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月圆的“庚辰午门䅁”(作者:耿勇)

旅行   2024-09-17 00:0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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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圆

“庚辰午门䅁”


耿 勇


中秋节不都是舒心赏月吃月饼的,也会有烦心的事。1880年临近中秋节,因发生了“庚辰午门案”,慈禧太后糟心的很,她真想杀人。
说起来,“庚辰午门案”不复杂,属于偶发是非明了的案件。可因牵扯到慈禧太后,事就没法小,案件也不可能简单,涉案者重者被砍头,轻者入大牢,都是不稀罕的事。
中秋节前,慈禧胞妹醇王福晋过四十大寿,慈禧送些月饼之类的糕点,以祝其妹生日和中秋节快乐,便命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领人送去。
依照清廷规矩,太监出宫,直走午门,必须办理“照门”,这是出宫必须履行的一道手续。李三顺没办,也没当回事。这李三顺别看人小,狗仗人势,仗势欺人那一套,可是行家里手。心想咱为慈禧太后办事,没有“照门”走午门又咋样,在宫中谁怕我,出了宫我怕谁。
要出事,往往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李三顺“闯关”,如遇到识相点的“软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可那天偏偏遇上了身为满人,镶黄旗出身的护军玉林,还有一个叫祥福,正白旗出身。清朝八旗中,正黄镶黄正白旗是上三旗,守卫皇城,其余的正红正蓝镶白镶红镶蓝旗为下五旗守卫京城外。这两个人就够牛的,偏偏还有一个叫忠和,是个皇家旁支子孙。三个年轻人也牛气十足,根本不把阉竖放在眼里,认死理,不买账,没有“照门”不让过,双方发生了争执,推搡之中将食盒撞翻。
李三顺年少气盛,丢弃食盒返回宫中,添油加醋,来个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一听,大怒,不分青红皂白,袒护太监,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欲将玉林等人处以重刑。
幸亏潘祖荫不是昏庸苟且之徒,见慈禧听信太监一面之词,借圣旨扬威泄愤,如屈从照办有辱臣节。于是,上了一道“以正视听”的奏折,希望慈禧能看看玉林等人的供词,不要偏听偏信。慈禧看了潘祖荫的折子,却反过来认为潘祖荫偏信,要他从严从速审结此案。
后受潘祖荫、慈安太后的态度与阻拦,慈祥太后放下杀人的屠刀。直接定罪的上谕便下来:玉林、祥福均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革去护军,圈禁五年。均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交部严加议处。
对此,廷臣虽多持异议,但慑于慈禧之威,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敢吭声。这也不怪,慈禧一贯霸道,狠毒,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他一生不痛快。关键时刻,身为翰林院左庶子的张之洞与翰林院右庶子的陈宝琛上疏诤谏。
此时的张之洞,还不是后来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只是清流派一员。清朝的清流派分为“前清流”与“后清流”。“前清流”是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得力干将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主要骨干有郎志锐、文廷式、张謇等人。
张之洞、陈宝琛上疏,多少有些保险系数,因为职责所系,清流者就是干这活的,路见平,秉直而言,至于说上奏之后,慈禧太后买不买账则是另一回事。
在对待这件事上,张之洞是不急于出马,他不想火上浇油,而是谋后待动,等待时机。说来也巧,恰在此时,宫里便传出了一件荒唐之事。一日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用膳,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只见一个粗野老汉,抽着旱烟,到处溜达。老汉居然误入太后寝宫,闻所未闻。命人捉拿审讯后,真相大白。老汉是太监偷偷领进宫来开眼界的,护军因有阻挡李三顺的前车之鉴,未敢阻拦。后太监有事离开,老汉迷路,便溜达到慈禧眼皮底下。
难得有了好机会,陈宝琛立刻上一道生猛的折子,在奏折中直言无忌,就事论事,直陈护军稽查无大错,太监仗势应严惩。认为此案处置失当,只有公平公正处理才能“群疑释然”。一吐为快,尚觉不过瘾,接着又加了一道附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不赦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
张之洞见陈宝琛对慈禧大加指责的附片后,马上写了一句隐语:“附子一片,请勿入药。”连夜差人送去。在张之洞看来,此“附片”正义有余,情智不足,虽“不曲道以媚时”,可效果未必好。
张之洞的奏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善任事而不是勇任事”的智慧谋略。他在上奏折前定下了一个基调:太后不能指摘,护军不能㵷护,唯有从太监处落笔,方能起到既正又忠的效果。
请看张之洞的奏折:窃闻近日护军玉林等殴太监一案,刘振生混入禁地一䅁,均禀中旨处断。查玉林因系殴太监之人,而刘振生实因以与太监素识,以致冒干禁御。是两案皆由太监而起也。
先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事出有因的祸水,自然引到太监身上。再以史为镜,“伏维阉臣恣橫,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说明不严加管理,太监滋事的危害,因吸取历史教训,本朝历代皇上对此甚严。接着往太后、皇上脸上贴金“我皇太后、皇上遵家法,不稍宽假,历有成案,纪纲肃然”。然后,给庚辰午门案定性,“玉林因藐抗懿旨而加重,并非以太监被殴也”;再把以处置刘振生一案,表明“是圣意均见弊根,并非严于军门而宽于近传也。”
从本朝对宦官立有严加约束的“祖制”,到皇太后、皇上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再言护军玉林等人是抗懿旨而获罪,排除慈禧有徇私枉法之嫌疑,再借老汉闯禁宫一事,以及处理,说明慈禧从不袒护太监。后面又说当今太后虽没有言明惩办太监,并不代表太后没有惩办之心,只是因为仁慈而已。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到太监身上,系铃解铃便顺理成章。因此请求下旨申明有关禁令,对太监严加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天下。”
事就这么个事,理就这么个理,能者善言,成者善辩。慈禧太后虽位高权重,想杀谁判谁,谁拦也难,可如因纵容袒护太监,背上违逆“祖制”的不孝骂名,则会让她有些顾虑,也会觉得得不偿失。慈禧太后思虑再三,随即改发了一道上谕,护军从轻发落,太监不能不惩。第二年,1881年张之洞外放,任山西巡抚。
张之洞的奏章显然技高一筹。后人觉得张之洞能言善辩,拍马屁是高手。其实凡事讲究实际效果,如一味觉得天降大任,匡正时弊非我莫属,有理便振振有词,言辞激烈,其作用往往未必能见效,尤其是对掌握杀生大权的慈禧太后。上疏与说话一样,委婉些,迂回些总比有理不让人,甚至咄咄逼人,其效果要好得多,这与罔顾事实,违心媚上,拍马屁耍滑头是两码事。
从表面上看,张之洞、陈宝琛他们两人对同一件事,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可如细究,深层次却反映思维模式和个人秉性,这不仅关乎事件处理的走向,也关乎着个人的仕途与命运。
后来的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遭弹劾,连降九级,自感力不从心,伤心与失望,适逢母亲病逝,遂丁忧返籍,从此投闲家居达二十五年之久。不过,陈宝琛廉政为官,在家乡办教育等,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好事。纵观其一生,是有气节的好官,后“出山”,任宣统帝溥仪的老师,赐紫禁城骑马。继任汉军副都统、弼德院顾问大臣。溥仪被日本侵略者诱至东北充当伪满傀儡,陈宝琛不顾风烛残年,冒死赴东北劝谏,差点被日本关东军囚禁。
清流派健将,因树敌过多,命运多舛。除陈宝琛外,还有像张佩纶、宝廷等人。与其他人相反,同为清流派的张之洞,大凡遭贬官革职之类的事与他无关,晋升发达却与他始终相随,先当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20多年,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
慈禧太后是张之洞仕途最大的靠山。慈禧发现和重用张之洞,可谓慧眼识珍珠。后人对张之洞的评价虽有异,可此公处在情况非常复杂的时代,他能排除万难,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就非常不简单。
张之洞能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并非靠吹牛拍马。他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五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乡试夺魁称“解元”,是科举中难得的荣耀。张之洞“一时才名噪都”,连慈禧太后都有所闻。
后来有10年的时间,科举考场不见张之洞的身影,先是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回避不得参考,一误再误。以至于让慈禧太后想起,十五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哪去了,为何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当她得知真相,有意相助。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列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甲一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
张之洞能受到慈禧太后关照,主要还是自己有本事。当然,有本事者还需要有人欣赏,欣赏者还需要像慈禧太后这样的“一言九鼎”,说了管用。
慈禧太后包括咸丰、同治皇帝驾驭汉臣,大都采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平衡牵制术”的策略,重用曾国藩,同时也重用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故慈禧太后重用张之洞,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庚辰午门案”,张之洞、陈宝琛抓住时机敢于上疏,可见有胆量;张之洞上疏能让慈禧太后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心态下台阶,改变主意,可见有智慧;慈禧太后亲疏有别,欣赏者进言,易成顺耳忠言,可见慈禧太后也非一概无情无义之人。
或许正因慈禧太后看张之洞顺眼,又加上张之洞奏章语气缓和,有理有据,对己有利,才接受他的进谏,这里面或许还有个人好恶的成分,谁也说不清。

发生在144年前,中秋月圆的《庚辰午门案》,让后人看到权势,看到智谋,看到人性,看到“都是月亮惹的祸”。中秋还是那个中秋,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不知阁下在悦心赏月之时,读到这篇短文有何感慨。



(配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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