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5年至2015年碳不平等加剧及其驱动因素

教育   2024-12-17 10:00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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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带领大家来一分钟了解2005年至2015年间43个主要经济体的碳足迹及碳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背  景

     社会公平(SDG 10)与气候变化减缓(SDG 13)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两个重要目标,但实现这两个目标存在较大困难。温室气体(GHG)排放存在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贫困人口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仅约为一吨,主要来自基本食品的生产和烹饪燃料的使用;而富裕阶层的碳排放则可能高达数百吨,来源于私人飞机和超级游艇等奢侈消费。这种碳不平等现象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自1990年以来,全球收入不平等逐渐加剧,尽管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国内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温室气体排放的这种不平等分布意味着富裕群体负担着不成比例的减排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国内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二氧化碳排放差距。这个差距在考虑农业和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如甲烷)时可能会更大,因为富裕群体通常有更高的肉类消费。2007年,最富裕国家的人均碳足迹是最贫困国家的23倍。全球碳排放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已有大量关于碳不平等的文献,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单一年份,关于碳不平等演变的研究较为匮乏。全球范围内的碳不平等变化,尤其是跨国的变化研究也仍十分有限。该研究旨在从全球视角出发,探讨2005年至2015年间43个主要经济体的碳足迹变化及其社会经济群体间的不平等演变。


研究结论    

     2005年至2015年间,全球温室气体足迹不平等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上升。基尼系数从0.29上升到0.31。对于发达经济体,所有收入群体的温室气体足迹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碳足迹下降,最高收入群体的减少幅度仍然相对较小,导致碳不平等的上升。中产阶级的温室气体足迹降幅最大。相比之下,发展中经济体的所有收入群体的温室气体足迹都在增加,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的排放增加较快。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的最高收入群体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者。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和印度最高收入群体的迅速崛起。在发达经济体中,住房能源、交通和肉类消费是温室气体足迹的主要来源,但这些领域的碳足迹逐渐下降,尤其是住房能源。加拿大与住房能源相关的碳足迹减少幅度最大,其中最低收入群体的下降幅度大于最高收入群体。东亚和大洋洲经济体住房能源使用的碳足迹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富裕群体中。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澳大利亚,那里最高收入群体的能源相关碳足迹增加了150%,而最低收入群体仅增加了30%。其他经济体则是最低收入群体的能源相关碳足迹增长更为显著。对于东亚和大洋洲经济体(澳大利亚除外),最高收入群体的旅行相关碳足迹下降速度比贫困群体更快。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的旅行相关碳足迹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没有类似变化。与发达经济体不同,发展中经济体的碳足迹构成差异较大。在墨西哥、俄罗斯和南非,旅行、肉类和制造品是其碳足迹的关键因素,其中低收入群体在旅行和制造品的碳足迹增长较大,南非除外。住房能源在推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碳足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只有在中国,最低收入群体的碳足迹增长超过了最高收入群体。

图1. (a) 2005年至2015年各经济体收入五等分群体的温室气体足迹变化趋势;(b) 2005年至2015年各经济体按产品划分的人均碳足迹。蓝色代表发达经济体,橙色代表发展中经济体。

      图2比较了2005至2015年间各经济体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碳足迹的变化。所有43个经济体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最高收入群体几乎决定了整体排放的趋势,不论最低收入群体的碳足迹如何变化。从不平等的角度来看,3区和4区的经济体最低收入群体的碳足迹增长速度快于最高收入群体,从而变得更加平等。相比之下,1区和2区的经济体由于最高收入群体碳足迹的增长更快,表现出更多的分化。在36个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欧洲国家处于2区,气候缓解但不平等加剧。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以及几乎所有东亚和大洋洲国家则处于3区,可以实现缓解和公平的目标。除墨西哥外,发展中经济体都处于排放轨道,但在碳不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中国和俄罗斯的碳不平等有所下降,同时所有收入群体的碳足迹都有所增加。这些国家的最低收入群体的碳足迹增长幅度大于最高收入群体的增长幅度。相比之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碳不平等增加,因为最高收入群体碳足迹增长更快,这表明它们的减排目标和社会平等目标存在双输的趋势。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其碳不平等随着最高收入群体碳足迹的增加和最低收入群体碳足迹的减少而加剧。


图2. 2005年至2015年各经济体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温室气体足迹增长率比较。

减少温室气体强度(每单位消费支出的碳排放量)是降低碳足迹的最重要因素。在发展中经济体,强度较高是碳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从其他碳排放较高地区的进口产品。总支出反映了每个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是推动家庭碳足迹上升的主要力量。较高收入群体的支出能力更强,导致其碳足迹更高。支出结构揭示了家庭支出的构成以及消费偏好。国内消费品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碳足迹变化贡献最大,突出了其在减排和社会公平中的重要性。区域4经济体表明减贫虽会伴随排放增加,但仍能缩小不平等,区域3经济体则实现了社会公平和气候目标的双赢。
图3. 2005年至2015年,不同收入群体碳足迹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占2005年碳足迹的百分比),按来源(a)和产品(b)来看。图中的点表示温室气体足迹的净变化(占2005年碳排放的百分比)。 

参考文献

Heran Zheng, Richard Wood, Daniel Moran, et al. Rising carbon inequalit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from 2005 to 2015,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82, 2023,10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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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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