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克 | 我发现他是一个让翻译者难以忍受的作家，但读他的法文却很快乐

今天给大家推送《拉康式主体：在语言与享乐之间》书摘（节选自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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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对它进行研究，而不会错过它的任何特征。因此，研究的顺序并不重要；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拾起资本主义织物的线头。拉康的精神分析无疑也是如此，我这本书的表述逻辑当然是偶然的，只是基于拉康的某些概念在我自己头脑中的排列顺序。

这本书从来没有被设想为一个全部（whole），而是代表了为广泛不同的读者准备的关于特定主题的论文或谈话的编辑物，是在事后建立起一个统一体假相的。这个统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临时性的，但为了满足“大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美国出版业）的要求，它又是必要的。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好的时刻藏在某些小节和注释中，我在那里用了一些篇幅进行联想，而不考虑这些沉思在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全部之中的特定点上是否合适。

然而，全部（whole）的非统一性本质在某些方面可能会给一些读者带来麻烦。在我早期研究拉康的过程中，我非常关心如何把握“父之名”、S(Ⱥ)、Φ、S1 等概念之间的“真正区别”，我那时困扰于它们的多重意义和用法，不断引入的同音异义词（le non du père，即父亲的“不”，是 le nom du père，即父之名的同音异义词）和无处不在的语法歧义（le désir de la mère，即母亲的欲望或对母亲的欲望）。此外，在这里，我比较随意地处理了其中许多术语，根据不同的语境来解释它们。这使概念的使用有了一定的易变性，但另一方面，我也许会因为不够严格而受到责难。如果数学家使用的象征符毫无意义，精神分析家使用的象征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实证主义者试图为每个术语指定一个单一明确的意义，但没有成功，那该怎么办呢？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数学家的工作就会发现，如同谚语说三个犹太人必须有四种意见，关于数学基础的不同理论几乎和宇宙大爆炸、地球生命起源等理论一样多。也许数学家使用的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象征符，对任何解释都是开放的。

拉康使用的象征符肯定不是这样的。它们的意义可能是多重的，但其意义的转变或滑移有一个明确逻辑。对象 a 起初是想象的，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转变为实在的；S(Ⱥ) 始于象征界，然后朝向实在界转变。这种转变总是朝向实在界。因此，每个象征符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概念背景，并经历着可辨别的转变。

没有人能够最终对这本书感到满意，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没有充分处理他们在各自领域中认为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文学批评家会觉得我忽略了拉康的风格和修辞以及他的隐喻观点；哲学家会觉得我轻率地掩盖了逻辑和集合理论中的巨大争论，把旧的表述当作最新进展来介绍；精神分析家会觉得我对推测性的逻辑体系的关注超过了对临床问题的关注，而没怎么理会诸如死亡和享乐等主题。女性主义者会认为我没有充分展开拉康对性差异的看法，因此没有暴露出其中的缺陷；学生会认为，对于拉康的概念经常是很抽象的起源，我提供了不必要的评论，而没有提出更清晰、更直接的版本；学者会认为，相对于当今论述拉康的其他人提出的观点，我没怎么去定位我自己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批评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我只能回应说，拉康引起了很多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我有望熟悉的领域。作为分析家，我只是通过经验来理解拉康想说的，我也不可避免地被我的分析者引向某些观点。很多时候，正是我的临床实践使我能够对拉康作品中某个特别引人注目但又晦涩难懂的段落提出零星解释。我希望在今后的著作中纠正本书中一些明显的不足和失衡；尽管如此，但我怀疑某些读者还是会觉得我在回避他们眼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应该由那些在某一领域最在行的人来提取拉康（或其他任何人）的工作对该领域的影响。

出一本书的想法在拉康的头脑中是相当外异的。他的著作往往是在别人的恳求下勉强出版的。他只是在故作姿态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更深刻的是，他似乎希望他的“体系”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几乎是一个反体系。出版意味着固着，意味着学说成型，而且最终意味着一种只是以先入为主的想法为出发点的精神分析方法，设置各种关于我们应该在分析中发现什么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应该发生什么的固定观念——简言之，标准化。就像弗洛伊德在他的“技术”论文中告诫实践者不要满脑子都是关于分析者的想法以及为分析者设定的目标，而是要自由悬浮或均匀悬浮式地关注分析者，从而对他们的一切言行保持开放，拉康也一再提醒他的学生不要试图理解一切，因为理解归根结底是一种防御，将一切带回已经知道的东西中。你越是试图理解，你听到的就越少——你就越是听不到新颖不同的东西。

从他们的工作中绝对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和拉康一生都在开拓精神分析的实践和理论。事实上，拉康是少数追随弗洛伊德工作精神的分析家之一，甚至也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字母给予了难以置信的关注。这种精神需要某种开放性——严厉批判其他回到前分析观念的人的工作，与这种精神并非不相容——我们可以将这种开放性联系于拉康自己的教学风格：攻击正统观念，引爆他自己新兴的正统观念，挑战他自己领域的主人能指，而且其中一些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拉康作为一个教学者采用的话语看起来是癔症话语，此种话语从来没有为了权威而拥抱权威。拉康非常认真地对待弗洛伊德，但在细致思索之后，有时也会驳斥他。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要避免在没有事先反思的情况下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批判，还在于不要痴迷于制作一个解释万物的体系（大学话语就有这样的要求）。最优的教学话语是癔症话语，拉康将其联系于最优秀的科学活动。对那些不自发采用这种话语的人来说，这并不总是一种容易维持的话语，对那些在美国学术界这一不出版就出局的世界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在本书中对拉康作品的解读，在当代美国知识界潮流的背景下，显然需要提出一些解释。这本书还只是手稿时，几乎所有被出版商选来阅读的人都说我对拉康的批评不够，这意味着细致解读或详细解释他的作品，而不立即展开批评是不够的。最后，我开始觉得这种状况尽管令人抓狂，但还是相当滑稽：越来越明显的是，在美国学术出版界，一个人可以认真研究一位思想家（至少是一位当代思想家）而不同时“纠正”其观点的时代已然过去。然而，人们尤其拒绝将这种特殊的特权给予那些论述拉康的学者，而不拒绝给予那些论述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福柯和其他当代人物的学者。这是为什么呢？

阅读拉康是一种令人恼怒的经历！他几乎从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思，而人们对此提出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这个人不会写作，脑子不清晰”“他从来不想被束缚在某个特定的理论立场上”“他故意这样做，刻意搞得晦涩，甚至让人根本不可能搞懂他要说什么”“他的写作同时在很多层面上运作，需要哲学、文学、宗教、数学等很多领域的知识，你只有在阅读了所有背景材料之后才能理解他的意思”等。

所有这些说法既对也错。我现在已经翻译了他的《著作集》中的五篇文章，我发现他是一个让翻译者难以忍受的作家，但读他的法文却很快乐。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用他充满歧义和模糊的表述让我心烦意乱，但他的作品是如此令人回味且具有煽动性，以至于很少有文本能令我更加喜欢。他有时可能确实做不到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不正是每个人的真实写照吗？而且他的某些表述不是也出奇的清晰吗？他的众多典故和参考可能会困扰某些读者，但要理解他，关键不在于先阅读所有的背景材料；那只会让人更加困惑。

不，问题在于，阅读拉康涉及一种特殊的时间逻辑：除非你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他的意思了，否则你无法阅读他的著作（特别是《著作集》，但他的研讨班就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为了从他的著作中有所收获，你必须已经了解他正在谈论的大量内容。而且即便是这样，你也很难知道他的意思！

因此，你要么得从别人那里了解拉康以及其中蕴含的所有偏见，然后试图通过研究他的文本来验证或驳斥你了解到的东西。要么你必须阅读、重读、再重读他的作品，直到你能开始提出你自己的假设，然后带着这些假设再次重读，如此反复。这不仅在大多数学者的“不出版就出局”的经济现实方面是一个问题——这导致围绕理解和“生产”的严重时间紧张——而且与某种美国实用主义和独立精神背道而驰。如果我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让别人的作品为我所用，那有什么意义呢？最重要的是，我需要证明我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因此，一旦我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理解它，我就要批判它。所以我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它，缩短“理解的时间”，直接进入“结论的时刻”。

在1960年代，拉康嘲笑那些在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之前就谈论理解弗洛伊德的人（这毕竟只是常识）——仿佛在投入复杂的翻译任务之前，人们就可以尽数理解弗洛伊德。拉康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在理解他的过程中，翻译必须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某些关键点和参照点，你甚至没法开始翻译。你认为你在翻译时开始理解，而随着你理解的增多，你的翻译也在不断发展——尽管不可避免地，并不总是朝向正确的方向。如果他的文本中有什么东西要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就必须对他的作品匆忙得出结论，并提出假设，但同时，“[ 你 ] 理解的东西是有点仓促的”（研讨班XX，p. 65）。所有的理解都涉及匆忙得出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结论都是正确的！

在美国，对拉康这样的作者的反应是：

（1）如果我自己搞不懂他，那么他就不值得思考了。

（2）如果他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他的脑子肯定不灵光。

（3）反正我对法国的“理论”从来就没有什么想法。

这让人想到有个男人被邻居指控，说他还回来的水壶是坏的，而他编造了三重否认：

（1）我把它完好无损地还回来了。

（2）我借水壶的时候，上面就有一个洞。

（3）我从来就没有借过水壶。

如果一个作者是值得认真阅读的，那你必须在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尽管某些观点初听起来很不着调，但经过更详细地考虑，它们可能变得更有说服力，或者至少让你理解了是什么难题引发了这些观点。这比大多数人愿意给予一个作者的信任要多得多，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在阅读中得以上演。去假设它不像听起来的那么不着调，就是去爱作者（“我爱我假设拥有知识的那个人”，研讨班 XX，p. 64），而批判性地阅读它则是恨作者（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也许恨是认真阅读的条件。“如果我假设亚里士多德没那么博学，也许我会读得更好”（同上）。如果这确实是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之前最好有一个漫长的时期，读者是爱作者的，并假设作者拥有知识！

这种爱在美国是很难维持的。迄今为止，拉康作品的英文版，大部分都翻译得很差劲。没有一个精神分析的环境，让临床工作者可以观察拉康派实践者的工作，看到拉康的区分和表述在临床层面上的直接好处。在美国，向别人学习拉康通常意味着向那些比你早几年开始阅读这些神秘文本的人学习。

法国街边的男人女人对拉康的文本一无所知，没法解释他的任何一个表述。拉康可能是典型的法国人，而且在精神上比美国人更接近“法国思想”，但在法国，几乎没有人通过阅读《著作集》来理解拉康！正如拉康所说，“它们不是用来读的”（研讨班 XX，p. 29）。法国人是在学术和/或临床背景下了解拉康的，在那里，数以千计的拉康派人士中的一个或更多人可以教他们，这些人曾与拉康及其助手一同工作，参加他的讲座，去医院观摩案例演示，在躺椅上度过数年，等等。他们亲身了解拉康的工作——作为一种实践。

在美国，拉康精神分析只不过是一套文本，一种死去的话语，像考古发现中的古文一样被挖掘出来，其语境已经遭到冲刷或侵蚀。无论多少出版物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为了让拉康的话语在美国活络起来，他的临床方法必须通过分析、督导和临床工作，也就是通过主体性的经验，与他的文本一同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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