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乾隆只有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冬天，忽然觉得天气很冷，宫中却暖气腾腾，惦念起穷苦百姓：“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天性善良孩子发自内心的感触。
正是基于这种淳朴感情，当了皇帝后，每逢遇到灾害之年，乾隆都会迅速做出部署，对赈灾所需银粮拨付都非常慷慨及时。理政的七年时，安徽发生特大水灾，导致二百多万人口无家可归。乾隆接报后，迅速特批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赈济灾民。乾隆多次强调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并且说，过去督抚工作存在的各种失误我都能宽恕，从轻处理，唯独在赈灾方面出现偏差，“朕必重治其罪”。
乾隆十八年，（1753）户部官员对乾隆一朝和雍正一朝救灾拨款比例进行了总结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两，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主管漕运的官吏对乾隆说：“康熙年共漕运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在二百九十万石。从乾隆元年到二十年，本朝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乾隆听了未免也觉得惊讶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乾隆的解释完全符合早年对民生疾苦的善良，甚至给了各级官员贪污截流的机会。也正因此，一些官员摸到了乾隆心理，竟然主动“制造灾情”，甚至将小灾情进行大演绎，以此将巨额钱财纳入己囊，可以说贪官们抓住了乾隆治国理政感情上的软肋。
被乾隆“盖章控”后的珍品
众所周知，乾隆在中后期的国家治理上较早期逊色很多，在吏治上逐渐变成“由严从宽”，甚至还推出“议罪银”制度，将早期励精图治的整治成果大打折扣。但是乾隆是非常精细的皇帝，尤其对财务数字非常敏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甘肃省爆发了苏四十三回民起义的紧急事件，经过数次交战，官兵损兵折将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4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
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4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布政使），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捐监有关？清代的藩司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4万两私银。于是，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一查，甘肃特大冒赈案开始浮出水面，成了史上罕见的一桩集团贪污大案。
贪官王亶望
原来，王廷赞的前任是山西人王亶望时任甘肃布政使。这个人本来就属于官二代，他父亲是江苏巡抚王师，知子莫若父，王师看得出这个儿子根本就不是读书料，但却十分聪明，自小就鬼主意不断，这种精明性格更适合在官场上混，于是给他花钱捐了一个知县，从而越过了科举到官场的最大障碍。
王亶望靠着钱开路买官，捐资得知县。历官甘肃宁夏知府、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
王亶望这个人的豪奢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超乎常人想象。
《竹叶亭杂记》中提到，王亶望很喜欢吃驴肉丝，府中专门养了几头毛驴。每当王亶望想吃驴肉，厨子就拿上一把锋利的菜刀，到驴身上挑选一块肥厚的地方，生生割下一块肉。被割处鲜血淋漓，厨子就用烧红的烙铁止血。所以确切地说，王亶望吃的是“活驴肉丝”。可谓吃的残忍，毫无一点底线。
除了吃“活驴肉丝”外，王亶望对吃鸭子也很有创意。取一个绍兴酒坛，敲去坛底，把一只活鸭子放进坛子里，用软泥把坛口封住，只让鸭子把头露在外面。喂鸭子的饲料也是特制的，是肥肉和米混合到一起。鸭子被囚在坛子里，动弹不得，连吃七八天这种饲料，身体迅速肥大，肉质如同豆腐一般，肥润而嫩滑。
这些疯狂享受还不够，他的欲望越来越大，天天想着如何升官发财。
终于在乾隆三十九（1774）年，王亶望给写奏折给乾隆汇报说：“甘肃这几年大旱，百姓颗粒无收，因此请朝廷批准，在当地开展捐粮，捐的多的富户可以给予监生资格。”乾隆对救灾很重视，在户部尚书的不断怂恿下同意了这一建议。不过在施行过程中，王亶望只收银子，不要粮食，没几年就筹集了几万白两白银，但是这笔巨款一分钱也没用来救灾，而是伙同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进行了私分。与此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乾隆，说他办理捐粮救了多少多少百姓，现在甘肃的百姓对皇帝感激涕零，这些让乾隆非常受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从甘肃调到浙江巡抚，可谓破格提拔。亶望通过赈灾名义达到敛财和升官的目的，让王亶望一时得意忘形。
乾隆时期瓷器
乾隆四十五（1780）年，办理接待乾隆南巡，精致豪华，办理贡品，获得欢心。乾隆走时，叮嘱王亶望修建海塘修好，造福百姓。为了进一步受到乾隆赏识，王亶望表示要一次性捐款50万两白银用于修造，这时候引起了乾隆注意，浙江巡抚工资加养廉银，一年不过两万两，王亶望来浙江不过三年，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这里边可能有重大经济问题问题。恰巧第二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派大臣阿贵前去平叛，阿贵遇到大雨，行军困难，并把情况向乾隆汇报。乾隆得报后想，王亶望过去经常说甘肃不下雨，经常大旱，才有了赈灾事情，心思缜密的乾隆发觉这其中一定有了猫腻。更可笑的是，王亶望的成功模式，已经被接替他的王廷赞照搬，如前文所述，主动掏出了几万两白银捐款用于镇压起义，明显是巨额财源来源不明，一查，牵出了王亶望的集团贪污大案。
盛世心态下滋生的腐败
贪腐大案揭锅后，乾隆震惊而又愤怒，这样的案件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他反映出到乾隆中后期的统治腐化，监察系统已经接近全面崩溃。甘肃官场甚至对此形成了全面而细致的“攻守同盟”，整个甘肃官场基本沦陷。乾隆对此感叹道：“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这件事情不仅全省涉案，甚至延伸到了大清高层官员中间。当时王亶望向乾隆建议开捐时，乾隆有过犹豫。当时主管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不断进言，说王亶望的办法如何如何好，才最终获得批准。于敏中死后，竟然有二百多万两的财产，当时乾隆一直搞不清巨额财产来源，知道冒赈特大案件浮出后，才知道串联已经深入到了高层官吏中间。
整体看来，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多种形式，即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小官巨腐”的普遍现象。乾隆三十四年，一个贵州知州就贪污公款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一次侵占公款九万两。
其次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蔓延，被处理的高层官员越来越多，效果却非常甚微。乾隆对此也承认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最后是腐败呈现集团化，官僚体系往往利益牵连，权利交易普遍盛行，窝案、串案明显。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往往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这条腐败链条锁死了通向大清最后的希望。
