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屠格涅夫通往西方的道路
伊凡·屠格涅夫也许是循着果戈里的足迹开启他自己的巴登-巴登朝圣之旅的，然而这处传说中的温泉在其工作和生活中扮演了与果戈里十分不同且重要得多的角色。到最后，它成了屠格涅夫的第二个家，而且是一处“真正的”家——或者说是这个漂泊不安的灵魂所能寻找到的最名副其实的家。屠格涅夫与黑森林温泉小镇间的关系远比果戈里乃至其他俄国作家来得紧密，若不了解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世界观和性格，这种关系是无法全然理解的。
1818年，屠格涅夫出身于俄国的一个旧式家庭，他家在奥廖尔省（俄国中部）的乡间广有地产，在莫斯科还有栋联排别墅。屠格涅夫本可以过一种典型的乡村地主的生活，往来于别墅与外省庄园之间，在城里和其他贵族的妻子调情，到农庄则同农奴女孩睡觉。屠格涅夫的父亲，一个有些无所事事的骑兵军官就是这么干的——实际上，年轻的屠格涅夫有一阵子同样如此这般行事。（屠格涅夫曾与家中女仆有段露水情缘，还因此生下一个女儿波琳奈特，屠格涅夫后来把她送到法国念书，但对其他方面就不闻不问了。）屠格涅夫专横跋扈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卢托维诺娃（Varvara Petrovna Lutovinova）是位富有的女继承人，掌控着全家的钱袋子，她并不反对儿子让一个女仆怀孕，或是保有其他性关系，只要这些不会严重威胁她对儿子的绝对掌控，她有时会朝屠格涅夫饱以老拳再给上少许零用钱来强化这种控制。毫不奇怪，摆脱“妈妈”彼得罗夫娜成了小伊凡的头等大事，无论如何他都不适应在乡下的生活，也不适应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从事枯燥乏味的官僚工作，而这恰恰是母亲对他的人生规划。
然而，彼得罗夫娜的规划似乎成了小伊凡无可逃避的使命，因为他开始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先是在莫斯科大学待了一年，接着又前往更负盛名的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了3年（1834—1837）。对屠格涅夫来说，圣彼得堡，这座位于芬兰湾的俄罗斯帝都，彼得大帝“通往西方的窗口”，相较于守旧的莫斯科明显要进步得多，但他很快发觉首都那里由宫廷主宰的社会和遭到严密审查的知识分子生活，与那里潮湿、雾蒙蒙的气候一样令人倍感压抑和厌恶。他能够暂且忍受圣彼得堡无非只是希望将其作为迈向更广阔的——多年来吸引着沙皇彼得一世和无数渴求新知的俄国人的——西方世界的跳板。屠格涅夫的目光尤其注视着德国，那里是“诗人和思想家”（Dichter und Denker）的天堂，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学者（更别提一个母国暴政的避难者了）可以在德国寻找到——用他的话说——“真正的启蒙”。
在保证会经常写信回家，既不赌博，也不会在“如狼似虎”的年轻小姐面前迷失心智后，屠格涅夫获得母亲的准许，前往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中心——柏林大学——继续学习一段时期。母子间达成的共识是，伊凡会在学成后回到俄国，在帝国政府部门里谋个差事，就此完成他的使命。
屠格涅夫自己确实希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这样干了一些年头，但他新近的留德生活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他如今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一个自己国土上的“西化”了的外国人。多年后，回顾起这场个人的转变，并将这段经历解读成正在持续中的俄国“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意识形态论战的一个插曲时，他写下著名的文字：“我一头扎入德国的大海，海水净化了我，当我从海浪中浮出，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西方人。”屠格涅夫一头扎入德国的大海，这一壮举最终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游泳，而大部分游泳——或者我该说泡澡——的时间都在巴登-巴登度过。
屠格涅夫（右）和朋友们在巴登-巴登
在他停留德国期间，屠格涅夫曾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认为黑格尔深奥难懂的哲学蕴含了对社会政治进步改良的呼唤（黑格尔的其他追随者的理解却恰恰相反）。作为初出茅庐的黑格尔左派，屠格涅夫在1838年回国后就发觉自己的祖国有着一大堆问题，于是他尽心尽力地在圣彼得堡当起了公务员。但实际上，一个人就算不是黑格尔左派，也会觉得沙皇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积重难返，尼古拉的高压统治可由其极端保守的三信条一举概括：“东正教正统、君主专制、民族性（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为贯彻这个（他眼中的）神圣三位一体，尼古拉创设了秘密的政治警察机构——令人闻风丧胆的御前办公厅第三处，其任务就是将一切“颠覆”活动消灭于萌芽状态，即使这需要为此进行煽动颠覆，以便制造出可供其粉碎的东西。现存秩序也并不缺乏真正的挑战，在国内，尼古拉的核心任务是捍卫农奴制，就像美国南部的黑奴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一样，俄国农奴制在国内外正越来越受到抨击，屠格涅夫即是国内的批评者之一。尽管他自己是个农奴主，但他立誓一旦取得家族产业的控制权，就会立即释放他的“魂灵”。
在俄国待的时间越久，屠格涅夫便越想远走高飞，就像他在柏林大学的学生时代那样在中欧和西欧旅行。然而他公务员的工作极大限制了其活动能力，此外，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要想取得前往西方各地旅行的官方许可也并不容易，尼古拉登基伊始即遭到一场由青年军官掀起的叛乱（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严峻挑战，而起义的领袖们正是在占领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期间接受了宪政理想的熏陶。
由于出国旅行受限，屠格涅夫便退而求其次：他定期前往圣彼得堡歌剧院观看演出，那里上演的大部分剧目出自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登台献演的明星中有许多是自西欧请来的客座艺术家，这些外国明星里有一位年轻的西班牙裔名伶波琳·维亚尔多-加西亚。1843年，屠格涅夫第一次听到她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eviglia）中的罗西娜，就像很多男人那样，他被这个有着吉普赛风味的异国情调的黑眼美人迷得神魂颠倒。（依照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说法，观看加西亚的演出时，她强大的对异性的吸引力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印度和非洲的巨型动植物即将出现在你眼前［……］你哪怕看到一头豹子、长颈鹿，甚至成群的小象在舞台上乱跑都不会感到惊讶。”）可以肯定地说，相比于印度和非洲，屠格涅夫在精神上更像被加西亚带到了巴黎，这位歌剧天后与她富有的经理人丈夫路易·维亚尔多（Louis Viardot）就住在巴黎。不过眼下，波琳延长了在圣彼得堡的演出季，在此期间，屠格涅夫只好满足于围着波琳和她丈夫无所事事地晃荡，三人开始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
1845年，屠格涅夫辞掉公务员的工作，他给出的理由是眼睛有毛病，需立即到巴黎治疗，但他真正的毛病是心头的相思病，他相信唯一的“治疗”手段便是在法国与波琳共度美好时光，同时维亚尔多夫妇一方也极力劝说屠格涅夫到巴黎以及位于首都南边考塔瓦内尔（Courtavenel）的乡间别墅拜访他们。可屠格涅夫相对微薄的津贴和俄国政府对国外旅行施加的那些恼人限制迫使他只能进行短期出游。更有甚者，恰如命运变幻莫测，屠格涅夫同他这些出游的造访目标本人往往也缘悭一面，因为波琳她自己也因工作不断出差。
屠格涅夫与他心爱的波琳长期旅居国外的梦想不得不留待他母亲过世（1850年）以及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政权结束。这第二桩幸事随着1855年尼古拉一命呜呼而到来了（奇怪得很，身为一名俄国统治者，他的死完全是自然死亡，而不是因为投毒或刺杀）。尼古拉驾崩时，俄国正准备承认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败北，这场帝国间的野蛮血战为之后更加酷烈的帝国冲突埋下了祸根。作为一场俄国与英、法的较量，克里米亚战争在东西方之间拉下一道帷幕，这是又一个关于未来的先兆。农奴制也加剧了这种分裂，农奴制早就在中西欧销声匿迹多年，却仍在俄国长存不灭，这往往使西欧人（某种程度上俄国人亦然）深信：沙皇专制统治是极度愚昧的，它在精神上更偏向于暴虐的东方而非文明开化的西方。
事实证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耻辱性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农奴制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这场战败促使此古老制度出人意料地迅速终结了。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将废除农奴制作为其新政府的头等要务。然而，假使解放农奴和新沙皇发起的其余进步性改革让屠格涅夫等自由派俄国知识分子开始憧憬他们的国家如今将变得更为西化，那么这样的前景则吓倒了保守派。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一场有关俄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将往何处去的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民族之魂的战争——主宰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与政治生活（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这场自相残杀的论战主会场始终在俄国境内，但是在有俄国人聚集的国外各地也筑起了辅助的“滩头阵地”，在这些外国“战场”中，德国温泉地尤为醒目，特别是巴登-巴登。
当屠格涅夫踏上他个人通向巴登-巴登路途的时候，正逢这位刚刚放弃公务员职位的年轻地主出版了一本名为《猎人笔记》（A Hunter’s Notes）的故事集，并由此开启了其文学生涯。这本184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书引发了轰动，因为它是俄国最早的几部能把农民视为有同情心的人而非缄口不言的动物的文学作品之一，该书对农奴制的含蓄攻击清晰表明了屠格涅夫是为西化改革发声的，1852年，在致果戈里的悼词中，屠格涅夫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强化。果戈里对愚钝和腐败的俄国官场的尖锐讽刺曾大大得罪了沙皇尼古拉，而屠格涅夫对果戈里这样一位昔日牛虻的赞扬令沙皇震怒，沙皇亲自下令逮捕这位作家，判监一个月，随后将其永久流放至他的乡间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