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菲 | 当代藏族民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机制分析*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①民歌作为一种文化标志，具有强化社会凝聚力、增进文化归属感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功能。藏族民歌与陕北信天游、蒙古族长调、苗族飞歌、彝族四大腔、土家族哭嫁歌等一样，都是中国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藏族民歌的功能和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传播与演化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承载了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的社会职能。当代藏族民歌得益于其在信息时代和现代化条件下的广泛传播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影响效应，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所定义的“当代藏族民歌”，主要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音乐作品。无论创作者和演唱者的民族背景，歌词是否采用藏语或其他语言，以及旋律是否基于传统民歌或其改编形式，从更为宽泛的视角界定为“当代藏族民歌”。显然，这类创作性歌曲是构成当代藏族歌唱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百年来各民族音乐共生格局的形成，有效地促进了共同体的建设与认同。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探讨其促进机制，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藏族民歌种类繁多，包括山歌、牧歌、情歌、 酒歌及各类风俗歌曲，其内容涵盖了历史传说、 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这些歌曲不仅是生活娱乐的手段，更是文化传承和 民族记忆的载体。当代藏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社会制度的跨越和传统民间音乐的延续中实现的。在过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民歌作为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足够重视。这也导致了国内除了宫廷乐舞“噶尔巴”之外，缺乏专业的艺术团体、专门院校、研究机构等官方组织。同时，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仅有“囊玛基都”（ནང་མ་སྐྱིད་སྡུག）和各地方的藏戏队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工作者。

（一）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当代藏族民歌发展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政府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发展，特别强调 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 结和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通过 音乐和艺术形式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尊重。“1950 年前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入各民族地区，部分随军的音乐家们开始了对所在民族地区的音乐进行以记谱为主的采录调 查。”^②1950 年，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进入西藏，担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解放西藏的双重使命。笔者曾采访过随十八军进藏的陈义根，他回忆说道：“我1952 年进藏，那时候就是在修路的时候向附近的村民学习民歌。大家干活累了也会围在一起跳锅庄，那是民间的圆圈歌舞，那时候有专门由女生组成的谐钦队。我们在拉萨周围修路的时候采集到了果谐、谐钦、堆谐、囊玛等等，非常丰富的民间音乐。^③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艰难岁月中，随军的音乐 工作者深入前线，筑路建桥、建立学校、提供医 疗服务等，逐渐融入到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他 们从藏族传统艺术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众多的 优秀作品。这一时期诞生了如《洗衣歌》等反映 军民融合和汉藏团结的歌曲，这些歌曲积极宣传 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在当时的 历史背景下不仅促进了民族团结，也鼓舞了革命 群众，为实现协议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在 采访著名作曲家罗念一时他说道：“我在1950年 西南军区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毕业后，分到十八军后方政治部工作，后来十八军接到任务要解放西 藏，我们就随十八军进藏了。当时一边修路一边 深入生活创作，吃住都在牧民家，听到不一样的 音乐就收集下来。西藏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是打心 眼里尊敬，他们见到解放军的脏衣服会主动拿回 家洗干净叠平整了再给我们送回来，令人非常感 动。《洗衣歌》的创作也正是解放军与藏族妇女 之间的真情实感。^④

1959 年进行的民主改革，标志着西藏社会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变革使得藏族人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兴起和不断推进，党和政府对西藏音乐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开办了现代音乐教育，培养了大量音乐专门人才。这些措施促进了藏族音乐文化的繁荣，为藏族音乐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方红》：让当代藏族民歌唱响全国

1964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音乐工作者们集中全国资源力量，集体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作品通过综合运用歌曲、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进程，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发了全社会广泛的共鸣，有效促进了民族认同感的构建。《东方红》在展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我国首次将各民族歌舞同台表演，尤其是通过引入藏族民歌及其丰富的音乐元素，充分展示了藏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改编藏族民歌，将藏族文化融入国家叙事，^⑤也大大增强了藏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在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一场剧中， 有西藏传统民歌《牧歌》，也有改编自西藏民歌由 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独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这首歌曲主要表达藏族人民对毛主 席的敬爱和祝福。合唱歌曲《百万农奴站起来》，同样改编自西藏民歌，内容是歌颂西藏民主改革，表达藏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这些歌曲不仅展示了藏族音乐的特色，还通过歌词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歌曲中强调了藏族人民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地位，从“农奴”到“主人”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民族政策的成果。时隔半个世纪，才旦卓玛回忆起参演《东方红》的这一情节仍万分激动：“实在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天安门广场唱歌，更没想到能够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真是要好好感谢共产党，共产党给了我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农奴也可以当家做主人！”^⑥才旦卓玛作为藏族歌唱家的优秀代表，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鼓励，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重视。“胡松华与才旦卓玛也由此而成为建国后第一代民族歌唱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将这两位少数民族的歌手和两首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放在《东方红》的舞台上，有艺术上的考量、更有政治上的隐喻。^⑦同时，《东方红》在舞蹈编排上也巧妙地融合了藏族舞蹈元素，特别是在描绘各民族欢聚天安门广场的盛大场面时，精心汇集了藏族艺术中非常丰富的舞蹈类型，如踢踏舞、弦子舞以及锅庄舞等，这些多样化的舞蹈形式共同展现了藏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1965年《东方红》电影版的拍摄和放映，使藏族音乐和舞蹈得以保存和广泛传播，借助影像资料让更多观众了解和欣赏到藏族的音乐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红》不断被复排和重新演绎，每一次演出都为藏族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通过多层次、多角 度的展示，充分体现了藏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从歌曲的选择、舞蹈的编排到视觉呈现，每一环 节都精心考虑并展现了藏族音乐的独特之处。她 的艺术形式并非单纯的拼接，而是在特定历史背 景下综合了多种艺术手段，包括藏族音乐在内，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通过藏族 音乐和舞蹈，剧作不仅强化了藏族自身的文化认 同，还增强了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 而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藏族音乐和舞蹈的展示 不仅是艺术上的创作自由，也是国家推动民族团 结、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政府对 多民族文化共存的重视和支持。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藏族民歌发展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西藏的音乐事业得到了更加健康迅速的发展。党的文艺方针及正确领导是西藏当代音乐发展的 基础。在新时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政策的指引下， 出现了如《青藏高原》《天路》《回到拉萨》《珠穆朗玛》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包含了直接的民歌音调，还蕴含了间接的民歌韵味、风格以及典型的衬词音乐节奏等元素。这种融合不仅保留了藏族音乐的传统特色，还使其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使得西藏音乐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也开始走向世界舞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乐坛上的热门音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少数民族音乐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主题和内容在这一历史阶段主要聚焦于展 现民族团结。藏族民歌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受到了 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传统民间音乐被赋予了新 的使命，成为了连接各民族心灵的桥梁。在这些 新民歌中，常常可以听到“党”“母亲”“毛主席”“太阳”“新中国”“北京”等词汇，这些词汇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也体现了人民对于国家和领导人的情感寄托。

当代藏族民歌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共同 体意识建构的产物。在国庆庆典、少数民族文艺 汇演、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活动中，藏族等少数 民族的歌舞表演成为固定模式，体现了国家对少 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它们传递了藏族人民对于祖 国的热爱，对于民族团结的支持，以及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除了民族团结这一核心主题外，少 数民族音乐还涉及了一些其他重要的主题。例如，许多作品关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反映 了当地人民对于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经济水平的 迫切愿望。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许多歌曲表达了对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视。同时，如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存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音乐作品中经常讨论的问题。通过这些音乐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感受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以民族平等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与人民福利提高为支撑，以个体权利的解放为粘合剂，就会推动藏族民众在自信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生出互信，进而达成各民族间的共信。^⑧

时至今日，藏族民歌以其独特风格与深厚文 化意蕴，广受人们青睐与尊崇。她承载着千百年 来的神秘的高原文明，展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其演唱风格高亢嘹亮，音域宽广，旋律易于传唱，情感表达真挚，并蕴含着对自然与生活的敬畏之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和音乐学家的理论研究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藏族民歌作为承载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艺术形式，通过现代广播模式得到了广泛传播，从传统的电台、电视台到杂志报刊，再到如今蓬勃发展的新媒体平台，其传播方式不断演变升级。这些传播路径不仅促进了藏族民歌的传承，也增强了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学术传承与学科建设在藏族音乐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系统研究和教育推广，不仅提升了藏族音乐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价值，还促进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帮助藏族音乐在全球化中保持独特性，并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融合。

（一）现代媒体与传播交流

在1949年至1978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 传播途径主要以广播、文字传播以及歌本和唱片 为主。相比之下，电视与电影行业的发展显得较 为缓慢。广播作为当时最核心的传播手段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起便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扶持， 导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的迅速建立。随着现代传 媒技术的发展，藏族民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至全 国乃至全世界，对于展示中国文化多样性、增进 民族团结及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山南统酒歌改编的、具有浓郁藏族风格的《北京的金山上》，在 1964 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中一炮打响，新华社西藏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媒体纷纷介绍了歌曲和作曲家常留柱等同志的情况。^⑨这不仅是一次文化的盛会，更是对建国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全面检阅和总结。通过这次演出会，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艺发展的丰硕成果，以及搜集、整理、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常留柱表示，藏族歌手的歌声通常极具穿透力，这种独特的声音特质使得藏族民歌在众多音乐风格中脱颖而出。这主要源于其演唱时独特的发声技术，特别是真假声的融合运用、母音转换与缜固技巧的应用，不仅丰富了音色变化，还构成了藏族风格的重要元素。^⑩

该作品在全国范围的成功传唱更是得益于才 旦卓玛的精彩演绎。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 西藏自治区录音，才旦卓玛作为专业歌手重新用汉、藏双语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在演唱时 加入了“缜固”（མགྲིན་ཁུག）等颇具藏族特色的演 唱技法，使得歌曲更具有藏族民歌的特殊性和代 表性。当代藏族音乐学家边多表示：“藏族民歌 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就是‘缜固’，这与我们是 马背上的民族有关。过去西藏相对落后，交通不 便，骑马是比较普遍的出行方式，但是在马背上 会有点颠簸，‘缜固’就是模仿骑马时所发出的 声音。这种技巧不仅大量用在民歌当中，更是用 在藏戏中，成为衡量藏戏演员优秀与否的重要标 准”。^⑪自改革开放以来，传媒业经历了深刻变革，传统媒介如广播、电视和电影曾主导信息传播，在国家引导下，集中生产内容。信息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相继涌现，层出不穷，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推出如《民歌中国》《中国藏歌会》等专门的民族音乐节目，或者如《中国好声音》《歌手》等文娱类型的专业音乐评论节目，都有藏族民歌的传唱，藏族民歌得以向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传播，显著提升了藏族民歌在媒体上的曝光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藏族民歌被上传至各大音乐和视频平台，供全球网民在线欣赏。这种传播方式突破了地理界限，使得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欣赏到藏族民歌。

与体育一样，音乐也具有增进各民族共同性 的强大功能。^⑫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的预热节目中，藏族男子说唱组合 ANU 所演绎的原创藏语歌曲《Fly》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播放，赢得了众多赞誉。《Fly》不仅展现了中国的多元文化特征，还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这次演出不仅提升了藏族音乐的国际知名度，并为类似作品提供 了更多展示的平台。《Fly》的成功不仅彰显了藏族文化的魅力，还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为藏族音乐及文化遗产在全球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自媒体崛起，智 能手机的普及，个人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发 布内容，成为信息生产者。尤其是移动互联，对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助力效 应。^⑬在这一形势下，各种音乐类应用程序也成 为藏族民歌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各种数字音乐服 务平台上，通过打造线上的综合性藏族民族音乐 文化交流平台，用户可以下载或在线收听藏族民 歌。这些平台通常提供高质量的音频和详细的歌 曲信息，有助于用户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藏族民 歌。同时，用户可以通过应用程序随时随地收 听和分享藏族民歌。例如“藏音库”“咚咚藏音” 等集成藏族民间音乐的应用程序，不仅方便了音 乐的分享与传播，同时也有助于保护音乐版权， 防止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

（二）学术传承与学科建设

民歌作为一种传统教育手段，对青少年的价 值观、历史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民族认同 感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有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基本都来自汉族学者， 优秀的藏族传统民歌吸引了大批汉族学者的关 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音乐学家毛继 增先生和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田 联韬先生。

毛继增曾 8 次到西藏调研，在《西藏无处不是歌——民族音乐采访札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 1959 年对西藏民族音乐为期十个月调查采访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展现了西藏民族音乐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同时也深刻揭示了黑暗农奴制度对民族音乐发展的阻碍。和平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西藏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取得的长足发展，为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了无限活力。^⑭毛继增记谱整理的《西藏民间歌舞——堆谢》^⑮《西藏古典歌舞——囊玛》^⑯是国内最早介绍西藏传统歌舞的专著之一，同时还发行《西藏音乐纪实》^⑰《“世界屋脊”的音乐》^⑱等音像作品，加快了藏族民歌的传播。

田联韬自 1953 年第一次进藏共先后 7 次前往涉藏省区进行调研。他还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介绍藏族音乐，并陆续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三十余篇有关藏族音乐研究的论文，同时还主编了《西藏传统音乐集萃———著名民间艺人穷布珍演唱集》，^⑲撰写了国内外迄今最为全面、详尽介绍藏族音乐文化的著作——《走向雪域高 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⑳在该论著中，田联韬系统地归纳了“藏族音乐色彩区”，并给出相应定义：“方言区=音乐色彩区，藏族的三大方言区可视作卫藏色彩区、安多色彩区、康色彩区，其他处于藏文化边缘区、流传范围较小的可视作亚色彩区，如嘉戎、白马等亚色彩区。”^㉑田联韬谈及藏族音乐色彩区时说道：“我系统的调查过藏族的三大方言区，发现语言的区域性和音乐的区域性基本是一致的，地域的差异也导致了音乐形态特征的不同。同时我还发现三大方言区下存在 11 个亚方言区，也就是所谓的土语区，这些局部的土语和音乐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语言和音乐的区域性特征上非常明显，也可以称之为亚色彩区。”^㉒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音乐 家协会联合印发《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 划》，全国各地随之开展了对民间音乐大规模的 抢救、挖掘、保护工作。据边多回忆：“我在 80 年代从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调至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任务就是要完成集成的收集、整理工作，我带领艺研所的工作者走遍了西藏 5地 2市 70余县，进行地毯式的普查，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过去由于我们藏族的文化水平较低，汉语不好，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很多像古代藏族士兵征战歌‘百谐’这样原始而又古老的歌曲，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面临失传了。^㉓随后30多年的时间，边多根据搜集的资料潜心研究，出版了如《当代西藏乐论》^㉔等一系列介绍西藏音乐文化的学术成果。吴祖强在书中序言里高度评价：“这可以说是西藏当代第一本民族音乐理论著作，并且是由本民族的音乐家来系统论述本民族传统音乐和当代音乐，这在西藏十三世纪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论西藏音乐》之后五个多世纪以来还未曾有过。”^㉕

20 世纪末期，中国开始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博士）。1985 年，田联韬首次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从中国传统音乐或民族民间音乐中独立出来，成功创建了“少数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㉖并培养了藏族音乐学博士嘉雍群培、格桑曲杰、银卓玛、次仁朗杰 4 位，这充分说明藏族本土学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同对藏族民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是紧密相连的。如嘉雍群培是我国首次发文介绍“侠盗歌”（藏语称“ཁྲམ་གླུ”）的藏族学者，并对其产生原因、艺术特色以及对玉树地区其他 民间艺术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㉗他认为“侠盗歌”属于藏族民歌中的“ཁྲམ་གླུ”民歌，即山歌，主要流传于康巴藏区，尤以玉树地区最为盛行。语言简练朴实，歌词内容丰富，旋律高亢激昂，充满活力，具有男性粗犷、豪放的风格。“侠盗歌”反映了强盗和游侠的生活和思想，既有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也有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㉘格桑曲杰对堆谐和囊玛中的多声部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展开研究，他认为多声部民歌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演变。多声部结构丰富了音乐的织体形态，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反映了民间艺人对音乐的审美观念和欣赏水平，是西藏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音乐的宝贵遗产。格桑曲杰对堆谐和囊玛中的多声部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展开研究，他认为多声部民歌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演变。多声部结构丰富了音乐的织体形态，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反映了民间艺人对音乐的审美观念和欣赏水平，是西藏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音乐的宝贵遗产。^㉙银卓玛则是针对安多藏族情歌“拉伊”进行研究，^㉚通过选取果洛、黄南、海南及海北等藏族自治州及几个下属县，对“拉伊”的生态语境、音乐本体、文化阐释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这也是第一部有关藏族民歌研究的博士论文。

在少数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学术探索中，田联 韬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的先驱之一，他的研究对于该领域学科的构建、 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2024 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微观学术 史——以田联韬学术传承谱系为例》^㉛是我国艺术 学学科领域中第一部微观学术史著作，通过梳理 田联韬的学术论著及其三代博士沿用其学术研究思维和学科方法论，从个体层面描述了田联韬及其 9 位主要传人 50 年来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阐释了他们在继承和发展田联韬学术思想的同时所取得的成就。这部作品系统展示了田联韬及其学生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此后的近 40 年中，“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科 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我国近 2600 所各类普 通高校中，拥有少数民族音乐硕士及以上学位点的共有 16 所高校，包含各大音乐专业院校、民族院校、艺术学院、综合类大学及研究机构。^㉜近年来，以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西藏高等艺术教育不断发展，在 2013 年获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学位授权点后，2014 年开始招生，现已培养多位藏族博士，其中银珠桑毛的博士学位论文《安 多弹唱艺术研究》（2019），扎西东珠的博士学位论文《歌谣与仪式——安多“勒”民歌文化研究》（2023）^㉝均对藏族民歌的有着突破性的研究。

藏族民歌承载着民族情感和历史文化的积 累，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展示了藏族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广泛影响，深植于民间，受到广大群众的 喜爱。保护和发展藏族民歌，不仅有助于维护民 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对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一）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藏族民歌的情感表达和审美体验为族内成 员提供了共同的文化感知，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媒介，体现了人 类对自然的深切向往、对母亲无限的爱意。当代 藏族民歌更是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与热 爱。这些情感的表达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 成为了全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

青藏高原海拔高，山峰巍峨，峡谷深邃，这 种开阔的视野和壮丽的景观为藏族民歌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灵感。如经典的《青藏高原》就展现了 高原的辽阔与壮美，歌词中“我看见一座座山一 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的描绘，让人仿佛 置身于连绵起伏的高原群山之中。藏族人民生活 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氧含量低。这种地理环 境要求藏族民歌演唱者具备较强的呼吸控制能 力，以及更加深沉的音色和饱满的音量。青藏高 原严酷而多变的气候培养了藏族人民坚韧的性 格，这种性格特质在民歌的自由节奏和灵活变化 中得到反映。极端气候下对生命的热爱和珍视也 在民歌的情感深度和内容充实性上有所展现。

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农牧生活方式在民歌 中体现出特定的节奏和韵律，如藏族传统建筑技 艺相关的劳动歌舞形式“打阿嘎歌”（藏语称“阿谐”）。在藏族建筑中，“阿嘎”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土料，用于地面和屋顶，以达到坚固光滑的效果，这一过程称为“打阿嘎”。在这一过程中，藏族男女工人会排列成行，手持木制工具，边唱歌边按节奏夯打碎石和泥土。歌词内容广泛，多为即兴演唱。这种做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反映了藏族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工作的热爱，至今仍在涉藏省区流传。藏族男子说唱组合 ANU 在 2019 年广东卫视推出的大型原创音乐文化节目《劳动号子》第六期中演绎了原创歌曲《打阿嘎》，该作品结合了 RAP 风格的快速节奏与摇滚的激昂旋律，有效地增强了歌曲的活力，通过其歌词传达了勤奋工作的积极信息，激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与工作中的挑战。

女高音歌唱家谭晶所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 也是一首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和强烈情感寄托的作品。该歌曲是由作曲家张千一为电影《益西卓玛》所创作的主题曲，其歌词取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赞美了勤劳勇敢的藏族女性。这首歌曲不仅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也反映了对自然、母亲以及国家的普遍情感。《在那东山顶上》虽然源于藏族文化背景，但其传递的情感价值却能触动不同背景的听众。这种力量源于音乐能够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界限，直接触及人心深处的共同情感。

此外，音乐还是自我心绪的直接表达，许多 音乐人个人的情感经历和社会观察融入作品中， 以流行、摇滚等多种风格展现出来。如郑钧作词 作曲的《回到拉萨》，歌词描述了郑钧对拉萨这 座城市的眷恋和回忆，反映了郑钧对内心平静的 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在编曲上，郑钧巧妙地将 现代摇滚元素与传统民族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一 种独特的听觉效果，大量运用电吉他、架子鼓等 乐器，增强了歌曲的摇滚气息。这些作品深植于 个人的生活体验，总能在广大听众中引起共鸣， 说明了音乐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也触及到了 普遍的人性议题。 

（二）历史记忆与集体意识

和平解放前，西藏的道路交通极其不发达， 几乎没有现代化的道路设施。由于地处高原，地形复杂，加之当时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西藏 境内能够供汽车行驶的道路非常稀少，水上交通 工具也仅限于溜索、牛皮船等原始方式。1958 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 ；2001 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建设，目前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自 2006 年夏天开通运营以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性价比吸引了无数年轻人选择硬座车厢作为他们进藏旅行的首选方式。“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句话不仅是年轻人对旅行的一种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勇敢、坚韧和充满好奇心的精神面貌。

歌曲《天路》由印青作曲、屈塬作词，创作 于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开工之际。最初由西藏军 区文工团歌唱演员巴桑演唱，在 2005 年春节联 欢晚会上由韩红深情献唱并迅速走红。作品以第 一人称的视角，倾诉着“天路通向家乡”的故事。歌词中提到的“神鹰”象征着铁路工人面对高原缺氧、气候恶劣等困难依然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精神 ；通过“披着那霞光”的意象，表达了铁路给藏族群众带来希望和吉祥的情感。青藏铁路之所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天路”，是因为她不仅仅是一条连接西藏与内地的铁路，更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国家对藏族同胞深厚的情谊，以及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纽带。现如今，川藏铁路正在建设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川藏铁路沿线地形地质和气候 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修建难度之大世所罕见……广大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㉞

藏族民歌在构建跨世代的集体记忆、巩固民 族认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歌曲通 过其独特的旋律和深邃的歌词内容，反映了藏族 人民的历史经历、社会生活和精神追求，成为连 接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文化纽带。通过歌词 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等内容，藏族民歌助力 藏族群众构建跨代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 民族归属感的基石，对于保持民族统一、传递民 族文化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政治仪式与文化整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积极倡导藏族民歌 的推广，将其作为增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有效促进了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音乐可以作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基于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功能三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音乐在发挥某种政治功能时，具有一种宏观的框架。”^㉟通过音乐作品传达政治理念、国家政策或历史故事，能够潜在地塑造听众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尤其在十八军进藏期间，以罗念一为代表的作曲家利用西藏传统民歌改编创作的用于革命宣传和政治动员军旅歌曲都充当了解放军与藏族同胞有效互动的媒介。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藏族民歌的传播已不再局限于藏族社区内部，其他民族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其中，生动体现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和谐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春节联欢晚会、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重大文化活动，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 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㊱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中，《永恒的诗篇》这一节目将三大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藏族的《格萨尔》呈现于全球观众面前。特别是藏族《格萨尔》在“春晚”的首次亮相，标志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与展示。该作品采用民歌与曲艺相结合的形式，成功地融合了藏族传统音乐与当代风格，既保留了传统音乐曲调的原貌，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展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学价值。这一创新融合不仅成为连接古老藏族文化与现代音乐制作的桥梁，还使得舞台表现更加宽广、厚重、自由、和谐，为观众营造出全新的听觉体验。这种创新的融合不仅拓宽了民族音乐的表演边界，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节目中最后的歌词“英雄的故事，吉祥的颂唱，紧紧拥抱，石榴籽一样，共同的诗篇，璀璨的宝藏，中华一家，血脉激荡。”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团结意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达了这一信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统 一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音乐作为 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媒介，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 流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㊲这也充分表明了当代藏族民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各民族共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藏族民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连接历 史与现代、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全国的桥梁。在 当代社会政治变迁中，藏族民歌显现出在促进民 族认同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独到作 用。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深化， 对藏族民歌的研究亦日益深入，藏族民歌在未来 的发展中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无论音乐审 美和传播方式如何演变，藏族民歌仍将凭借其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