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途道路上，许多人耗尽了大半生才得到了一官半职，因此他们更加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在古代同样要面临退休问题，大多都非常恋栈都不想退休回家，因此从宋代开始，便不得不对此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和大幅度改革，那就是适当延迟官员退休。
古代官场为何有两个年龄？隐藏怎样玄机。
在古代官场七十悬车，告老还乡的旧俗，然而，毕竟学而优则仕的这条道路实在艰难，有些人到了头发花白之际才做了一个官，自然非常恋栈。这样便逐步形成了为官者的自然生理年龄和所谓的“官年”两种记述办法。从宋代到清代，官员一直想延迟退休成了相当大的主流舆论呼声。
这种历史性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到了清代以至于愈演愈烈。
官员长相老城，还是故意年龄造假不想退休，雍正数次盘问年龄，以至于让对方相当尴尬。
雍正五年的一天，在看了湖南邵阳知县简历年龄是53岁，雍正总觉得他太老“但不似五十三，似六十外人矣。再三问，言不敢欺。”虽然只是长相显老，在雍正看来，这关系到臣下的忠诚度和使用官员年龄规范问题。
看了题补山东东安营都的官员后，简历上的年龄是56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八”四川提标前营马兵费其云，履历是44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二岁”，有的甚至雍正多次注视后，总觉得履历和年龄差距太大弄得被考察者显得非常尴尬。
年龄造假一直是历代官员简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历代均有到龄退休制度，在履历中存在很多造假、谎报年龄问题。
吏部一般对这种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彼此形成默契的潜规则，雍正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后他还专门对虚报年龄做了专门批示：“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多有不实。或年岁本少而增之为多，或年岁本多而减之为少。”
与此同时又下达了一道关于及时改正虚报年龄的谕旨：“特发训谕，凡各官从前之年岁不实者，着即改正，令以实在年岁开明注册。”雍正非常注重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也并非只因为年龄略大就不再使用，如果有才能，雍正照样破例留用。山西太原总兵向雍正奏报，平桓营守备梁玉年68岁，但工作方面非常突出，只因年老问题而被纳入退休范围。雍正反对这样办理，认为人才可用，于是提升梁玉为游击。
不光雍正对官员年龄相貌和档案记载问题给予关注，在此前的唐宋，年龄问题一直成了官员难以回避的问题，且大体有两个极端，即官员看着太年轻，而简历写的年龄达到了标准。另外一种情况是官员看着太苍老，而简历写的年龄却小了很多。这种现象到了清代也基本大致相同，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年龄与外貌不符的现象。从当时文官籍贯和各省官员的平均年龄来看，平均年龄小的省份，其得官相对较易，八旗出身的官员年龄最小，平均在40.8岁左右，其他各省中级官员如通判、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典史平均年龄在44.3岁。同知、知州、知县为中间层级，平均年龄为44.6岁；主事、郎中、知府、道员年龄层最高，平均为46.1岁。《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
做官为何如同走驿站？从宋代开始这一难题到了清朝也未能有效解决。
从宋朝开始，做官的资格限制越来月多，回避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为防止地方官员长久于一地为官，椅子还没坐热就给调走。乾隆时期，认为郡守县令必须久于其任，方能治理一方。然而这样的弊端是，给了地方巡抚揽权的机会，为州县官员大开奔走之门。
就一个省而言，属你僚全看巡抚的脸色行事，巡抚偏私好谀，属僚就要善于逢迎。三年大计决定升迁，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位必须先纳贿赂，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到引荐。一且出现属员缺位，一时拿不出钱，就要求他日回报，如此才能得到推荐。
对于承上启下的知府一官，因为向上升一阶，就是监司大员，进而为布、按方面大员，因而更视现任为传合，所做的事情就是连迎上司，以图升迁。
由于官如传舍，人无久志，致使为官者得过且过,苟且目前，不思进取,甚至旷职废事。乾隆时雅尔图在河南为巡抚，官署长满茂草，也不修整,更何谈其他。许容在湖南任巡抚,甚至用文书废纸糊衙署，气得皇帝也说“这些就是所谓以官为传含的典型”。雅尔图、许容在当时被称为勤于职事的省级大员，他们尚且如此，其他省可以推想是什么样子。到了州县官，“在官无异一驿耳”，做官像驿站一样，只是匆匆过客,何必要有长远打算。人在旅途，官也如此，要想让他们为民做事，岂不是痴人说梦。
乾隆帝就说，现今的亲民官，虽然不至于贿赂公行，也不乏兢兢职守的人,但功令森严，考成追迫，每天在文山会海之中，哪有真心以民为念?知州知县的本意是让他们周知一州一县之事，精神必须贯注,有事在衙署办理，无事巡历乡村,但现在的州县官，只以公文往来为事,平日安坐衙署，或者奔走上司门前，跑官要官，州县官的本意已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