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变革以及人们如何抵制变革，必须更多地了解让我们不愿接受变革的世界观

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最开始学习社会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正在获得一种知识体系——事实和概念，以及如何利用智力工具和实践工具，通过创造性地研究和思考人的境况，创造出新的知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在改变我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世界观是信念和价值观的无意识的集合，我们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我们认为的现实。

例如，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我们可以观察、描述和理解的社会系统——这种观念并不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也不是我在观察世界时看到的。大多数人，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我的普通朋友，似乎都生活在一种个人主义世界观中，该世界观与本书描述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因此，当我们观察世界时，我们倾向于提出非常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正在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的现实。

例如，一则关于美国贫困的新闻说，尽管在2008年经济崩溃之后有所谓的“复苏”，但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很高，而且六年多来一直没有变化。个人主义世界观促使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的个人状况（比如福利金、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和失业保险）或人群特征（比如教育、职业培训和态度调整）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还想知道如何改变社会系统，使各种各样的人都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减少整个国家出现贫困的可能性。不同的现实，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答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就最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而言，我在本书中描述的社会学世界观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它的力量足以塑造我们如何感知和解释现实，以及我们如何对未知的事物提问。但我相信，社会学世界观之所以强大，也是因为它会起作用，因为它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个人主义思想不是这样的。

我从社会学实践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系统与参与系统的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动态的。人们遵循最小阻力路径而产生的社会生活模式是可以预测的，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结果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相似。系统永远在被创造和再创造——在其文化、结构模式、生态安排、人口动态等方面。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作为社会存在被创造与再创造，在参与某个系统的时候与其他人互动。

社会学世界观之所以强大，还因为它适用于各个层面，从简单对话到全球政治。图4的下半部分显示了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系统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现在可以更深入地讨论社会系统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模型的上半部分显示了，每个系统都有不同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化可能引起文化的变化或人口动态和人类生态的变化，而文化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另外两者的变化。

理解社会生活非常重要，唯一的原因是它会产生重要的后果，这也是最初吸引我研究社会学的理由。这些后果包括我们参与社会系统时发生的一切，无论其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或多么宏大和意义深远：从上公交车的时候两个人意外碰到彼此（“对不起”“没关系”），到婚姻的法律定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全球变暖、战争和地球的命运。有些后果是社会系统之外的，比如全球变暖导致许多物种灭绝（尽管全球变暖的原因与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其他后果都是在社会系统的背景（包括系统本身的特征）下发生的，比如文化信念、规范或者权力分配。这造成了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的循环，通过这种循环，社会生活在多个层面上发生，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

世界观本身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社会学，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仅仅形成于几个世纪前，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变化。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世界观是社会生活的后果，同时它也通过塑造我们的现实感使其他一切成为可能。例如，“种族”的观念作为美国世界观的核心，在数百年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源自在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参与某些社会系统的人们——这使我们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可以用一种世界观理解另一种世界观。

白人特权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它太漫长、太复杂了，我无法在这里完整地讲述，但我可以找出这个故事的主要方面，以此来展示社会学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从英国人征服爱尔兰及其人民的漫长历史开始。这种结构上的统治关系，加上英国人面对顽固抵抗时的挫败感，导致了一种文化信念：爱尔兰人是劣等的野蛮人，他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作为人类的本质都是如此。英国人开始认为，爱尔兰人是完全独立的物种，具有在生物学上代代相传的劣等特征。

当英国人以这种方式认知爱尔兰人的时候，他们也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创造了“种族”的概念。这个概念鼓励他们把其他民族视为次等人类，甚至非人类。英国人不把他们视为同类，不把他们视为其痛苦需要被同情和抑制的人类，而是把他们视为可以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加以控制的对象。根据这种世界观，对英国人来说，他们使用武力维持控制——就像他们对待土地和非人类动物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

当英国人在17世纪来到北美时，他们带来了一种包含种族观念的世界观，同时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民族注定要统治他们选择立足的任何土地。除此之外，作为一种经济系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在18和19世纪爆炸式地增长，它的结构组织围绕着资本家控制环境和资源的能力，因为利润取决于这两者。

举个例子，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市场是控制的对象，因为资本家在一个地方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带到另一个供应稀缺的地方，从而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后来，资本家开始参与商品的生产，相较于市场，利润更多地取决于控制工人和自然资源的能力——为劳动力和材料支付的费用越少，资本家留给自己的就越多。

北美的生态适合大规模的农业，资本家对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远远大于供应。后来属于美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通过对印第安人的军事和政治统治获得的。这是一场包含了欺骗、违约和军事征服——包括强迫迁移（现在被称为“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这些做法在今天被视为“反人类罪”——的运动。

大部分劳动力是欧洲的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他们最初都没有处于永久奴役的状态。然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和英国人的世界观——他们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优越种族——结合在一起，设置了通往那个方向的最小阻力路径。

将白人契约奴变成永久奴隶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来自英国，有非常强的个人权利意识，不允许发生这种事。事实证明，奴役印第安人也同样地不切实际，因为他们很容易逃跑，消失在原住民人群中。剩下的就只有非洲黑人，他们不是当地人，身体特征在其他人群中非常醒目，所以即使设法逃脱，他们也无处藏身。只有他们被选为永久奴隶。

然而，神圣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使这一进程变得更复杂，而新生的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之上。《独立宣言》、《宪法》及其《权利法案》明确地反对种族灭绝、征服、强迫迁移、奴隶制、买卖人口，以及剥夺尊严、自主和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行为。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美国人引用种族的概念创造了“白人”和“非白人”的文化类别。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认为，印第安人社会和欧洲社会同样平等，前者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优越；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印第安人在生理上和社会上都不如欧洲人，因此注定要么融入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要么完全消失。

然而，不同于印第安人，非洲人一直处于永久奴役的状态，这种奴役延续到了他们的子女身上。正因为如此，种族的概念被推向了一个极端：白人被定义为独立的、生理上优越的物种，而黑人被定义为天生的劣等物种，没有能力学习或提升自己。这种观点又反过来证明黑人应该永远从属于白人，他们应该依赖于白人的指导和纪律。白人普遍相信自己是在帮助非洲人：他们让非洲人服役，从而把非洲人从他们认为的劣等的野蛮生活中解放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在英国人征服爱尔兰人和对北美非洲人进行奴役之前，种族的文化概念，包括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类别作为优等和劣等的社会标志，并不存在。我们需要注意，文化观念是如何作为一种为结构安排辩护的方式出现的，它们如何在塑造其他系统的不同方式中起作用。例如，当英国移民来到北美洲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文化观念如何使非洲人和印第安人从属化。社会系统的各种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社会生活如何发生的基础：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所有事物都可能相互影响。

当然，白人之间也存在结构上的统治模式，种族的概念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例如，在19世纪，统治阶级的白人开展了一项运动，鼓励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白人把他们自己看成白人——使“白人”的先赋身份成为他们社会认同和世界观的重要部分。这是对他们作为工人的悲惨处境的一种补偿，就像“我可能很穷，但至少我是白人”。

从那以后，对于转移白人工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注意力，鼓励他们关注种族而不是阶级，种族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工会经常会排斥有色人种的工人。当白人工会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时，雇主往往会引入作为工贼的有色人种，希望白人工人把精力和愤怒转移到种族问题上，而不是首先关注导致他们罢工的原因。今天，在与平权行动和移民政策相关的问题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

这段历史通过个人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发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必然的。系统的特征为人们提供了最小阻力路径，但这些路径的本质并不能排除人们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例如，作为美国世界观的一部分，“命定说”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人们用它为征服新领土和实行奴隶制辩护，但也有反对意见。例如，在涉及种族和奴隶制的问题时，废奴运动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亨利戴维梭罗这样的抗议者宁愿被关进监狱，也不愿意纳税来资助一场为了扩张美国领土而占领墨西哥土地的战争。简而言之，在涉及社会系统及其主流世界观的时候，参与社会系统的人不是机器人或者木偶。一个系统的特征可以通过创造最小阻力路径来增加可能性，但剩下的取决于人们在每一个时刻选择做什么。

我们无意识地做了大部分选择，这是最小阻力路径的本质——它使我们的选择看上去都是合乎逻辑、正常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多加思考。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不自觉的方式参与社会系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帮助产生后果，在无意中卷入他人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我自己通过追溯我的家族和美国历史（包括白人特权和种族主义）的联系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表面上看，我的最小阻力路径是直接得出最终的结论：因为据我所知，我没有过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并且我的祖先不是来自南方，也不曾拥有奴隶，所以这段令人不安的历史与我无关。但这个国家的种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

例如，我母亲的祖父从康涅狄格州迁移到威斯康星州，他在那里买了土地，开了一家后来很繁荣的奶牛场。事实证明，他购买的土地是几十年前从霍钦克原住民部落手里夺走的，尽管联邦政府承诺过永远保护他们对祖先家园的权利。该承诺一直得到执行，直到白人矿工对霍钦克族土地上丰富的铅矿很感兴趣，于是美国政府违背了承诺，撕毁了条约，调集军队赶走了霍钦克人。

从霍钦克人的角度看，我的曾外祖父购买的财产是偷来的。但由于白人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他们也可以裁定某种东西是不是偷来的，所以我的曾外祖父可以毫不迟疑地购买土地。繁荣的美国经济就像谚语中不断上升的潮水，可以抬高所有的船，包括我的曾外祖父的船：他成了成功的农场主。然而，系统中的有色人种被剥夺了拥有自己“船”的机会，高涨的工业资本主义浪潮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我的曾外祖父去世后，农场由我的外祖父继承；当我的外祖父母去世后，农场被卖掉了，我母亲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每人获得了一份收益。1954年，我的父母购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他们用我母亲继承的为数不多的遗产支付了首付。他们还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FHA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帮助退伍军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获得了价格合理的抵押贷款。作为普通公民，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管理FHA贷款的联邦法规和指导方针几乎都偏向白人而非有色人种的退伍军人，因此他们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中成为白人特权的受益者。无论我的父母是否知道，结果是一样的。

我的父母现在有了自己的“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增长的浪潮把它抬了起来。在80年代，我和我的妻子想买我们的第一套房子，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首付，所以我们向我的母亲借了钱。我们现在也有了一艘“船”，几年后我们卖掉了它，建造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我最近才知道，这栋房子所在的土地曾经是马萨库部落的家园，17世纪的白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片土地。殖民地的法律禁止了这种获取土地的方法，但获得土地的人提出与殖民地分享这片土地，于是官员们决定不干涉。

我可以说，这段历史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别人造成的，我的祖先都是善良、有道德、正派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杀害或奴役过任何人，也没有把任何人赶出他们的家园。即便这是真的（我永远无法确定），不把这段历史放在心上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追踪钱的流向，他们会发现，我现在称为“家”的房屋和土地，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我的家族史直接追溯到白人通过政府等机构集体性地强加的法律和惯例，追溯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使之成为可能的对有色人种的剥削，追溯到欧洲人在最初获得美国土地时采取的征服、强制驱逐和种族灭绝。换句话说，这栋房子的一部分是我们从白人特权中分享的利益，这些利益代代相传、逐代累积。

一些白人获得的利益比其他白人更多或者更少，这取决于社会阶级的动态变化等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总的来说，美国的白人现在在财富和权力上拥有巨大的非正当优势。无论我们作为个体是怎样的人，无论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什么，这种优势都与这个国家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密不可分。过去不仅仅是历史。它还体现在财富和权力的结构性分配，以及文化意识形态、法律、惯例、信念和态度上，其效果是辩护、捍卫和延续白人特权。过去体现在这种历史所带来的巨大的道德困境，也体现在如何处理因此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和不公。

在任何系统中，最小阻力路径是坚持一种否认这些因素的世界观，接受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是它应该有的样子。特权系统中的主导群体尤其如此，他们可以享受“无知无觉的奢侈”，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不知情的状态中，对自己参与的系统和它的影响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一个人最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刻，就是离开最小阻力路径，使路径和它所属的系统都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候。这也是最有可能做出改变的时刻。例如，在1960年，美国南方的大多数公共设施都实施了种族隔离。有一天，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四名年轻的非裔美国大学生走进一家伍尔沃思超市，为他们的大学第一学期购买了学习用品，然后坐在小吃店，想要几份菜单。然而，女服务员拒绝为他们服务——“我们这里不接待你们这种人”——并让他们离开。

被这样对待让他们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来自北方城市，那里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确实存在，但不是以如此公然的形式。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在争论该怎么做，最后他们决定回到小吃店，拒绝离开，除非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得到服务。那天他们坐在凳子上，受到了威胁、辱骂和身体上的粗暴对待，还被扔了食物和饮料，但他们拒绝离开。最后，经理宣布小吃店关门。当学生们起身离开的时候，他们说第二天还会回来。他们和其他听说了这一行动的人的确是这么做的，然后第三天又有更多的人这样做，直到每个座位都被有色人种占据，公开反对几百年来一直是南方之标志的公然的种族隔离。

几周之内，格林斯伯勒事件的消息传开了，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类似的静坐示威；几个月内，整个南方的公共场所都发生了类似的静坐示威。最终的结果是，这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结束了。

请注意这些年轻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他们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没有与任何人辩论，也没有散发书面的声明。相反，他们利用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任何社会系统都只能通过个人的参与发生，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离开最小阻力路径改变系统的发生方式。通过改变系统的发生方式，他们改变了比自身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塑造了人们的经验、行为和对下一刻应该发生什么的期望。换句话说，他们发现，相比每次一个人地改变个人，改变系统的发生方式更加有效，也可能更加危险。

还要注意他们的选择是否符合社会学模型。通过离开最小阻力路径，他们改变了“小吃店”这个小系统的生态和结构。他们改变了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互动模式和安排，即种族隔离的本质。他们的行动不仅挑战了将这种安排作为白人特权基石的权力分配，也挑战了将其视为自然秩序的种族世界观。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包括紧张和冲突、经理关闭了小吃店、第二天出现了更多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继续影响着系统在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些后果从小地方影响到更大的系统，并不断发酵，包括我在本书中复述这个故事，这些故事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读者将会产生的影响。

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发生方式，以及它可能发生变革的方式。但是请注意，经过多年的民权斗争，白人特权在美国仍然存在。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白人精英有权力控制社会制度，从而减缓变革的步伐。但更深层次的答案在于主流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让关于种族的现实看起来正常和可以接受，或者根本无法被看见，直接隐形。因此，要理解变革以及人们如何抵制变革，我们还必须更多地了解让我们不愿接受变革的世界观。

白人特权的历史依赖于“种族”观念，尤其是“白人”观念的文化发明，这是欧洲世界观彻底转变的一部分。它帮助创造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现实：奴隶制这样的制度不仅“合理”，而且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甚至被认为是符合上帝旨意的美德。

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也依赖于一种社会学世界观，它本身违背了我们社会中的流行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是因为许多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社会正义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一直是少数人持有的视角。但社会学世界观没有在美国站稳脚跟，主要原因是它与作为我们文化基石的个人主义模型发生了直接冲突。

社会系统通过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而得以发生，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那么它将颠覆美国人对个人的迷恋——这是我们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尽管它并非基于现实，但它依然存在。它也挑战了人们的一种做法：用个人主义为不平等和压迫辩护，从而保护各种形式的特权。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社会学经常被视为一种有点异类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世界观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它的确如此。

世界观很难被改变，因为我们依赖它，把它作为事实、观点和假设的总和，作为相互关联的信念、价值观、态度、形象和记忆的庞大集合——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时候，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深层的无意识背景，让我们在每个时刻都能驾驭现实。它塑造了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从宇宙和死亡体验，到人们为什么会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它为我们提供了材料，用于建构理所当然的现实，即我们不必质疑，也无须思考的现实。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对真实的感知，也塑造了我们对其的理解，如何解释发生的事情，解释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以及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它更强大的地方在于，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世界观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世界观的复杂。当其中一部分暴露在审视和怀疑之下，你就会不自觉地对其余部分提出质疑。

当我思考为什么很难改变一种世界观——无论是别人的还是我自己的——我发现这取决于它的来历、它背后的权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其他事物的中心，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事物有关。例如，我的世界观包括相信地球有大约四十五亿年的历史。这点零星的现实是我在某个地方读到的。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是在什么时间，但我知道我接受了这条消息，因为它被认为来源于科学，而我的世界观包含了信任科学家所声称的事实。我也始终知道，如果出现新的证据，它也可能会改变。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从某一处特定的来源，这种信念被添加到我的世界观中；我也可以决定不赞同，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作评判——我有时候的确这么做。

我对地球年龄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只是我和其他许多人的世界观中一个简单而孤立的部分。它不涉及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其他信念，也几乎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真的不在乎它是否正确。如果科学家说地球的年龄是三十三亿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相信种族或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的观念，几乎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然后多年来，在故事、形象和人们的言行中被重复和肯定。它们被嵌入到一个不断扩大的信念、价值观、经验和感觉的网络中，非常紧密地联系着我们世界观的其他部分，以至于它们似乎可以起源于任何地方，甚至没有特定的起源，而是一直存在，这使它们具有比任何特定来源都更加广泛、牢固的权威。它们不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的信念，而是超越了证据、观点、时间或地点的东西。它们根本不是信念，而是直观真实、不可否认、显而易见、自然而然、人人知晓、上帝命定、不可改变的事实。

因此，白人统治、白人认同、白人中心的核心原则，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近乎宗教的信念，已经嵌入了美国的主流世界观，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片透镜，他们可以透过它感知、解释和塑造看到的真实和想象的可能。

然而，不同于接受关于地球年龄的观念，我们不会有一天突然决定，我们要从现在开始相信种族和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相信，这是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非常笃定地知道它就是这样的——它就像我们的第二天性，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毫无疑问的真理。

从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社会学中，我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也许就是对这种“知道”的认知；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认知我意识到，我甚至可以退后一步去检验和理解我拥有的世界观。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学既可以提供一面镜子，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自己，也可以提供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无论是现在的世界还是未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