta-feira）内的世界地图
阿连特茹的天际线
漫游在埃武拉街道上，建筑物白色的立面漆以黄色的框架，众多中小型教堂矗立着巴洛克“牌坊”式的立面，恍惚之间似乎走入澳门。有的教堂立面顶部置有诸多石雕圆球，仿佛在宣示把握地球于股掌之间的豪情。然而遍及老城墙壁上愤怒而哀愁的涂鸦很快把人拉回现实：部分内容是常见的政治批判，如一处黑字怒斥即将接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下令要将其逮捕（ANTÓIO COSTA PRESO!），引来红字赞许（TRUE）；更为独特的是用英文书写的“没文化”（NO CULTURE），不知指的是何人何地。享用完一顿阿连特茹风味的高质量猪肉料理后，我们心满意足地将红色圆头钉插入墙上的世界地图，作为第一批来自中国的食客的见证。踏上向西的回程，暗粉色的晚霞漂浮在阿连特茹的天际线上，人昏昏欲睡，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贝伦区：海外帝国与后殖民时刻的重叠之所
连接着埃武拉另一端的，是15-16世纪迈向高潮的葡萄牙航海事业。贝伦区（Santa Maria de Belém）位于里斯本城市西部，其名字在葡萄牙语中是基督耶稣出生地伯利恒之意，而此区建筑物与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兴衰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与贝伦塔见证了15至16世纪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高峰期——从里斯本扬帆出发的船队自此驶向巴西、非洲、印度甚至中国，坐落于贝伦区西侧的战士博物馆（Museu do Combatente）和海外军事行动纪念碑则是五百年葡萄牙全球帝国解体的最后回声。
热罗尼莫斯修道院（Jerónimos Monastery）始建于1495年，是最为典型的曼努埃尔式建筑之一。曼努埃尔风格是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晚期哥特与文艺复兴建筑形式，同时深受西班牙银匠式、穆德哈尔式（西班牙南部融合了穆斯林文化的建筑风格）与意大利、弗拉芒的建筑风格影响。由于曼努埃尔式建筑风格发展的时期正逢葡萄牙海外探险的黄金时代，所以在建筑表面的装饰多有海洋与热带元素。1497年达伽马船队第一次启程探索前往印度航路的前夜，他们正是在此地做了最后的祈祷。
热罗尼莫斯修道院正面
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中庭
修道院沿街的立面一片洁白，哥特式的拱门上方众圣人守护，门前路旁石碑展示了2007年《里斯本条约》在这里签署时各国代表的签名复刻。《里斯本条约》旨在取代原有的《欧盟宪法条约》，调整欧盟在全球事务、人权保障、决策机构方面的定位，同时涵盖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新时代议题的政策，期以提高欧盟的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身为《里斯本条约》的见证地，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作为建筑场域也许在暗示欧洲历史的长时段流向。
《里斯本条约》签署地纪念牌
步入修道院的中庭，橙黄色的立面与长出青草的瓦当，令人仿佛身处亚洲南部。16世纪的葡萄牙建筑师将缆绳、猪、狗、热带的花草、藤蔓纷纷用作建筑物表面的符号，无独有偶，圆球再次出现在修道院主塔的塔尖，而在圆球之上是天主教的十字架。该修道院的修建资金仰仗于16世纪葡萄牙垄断的从欧洲前往南亚、东南亚的香料贸易。修道院的教堂内，埋葬着阿维斯王朝诸王。阿维斯王朝在1385年至1580年间统治葡萄牙，是创造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推手。教堂内部另有南北两个小厅，一侧埋葬着开拓了印度航路的达伽马，另一侧则是创作了《卢西塔尼亚人之歌》的葡萄牙诗人贾梅士。正当我们瞻仰达伽马的坟墓之时，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将游客清场，一众身着黑色正装的葡人正在门外等候。不几分钟，只见当头一辆非洲战事中常见的丰田皮卡，后面跟随着一队军警护送灵车前往教堂进行葬礼，逝者棺木上覆鲜亮的葡萄牙红绿色国旗。
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前参加葬礼的人群
修道院的西廊现时是葡萄牙的海军博物馆（Museu de Marinha）。走入其间抬头仰视巨幅的航海时代世界地图，我们能看到这幅世界地图上在欧洲以外的地方——非洲、印度、巴西等地遍布了代表葡萄牙的徽章，只有少数像中国、波斯、奥斯曼以及像西班牙统治的北美洲，没有被标记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仿佛只要海岸线上有葡萄牙人活动，该片大陆就属于葡萄牙。这也充分体现了在葡萄牙的海外扩张黄金时代，对于全球区域一种以海洋为视角、以葡萄牙为中心的想象。恩里克王子的雕像被摆放在博物馆门厅的正中央——他是阿维斯王朝创建者若昂一世的第四子。正是在恩里克王子资助下，葡萄牙建立航海学校、天文台、图书馆，系统性地学习航海科技，记录葡萄牙船队的航海历程。在恩里克的时代，葡萄牙派出一队队探险船队，以前赴后继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岛屿的探索，也为日后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功业奠定了基础。而很大程度上支撑恩里克对于航海事业的热衷，不完全是海外贸易的巨额利益，也是对于祭祀王约翰传说的热衷。
15-16世纪葡萄牙海外帝国全图
在一旁的长廊里，陈列了葡萄牙历史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航海家群体：1483年抵达刚果河口、1485-1486年完成了安哥拉海岸线测绘并远抵纳米比亚的迪奥戈·康（Diogo Cão）；葡属印度的第一任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正是在阿尔布克尔克的领导下，葡萄牙远征东方的船队于1510-1511年间连续发动海军陆战队“万岁冲锋”式的战法，依靠军队的较高的士气与组织度先后征服果阿与马六甲，从而垄断了欧洲向东方进行贸易的航路，阿尔布克尔克也派遣了葡萄牙第一艘寻找马鲁古群岛，即“香料群岛”，的船只。自1513年开始，他麾下的船只开始到达广东珠江三角洲，谋求与明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1521年，明朝与葡萄牙在广东屯门爆发海战，对于明朝来说，葡萄牙在印度洋沿线的扩张导致其藩属国马六甲沦陷，威胁到以朝贡为表征的东亚国际秩序。1540年，明葡关系正常化。1557年，葡萄牙得到明廷许可，在澳门划地建立永久贸易站。
长崎对峙事件
葡萄牙与东亚另一主要国家日本的交流也不算顺利。馆内用大幅壁画强调了1647年爆发的“长崎对峙事件”：企图与德川幕府重建贸易关系的葡萄牙帆船队被大量日本小船包围在长崎海面，粮草断绝，最终不得不在十三天后掉头返回澳门。引用航海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所语“这些日本人比世上所有其他民族更野心勃勃于荣誉…”，似在隐约赞颂葡国航海家不卑不亢的抗日态度，又在表露所谓贸易垄断者在东方强国面前的无奈与瑟缩。
《圣塔克鲁斯号卡拉克帆船》 17世纪
圣弗朗西斯·哈维尔显灵
葡萄牙对于非洲西海岸乃至印度洋的航海探索，是基于长期以来的国家规划与支持的。在15世纪下半叶，从本土派出的某一批探索非洲西海岸的船队，需要详细测绘所经过路程上海岸线的情况。而在里斯本设有“印度办公室”（Casa da Índia），以国家力量的方式统筹垄断东方探索与贸易，将历次航海的测绘成果奉为国家机密。自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休达开始，到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到达好望角为止，在持续的国家投资之下，葡萄牙航海事业历经百年，方完成对非洲西海岸的测绘、抵达印度洋。在此期间，除了对于同东方进行贸易的渴望，每一批船队都带有寻找传说中的基督教国王约翰的任务，以期在欧洲以外找到基督教盟友，共同对抗其时兴起的以奥斯曼为首的伊斯兰教势力。宗教信仰在葡萄牙航海事业占有的重要地位，也可以在此地找到诸多例证。在海军博物馆中有一幅画作，描绘的是一只由澳门航向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由于淡水耗尽，仰赖圣弗朗西斯·哈维尔（St. Francis Xavier）显灵将双脚伸入大海之中，化海水为淡水，方才化险为夷的故事。圣弗朗西斯·哈维尔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1541年自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日本、中国传教，1552年病逝于广州府新宁县上川岛。他身后被教廷确立为天主教中国、日本、果阿、澳门诸教区的主保圣人。信仰、科学与贸易，究竟是何种力量在指引葡人向东远航？
大航海的黄金时代很快一去不复返。海军博物馆里零零散散地讲述着葡萄牙特色的后殖民历史记忆。在这里能看到，北洋军队装束的葡军在安哥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手持步枪与刺刀冲出堑壕进攻西南非的德军。为首军官双手高举，反向挥舞。也能看到印度1961年进攻果阿的战事，36小时内，葡军向次大陆强国投降。当时萨拉查下令葡萄牙驻果阿陆海军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一船、一舰，然而早就衰落的葡军难以抵挡挟全球去殖民运动浪潮风头正劲的印度军队的猛烈攻势。博物馆里大力讴歌了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号炮舰的英勇事迹，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战至舰长受伤，全舰几近全毁。1961年12月19日，葡属印度总督投降，终结了葡萄牙在印度次大陆451年的政治存在——自阿尔布克尔克始，至阿尔布克尔克终。
葡军在安哥拉参加一战
海军博物馆内反复播放“保卫印度战至最后一舰”的三星显示屏
如果说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对于这么一个欧洲边缘地带的小国有一种不成比例的宏大感，那么自17世纪以来葡萄牙海外帝国的漫长衰落史、20世纪的帝国解体史，则意味着在海军博物馆为代表的一系列葡萄牙历史性博物馆中充满了“老大帝国”般屈辱的历史记忆。
“卍USA卍”涂鸦
大西洋岸边的贝伦区乌云密布，我们跨过人行天桥，只见台阶上涂有“卍USA卍”（笔者注：疑将代表佛教的卍字符误用，本意可能是使用代表纳粹的卐字符），天桥下市郊铁路的火车飞驰而过，顶部的供电线闪现电光，1668毫米的宽轨勉力框住列车在既定轨道上行驶。走下天桥，回望路北，只见高架桥上大书：
“SOMOS A REVOLUÇÃO”
（我们是革命）
也对，战士博物馆原是1974年康乃馨革命中革命委员会的军事指挥中枢，也是在这一年，不仅仅萨拉查身后的“新国家”体制走向终结，也为葡萄牙五百年的海外帝国划上了句号。萨拉查时代苦心维系20年，耗尽葡萄牙国力的全球殖民地战争，终在1974-1975年间收场——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在一时之间纷纷独立。
“我们是革命”
大西洋黑色的浪花拍打在原作为军事堡垒的战士博物馆的堤防之上。军乐低沉，一队肤色各异的礼兵从堡垒中开了出来，行军到博物馆前方的巨大广场。广场中央挺立着三角形的海外战士纪念碑（Monumento aos Combatentes do Ultramar），上呈棕色，中间断开，下方燃有长明火。疑似萨拉查时代的军乐回荡在广场上空。礼毕，礼兵开回营房。我们走进战士博物馆，虽然离官方闭馆时间还有一小时，但我们被拒绝入内。夜幕中，我们走过贝伦塔向东。曾几何时，驶向东方的航船曾经从这里向西，奔赴大洋。
海外战士纪念碑与礼兵
海外战士纪念碑
机不可失。后一天早上，我们径直来到战士博物馆。博物馆内陈列了一幅幅图表，讲述着20世纪葡萄牙参加过的历次全球战争。其中一幅表格统计了一战葡萄牙在非洲投入的军力：动员123000人，死亡6252人。另一幅记录了1960-1970年代，葡萄牙在全球各地大打镇压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经济数据：1960年国防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29.3%，1968年占77.7%，而经济发展在1968年占政府预算24.7%。冷冰冰的数字，叙说着葡萄牙在二战后参加了一场葡属世界的全球战争的往事。巨额的军事开支，成为了拖垮“新国家”政权的结构性因素。
为什么葡萄牙不能以较为和平体面的方式让殖民地拥抱独立呢？这一幅展板试图告诉我们背后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联合国宪章》中确立了人民自决权的原则，这等同于独立权。这一事件开启了独立运动最激烈的阶段。
然而，葡萄牙政府拒绝推进独立，并辩称葡萄牙是一个多大陆、多种族的国家。被占领的领土被视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即海外省份（而非殖民地），其居民被视为国家公民。（1933年葡萄牙宪法）
这一立场在国际上无法被接受。1955年，当葡萄牙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时，被要求给予其殖民地自治权。由于萨拉查政府的拒绝，联合国大会不断谴责葡萄牙的殖民态度。
以及“新国家”政权最后一任领导人、葡萄牙1968-1974年间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的演讲：
毫无疑问，目前在国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土。通常来说，海外领土对于葡萄牙不会构成问题。葡萄牙在五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分布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欧洲多个大陆的国家。它总是能在其人民中找到天赋的智慧，并在其传统经验的联系中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从而通过其各部分的和谐发展、所有人民的兄弟般共存以及各种文化的丰富融合来实现这些解决方案。然而，在当下，这种多大陆和多种族社会的演变受到了不断增强的国际压力的干扰。（……）一种压力体现在（……）依赖于联合国背景的培训、扩展和应用的会议中。并且这推动了针对我国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运动。
1961至1974年间，葡萄牙总计动员了130万人的军队，参与镇压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三地的反殖民地独立战争。近乎荒诞的是，在安哥拉，葡萄牙在仅仅获得南非支援的情况下，对抗由美国、苏联、中国、法国、西德、东德、以色列、古巴、朝鲜、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伊拉克等众多国家支持的安哥拉各派游击队。而在莫桑比克，苏联、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古巴、埃及、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甚至巴西纷纷下场，支援莫桑比克人民的独立事业。力量对比之悬殊，令人深感困惑葡萄牙誓要将这场全球战争打下去的决心与动机。
葡军在全球各地参加海外战争
葡萄牙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葡属殖民地的世界打了一场毁天灭地的世界大战，以一国之力对抗当时世界主要强权。霍查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以一己之力对抗美苏中，全国大修碉堡的事业比起葡国的全球“卫国战争”，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展板上的叙事者仿佛一方面在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先后放弃其亚非拉的殖民地，导致葡萄牙身陷不义、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指责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境外势力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妄图分裂葡萄牙五百年“牢不可破的同盟”。在有关葡国内部的部分，则一方面强调反分裂斗争的天然正当，另一方面批判以萨拉查为首的文官领导层不顾军人死活，战场失利则推卸责任给军方，有所成就则盲目大打。
展板上引用时任葡萄牙“战士联盟”（退伍军人福利组织）主席的若阿金·奇托·罗德里格斯（Joaquim Chito Rodrigues）为这场战争下的结论：
在 1961/1974 年的非洲战争中，显然存在着政治目标和稳定而坚定的战略；然而，这种战略是僵化的，忽视了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总体军事战略制定了适当的战略；当时，该战略指导了三个战区的军事力量的组织和行动。
总体军事战略和作战战略在十三年的战争中大部分都取得了成功，这使得许多领土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游击队的暴力遭到了反游击队的暴力。
但政治权力将军事视为决定性因素的时间太长了。
在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葡萄牙武装部队没有在军事上失败。
在葡萄牙，政治制度失败了。
《战争与和平》
夜幕下的贝伦塔
在非洲战争初期装备仍处在一战时代的葡军，对战败的定论同样是一战战败国式的。当我们打开手机，查得1974年葡萄牙总人口887万时，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二十年间，葡萄牙全国的青壮年几乎人人走上过非洲的前线。最后我们只在一处角落里，看到了陷于战火之苦的非洲民众的影像——夹带着对于葡萄牙撤离后留在莫桑比克的孤忠的赞美，以及对新政权迫害殖民地旧部的谴责。从一个现代画作的展厅中穿过，我们再次看到鲤鱼、鳄鱼、飞鸟、走兽，还有头上长出帆船的达·伽玛等等葡国美术中常见的意象在平面上做着殊死搏斗——似乎在暗示莫桑比克独立后暴力的历史。走出这处特色后殖民史观的演绎场，我们再次望见贝伦塔——一切开始的地方。
多大陆主义的幽灵在飘荡
如果说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早已在20世纪的下半叶走向解体，但是后帝国文化在里斯本依然拥有不可被忽视的在场感。来自于葡萄牙“多大陆帝国”各前殖民地的餐厅，仿佛承载着葡萄牙旧日帝国的历史记忆，也构成了里斯本非常独特的全球食物景观。在里斯本市中心有一间名为Tambarina的佛得角餐厅，餐厅内悬挂着佛得角的国旗。佛得角原来是葡萄牙在西非建立的一个群岛殖民地，曾经在大西洋奴隶贩卖史上有着臭名昭著的地位，是西非沿岸葡萄牙商人运载奴隶前往美洲的中转站。在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以及香料贸易衰落的17、18世纪，佛得角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去产业化，港口经济停滞不前，而农业经济也陷入了困境。此时此刻的里斯本政府也无力施与援手，导致在18至20世纪佛得角历经多次饥荒，人口向美国外流逃荒，在马萨诸塞与康涅狄格形成了较大的佛得角裔移民社群。我们在这里点了一道咖喱鸡肉和一道佛得角国菜卡丘巴（Cachupa）。卡丘巴是以玉米为主食，辅以腊肠与蔬菜的炖菜，也是一道葡萄牙与西非饮食文化相融合的菜肴。
卡丘巴
咖喱鸡肉
正在我们用餐时，邻近一桌坐着一对葡国母子。与之攀谈，那位葡国女士跟我们说，她是印度人。我们不禁感到困惑，她明明看起来长得像一个葡萄牙本土人，心想为什么她会说自己是印度人。她和我们说：自己8岁的时候，印度军队进攻“印度”，撤离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两件衣服坐上飞机就跑！一路上经莫桑比克、佛得角、马拉喀什颠沛流离回到葡萄牙。听完这段我们才意识到，一开始她说的印度其实指的是葡属果阿，是葡萄牙在印度最后的主要殖民地。1961年，尼赫鲁下令印度军队攻入葡属果阿以光复失地。而直到失去果阿的最后一刻，果阿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另外两块葡萄牙殖民地达曼和第乌，一同组成了葡属印度（Estado da Índia），在葡萄牙语中原意是印度国。所以这位葡国女士自称自己是印度人，也符合了某种葡国的语言与叙事逻辑。后殖民的叙事在这里是无效的，是充满了痛苦与创伤的儿时记忆。她见我们对她的所讲所说感兴趣，又得知我们来自中国，神情激动，连续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我们葡萄牙这个国家早就完蛋了！65年丢了印度，砰！75年丢了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砰！我看把葡萄牙卖给你们中国算了！”
在临别时刻，她继续说道：“我曾经考虑回一次印度。我妹妹曾回过一次，现在那个地方一塌糊涂、不成样子，和当年没法比，尤其是印度治理的地方，坏透了！”语音刚落，她嘲讽她的儿子，“仅仅只能是一个葡萄牙人。”最后向我们力荐，来到葡国旅游，一定有机会要去法蒂玛。法蒂玛是葡萄牙中部的圣母朝圣地，1917年，当地几名孩童声称自己亲眼看到圣母玛利亚显圣，虽然一开始当地社会对此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教宗确认了该神迹，自此成为天主教官方的朝圣地。我们原以为这样充满时空错置感的对话只可能发生一次——然而，在我们的葡国之旅中还会接踵而至。
里斯本城内的“登山道”
离开佛得角餐厅，夜里的里斯本阴雨不断，街上行人三三两两。我们行进在城市里起起伏伏的台阶上，在布满涂鸦的街道中想象自己在某处郊野登山。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会有感于里斯本涂鸦文化之昌盛。我们不断撞见左翼的以“模范工人阶级”作为刻画对象的社会现实主义壁画，下方涂有“解放巴勒斯坦”，同时在纳粹万字符号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而在勃勃生机的墙面不远处，则是长期空置的房屋，已经由内而外长满藤蔓。而不一会儿，街边的橱窗里和墙壁上，又都是似人又似鬼的魑魅魍魉。
左翼文化涂鸦
长满藤蔓的空置房屋
里斯本的“魑魅魉魍”
两天后，当我们发现在葡安哥拉人社团“安哥拉之家”（Casa de Angola）经营有一家安哥拉餐厅时，我们心想：出了葡萄牙吃到安哥拉菜颇为不易，于是立即决定前往。然而尚未踏入该餐厅大门，便被一位安哥拉人长相的工作人员拦下，他问我们：“你们有没有预定？”我们回答说：没有。他告知我们：对不起，今天已经满座了，请改天再来。我们朝里望去，室内仍有座位，安哥拉与葡萄牙长相的食客们正济济一堂、高谈阔论。于是我们决定遵从这位服务员的嘱告，定好了第二天的位置。
安哥拉之家的女性身体雕像
第二天我们再来时，还是这位工作人员迎我们入内，这时我们意识到这位应该是餐厅的主理人。正门口一尊石质女性身体的雕像，残缺的上半身躯体长出了菠萝与绿植。墙上悬挂着扭曲的女性躯体木雕，双手遮蔽耳朵似乎能够帮助远离苦难。餐厅内悬挂有一幅安哥拉地图，展示着安哥拉各个省域的行政划分。横梁上挂着一条红黑色——安哥拉国旗色相间的条幅，上书“十年的和平”（10 ANOS DE PAZ），并在正中间绣有安哥拉共和国的国徽。1475年，迪奥戈·康的船队到达刚果河口。虽然迪奥戈·康没有抵达最初设想的目的地——印度，但是却走遍了安哥拉全部的海岸，并且到达罗安达——日后葡属西非的首府、今日安哥拉共和国的首都。在此后，葡萄牙人花费两百年时间，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巩固了其对安哥拉海岸线的控制。而深入安哥拉内陆则要等到19世纪，待欧洲科学技术大幅发展之后才能达成。19世纪末，葡萄牙本设想将葡属西非（安哥拉）与葡属东非（莫桑比克）连成一体，形成拦腰截断非洲大陆的葡萄牙非洲帝国。然而其时已经沦落为三流帝国主义的葡萄牙，无法抵抗来自于英国的最后通牒——在英帝国的想象中，从开普敦到开罗的英属非洲需要借道博茨瓦纳、赞比亚连成一片。葡萄牙由此梦碎，作出妥协的布拉干萨王朝被民众视为丧权辱国的朝廷，间接导致了葡萄牙君主国的最后崩溃。1910年，十月五日革命爆发，葡萄牙王国垮台，第一共和国成立。
“十年的和平”条幅
粉色计划地图
很快我们点的三道菜就被端上餐桌：一道落葵炖河鱼，一道秋葵炖鸡肉，还有作为主食的富富（Fufu）。富富是西非常见的主食，通常由木薯淀粉蒸煮而成，口感类似蓬松的发面馒头。正当我们尝试桌上提供的辣椒酱时，邻桌的葡国先生打断了我们想象中的吃法，对我们进行了现场指导。这种辣椒酱口感类似黄灯笼辣酱，足够鲜香的同时也足够辛辣。只见他用刀尖蘸了一些辣椒酱至盘中，挤入柠檬汁，再用勺子盛起菜肴里的汤汁，用刀叉把辣椒酱泻开后再用富富蘸着吃。这样吃起来口感确实比较和谐。三言两语间，我们交谈起来。这位先生说：“我小时候就生在安哥拉，6岁的时候，什么都完蛋了！我们全家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逃回葡萄牙。”我们仿佛思绪回到了两天前的佛得角餐厅。他接着说：“我后来在罗安达还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个地方它太糟糕了，现在太混乱了，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白人在罗安达大街上都能被抢。”后来我们就与他交流起里斯本的本地美食情况，也和他说起前一天晚上在佛得角餐厅的用餐经历。这位先生说：“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去吃印度菜，去吃‘果阿之味’（Sabores de Goa），报上我的名字！”
落葵炖河鱼
吃完这一顿安哥拉菜，令人愈发感到恍惚，似乎里斯本形成了某种葡萄牙特色的后殖民全球美食图景。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前殖民地餐厅，成为了各地“遗老”缅怀多大陆帝国的一座座纪念碑。
里斯本
“愁眉苦脸的男士”
满是“脆弱”的电线杆
“牛头”与众雕塑
既然如此，走向“果阿”也成为一种必然。在我们临走前的一天，从阿尔法玛区的国家先贤祠（National Pantheon）出发，经历半天的走走停停，翻越无数山包，我们抵达坐落在扎伊尔大街的“果阿之味”。如果说里斯本的城市气质深处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黑色，那这一路上从圣文森特区（São Vicente）出发经过英腾丹特区（Intendente）的街道都被黑色所包裹。街头巷尾布满涂鸦阵，抬头只见长出草木的楼房映出满脸痛苦的男士的脸。路边艺术装置以牛头为首，处处在表达直白的性暗示。电线杆已经在勉力支撑，里斯本市政部门通过大量写有“易碎”（FRÁGIL）的胶带纸绑定电线杆的上下部分结构。一回头猛然间看到两面墙壁：我们左手墙上，一身黑色军装、头戴贝雷帽的女兵手握长枪，枪口开出康乃馨；右手街角墙壁被一个硕大的女性头像覆盖，她的手臂变成树干，脑袋上长满了花草与鸟类，四只红绿棕白色的手从花丛中伸出，撕扯她的脸、扼住她的咽喉。哪张面孔才是真正的葡萄牙？
女兵涂鸦
动植物环绕女性涂鸦
接近“果阿之味”，路上几无行人。大片房屋空置，路灯灯光熹微。街道墙壁上一边写有：舒适就是共谋（Comfort is being complicit）。另一边，车库的卷帘门上画有两只驾车的狗，车牌上大书“老板”。而到达扎伊尔大街，仿佛又身处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中心，四周街道是：几内亚大街、安哥拉大街、莫桑比克大街、帝汶大街、佛得角大街、澳门大街。帝国成为了过去，关于帝国的记忆从未成为过去。
“果阿之味”附近的街道
“舒适就是共谋”
“狗老板”
再一次，一幅果阿地图悬挂在墙上，左近配以果阿主保圣人圣弗朗西斯·哈维尔的圣像画。一道油煎大虾，一道羊肉咖喱——在香料的搭配上，果阿菜似乎更接近东印度洋的风味——羊肉咖喱的味道接近马来、印尼的牛肉仁当。果然，老板说他认识我们在安哥拉餐馆里遇见的那位先生。
羊肉咖喱
油煎大虾
圣弗朗西斯·哈维尔像
离开“果阿”，走上主干道，一座巨大的烂尾楼矗立在里斯本的闹市，钢筋裸露在外，工程早已不能继续。即使我们有意识地选择离开葡萄牙特色的后殖民空间，多大陆主义的幽魂不断在里斯本城市内萦绕，总会无意之间与之撞上。
在路上我们注意到一家书店，门口有一个非洲风格的木质雕像，是一个母亲怀抱着孩子，雕像的耳朵上挂满出售的各色手袋、招揽过往行人。书架上使用着充满葡萄牙特色地理观的分类法，唤醒那些无法忘怀的记忆：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巴西、印度、帝汶——以及东方两个葡萄牙的旧相识：中国和日本。整个书店没有关于葡萄牙本土历史的任何书籍，仿佛葡萄牙的历史存在于海外的前殖民地里。葡萄牙究竟在哪儿？不知道。我们仿佛在一个葡萄牙帝国的残骸里寻找，也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于是我们选择了走。回到里斯本机场，我们试图在机场地铁站墙壁悬挂的黑白漫画葡萄牙名人组图处留影，却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位老兄，高呼：不能照。
书店门口的木雕
书店内的“多大陆特色图书分类法”
很久以后，与一位葡萄牙友人谈起那家书店、以及我们的旅行。友人说：我曾经在一次大醉后闯入这间书店，怀抱一册书后离去。第二天后悔无比——此地书价太贵。
编辑 | 戴涵之
编辑 | 阎渤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