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末，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出品的《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获得了LESS新世相出版奖的「一种声音」奖。它是来自青年女性的学术声音，而这个声音里最“任性”的一点是，女性完全用了自己的理论武器对自己的生活境遇作出解释，而非对男性理论的引述——作者Sarah Ahmed在撰写本书时遵循一种严格的引用原则——不引用任何白人男性的著述。
为何要生产女性主义的书籍和理论知识？如何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Ahmed将著述比作大厦，引文是女性主义的砖瓦。如果不遵循父权制逻辑体系所铺设的学科框架，就应该有新的材料，应该有女性的材料，来造新的庇护所。
以「保护完整性的世界」为主题的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颁奖礼&出版朋友节于2024年12月27-29日在秦皇岛·阿那亚举办，颁奖典礼、4场跨界文化论坛等活动在此发生。由10 位各领域专业评审及马家辉、蒋磊、陆晔、曲闵民4 位终审评委历时月余，评选出（年度作品/年度编辑/年度品牌/年度设计/一种声音）5个类别奖项，并在12月27日进行了颁奖。
新世相出版朋友节艺术装置，设计/赵宝琛
「一种声音」奖的创立宗旨，是希望每年都能提出一个经由出版业工作而成为流行思潮、进而对社会有突破性影响的观念，并评选那些推动观念萌发或发酵的作品。2024年度的「一种声音」聚焦女性主义出版物。过去一年，中文出版世界有诸多与女性有关的作品诞生。在观念上，这些图书对自由的探索更深一步，对女性的可能性进行了更全面的思考。最终获得该奖项的是梁静怡编辑的《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
作为Numéro的编辑，我受邀参与了颁奖典礼，并见证了本书编辑梁静怡的获奖感言：
我现在在这里已经手足无措了，因为我四年以来就只做了一本和女性主义相关的书，我拿的是「一种声音」奖，因为我只做了这一种声音（笑）。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东西，我就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谈一下我对自己目前这个工作做女性主义图书的理解。
这本书比较新颖比较任性的一点在于，作者在书的序言里面说她说在这本书中遵循一种严格的引用原则：
“我不引用任何白人男性的著述，我所说的白人男性是指一种制度，不是单个的白人男性，而是我不引用父权制体系下面的文献……相反，我引用那些为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知识谱系作出贡献的人，包括那些（在我看来）被过快抛弃或甩在身后的著作，那些另辟蹊径的著作。”（《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p24-25）
不引用任何白人男性著作的书，这个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非常激进和偏激。但作者建议我们拿起手边的书，翻开参考文献，看看里面有多少文献是出自男性的，有多少条是出自女性的。
我也不敢冒犯别人，我就冒犯自己。我翻开了一本自己责编的《导读<罗尔斯正义论>》，然后也不是很意外——一条也没有。说起来这也是一本谈论有关正义的一本书，但是它不引用任何女性的作品。
那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做两种书，一种不引用任何男人的书；一种不引用任何女人的书。我从这件事想到的是：当一种东西，比如说像知识领域的男性特权，它的再生产已经稳固到某种难以撼动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就不再需要人们刻意去再生产它，它会自动、平滑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然后大家就会没有怀疑地，没有疑虑地，就把这些书出版出来。很多很多市面上的书，不会因为它没有引用女性的作品而丧失权威。但是反过来，很多女性主义的书平白无故地就遭受很多诽难，说你“论证不够坚实”，“蹭流量”等等。
我想说的是，仅仅不去刻意地去再生产这种男性特权是不够的。为了改变这种男性特权，我们需要做更多，要刻意去阻止它，刻意去生产另外的一些东西，所谓女权的东西，才能够对这个现状有所改变。
那么再讲回我自己的工作，我就是要做更多女性主义的书，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工作变成再生产男性知识特权的一个工作。想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女性的声音发出来。而且这种声音发出来，不是说：以前女人不说话，现在女人写的书、有关女人的书出版了，她就说话了，所以她的声音就是新的。而是说：我们让更多女性的声音发出来，为这个建造知识大厦的工作增添更多新的材料和文本，烧制一些完全不同的砖块。这个文化生产的格局才会有所改变。那可能才会真有新的声音出来。
梁静怡在新世相出版奖颁奖礼上发表获奖感言
梁静怡的发言引导我生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于是在颁奖礼之后，我对她进行了采访。与其说是采访，我与她的对话更像是两个文化生产行业里的基层“织女”，基于自己亲身的观察、遭遇和经验而产生的困惑与感受，并试图赋予它们以正当的解读。
Numéro: 据我的观察，很多男性知识分子，甚至是大学里的男性导师们，也特别反感女性主义。他们觉得是在挑唆社会关系的对立。他们认为女性有自己的议题要解决，女性有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去做，而不要一味的去挑动男女对立。可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梁静怡：是的。本书的作者Sarah Ahmed也在大学里任教，具有一定的积累和资历，有时一些哲学方面的学术会议邀请她，她会指出：为什么这些发言人里面只有她一个女性？对方解释说不是有意这样的，只是事情恰好这个样子发生了。作者说了一个比喻：对啊，他们说事情只是恰好这样发生了，就像书翻开可以停在任何一页，我今天翻开这一页，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可事实不是这样的，书总是翻开在最经常被翻开的那一页，所以你这样跟我解释说，今天它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个事，这样完全行不通，这背后就是一套非常隐秘的机制。
一场会议邀请了12个白人男性，她作为唯一的女性被邀请，这明明代表了存在隐形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但是因为“我”这样一个棕皮肤的女同性恋受邀参与了这场会议，这说明这里并没有排斥少数群体，所以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学界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就被他们翻转成一个“我”在这里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不存在， “我”成了包容性的证据。我当时读到这的时候觉得作者很敏锐。不知道你所在艺术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N：也会。不是说女性不能成功，而是你要不要滑入这套男权的语境，延续这个系统的标准，成为一个“男性”，用我们所熟悉的那套男人之间的熟人系统和“投机哲学”，复制一条成功路径，从而“上桌”，获得利好。被权力碾压过的人，仍然会想要爬上顶端，再反过来碾压其他人。究竟要不要那样做？还是说我们可以不接受这套玩法，撇开所谓权威与标准，去建立新的框架，另辟蹊径，来抗衡那个不可撼动的制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女性创作者来说很大的挑战。
梁：对，不走那条路的阻力好像很大，但是你如果要成功，好像必须要和他们的节奏一起玩。挑战他们节奏，其实需要很大的心力。
N：今年我作为观众参加了某戏剧节的颁奖典礼，青年单元一系列奖项得主的个人和团队中女性居多。这似乎是一个好现象，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些本能的不适——颁奖嘉宾和评委没有女性前辈，5位圈内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老炮们在给这些年轻的女性颁奖。
梁：我有点好奇，因为我听起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获奖者女性居多也许是因为这是青年单元的奖，因为青年团队才会让许多女性带领团队，青年单元竞赛奖是一个资历相对低的奖，他们也许真的会纯粹按照作品好不好来进行评选，但是如果今天它是一个分量更重的奖，可能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N：的确如此，其实现场坐在台下的有他们（5位男性颁奖嘉宾）的接班人——几位中青代的男性导演，已经掌握着新的资源和一定的话语权，被圈内人戏称为台上男嘉宾的“继承者/接班人”。
梁：大家都会意识到女性天花板的存在，可能女性可以获得分量比较低的奖，但再往上面走可能就不是这样。这其实和我们经常谈论的为什么女性在大学期间学业表现那么好，但学术界男女比例还是那么失衡，越往上越失衡是一个道理。让我很受用的一个概念是赛吉维克提出的男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男性之间的爱是一种社会性，他叫homosocial，不是homosexual。就是说男性之间有社会性的那种爱，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在“我们”之间流动，那本书叫《男人之间》（Between Men，1985）。
Ahmed在她书中也提到：我们所熟悉的系统是一个熟人系统，而知识分子的生活被认为是男人之间的生活，更高=他。
N：今年采访了一位女性艺术家，我问她会不会觉得女性创作者更艰难？她答说：确实更艰难。因为女性承担的，比如说家庭什么的。但是她觉得问题在于女性艺术家更容易放弃。放弃的比男性艺术家多。她认为涉及到自我要求，个人的动力。
梁：一方面最顶尖的样本永远是男性，我觉得女性看不到一个女性可以触达的通道和路径。如果台上那5个人全是女的，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但是那5个人全是男的，然后中间的每一层都是男的，这个要怎么弄呢？没有女人做到那一步，那我要怎么办呢？
就像这本书里面讲的，女孩总归是女孩，男孩总归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这种话，而且不只是在家里听，你上学会在学校听到，你出了校园进入社会，周围的人会无意识地传达出这样的讯息，作者就说：在你很小的时候人们就跟你讲“女孩总归就是女孩，有些事情总归做不到”这句话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你还没有被塑造过，你还在起点，但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宿命论，你在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人们说了这句话，然后你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作者说这是一种从很小的时候就施加在每个女孩身上可怕预言。
当你真的因为从小听到这样的预言，觉得自己不行，开始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人们说，看吧，就是这样的呀，我说女孩总是女孩，你的一切就印证了我这句话的正确性。但这里其实暗含一个狡猾的因果关系的颠倒。
陆晔教授（左）在出版朋友节的主题论坛“出版作为内容的源头”现场
N：这次出版朋友节的主题论坛“出版作为内容的源头”中，讨论短视频等碎片信息对纸质出版物和深度阅读的冲击，陆晔教授现场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她认为高等教育和深度阅读人群之外，我们还应想到在中国广大农村里生活的妇女们。读“七猫”、刷短视频，填补了农村妇女劳动之余的消遣空白。如果不是读“七猫”，不是刷短视频，她们又不识字，去哪里获得消遣呢？
现场的一位听众说，因为观察到城市里做保洁的阿姨们都在读“七猫”，于是特地去了解了一下这个APP，发现其实“七猫”不光有霸总文学，还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靠“深刻”来维护人们阅读的正当性？以及，怎么定义“深刻”？谁掌握着“深刻”的尺子？知识分子吗？“霸总文学”是如何被“深刻”这一筛查机制给筛掉的？
梁：我觉得层次上会分：需要阅读门槛和不需要阅读门槛。当然也可以说它（霸总小说）没有传递太大价值。但是我会觉得从内容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从这个里面得到的消遣是一样的，比如你是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你去读外国文学，你这种消遣并不比一个保洁阿姨读“七猫”要高级多少。因为我们在中间消遣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她们的阅读是正当的。
N：已经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出，女频文学的一个重要福祉，是作为一种底层女性的关怀，是她们剥离了劳动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之后一种纯粹的消遣，消遣即自由。因为那是没有被资本、家庭生活和社会义务剥夺的时间。
梁：这是蛮有趣的。我其实从小就看耽美，狂看，什么低俗不低俗都看，是因为耽美里面有些作者也写得蛮好，好像也不输那种文学的，也有一些真的纯的工业糖精、狗血drama，让人半夜又哭又笑，也很有意思。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经常朋友们彻夜讨论自己看的狗血情节，后来念大学，大家就不谈这个东西了，但是突然有一天问起来，发现周围人全部都看。因为我所在的是一所相对比较好的大学，我和身边的同学，都算是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读硕士读博士，现在可以说是在走研究者的道路了。但大家好像在某个阶段突然会觉得这段阅读经历难以启齿。最后发现大家都看的时候，我就会思考，它可能不是一种文化上高低的东西，而是很多女性的欲望，通过创作网络文学、阅读网络文学得到抒发和表达，如果是这样，那这有什么不正当呢？
我分明真情实感地看了，那就说明它一定打到我的欲望上了，我的欲望是正当的，我看这个是正当的。
N：这算是女性的文化羞耻吧，背后是一种女性欲望被压抑。它很像“月经羞耻”，只不过现在是2025年了，月经羞耻似乎是已经被看到、并拿出来讨论、证实和抗议过的议题了。但是永远有新时代的“月经羞耻”。
梁：因为它的结构总是在那里，只是表现形式会越来越隐秘。这也是我时常觉得做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累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允许自己松下来。一旦有了女权主义的意识，一旦你的眼睛里面看到这种事情，你就不可能看不到它了，但你一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它不会变，它只是转换不同的形式一直出现，然后自己就会一直揪住它，让自己非常的疲惫。
N：说到疲惫，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女性主义书籍？
事实上，我一度很抗拒阅读女性主义理论的书籍，因为我觉得它们将女性在世界上的生活遭遇通过总结、概括成为过于抽象的理论、概念、宣言、口号。太上纲上线了。而且说实话，它们并不帮助我获得实际生活的任何好处，同时又无法像通俗小说那样获得阅读的愉悦；而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书籍，它们也不像哲学文艺类的理论书籍那样，给我以知识的爽感。因为女性主义的知识和材料，往往牵扯出悲伤和愤怒。正如Ahmed在书中指出：女性主义往往始于某种强度，始于一些“感觉不对劲”的时刻。因为她认为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的历史看作是一部易怒女人的历史。可生活已经很艰难了，我不想给自己添堵。
梁：因为女性主义书籍是我们的同路人。“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就是被人认为你是有错的。”但与此同时，“阅读女性主义就像交朋友一样，你意识到别人也曾经来过这里”。意识到别人也曾来过这里，就知道我并不孤独，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是一场历时性的战斗的一部分。
N：Amed在书中指出，女性主义书籍的悲伤在于：它是一种教育学。你怎么理解呢？
梁：我的理解是，女性主义书籍不会是爽文，不是成功学，不会在最直接的层面给你产生积极影响。它启发你看到的、让你去直面的往往是一些可能之前不愿意如此直白地看到的东西。这样一种自我教育之路会是痛苦的，一种必要的痛苦。女性主义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来自实践和生活，最终也意在改变生活的“主义”，女性主义书籍是这种生活的指引和陪伴。
后记：
「一种声音」奖，入围的都是女性主义图书。作为「一种声音」，今年是女性主义视角，明年可能就是其它的视角：环保问题、劳工问题、贫富问题……就像男人们不需要特地去解释何为男性主义视角，似乎全男性的就是全人类的。“女性主义”在今天只是“一种声音”。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声音”，就如同现在流行用“女性”作为前缀来进行归类的状况。一位策展人找一群性别为女的艺术家们做一个展览，就是女性艺术展。还有女性电影，女性戏剧，女性……现实是，不带“女性”前缀的这个约定俗成的世界，就是男性群体们约定俗称的世界。如果男权社会的普世逻辑，就是男性的逻辑。那普世的伤口，是不是就约等于女性的伤口？是不是女性问题就涵盖了世界上一切的问题？
Ahmed已在书里对此作答：因为这是一个“人仍然被定义为男人”的世界。女性主义不仅关乎挑战性暴力、不平等和不公正，更关乎质疑现实的本质，是一种“挑战普遍性”的方式。因为现实通常只是陈旧的解释。
纵然理论和观点可以被轻易地归类，并被迅速地总结定义。然而当问题落在现实情境里，总是更为具体复杂生动鲜活。女性主义不是一种既定的理论，而是一种真实的实践和体验，是面对一个世界的实际经验从而提出新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依赖抽离的头脑，而依赖于挣扎扭动的身体。
“我们走到哪里，女性主义就走到哪里。”（Sarah Ahmed）
采访、撰文：Nora Zhang
图片致谢：新世相
摄影：在野照物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